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佛学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平等思想的影响

论佛学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平等思想的影响
　　□ 许 颖　《中州学刊》 2007年第05期
　　摘要:平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契入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大师是三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佛学或者说佛教的平等观在他们的理论构建和社会实践当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三位代表人物平等思想的剖析与总结,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西学的一些政治观念与理想在精神领域的传播与发展,需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基石才有可能,而佛学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充当了这一角色。二是佛学本身蕴涵着可供挖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能够纠传统文化之偏,并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其平等思想,即使在全球化的当代背景之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佛学;近代中国;平等思想;康有为;章太炎;太虚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5-0139-03
　　近代中国(1840-1949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原本占有统治地位的伦理观念和稳固心态发生了动摇乃至颠覆。在席卷近代思想学术界的三大思潮中,来路横逆者为西学,兴衰突兀者是佛学,而源流深远者是经学。中国社会面临着来自西方科技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强大冲击,师夷长技、援西入中已成为思想界的共识。平等与自由是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两大基石,是理解西方文化及其政治制度的关键。平等是一个指向性非常广泛、内涵十分丰富的理论范畴。在平等理论的视角下,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追求并逐步实现平等的历史。不约而同的,近代中国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将关注点投向佛学,试图从浩瀚博大的佛学思想当中汲取养分,挖掘资源,从而在传统框架中融摄西学当中的有益成分,给停滞的中国社会带来一场起死回生的变革。
　　一
　　康有为(1858-1927年)是试图在传统框架中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大同思想和救世主义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归宿与核心。据康有为自述,在21岁那年,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佛学,“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乐极苦,皆现身试之”。经过长期的冥想默照,康有为仿佛突然大彻大悟了,传统思想的忧患意识和佛陀救拔众生的悲愿促使他自觉地承担起救世的重任,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以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恻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人人世,横纵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可见,佛学对康有为的影响深入骨髓,成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和救世改良活动的精神动力。
　　康氏认为,人世间一切立法创教的活动,其共同的目的皆为“求乐免苦”。他将批判武器的锋芒指向人民思想的桎梏封建统治和传统观念,提出以“至平”、“至公”、“至仁义”的大同太平之道以救此乱世,驱除造成一切差别和苦难的九界,代之以一个平等、博爱、极乐、圆满的大同世界。去苦求乐的自然人性论,人生皆苦的泛苦论以及小康救世的渐进改良主义社会观是其佛教救世主义的三个支点。
　　平等思想是康有为“大同”理想的核心。他认为,构建理想社会制度,有四个原则,一是看是否符合几何公理;二要看是否符合“格致家所考明”之实理;三是看是否符合人道;四是要看是否符合众人之见。他明确提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最有益于人道,均合众人之见。在此基础上,他主张新的君臣、君民关系。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也应完全体现平等原则,如男女平等,父子平等、长幼平等,种族平等。
　　康氏的平等观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首先关于大同世界的经济制度,他一方面反对贫富悬殊,主张人人丰衣足食,同时主张依据人能力和贡献的大小拉开分配的距离,这是对历史上绝对平均主义的重要超越。其次,大同世界的政治平等体现在“无帝王、君长,亦无统领”,“无贵族、贱族之别,人人平等”,其政治理想并仅仅限于中国一地,而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乱界治太平”,直至“去苦界至极乐”。他还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有权要重贵之人之事皆得科罪。”最后,康有为力主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他说:“以公理言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以实效微之,女子当与男子一切同之,此为天理之至公,人道之至平。”他强调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而且是“天予人之权”,是去“家界之累”、“私产之累”及“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的伦理出发点。
　　《大同书》把佛教出世的人生观转化为不需出世的社会理想,以传统历史理性为框架,糅合改造了佛学思想,大胆引进西学为社会伦理及体制的蓝本。正是在佛教救世主义的激励之下,他走出书屋,委身国事,投身于使生民平等与幸福的社会实践。
　　二
　　章太炎(1869-1936年)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是与康有为双峰并峙的人物。如果说康有为政治上援西入中,从旧意识形态上为西潮涌入打开了缺口,章氏则是学术上存古求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哲学体系。平等观是章太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相比之下,佛教义理对其影响更为深厚,他的齐物观正是以佛解庄的理论结晶。
　　章太炎将其《齐物论释》自诩为“一字千金”,开篇即云:“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表达了其独特的齐物观:齐物思想遍及一切“情界”和“器界”,不仅视众生平等,而且万物亦皆平等,而对主体来说,要离言说相,破除对善恶是非的执着,才真正达到平等的境界。章的平等思想是在他吸收佛教唯识学的主要观点建立“真如”本体论之后的进一步发挥,因此其论证方式和语言均带有明显的唯识色彩。他强调:“阿赖耶识为情界器界之本。”说明“识”是存在与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事物背后普遍的本质。章氏本人亦不避讳自己的齐物思想来源于佛教,他说:“自由平等见于佛经,自由,在佛经称为自在。”同时他还以为庄子“与物平等”的思想弥补了佛法的不圆满处,并以此表达其齐物思想的普遍性,而他用真如遍在的思想平等了世间万物,是一大独创。殊不知在佛教思想发展史上,早在唐代,天台宗高僧湛然就提出了“无情有性”说,认为:“十方佛土皆有众生理性心种,一尘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墙壁瓦石等无形物,何能独出其外?”章太炎无意中重复了湛然的话头。
