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源溯

释源溯
　　□ 蔡飞跃　《散文百家》 2005年第07期
　　“释”有多个义项,很重要的一项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简称,泛指佛教。在洛阳白马寺,印在器皿上,刻在碑碣上的“释源”这个词语,如同两朵花,频频绽放在我的眼球里。
　　释源——佛教的源头,底气很足的。树有根,水有源,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本原。印度是世界佛教的发源地,中国的“释源”在白马寺。
　　当我来到绵延近二千年的中国佛教文化的源头,深藏于寺庙之中的另一种美丽,振动羽翼,穿越时空,栖止我的心灵。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科学的说法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然而,多数中国人对此观点不以为然。无锡的锡山有座梦神殿,供奉的是文韬武略的于谦。何止于谦善做梦?中国很早就有这样的习俗:为了孩子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做父母的生小孩前都渴盼梦中有异兆,没有梦的,编造一个,大家都不怀疑。于是,好梦就成了凡夫俗子神圣的期待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与梦有关的线装书汗牛充栋,写尽人间百态,明代汤显祖的名剧“临川四梦”是很具代表性的。梦起梦落,无奇不有,人们以梦为寄托正是对于未来的憧憬。现如今,梦文化已进入一些学者研究的视野。前年过往河北邯郸黄粱梦,就曾见过梦文化研究会的牌子。佛教为何落户中国?《魏书·释老志》及《洛阳伽蓝记》提供如此的答案: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明帝刘庄夜梦一个项佩白光身高丈六的金人,不倦地飞绕于殿庭,梦醒,急召大臣解惑,博士傅毅坦然应答:“两方有佛,其名日佛,形如陛下所梦。”明帝当场拍板,钦派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带领迎佛小团队出使西域。十余人往西而去,免不了一番餐风露宿,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鬼使神差地遇上天竺(印度)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大汉取经团移樽就教,两位高僧翻箱倒柜献出《四十二章经》《十地断结经》《法海藏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等释典。大汉使团的盛情和虔诚,铆足天竺高僧同往中国弘法的劲头。
　　永平10年,灰头土脸的蔡愔一行拥簇着两匹驮经的白马出现在洛阳郊外,明帝乐得弯腰如大虾。高僧歇脚译经的地点定在城西雍门外鸿胪寺(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倏忽过了一年时间,中国第一座梵刹屹立于雍门外的清凉台,造型似像非像天竺的官塔,很快成了洛阳一景。好看的寺院,总该有个名字相配。取经时白马劳苦功高,寺就以白马为名。印度高僧能够驻锡明帝幼时读书消暑的清凉台,朝廷的厚待如同沙盘上的珍珠,清清楚楚。
　　佛教初现中土,国人从内心是拒绝的,甚至视它为洪水猛兽。嚷得最凶的是黄老信众,他们大贬佛教的奏章雪片般飞向朝廷。事情闹到这个份上,明帝不好明显偏袒一方,只好下旨令佛老两家在白马寺南门外设坛比试公平竞争。双方出场的辩手尚不清楚,但在这场不见兵戎却又剑拔弩张的口水仗中,佛教最终处于上方。佛教之所以赢,赢在“三,宝”(佛、法、僧)中的法。法,即佛教的道理。这场纷争,不曾给双方留下芥蒂,反而成为日后佛道并流的一朵浪花。
　　佛教终于在中原站稳脚跟,佛经(法)也从高僧口中化为方块汉字。有谁知道,天竺故土的情结曾长久蕴蓄于两位高僧的胸间,挥之不去。而在远隔故国千山万水的黄河边,他们只能像指间跌落的尘埃,像晚秋飘零的黄叶,对望青灯,守住故土的回忆。这段乡情乡思,已随高僧的圆寂,埋葬在白马寺天王殿两侧,挺立成两座丰碑。
　　岁月如一只馋猫,大口吞噬想要吞噬的东西。打开摄摩腾等人所译诸经仅存的《四十二章经》,风吹哪页读那页,语言生动而幽默的经文让我百读不厌。佛说,在无常又如白驹过隙般短暂的人生中,如果要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达到“阿罗汉”的境域,唯有勤勉修行,别无捷径。诠释此类禅机本是异常深奥的,但高僧带来的佛经却是那么通俗易懂:贪财好色是佛门所不齿的,佛经称这种行径与小孩舔刀刃上的蜜糖无异:抨击恶人诬陷善人,佛经喻为朝天吐唾沫。修炼成佛是佛教的最高境域,如何耕耘?如何收获?佛经说得非常清楚——像顺流放木排,不碰左右两岸,取道直下,方能修成正果。显然,这种鞭辟入里的宣教方式是道教所欠缺的。
