玄奘是正本清源、创宗立说的佛学大师

玄奘是正本清源、创宗立说的佛学大师
　　俞朝卿
　　玄奘，不仅是一个虔诚终身的佛教徒、宗教家、一代高僧，而且是难得的中国佛教义理学的全面开创者和奠基人，是创宗立说的佛学思想家，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者，是融通中外文化的自觉爱国者。当代著名学者季羡林说：“综观玄奘的一生，无论是在佛经翻译方面，还是在佛教教义的发展方面，他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在这两方面都成了一个转折点。”还说：“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又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一种全面评价。之所以能成为中外景仰的这样一位多方面出众的大家，是由于“玄奘大师之学，精博无涯……其未去西游以前，几已尽习中国之佛学”。“玄奘大师在国内受学十三师，俱当世名宿”。“大师去国……苟遇名师；必从听讲”。“玄奘师在那烂陀寺最久，前后在各处受学计知名者共一十五人，不知名者又有若干人”。正是在这样遍学中外名师，又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继往开来，超越当世，而成千古一僧。以下试逐一分析之。
　　第一，中国佛教义理学的全面开创者和奠基人。
　　佛典的释义注疏，是弘传佛教的重要方式。尤其在官吏和知识分子这—‘社会群中，更是这样。虽说，自东晋道生以来，主张“慧介”而得出“一阐提皆有佛性”之新说，在僧界引起轩然大波后，佛教义理日见重视。但毕竟偏重于某宗、某系的若干基本经典。只是到了玄奘时代，佛教传人中国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有的同一经典有几种翻译，至于同—一经典的注疏阐讲，更是多种多样。迨至玄奘，以他独有的社会地位(两代皇帝直接支持)，优越出众的主、客观条件(国家译经场等物质条件)，故其译经，实际上不少是一种创造性的编著，其阐释、注疏(大多通过其神足窥基等人)，更是推进原典本义之高水平发挥。这样，玄奘西行归国后近20年的经论译本，和相应之释义注疏，就成了当时的最高权威，后世的范本。吕激先生讲到，玄奘译经最后四年中以《大般若经》为中心时，强调指出：“这部经应该说是由玄奘编纂的，它全体有16会，从在他前后的有关翻译来看，印度都没有这样的结构”，“他将瑜伽的学说上通到般若，就益见得渊源的深厚了。”还说：“玄奘的翻译，不管属于(近20年中)那个阶段，他都注意学说的源流变化，尽可能地作出完整的介绍。这也可看出玄奘的学问，不但规模广阔，而且根底也是极其深厚的。”季羡林也讲到玄奘译经最合佛典真义时说：“玄奘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在佛教教义中的地位，可以说是既得鱼又得筌(鱼具)的”，“玄奘可以说是代表佛教教义的最高发展”。
　　第二，廓清源流，创宗立说者。
　　创宗立说，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形式。玄奘创立唯识法相宗，又称慈恩宗，“在隋唐佛学的各个宗派中，慈恩宗被看作最接近于印度佛学的”。(吕澂)它与后来慧能革新创造的、完全中国化的禅宗，恰成一显明对照。“印度佛学(教)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的，还要算玄奘这一家”。这就成了法相宗与中国佛教其他诸宗，显有不同之一个特质。历史证明，某种宗教或同一宗教中之某一宗派，如中国佛教诸宗，其能否传至广远，是依其与本国国情结合之程度成正比的，玄奘所创之法相唯识宗，尽管在唐初弘传盛极，但与前朝后代的中国佛教其他诸宗相比，未免显得如“阳春白雪”，处于“曲高和寡”之境。故其传至唐末第四代智周时，已经式微了。这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某种意义上也是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的高僧玄奘，何以东学西求，最后创立了这样一个似乎“短命”的宗派呢?