　　章太炎也对平均式的平等观念做出了批判与超越:“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自非涤除名相,其孰能舆於此?”对“齐不齐”与“不齐而齐”两种思想,他的取舍是显而易见的。前者即庄子所说“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后者则被认为是齐物观中对立统一的最佳表述。所谓“不齐”,就是要承认差别,即现象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归根到底是由人的妄识周遍计度而产生的,而阿赖耶识的妄执既不能脱离真如本体,而独立存在也无实体可言,破除它的关键在于扫涤内心的名言分别,万物自然不齐而齐了。
　　章太炎的齐物观不能完全视为庄子和佛学的简单组合,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二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扬弃。繁复的哲学论证最后仍然落实到他的社会政治理想上。他主张,平等的普遍性原则应该体现在打破文野、智愚、尊卑的界限,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每一层面实现平等和自由。“应务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反对强国有意侵吞弱国的行为,以争取国际的平等。“人无智愚,尽一曲之用”,表现了他对民生民计的深切关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强烈批判通过一种准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之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之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由齐物论发展出来的自由平等思想是章太炎向满清腐败统治制度发起冲击的有力武器,成为章氏政治改良和道德重建思想的重要组成篇章。
　　三
　　太虚(1890-1947年)是近代中国佛教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之一。他主张佛教应当积极人世与救世,“将这大乘佛法的真义,宣布到人海思潮的最大性上去,为现代人作正思维的轨持”,平等自由人生观的提倡是太虚大师“导现代人心正思”,从而实现人生佛教理想的前提。
　　与章太炎热衷于繁琐的哲学论证与理论建构不同,作为一个佛教信仰者,太虚大师基与自身的宗教体验即内证现量表达了建立在“无我”基础上的平等观。他首先破斥了常人执着肉体为我,“平常人执定自我的身,依化学及佛学的四大眼光来观察,无非是各种元素集成,没有固定自体的东西”。继而指出哲学知识论所认为的精神之我或者灵魂之我,只是五蕴和合的产物,或者说物理生理心理现象的组合,其背后并无独立的自我存在。独立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但人们心理作用的活动里,能够把生灭的东西连续起来,互相影响,而产生宇宙的包罗万象。“根据无我原理,应用到人生,就见到人生是最平等了。因为一方面知道无我,同时又各各假定的自身与自心,都彼此相应,互相变化聚合离散生灭相续的,由此故能成立为平等的人生观。”社会上之所以有不平等现象的发生,在于人们都限定一个自我范围,于是将自我抬高,将非我压下去,就形成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种族的不平等,产生种种争斗。太虚大师认为,近代世界文明的进步和争取自由平等的努力,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多大的效果,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一个根本的无我唯心的人生观,没有将人的心理转化作为出发点和动力。在这一点上,佛法清净人心,正是正本清源救世之偏的良方,“倘人们果能从佛学上不妄认幻躯为我,了达人生宇宙真理,万有诸法皆互缘相通而空性无二,相资相成,和乐的世界即不难实现”。
　　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佛教改革,试图开拓一条使中国佛教走出衰朽的现代化道路。他的平等思想并不仅仅是教理上的空谈,而付诸于一系列的行动与实践。对内,他提出教制、教产、教理三大革命,涤除封建宗法制度对佛教丛林的遗害,将寺庙财产化私为公,兴办佛教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剃除传统教义中的迷信成分,专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而所有这一切则有赖于一个由独立、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僧团来实现,而僧团是平等普遍理性的体现。对外,他积极争取佛教界的正当权益与保障。民国成立之初,他向第一届国会呈《上参众两院请愿书》,呼吁“凡佛教范围内之财产、居宅,得完全由佛教统一机关之佛教总会公有而保护之,以兴办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宜根据一律平等之条,切实保护,并规定佛教徒(僧众)同有参政之权”。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了给其独裁政权赋予合法性,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太虚大师认为这是一个佛教界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机会,也许通过选举,可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拥有正式的代表,并为此成立了中国佛教界第一个政治组织——觉群社,提出“议政而不干治”的新论点。但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与自由谈何容易,太虚大师虽被提名作为宗教界的代表,最后却被主张弘扬儒学的国民党要人陈立夫从候选人名单上划去,非但如此,他还受到了来自佛教保守势力的攻击。太虚大师所倡导的平等自由觉悟的人间佛教思想,虽然在当时步履维艰,几近失败,但历史证明,其具有高度前瞻性、系统性的佛教改革思想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
　　康有为、章太炎与太虚大师在近代中国平等思想发展史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人物,佛学或者说佛教的平等观念在他们的理论构建和社会实践当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以上三位代表人物平等思想的解析,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中国近代思潮的理解,从而得出以下两个结论:首先,从外部来看,西学虽以昭著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了强大的冲击,但在政治精神领域的传播与发展,仍需在传统文化当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基石才有可能,而佛学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充当了这一角色。对于解释某些深层文化心理而言,佛学可能比西学更为重要,更能够把中国的悲惨命运内化为主体的自觉责任和情感体验,更有利于革命信念的培养。因此,佛教的平等观在近代中国成为先进人物启发民智、激发民气、改变等级社会传统造成的国民奴性人格的思想武器。其次,佛学本身蕴涵着可供挖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能够纠传统文化之偏,适应时代的需要。以平等观为例,在佛教发展过程中,平等思想一直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之一。在原始佛教阶段,佛陀从“缘起”和“业感”理论出发,针对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提出了四姓平等的观念,“释迦为解放印度四姓阶级而创建平等自由之社会者”。大乘佛教的中观学,将平等观集中发挥为“空义”,中国佛教各宗在“佛性”思想当中体现出平等,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运用到人生智慧上,就是等视一切差别、泯灭人我、生死的大解脱。佛教的平等观有助于人们破除对物欲和事相的执迷,追求圆满的人生境界;有助于人们觉悟到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乃至环境都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从而维护良好的人际与生态环境;从世界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全局来看,也有助于建立一种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的和谐秩序,因此在全球化的当代背景之下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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