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佛教复兴的组织基础(二)

　　三、中国佛教会及其?整理?
　　中华佛教总会被取消后，其下属组织中比较有力的省、县分会挂靠名寺继续活动，但缺乏统一领导，显然更为松散。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各地社团林立、中产阶层崛起的社会氛围下，各地还自发组织了大量佛教团体，其中大体可分为四类：即各省或地区性的寺院间联络协调组织、讲经会与佛学研究团体、居士修行与弘法团体、救济与慈善团体(19)。这些都为建立新的全国性教会作了铺垫。
　　1919年，释觉先、道阶、太虚与陈定远等发起筹建?中国五族佛教联合会?，主旨在联合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反对日本僧人对蒙古王公的挑唆。但因北洋政府颁行的《管理寺庙条令》的阻碍及当时大多数僧人对此和对国际国内局势均漠不关心，该会胎死腹中。
　　1923年5月，很大程度上出于偶然，在太虚提议下刚恢复的庐山大林寺前，本为引人注目挂起了一块?世界佛教联合会?的大招牌，不想日本部分佛教徒仗着国力强，除了宗教热诚外，也早就有意借个名目，把东亚佛教领导权抓在自己手里，因此他们见了招牌后提出，要派代表参加世界佛教联合会。太虚喜出望外，于是弄假成真。1924年7月13日，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召开，日本佛教联合会派了正式代表佐伯定胤、木村泰贤出席。遗憾的是，尽管太虚代表东道国发了邀请书，但泰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佛教国家并没有派代表与会。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在庐山避暑的英、法、德、芬兰对佛教感兴趣的人士。中国出席会议的佛教徒除了太虚的追随者外，还有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省代表。根据日本代表的提议，会议决议定于1925年在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太虚借此获得了发起组织国际会议的良好宣传效果，由此还启发产生了建立佛教徒的国际组织，以促进国内佛教徒团结联络的新思路。
　　1924年7月，太虚以翌年出席东亚佛教大会，中国应合法推选出代表为名，与李隐尘等联合发起筹组中华佛教联合会。到1925年10月为止，似乎除湖北外，各省并未热烈响应。出席东亚佛教大会的代表共26人，分别来自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几乎大多是与太虚关系密切的人。东亚大会如期召开，所谓中华佛教联合会随之消声敛迹。
　　半年后(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随着国民革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反宗教反迷信呼声也大为高涨。南北相争中的军队以及迁移中的政府机关、学校、民众团体都随意占据寺院，驱赶僧人。一向高明者求自了、庸常者混日子，不闻世事变迁的各寺院也大起恐慌，纷纷要求建立佛教组织，维护自身利益。1928年3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与清政府、北洋政府如出一辙，公然提出庙产兴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进而提出实施的具体方案。整个佛教界大受震动。太虚弟子组织的现代僧伽社等佛教团体呼吁全国佛教徒起来抗争。太虚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表示公开反对。此前，释圆瑛等也发起组织了很有实力的江浙佛教联合会。1928年5月，太虚、圆瑛等在上海发起?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主张消除佛教界的新旧之争，容纳各种提案，作出决议，然后成立佛教统一机构执行。但执政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静江等认为，当时社会上反宗教反迷信风声正紧，国民政府不宜出面提倡宗教，佛学则无妨，认为只能设立中国佛学会。太虚等即于7月28日，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了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召开预备会议。会议决议：推选释观同等为筹备主任，于翌年在南京正式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设立?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编印《中国佛教》旬刊。1929年1月，南京政府内务部《管理寺庙条例》21条正式颁布，内容十分苛刻。庙产兴学风潮也有了政府法令可据，佛教界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随即，在太虚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常务会议议决，另组中国佛教会，会址设在上海。中国佛学会虽然独立存在，但失去了僧团的依托，基本上成为由追随太虚的佛教学者、居士构成的团体。