　　吕澈研究认为，“主要是为求得中国当时(佛教)各家异义的融通”。他是这样论说的：“玄奘对当时南北所传的佛学都作了研究。但是他感到‘各擅宗途’，说法很不统一。后来，……他知道印度有一个最大的佛教学府那烂陀寺，……有一位大家戒贤，正在该寺讲《瑜伽师地论》，这部书通论了三乘的学说，很有系统，他认为可凭借这部书，求得当时各家异义的融通，并解决一些疑难题，就下决心出国。”
　　季羡林研究后则认为：“玄奘的佛学，是上承真谛绪统，研究了早已流行的毗曼、涅檠、成(实)论之学，也研究了新兴的法相唯识学——《摄大乘论为主》，这和他以后佛学研究方面和赴印求法的目的都有联系”。“玄奘所服膺的是大乘有宗。与空宗表面上稍有不同。所谓‘有’，并不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不讲‘空’。……但是空宗空得太厉害，什么都空了……连真如、佛性、涅槃，甚至比涅檠更高的东西(按：如佛、佛国等)都空掉了，这……对宗教家本身，好像也断了奔头。有宗在承认我法两空的同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真如佛性的‘有’。这是有其隐蔽的目的的”
　　两位先生的上述见介，在笔者看来，是基本一致，又各有所侧重。因而，都自有其道理。作为精博无涯的一代高僧，自然对佛学的众说纷纭，不会熟视无睹。作为虔诚一生的佛徒和宗教家，不会，也不可能连佛、佛性、沸国等“空掉”。因而“有”，是当然的。这里似需补充的是，作为个人，玄奘精博无涯的学问中仍有重点。在诸说纷逞中，有自己笃信的选择和主心骨。这些，该是自然而必然的。特别重要的是，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该是玄奘自觉不自觉地决定其西行求法的动机，和返国后弘创唯识宗之最终根由。在儒、佛、道三教并存，而佛教又不被国主(皇帝太宗)十分看重的态势下，在他归途中几次试探，看出唐太宗对其有所重望的条件下，他想以唯识宗升高佛教在唐初并存(儒、佛、道)三教中的地位，以致作为唐太宗意识形态统治之主导成份，主流趋势。这在颇行政治头脑的玄奘来说，也是自然而不难理解的。此外，玄奘毕竟出身书香门第，出家后，也一直处于大和尚、高僧的地位，经常交往的多为高僧、大臣，直至帝王。他的不想，也不理解下层民众迫切需要的是一种最廉价、或最简便的进人佛国的门票。对他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当然和必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看来对玄奘同样是适用的。因此，客观上与中国传统思维(弱于思辨，长于经验实用)似乎格格不入的法相唯识宗，依玄奘这样身世经历的高僧，自会在所不顾。只要符合佛典真义，高出各家诸说，以期融通，统摄诸说，争取为统治者所赏识重用，从而提高佛教等等，这对玄奘来说，该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三，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者。
　　玄奘的唯识宗，无疑是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它对中国老百姓的直接影响，也并不广泛，更不久远。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它在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客观地位和作用。有人在一定意义上把玄奘与近代西方黑格尔和贝克来相比拟。前者是说玄奘在自己的领域中是—‘位有局限性和缺点的英雄，后者则指其主观唯心主义之“识”或“心识”，“八识”。相当于贝氏之“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主义公式。这里要请读者特别注意的是：这两位“精微的唯．乙主义”大家，均是出现在18、19世纪资本主发展上升时代的法国和英国。而玄奘则出现在此前长达1000多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盛世。因此，其哲学体系，内容之精微丰富的程度，自然不能作机械的历史类比。但是，正如一位名人说过：“聪敏的唯心主义”要比起愚蠢的唯物主义来，更接近聪敏的唯物主义。玄奘无疑也是一位“聪敏的唯心主义”体系的创立者。关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近人已有专著。这里仅就其“八识”论，略作分析。
　　如果说，唯心主义是从根本上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第二性关系的话，那玄奘的“八识”论是双重的颠倒。第一，当是根本上颠倒了客观世界与“识”之第一性、第二性关系。所谓“识所变相，虽无量种”。就是说，由“识”派生世界上万事万物。第二，颠倒了认识、意识发生、发展的客观过程和秩序。即本来是由人们在实践中经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产生的感性认识，经过悟性思维，而达到对于事物的理性认识，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等。而在玄奘的“八识”中，第。八识一———阿赖耶识，是最高的精神总体。所谓“初能变识……名阿赖耶。此识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义故”。就是说，此阿赖耶识作用大矣哉!它能统摄、包容、决定眼、耳、鼻、舌、身、意、诸识，后者只是阿赖耶识的表现。在玄奘那里，似乎先有或本有阿赖耶识，经过末(地)那识——第7识的中介和过渡，再派生出眼识、耳识等6识。有一个偈语说“阿赖耶识是诸识的根据，因为有阿赖耶识，所以才有末那识生起；依据这个含藏种子的阿赖耶识和作为染净依据的末那识，其余的6识才各各转化而生起，这样才有了一切现象。”在指明玄奘这两个颠倒的前提下，我们不妨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读解他的“八识”论，这样就可看到它包含在唯心主义体系中的辩证法认识论思想的闪光。