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奇大塔——古典的庄严

　　山奇大塔——古典的庄严
　　赵声良
　　了解东方美术史，特别是佛教美术的，都很清楚山奇（Sanchi）在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地位。以前在成城大学东山健吾先生的课堂，多少次看到先生放著他自己拍摄的幻灯片，讲山奇大塔雕刻在早期佛教艺术中的意义。那时决没有想到自己也能亲临现场作实地考察。所以一路上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远远地看到山奇大塔就在一个山坡上面，我们下了车，沿台阶拾级而上，红艳艳的三角梅点缀在路旁，一个大大的覆钵形佛塔（山奇第一塔）巍然屹立在清晨灿烂的阳光中。正对著我们的是北门。塔门就像中国旧式的牌坊一样，是由两个立柱支撑著好几层的横梁。每一层横梁都细腻地雕刻著佛传故事和装饰图案，形成一个长条形的画面。而下面的立柱也在正面和内侧面分成方格雕出一个一个的本生故事。虽然以前看到过很多书中的图版和介绍，但当这些古老的雕刻真正展现在眼前时，那一种陶醉感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山奇的塔主要有三座，1号塔是最大的一座塔，大约建于西元前2世纪，塔身的直径达36.6米，中央塔顶高16.5米，地面栏高度为3.2米，四座塔门的高度为10.7米。塔门横梁宽6米。塔顶部相轮最大的直径为1.7米。在1号塔东北角的一座小塔是三号塔，塔身直径为15米，塔身总高为10.8米，只有一座塔门，高5.2米，横梁宽4米，也有一道环绕塔身一周的栏。二号塔离得较远，在大塔西边约320米，是三座塔中建造时代最早的一座，据说建于西元前二世纪左右，塔身的造型也较简朴，只有一个小型圆冢，和环绕一周的栏。顶部的围栏和相轮早已不存，现存塔身直径为14.3米，高为8.8米。
　　三座佛塔中都曾发现舍利和其他遗物。特别是3号塔的舍利，据说是佛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利，推测是阿育王时代把这些舍利分往往各处，山奇便有了这重要的佛塔。经考古学家的研究，这三座塔分别象征著佛、法、僧“三宝”，所以第3塔存著放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利就很好理解了。
　　一号大塔的南面是一个寺院的遗址，从平面情况看象一座塔庙（支提）的形式。旁边还有两个小型的遗址，也许是精舍吧。东面上一个高台，这里有一片规模十分壮观的寺院遗址。从现存的雕刻来看，有印度教的一些雕像，时代可能较晚。大塔的西侧地势较低，一片山坡下去可见一处寺院遗址。再往下就是第二号塔的位置了。由于相隔太远，我们没有去第二塔。在一号大塔的东北角是三号塔。实际上三号塔现在只有一个朝南的门了，看起来塔身是重修的。塔门的雕刻与一号塔的雕刻同一风格，只是规模小得多。但刻得同样十分细腻。
　　山奇现存的三座佛塔，除了第一塔保存雕刻较多，其余的几乎毁坏殆尽。严重的风化及雕刻处处残破的痕迹似乎在诉说著历史的辛酸。山奇大塔的发现是由于1818年一队英国军在开辟驻防地时偶然“发现”的，当时，英国的官兵们还不知道这座塔有什么意义。因为印度的古迹也实在太多了，但却有一位叫做菲尔（E.Fell）的上尉写了一篇报导，介绍了发现的山奇大塔的模样，发表在1819年7月号的《加尔各答月刊》上。这是山奇大塔在近代道次见诸报刊的记载。于是成为当时考古学界的热门话题。尽管如此，这一重要遗迹并未引起当时殖民统治者的重视，却引来了一些伪考古学者的粗暴挖掘与盗窃。1822年，英国驻波帕尔（Bhopal）的长官梅铎派贵遣副官强森上尉对山奇进行彻底的挖掘，他们的目的只是想找寻宝物。他们在大塔西南边开了一个大洞，从顶端钻到塔的核心部，使中心部的阿育王砖塔受到彻底的破坏，大塔的西门也因此而倒塌。二号塔则几乎是全部掀翻了。可是他们却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此后的山奇又经过了二十多年默默无闻的日子。1849年英国政府又派梅西上尉前来调查。