　　1929年4月12日，由十七省代表参加的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保护佛教界权益，选举了执委、监委等领导机构成员，圆瑛当选为主席；拟定了会章，呈请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内务部审批备案，其宗旨为?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宏宣佛教，利益群众?(20)；同时要求政府修正《管理寺庙条例》。6月，中佛会第一次执、监委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太虚被选为九个常委之一。太虚和王一亭还联名致书蒋介石，在蒋氏授意下，南京政府内务部终于准予中国佛教会备案。换言之，中佛会总算成了合法团体，唯国民党中央还未认可。接着，太虚又为修改《管理寺庙条例》写了条陈，呈南京政府立法院，供有关部门参考。加以各地佛教界的抗议，南京政府被迫废止《管理寺庙条例》，另行颁布措辞立意均较和缓的《监督寺庙条例》13条，但本质未变。全国庙产兴学风潮稍息。仅到这步，中佛会内部争端已开始激化，此即借中佛会的权威推进改革与靠中佛会维护庙产的两派不同目标之争。这可说是中华佛教总会内争的延续。中佛会掌握实权的长老利用革新人士向南京政府交涉以达其目的，其让步则体现在允诺改革的会章纸面上。太虚等努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后，当然要求推行实质性改革。但他们或置之不理，或借故拖延。这必然引起中佛会高层领导间矛盾激化。1930年5月，中佛会于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重选领导人员，通过了《中国佛教会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旨在推动建立分支组织。然而诸山长老大多继续敷衍。太虚认为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可能认为圆瑛默许长老们的做法，至少督促他们改革不力，因此中佛会领导机构终究要改组。同年12月，邰爽秋纠集一批人成立了?庙产兴学促进会?，再次煽动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寺院财产。各地相继发生驱逐僧尼、捣毁佛像、占据寺院，甚至殴打逮捕僧尼、抢劫财物的重大事件。佛教徒们要求中佛会出面呈请政府保护僧尼生命财产安全，要求中佛会积极推动佛教改革以赢得社会同情的函件、文章雪片似的飞来。以圆瑛为首的中佛会领导机构对第一项要求作出了积极反应，他们一方面与南京政府有关人士疏通，另一方面发动各界对邰爽秋猛烈抨击。邰爽秋等之气焰被迫收敛。然而他们对第二项要求的态度依旧。太虚认为，实行第二项要求才是根本，否则，最多消弭类似风潮于一时。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远见。1933年，湖北一批教育工作者仍在讨论征收寺产；1935年，有七省主管教育人士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产以充作教育基金的动议，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呈报内政部……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庙产兴学的变种在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仍挥之不去。因而，1931年4月，太虚出席了中佛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中他断然发表《告全国佛教徒代表》书，文中揭露了中佛会机构内部运作惊人的效率低下状况，如经费越来越紧，具体会务没有专人管，连常委开会讨论重要事项也有人屡不到场，而委托连委员资格也没有的他人代表，甚至一个人代表两个常委，即开会也没人担任主席、没人记录。他要求改选中佛会领导成员；总办事处的办事员应专职，选干练佛教徒担任，每半月把已议已办和应议应办之事通报全体执委、监委及各省佛教会；要求各寺院负担中佛会运作所需每月经费三万元，主要用于办会刊和?全国各级佛教会办事僧员训练班?，以在全国推进会章所确定的各项事业(21)。太虚强硬地宣称，如果中佛会不能改组，不如解散。在其追随者的努力下，大会改选的结果是太虚一系取得了全面胜利。尽管圆瑛仍当选为常委，但随后即辞职。两派关系彻底破裂。革新派接管中佛会，总办事处也随之迁移南京毗卢寺。太虚为消除庙产兴学的隐患，拟定保护寺产的建议，经九世班禅在?国民会议?上提出并获得通过。