　　我常常感叹中国邦土的肥沃,使佛教由弱不禁风的小树长成广阔无边的森林。而在它的原乡,佛教就稀衰多了。佛教如丸走坂地发展,审时度势是它的高明之处。博古通今的林语堂如是说:“佛教以两种性质征服中国,他的哲学性质适应学者,他的宗教性质适应民间。”弘一法师说得更为直接:“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爱国、劝善、护生……禅理就这样在润物无声中升华。
　　佛教的宗师在传经布道中,系统地研读中国的传统哲学,大胆提升重经验认识,轻理论思维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性,不遗余力地从本体论、认识论、人生哲学、方法论等方面完善中国哲学。同时与中国传统世俗相生相融。你享我的香火,我用你的供品,佛教以与中国本土宗教和睦相处为原则,使中国广众心甘情愿地沐浴外来宗教文化的洗礼。在我的家乡泉州,平民家中几乎都供有泥塑菩萨。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是伴随宗教文化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宗教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傣族。
　　客观审视历久弥壮的中国佛教,不可忽略佛经文本源源不断地引入这个因素。先有菩提达摩的禅宗学,后有唐玄奘的唯识学。中国所有的佛教派别,都受到唯识学的影响,就是像谭嗣同、章太炎等近现代著名的思想家,也都接受过唯识学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活力动感的佛教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冲破障碍向前奔流,滋润黄河两岸的子民。
　　佛教的河流漫过黄河两岸,渗入各个领域,无所不至。禅宗的禅意赋予中国古诗以内省的功夫和内省带来的理趣。在古代诗人中,受禅宗“返照”、“虚空”思想影响的大有人在。首先想起诗佛王维的《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用朴素的语言描绘落日返照于沉寂的树林里,远处的人语更加衬托山谷的空寂,隐喻大干世界的生生灭灭和禅宗的“返照”功夫。类似这种意境的诗歌比比可见。禅宗的诗论也颇有见地,主张以参禅的方法欣赏诗歌,以禅理衡量诗,以禅宗的妙谛论述吟诗的奥秘。这些被文学批评家归纳为“以禅参诗、以禅衡诗、以禅论诗”的理论,其生命力宛若我办公室窗前的那株蜷曲虬蟠的古榕,莹洁蓬勃。
　　佛教丰富中国古典小说之说,理由也很充分。泉州开元寺有两座宋代大石塔,名声很响的。东塔上刻有猴行者浮雕——哈奴曼,哈奴曼是印度史诗《拉马耶那》中的人物,《西游记》的许多人物情节就取材于《拉马耶那》的故事,孙悟空大闹天宫有哈奴曼大闹魔宫的影子,唐玄奘西天取经八十一难与《华严经》童子五十三参非常相似。《封神演义》《西游记》中的哪吒,他本来就是印度北方毗沙门天王的三太子“那吒”……如果没有印度半岛神话传说中的诸神形象,中国神魔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就不会那么鲜活生动。在中国书籍里,“金刚怒目”、“清规戒律”,“极乐世界”等屡屡出现的语汇,就是来源于佛教。佛教为中国文学增加新词汇新内容新形式,这话在理,无可辩驳。
　　中国艺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有多深?有多远?只要看看寺院的佛塔、雕塑,绘画,听听佛家音乐,心中自会有数的。我国许多无价之宝如洛阳龙门、云冈、麦积山、敦煌,大足等地的石窟佛像,其受印度佛教艺术的泽被是世人皆知的。可以说,佛教艺术扮靓了中国的艺术殿堂。
　　当然,佛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有它的局限性,有它的不科学性,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一场文化灾难降临中国,佛教作为“封建文化”首当其冲。小小年纪的我旁观大人们拆寺庙、砸佛像、焚佛经,僧尼被责令蓄发还俗。一时的狂热令诸多纯洁的头脑顿时缺氧,那些一夜之间变成疯子的佛教信徒令人匪夷所思。然而,佛教没有毁灭于这一劫,最终顽强地生存下来。后来幡然醒悟,毕竟佛教文化已随我们的血液流淌1900多年。谁敢妄言:一条水宽波高的大河,可以在短短时间内被抽干?
　　“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白马寺山门内摄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的坟头,青苔己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迩迩对视,孤寂是永远不属于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