1851年，著名考古学家康宁汉（AlexanderCunningham）加入了考查队。由于康宁汉有丰富的考古经验，他采取的办法是直接从塔顶部开一个竖井贯穿塔心一直到塔基，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可能藏舍利的地方。这样，他在大塔的塔心发现了阿育王砖塔的砖块，在二号塔中找到了阿育王时期十位上座长老的遗骨，在三号塔的塔心取出了佛陀二大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的舍利。但是，这样的挖空却使本来已残破的三号塔更加破败，二号塔则毁坏殆尽。康宁汉虽然比强森多懂一些考古知识，但在以盗宝为目的的行为中，他的做法跟前者一样粗暴。康宁汉还提出了一个建议，想把山奇大塔的两座塔门拆下来送到英国。他说服了波帕尔的土邦公主主动将两个塔门献给英国女王。1853年波帕尔公主真的请求英国女皇接受这些塔门作为献礼。英国女王欣然接受。于是波帕尔政府开始筹画拆解塔门的工作。正好当时的行政长官刚被调离，而新任长官却非常不愿意把这些沉重的石块运到异地，当时由于拆毁塔门以及庞大的运费开支等问题，已经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对，波帕尔政府也就把这桩事情拖下来了。
　　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年，1880年，波帕尔的驻印行政官提出了整理山奇遗迹的提案。由于柯尔少校的大力支持，这项工作勉强开展起来。他们把山奇遗迹周围的杂草清除，把康宁汉在塔上打的竖井填平。1882年，柯尔再度提出一份更详细的计画，这次政府拨了二万卢比，在柯尔的指挥下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大塔的两座塔门及三号塔的塔门才重新立起来了。不过，柯尔毕竟不是考古学的专家，在塔门的重新中，就有部分塔门的横梁是前后装反了，直到今天依然是这样。1912年，在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HubertMarshall）对山奇佛塔作了全面的修复与清理工作，山奇才重新焕发出它的雄姿。马歇尔对山奇佛塔进行长期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山奇遗迹》（TheMonumentsofSanchi）三大巨册，使世人真正了解了山奇的重要价值。1989年，山奇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山奇佛塔令人叹息的往事，总使人想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被盗；北京圆明园的被烧。形式虽有所不同，遭遇的境况是十分相似的。
　　静静的大塔在正午娇艳的阳光下散发著强烈而庄严的气息。四座塔门上密密层层的雕刻，大都是关于佛传故事或礼佛的场面，雕刻中华丽的楼台及雄伟的列柱，显示出古代印度发达的建筑艺术。各式各样的人物似乎在展示著古代印度社会的各阶层。与人群雕刻在一起的还有大象、牛、马、鹿等动物以及芒果、菩提、香蕉、莲花等植物，体现著印度这个民族自古以来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息与共的性格。与之相关每一座门上都雕刻著几身风姿绰约，体态婀娜的药叉女，她们手攀树梢，身体呈三曲式，更显得魅态十足。药叉本是印度传统中的树神，她们手攀芒果树，芒果又有丰产之意，是象征著繁殖与丰收的寓意，在佛教中，药叉又有护法守卫之意。最有意思的是表现释迦降魔的场面，在犍陀罗和中国的艺术中都是把魔军表现得面目睁狞而恐怖。但在山奇大塔上看到的魔军形象却是笨拙而猾稽可笑的样子，是否因为魔众最终都归依了佛门，不愿意过分丑化他们。或者是印度人本来就心地厚道，即使对敌人也避免刻骨之恨。
　　（赵声良现为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主任，2003年获日本成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