南京政府据此于1931年8月1日明令保护寺产。同时，国民党中央也批准了中佛会备案。此外，会务在有些省份也得到了推进。但保守派对改组后的中佛会采取了不合作的方针，并抗缴以前认可的经费，攻击第三次佛教徒代表大会的选举不合法。太虚借中佛会推动佛教革新的设想完全失败。不得已，他也登报声明辞去常委职。其实，圆瑛个人思想并非一贯保守，撇开他和太虚的深厚友谊不论，1924年他曾致函激进的佛化新青年会，表示支持。1929年5月太虚出访欧美归来，他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圆瑛的基本主张诸如举办新式佛教教育，兴办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提倡人乘佛教与大乘积极救世精神等都可与太虚思想协调。他与江浙保守派人士关系良好，但这由于其为人宽厚。当然他与太虚有不同意见，这也属正常。要不是整个中佛会组织纯粹是凑合，两派之间又相互猜疑，太虚与圆瑛周围的人煽风点火，他们之间也不会由在中佛会会址上的简单分歧演为意气之争，最后两败俱伤。
　　事已至此，与太虚、圆瑛都维持着良好友情的中佛会常委释常惺、王一亭还企图挽回。王一亭提出了中佛会会所驻宁，在沪分设办事处的主张，让太虚和圆瑛各视其事。太虚认为这等于使中佛会的分裂公开化，南京会所也形同虚设。在当时情况下，中佛会也很难象他所期望的那样推行佛教革新，故他也拒绝为该会承担任何责任。故再次发出通告，辞去在中佛会中担任的一切职务。圆瑛则被挽留，继续领导中佛会。自1932?1934年，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年年召开，由于两派隐隐对峙，都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1935年7月，中佛会召开了第七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中，保守派加强了活动，企图把中佛会进一步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提出了修改章程，改组领导体制。会议对此辩论激烈，但最后仍通过了他们提出的新会章及其实施细则，其中?组织及职权?一章把原来的三级制改为两级制，即取消省级佛教会，各县级组织直属中佛会领导。另改?委员制?为?理事制?。尽管太虚个人退出了中佛会，但革新派还控制了一些省级组织，此次改组当然会受到他们的激烈抨击。太虚弟子法舫说：?七年以来，未曾见中国佛教会在佛教中做过一件于佛教有利益的事情。对于国家民众，除了通告全国寺院与佛教团体，做了几次祈祷和平法会，劝募了些许急赈捐献之外，并无其他事业表现。?(22)这代表了革新派的见解。释大醒指出：修改后的会章?废除省佛教会，口欲直辖县分会，实欲免受省会之窒碍?，以便?行使其操持之霸权?(23)。大醒此语也代表了有个性的各省佛教会。在革新派掌握的舆论鼓动下，江苏、湖南、安徽、陕西、四川、山西等十余省佛教会均提出修改新会章，拒绝改组。有的甚至提出另行选择地点、日期，派代表集会讨论彻底改组中佛会。1936年6月，苏皖川湘等省佛教会代表在镇江金山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修改新会章等问题。会议提出的维持原有省佛教会和迅速召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等主张得到了有关当局的支持。这是由于日本意欲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日益逼近，国民党中央的政策已有调整，其民众训练部为动员民众，准备抗日，介入了调解佛教界内部争端。该部指导处处长张廷灏了解了情况后，初拟了《修正中佛会章程草案》70条，附上要点说明，分别访问了太虚、圆瑛，与他们商榷。他要求太虚出席中佛会即将在南京毗卢寺召开的七届四次理、监事会议，对太虚以非中佛会理监事的身份出席会议的难堪表示理解。太虚自然领会其意：国难当头，全国各党派且抛开政见不同，佛教徒理应舍除我见，真诚合作。同年8月，由圆瑛主持召开了中佛会七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四点决议：(1)于10月15日前在南京召开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2)民训部之《草案》中关于居士不得入会、僧尼一律入会的问题留待大会讨论。(3)中佛会组织恢复三级制，即省级佛教会保留。(4)出席第八届大会各派的代表人选另由太虚、圆瑛等六人会议商定。比预定日稍后，地点也改为上海，即1936年11月，中佛会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仍在觉园召开。这证明了地点之争并无多大实质性意义。大会发布了宣言，通过了又一新会章，较多采纳了各方意见，如规定居士?均得入会?，?全国僧尼须一律入会?。后一规定，既含便于动员僧尼为抗战出力的意蕴，也不无通过佛教会加强对全体僧尼教育的内涵。
