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思想之形成 第一卷(新书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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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可大別為三個部門:一為通史、一般史的研究,二為思想史的研究,三為傳譯史的研究。在通史、一般史方面的著作,自一九六八年塚木善隆先生的「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出版以後,近年續有橫超慧日先生的「北魏佛教之研究」(一九七0)、牧田諦亮先生的「五代宗教史研究」(一九七一)二書相繼問世。又在傳譯史方面,有宇井伯壽博士的遺著「譯經史研究」(一九七一)由岩波書店刊行。至於思想史方面,則玉城康四郎博士的「中國佛教思想之形成」(第一卷)一書,可說是近幾年來不可多見的佳著。
本書準備寫成三卷,對東晉以至隋唐的中國佛教思想的形成過程,從各種角度來加以分析究明。佛教入華迄今,歷時將及兩千年,作者略去西晉以前的三、四百年不談,又撇開五代以後的一千餘年不述,只考察其中間的五、六百年,實因中國佛教思想在這數百年中形成,在此以前無思想可言,在此以後無進展可說的緣故。梁啟超說:「中國佛法確立,實自東晉」,宇井伯壽說:「中國佛教理論方面的發展,可以說在唐玄宗、肅宗之間,其重要部分就已結束」。本書只論東晉至隋唐間的佛教思想,其觀點是容易察想得到的。
本書的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章思想以前的深層領域
視晉代的老莊、般若、禪定的三種思想的混合交錯,為中國佛教開展其基盤,也就是中國佛教的深層領域。從高僧傳記及其他文獻中考察晉代佛教學者的思想,指出那些人士受老莊思想的影響是如何之大。而且從地理上分南北兩地來考察,南北有竺道潛、支孝龍、康僧淵、于法蘭……諸人,北地有康法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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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僧朗、釋僧光、玄高‥‥‥諸人。以「梁高僧傳」、「世說新語」為主要資料。第二章 晉代的合理性與超合理性
作者自說,合理是契合道理的意思,而這個合理性從性質上可分作;實證的合理性、教理的合理性、和體得的合理性之三。如于法開之治病;慧要之立芙蓉十二葉,因其流轉,以定十二時之類,為實證的合理性,如竺法雅、康法朗之 「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之類,為教理的合理性。又如支遁之深思道行般若, 「卓焉獨拔,得自天心」;慧遠之 「志共理冥,言與道合」之類,與體得的合理性。至於佛圖澄等人之神異事蹟,則是屬於超合理性的。
第三章 初期般若之研究批評
解釋初期般若三大學派的本無義、卽色義、心無義,以及其他諸說。井引述現代學者的見解,然後加以比較和批評,以助了解。資料多採自「肇論疏」、「中觀論疏」等。
第四章 支遁與中國思想
將支遁與王弼作比較,說王弼之追求根源的本體,屬於(積極性),支遁之排除諸觀念,屬於(消極性),指出其不同如此。又指出支遁與郭象之不同點說,郭象所說的「無物」,帶有消極的意思,支遁說的 「至無空豁,廓然無物」則有積極的意義。主耍資料為支遁「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王弼「周易注」「老子注」、郭象「莊子注」等書。
第五章 道安之佛教
專述道安的思想。先說如何理解道安,次談道安佛教的構造,後論道安佛教的問題所在。本章是作者用力最多,所佔篇幅最廣的部分(二0七頁),全書的重心也在於此。作者在序文裏曾謂支遁與道安為中國佛教最初的思想家,又說道安之思想,博大精深,不可把他局限於本無義或性空宗的固定觀念。其推祟道安的熱忱,在字裏行間,躍然可見。根據道安所撰的各裡經序及「梁高僧傳」等資料,加以論述。
第六章 佛教之「人格的根據」的一斷面──從印度至中國的開展
此章先述道安之「人格的根據」,次為印度類此問題的檢討,再次為羅什之「人格的根據」的檢討,最後述羅什之「人格的根據」的開展。據作者說,本章.是於數年前寫就并已發表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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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文中關聯到道安的地方不少,故收入本書云。照最近三十年的日本佛教學界的一般情形看來,東京方面的學者較側重印度佛學、佛教教理學的研究,以京都為中心的關西方面,學者較側重中國佛教學、佛教史學的研究,而日本佛教學則東西各半,秋色平分。此話雖不能概括一切,但有此傾向則是實在的。試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雜誌,自創刊以來二十餘年,一直由東京大學發行,而以研究中國佛教史為中心的「佛教史學」雜誌,二十餘年來由京都學者撐持的一點,也就可以看出其一端了自玉城先生是東京大學教授,所以他寫本書,使人感到有點奇特,同時也使人感到他的學問是相當廣博的。
前面說過,作者特別推崇道安,讚譽備至。凡了解中國佛教史的人,無論誰都知道道安的偉大,不待作者說明。然而,向來的佛教史學家,大抵從歷史潮流,時代背景中去理解道安,故往往忽視了道安的個人性及其思想的獨自性,作者認為道安的思想不囿於一家一宗,超越了當時的時代思潮而與印度佛教以來的般若之的根源態(序文五頁)。道安之能够如此,因他具有體得的合理性。與道安同具這樣的性格的,在初期的階段,除了道安以外,只有支遁、慧遠二人可舉(一0九頁)。有體得的合理性,才能創說其獨到的見解,而其見解且能與印度以來的佛教根本義,冥然相合。僧傳說道安反對格義(見僧光傳),而又聽許慧遠不廢俗書(見慧遠傳)。看來似相矛盾,實則并不矛盾。道安所反對的是以格義為目的者,若只作為手段,則認為無妨。竺法雅與道安之不同,係因前者只具教理的合理性而缺少體得的合理性,道安則兩者俱具。強調道安思想之獨自性,可說是本書的特色之一。
其次,廣引中國現代學者的著作,也可說是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向來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學者,除了少數的例外,對於現代中國學者的著作,不是不能了解,就是故意的忽視。本書對近人的著作,加以廣泛引用,日本的不用說,中國的如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綱要」,中華書局編的「魏晉思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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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的「中國哲學原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陳寅恪的「支愍度學說考」以及其他若干種著述,都曾被引用。不過,被引用井不等於被採納。對以上各書,或取或捨,或賞或評,不一而足。然而作者不敢忽視中國學者的著述,而加以留意,其熊度是令人欽佩的。正由於廣徵博引,資料雖然豐富,作者個人的見解,反而隱晦不明,不易領略。又如三桐慈海氏說的,對支遁「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的研討似嫌不足,且對道安所撰的各種經序,最好能從其所撰年次的順序,考察他思想的變遷(見佛教學セミナ——第十五號)。筆者對這點也抱有同感。希望第二、三卷能够早日出版,且能滿足我們如上的要求。本著正文五九0頁,索引二九頁,一九七一年七月,由東京筑摩書房發行。(一九七三元旦後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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