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初老人簡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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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为汉译所缺者；再者，欧美学者，致力于西藏语文经典研究，正趋于热潮。适逢中国文化学院张澄基，示老人以《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德格版），并希影印流通，以供学者参考。老人则谓： “余维迦文垂教，已二千五百余年，深文奥义，研索实难。若合各种文字之经典，互相参证，必有惊人发现；而合文字相同，编核不同之经典，互相参核，更必有惊人发现…。”故拟捐资影印德格版校订目录，并谓… “若因此引起普遍研究，资力发展，沟通汉藏文化，阐扬正教，则重印德格版全藏，乃至译印全藏，胥以是为嚆失也。”[82]
　　7月，为保存佛教文化史迹，俾下一代对佛教历史文化研究有所凭借，乃创办、发行《佛教文化》季刊；凡有关我国或国际佛教历史文化及艺术，不论绘画、雕刻、碑版、石刻、建筑之真迹或照片等等史料，以便编纂佛教历史文化各种丛书之准备。[83]故性质偏重于学术性的佛教史论及史传。
　　于《佛教文化》创刊号刊布：影印《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之预告。[84]
　　〈于阗佛教史〉、〈佛典与胡语〉、〈大同石窟史迹－－中华佛教文化史迹之一〉（《佛》1；后者《补编》）
　　鉴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之传承、维系而不坠者，全赖法门龙众大德之卫护；民国以还，虽世运递嬗，而佛教高僧辈出，或弘宗、或演教、或修持、或讲学…不一而足。其中，多有足以显示佛法精神而为后人效法者，然近代以来，外患频仍，国步艰难，佛教衰危，以致佛教优秀人才埋没不彰；为发扬高僧事迹，以承先启后，特敦聘乐观法师、道安法师、月基法师、蔡念生居士等，成立“《民国高僧传》编纂委员会”。旨在征求民国时代国内外各地高僧之事迹，不计已故或现在，亦不计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更不分国籍，但求具有伟大志趣行藏，其事迹与我国佛教有关者，有可传能为后人表率示范者，皆在所收之列。如其予月基法师函云： “…其目的，在保存佛教历史文献，对下一代有所交代，故抱‘成功不在我’宗旨，…。每慨从梁、唐、宋、明各朝，均有僧传编纂，独清代缺如，现要搜集清代高僧事迹，几乎已无从著手，若再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上，同道都凋谢，要再想搜集民国以高僧事迹，这等同清季一样，无从著手，所以不知浅薄，贸然从事。…”[85]开列《民国高僧传》名单，计有寄禅和尚等 102 位。[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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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李志夫居士访老人，老人勉其多留心佛教文化史料的搜集，愿以付奖学金的方式，供其编一部《佛教文化史》。[87]
　　10月3日，由于老人与张尚德先生之关系，经张先生而知中国文化学院张晓峰先生，拟于学院旁与佛教同人合作兴办佛教丛林及创办佛教研究中心。为此，老人会同道安长老赴慧日讲堂访印顺长老，商谈倡办“佛教大学”事，印顺、道安两长老对此均表赞同，并愿从中协助。午后随赴阳明山庄访晓峰先生，结果甚为圆满。一、晓峰先生愿与老人合作，希望今年就可成立佛教大学，并将由晓峰先生发表演说承认佛教大学，由佛大与文化学院订立合同；二、由文化学院授给一甲土地作为建地，其余用地则属公园地。如此，佛学以外可在文化学院受课；而与文化学院合作，亦可免去立案等困难。[88]
　　同日，晓峰先生专访老人，进一步谈华冈建丛林寺院之事，并希望老人能出面担当此职，此事老人则以力量有限而辞却。(‘日记’4)
　　华僧大会会议前夕，印顺法师建议推介至华僧大会，由海内外大德通力合作，以为或可免去无谓之阻力。然华僧大会几经决议后，原始建议者－－老人却未列入筹备人中；而此事后来如何，亦不得而知了。[89]
　　10日，刊布“《民国高僧传》编纂方案”。[90]
　　冬，〈佛学历史研究之重要性－－中国文化学院佛学研究所成立致词〉、〈龟兹之佛教〉、〈龙门佛窟史迹－－中华佛教文化史迹之二〉（《佛》2；后者《补编》）
　　《佛》2刊载“民国高僧传特辑”，计有太虚大师著〈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南岳道阶法师传〉、〈常惺法师塔铭并序〉，明常法师〈宗仰上人传〉、〈若舜德公禅师传〉，虚云老和尚著〈弘一大师传〉、〈鼓山妙莲和尚传并塔铭〉，孙乐〈云南戒尘法师传〉，蔡运辰〈焦山智光法师衣钵塔铭并序〉。