　　1937年7月7日，即半年多后，全面抗战爆发。中佛会召开了紧急理监事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入抗日救国。圆瑛等留在上海，领导中佛会灾区救护团及僧伽救护队，从事战地救护和赈济难民。此外的会务陷于停顿。太虚等赴重庆。8月，中佛会理监事临时会议在重庆罗汉寺召开，确认了临时办事处。该办事处在太虚领导下曾建立重庆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发动募捐救济流亡同胞，并在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县佛教会保持了联络。其中的僧众救护队因救护灾民成绩卓著，曾获国民政府通令嘉奖。1940年1月，圆瑛以老病为由，辞去了中佛会理事长及灾区救护团团长诸职。然而，此时的中佛会临时办事处只能干预重庆及其周围地区佛教事宜。由于战时环境局限，各省县佛教会或自行其事，或有名无实。各地寺院原状并没有因此改变，社会对佛教界的不满、责难和歧视如故。但亦因战时需要，国民政府社会部屡次与太虚商议如何健全和扩大中佛会组织，以团结各族佛教徒。该部还提出了?整理中国佛教会意见书?，征求各界特别是佛教界看法。不过，同一政府的内政部从其部门利益出发，仍然与战前一辙，提出没收寺院财产，充作国民党所谓?新县制?改革经费。抗战以来，贵州、湖南及四川地方军政当局或借口征粮，或借口办乡村中心小学等，拘留和驱逐僧人，占据寺院，擅自提用寺产引发的事端也有一百多起。在这种情况下，太虚认为，整理中国佛教可从两方面做起。一方面，如果要达到藏族、蒙古族、傣族佛教徒心向内地，内地佛教徒献身为公、团结抗战的目的，那就应转变国人向来歧视佛教的观念。为此可做的是修改现行教科书中诋毁佛教的文字；发布新闻、出版文艺作品都应当注意尊重佛教徒的宗教感情。这样，就能为整顿佛教创造良好的外部氛围。另一方面，佛教界自身必须努力改进。如佛陀本为人类的导师，佛像是为教徒起恭敬心、去除自大心理而设。为避免偶像崇拜之讥，中国佛教可向缅甸佛教学习，只供奉释迦像；或向锡兰佛教学习，兼供以普渡众生为愿的弥勒菩萨像。佛经本为指导修行而传，中国佛教徒原来偏于唱诵佛经应转为重视讲习研究，遵照修行。僧人出家，本为可专心致志学习和弘扬佛法，僧团是他们的组织。但当时许多不学无术，甚至披着僧服，实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都在僧团中混饭吃。太虚这些见解，充分体现了理性信仰。他主张，为了社会不再诟病，今后可暂停剃度女尼，男子的剃度也限于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并对佛法具有正信正解者，这样才能清源。对原有僧尼要进行严格的清理，近于以上条件者保留，其他如不能回俗，不妨把大部分寺庵改为佛教救济所收容他们，这样才能洁流(24)。为了寺院财产不再被以各种口实侵夺，首先要限期整顿健全中佛会各级组织，通过中佛会各级组织在年内将各地寺院财产、僧尼人数登记明确，统计上报。然后，政府可以责成中佛会各级组织按登记寺产额，以其五分之一办佛教教育，另五分之一办社会公益事业。在各寺院能够如上一一实行的前提下，而寺产在1941年内被侵占，政府应负责退回；1942年之后，如再发生侵扰寺院情形，政府应依法惩处。各地寺院凡不能如上一一实行者，由地方当局报内政部，督导中佛会查处(25)。
　　太虚上述建议似乎对一般僧尼较为苛刻，但亦为形势所迫。此外，杨文会、欧阳渐甚至释印光对一般僧尼都有类似的看法。1941年1月，太虚为此于重庆狮子山慈云寺设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预备处。不料，内政部来了一个移花接木，不顾太虚原意，制定了?维护佛教整理寺产办法?，并报?行政院?获批准。其条文数目又与太虚建议相等，佛教革新派喉舌《海潮音》月刊编者不知内情，误以为当局接受了太虚建议，将行政院批准该《办法》的消息刊出，致使佛教界对太虚意见很大。太虚在这种情况下十分尴尬，只好再上书行政院要求澄清，可是呈文送上去如石沉大海。内政部却于1943年11月正式颁布了《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该办法与太虚建议简直南辕北辙。按照该办法，佛教公益事业不但不由寺院兴办，而且寺院竟没有过问之权。它还规定，凡年收益在五万元以上的寺院，由地方政府主持组织的委员会须征收其半，用于?公益?。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当时的五万元相当于五个人的每年最低生活费。换句话说，一般寺院连僧尼的生活费用也留不够，所余寺产收益都被政府拿去办?佛教公益?。这完全是庙产兴学的变种。大后方佛教界顿时人心惶惶。太虚随即召开中国佛学会理、监事联席会议讨论，全体理监事联名通电反对。然而内政部反咬一口，说该办法是参考太虚建议订的。太虚这时真是悲愤莫名，只好于1944年1月2日致书蒋介石，信中说，内政部颁布的修正?寺庙兴办公益办法?，就是?由县市政府乡镇保甲为刀俎?，寺院僧尼为鱼肉，任其宰割。如果实施，可以立刻把全国佛教摧残殆尽。我太虚把整顿振兴寺院，发扬佛教，利益国家民族以至世界人类看作第一生命，而有关当局历年时常有摧残佛教举动，无疑也是要我的命。他历数自己对发扬中国文化、沟通世界学术以及抗战的贡献，悲痛地表示，如果最高当局能够体谅自己的苦衷，阻止内政部等所为，那么，他会倍加努力，赞襄民族复兴事业。否则，决不能坐视佛教被摧残，腼颜苟活，唯有死路一条。敬安与太虚两代佛教领袖为什么都迫不得已以几乎同样的手段抗争呢？这里起码有两点值得深思：其一，太虚在中国佛学会理监事联名反对内政部?办法?的通电中曾提到，中国佛教虽为民族宗教，却事实上不能享有与在华基督教同等的法定权利，为什么？这也不能仅仅归咎于历届政府或不平等条约。其二，即佛教徒作为国民的一分子，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与政治，否则无法保障应有权益，但应?问政而不干治?(26)。