看来，他的前6识，正是人们在实践中产生的诸感觉和表象。而玄奘不自觉地猜测到了，或被迫承认此种生活经验。第7识——末那识，相当于人们实际的思维过程或分析综合等的思虑作用。由此过程，最后得出的概念、判断、推理，以及由此过程后最终形成的假说、理论等等，就相当于玄奘的阿赖耶识。如果这样的读解能够成立，则可以说，玄奘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升的中世纪早期，就事实上相当细微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他之所以能这样，除其他因素外，直接与他个人同时谙熟因明、声明学是分不开的。因为哲学、逻辑、语法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玄奘学贯中西(印度)，深通儒佛二道，在佛教，则和会两乘，博采百家(佛学)之长。但尽管这样，看来他并不相信孔子的“生而知之者上也”之论。这由他的苦学经历可知，从他的“八识”论更可知。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黑格尔哲学，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没有玄奘的唯识宗哲学，也就不会有慧能的禅学，以致没有唐代佛学，也就不可能有理论化、系统化的宋、明理学。正是玄奘、窥基的精微、细密的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精神、意识、思维的过程和成果，作了如此缜密的论析，而不是简单地说人的精神、意识就是佛，就是神，而是难能可贵地“创造”了一个唯识法相体系。因此，与其指斥它过于思辨的“阳春白雪”式体系，而致“曲高和寡”，不能广远流传，毋宁说，它从反面刺激，促进了后来更符合中国土大夫和民众心理、国情需要的其他佛教宗派的产生和发展，以致促进了整个佛教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玄奘及其唯识论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者。我们再不能简单粗暴地说“唯心主义等于荒谬”和“胡说”了!
　　第四，外尊内重，爱国爱教集一身之千古一僧。
　　玄奘不仅是一代佛学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颇受外尊内重的自觉爱国者，是集爱国爱教于一身，且能终生不渝的千古一高僧。有人说他“还是一位很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或许有点过誉。但自觉爱华夏神州、爱唐王朝却是事实。
　　玄奘留学印度长达17年，潜心于学。尽管“在印度时其声誉之隆，千古一人”，备受戒日王等优礼厚施，位近法王。在印度本土12国中，那一国都可留下他弘法讲经。但他毫不留恋，始终念念不忘学成归国，以传“正法”。何况，他还是“非法出国”、“自费留学”，似乎更有理由“留印不归”。但他不是这样。好像他也懂得，真要作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在归至西域于阗途中，他即上表唐太宗。后得太宗敕示，降使迎劳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归国后即蒙太宗接见，甚赞玄奘云：“昔符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唐太宗毕竟是开明君主，不但对其“非法出国”不加追究，反倒勖勉有加。而玄奘亦颇有白知之明，坚信“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唐朝有西域突厥之患，玄奘深悟君意，在回国后次年，用了一年(公元646年)时间，就把太宗十分需要和关心的《大唐西域记》写出上呈。此后，即专心译经。译经前后，太宗曾数次劝其还俗为官，秉助朝政，“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意欲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但玄奘并无“官瘾”，再三婉言谢绝，继续专注于他的译经事业。太宗居然亦尊重其意愿，不加勉强。后高宗继位，亦如太宗那样待玄奘很好，君臣关系继续融洽相处。大概玄奘觉得他服务于唐王朝的最佳岗位，正是译经弘法，而不是做官，所以他近20年如一日，专务翻译。每天夜以继日，勤奋不辍，除了翻译，还要讲经，“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高论剧谈，竟无疲怠”，他还劝别人“人人努力加勤恳，勿辞劳苦”，直至他本人圆寂为止。在两代帝王面前，作为知识分子的玄奘，大有欣逢盛世，“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和心态!作为爱国者，他似乎认定，只有译经(各宗各派经论)、讲经，才是他服务于社会、国家的无上事业。他真正做到了“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有路勤为径”。对己，学不厌，对人，诲不倦。他给于当时和后人的启迪、学习之处是多方面的。
　　参考文献
　　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
　　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述。
　　3．季羡林：季羡林学术著作自选集——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
　　4．高僧传合集。
　　5．中国大百库全书·宗教卷。
　　6．赖永海：佛典辑要、《中国文化精华文库》。
　　7．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
　　8．真禅：玄奘求法之路巡礼记。
　　9．楼宇烈：佛教思想资料。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