　　蒋介石阅太虚上书后，内政部的?办法?被搁置，但某些政府要员仍阻挠着中佛会各级组织的健全整顿。1945年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由于太虚对抗战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同年12月，可能因内政部受到最高当局的批评，而社会部健全整顿中佛会的主张得到肯定，内政部不得不转变对佛教的态度，与社会部一起发布了训令：依法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该令确实参考了太虚的建议，征求了各方意见，并指定太虚、第七世章嘉、虚云、圆瑛、李子宽、屈映光等9人为委员，使太虚一系在常委中占有多数席位，具体主持中佛会整委会工作。随后整委会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聘定设计、财务委员及驻各省市分会指导员，指令各地在半年之内成立相应的各级整理委员会。整委会还派人接收了伪日华佛教协会、伪南京佛教会。次年1月，整委会会所迁南京，太虚派释又信作为代表，建立了指导、文书、登记、事务等各办事机构。4月，太虚亲抵南京，指导创立会务人员训练班，起草新会章及各种规则，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和盘托出了他的整理佛教设想：在政府方面，应平等对待各宗教，保障信仰自由，保护寺院财产。僧尼一要兴办农场、工厂自养，并通过教育，普遍提高文化和佛学知识水平；二要兴办社会教育、慈善等事业；三要弘扬佛法，化导人心，改良社会，促进和平。佛教会将推动所有寺院及佛教徒进行登记，把他们系统地组织起来(27)。但是，国内中佛会各分会的运作仍是困难重重。以湖南为例，太虚派往当地的指导员?工作是那样忙，经费毫无着落，诸山不肯布施，吃饭都成问题。?只是凭着宗教热诚在支撑着，把自己个人极有限的钱?补助公家(佛教会)用光? (28)。这能维持多久？可能太虚也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他暮年对中佛会的组织与领导已经放松，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因为他已悟出，纵有佛教组织，如不能推选佛教界的代表议政并监督政府，保护自身利益，那仍然是空架子。尽管1947年5月26日，中国佛教会胜利后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作出了不少较好的决议。但果然，二年后真正的中佛会已不复存在。
　　抗战期间，较有意义的宗教组织活动还包括滇边特区佛教会、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创建，云南省佛教会的改组。这些组织都与太虚的建议和参与分不开。他的用意都挺好，如创建滇边特区佛教会，在战时可加强汉族与傣族佛教徒的联系，从而加强民族团结；战后，可加强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之间交流沟通。但由于缺乏组织基础和太虚未予以坚强领导，这些团体都维持未久。太虚创建的唯一的自成立起一直坚持到1949年的佛教组织就是中国佛学会，然而该会的主要活动是讲学、宣传，在长期战乱环境下也难于起到联络各地佛教学者的应有作用。
　　注　释：
　　(19)参见《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页198?199。
　　(20)《中国佛教会会章》，载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3期，1929年6月。
　　(21)该会会章规定任务有：举办慈善公益，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农工事业，宣传佛教，整理教规等。
　　(22)《中国佛教会第七届代表大会》，《海潮音》16卷6期，1935年6月。
　　(23)释大醒《略评中国佛教会近事》，《海潮音》17卷1期，1936年1月。
　　(24)太虚《精神团结与佛教之调整》。
　　(25)太虚《呈行政院维护寺僧》。
　　(26)转引自《太虚法师年谱》页289。
　　(27)《一月佛教纪要》，《海潮音》第27卷6期，1946年6月。
　　(28)参见《茗山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页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