　　是年，以处此明新月异之时代，若无国际性之知识学问，势难立足于时代潮流之尖端，故快函刻在掩关中之弟子圣严法师，盼其提前出关，欲全力支持赴日留学。[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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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玄奘三藏生平年代考〉（《佛》4）
　　1966（民55）,59岁
　　?月，于日记卷首，题曰： “勿与天下无聊之入争闲气，应与古今圣贤豪杰争志气。” (‘日记’5)
　　1月，访香港。(‘日记’5)
　　2月，文稿〈本馆成立十年感言〉，其中提及佛教存在的因素，有两点：一是民主政治信仰的自由；二是有一部经藏；今后佛教要生存必要使佛教学术化、艺术化。文稿〈以事实来改变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念〉。(‘日记’5)
　　春，〈嵩山少林寺初祖达磨之道场－－名山古刹之一〉、〈天龙山石窟史迹－－中华佛教文化史迹之五〉、〈大慈恩寺玄奘三藏之道场－－名山古刹之二〉（《佛》3；前二者《补编》）
　　《佛》3续载“民国高僧传”，显澈法师著〈冶开镕禅师传〉，应慈法师〈月霞显珠禅师传〉。
　　4月7日，“焦山智光大师奖学基金会”颁发春季奖学金，老人受邀专题讲说，题为〈敦煌遗书与中国文化〉；后经整理，刊载于《佛》5。
　　?月，文稿〈佛教与时代〉，老人常听同道们说： “今天的佛教必需要赶上时代，否则便会被时代陶汰，成为时代的牺牲者。”老人深有同感，以为今日我们应该做的事：第一、要赶紧集合佛教的力量，创办佛教高级佛学院，造就国际佛教的人才；第二、佛教要适应现代科学，并指导现代科学造福人类。并认为只重形式的保守思想，危害著今日佛教；即崇尚吃苦、穿破衣、过午不食、念一句阿弥陀佛，以为如此便是典型的僧伽，至于识字与否皆无关紧要。再者，佛教制度方面，一味地坚守以往宗法社会思想下的制度，仍以丛林制度为最合理；而不问合时宜与否。(‘日记’5)
　　?月，文稿〈汉武帝与元世祖西征及中国近三百年来之国运〉。(‘日记’5)
　　?月，草稿〈为佛教而悼续明法师〉，未成篇。(‘日记’5)（案：续明法师 4 月26 日逝于印度加尔各答）
　　?月，文稿〈中华文化内在的危机〉，由颁发智光长老奖学金，说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日记’5)
　　6月，〈中华佛教史迹序〉集全国佛教名胜古迹之摄影汇刊，及百年来于中亚发掘有关佛经各种古代语文、历史文物之流沙遗珍，配以简要文史；旨在宣扬佛教历史文化（《佛》4）。[92]〈新疆在佛教史上之地位〉、笔名“子龙”〈吐鲁番佛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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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佛》4续载“民国高僧传”，〈青岛湛山倓虚和尚传〉、〈厦门虎溪会泉和尚传〉、〈厦门南普陀转逢和尚传〉、〈基隆灵泉寺善慧和尚传〉。
　　是年暑假，印顺老法师因健康欠佳，辞去文化学院之教职；时李志夫居士正就读文化学院，因与数位有志于佛学之同学，前往劝请老人来校主持佛学研究所。老人则以我国尚未有梵文字典，故欲以付奖学金之方式，请彼等编写。[93]
　　9月，〈四明第一山．雪窦禅寺－－名山古刹之二〉、〈中印佛教交通史．序论〉（ 《佛》5；前者《补编》）
　　《佛》5续载“民国高僧传”，〈宁波观宗寺谛闲法师传〉、〈常熟虞山兴福寺应慈法师传〉、〈台湾新竹法源寺斌宗法师传〉、〈厦门南普陀转逢和尚传〉、〈基隆灵泉寺善慧传〉。
　　农历8月25日，母唐氏逝，享年88。(‘日记’5)
　　?月，近年来，体认到“历史是一切文化的起源”，故而对佛教历史的研究产生喜爱。(‘日记’5)
　　1967（民56）,60岁
　　?月，应中华学术院之聘，任该院佛学研究所顾问。自此以往，少闻外务，惟专志于著述，尤致力于“佛教史学”之研究。
　　1月，〈复兴中华文化维护佛教道统〉（《佛》6；《补编》）；〈汉通西域与佛教之东渐－－中印佛教交通史之第二章〉、〈佛教石窟史迹序〉（《佛》6）
　　《佛》6续载“民国高僧传”，〈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传〉、〈常熟福兴寺月霞和尚传〉、〈北平极乐庵宝一和尚传〉、〈镇江玉山守培和尚传〉。
　　印行《佛教石窟史迹》（即“中华佛教史迹”第一集）。
　　6月，〈欧洲汉学家有关中亚及南海史地之考证〉、〈汉魏六朝对西域诸国之交通－－中印佛教交通史之第三章〉（《佛》7）
　　《佛》7续载“民国高僧传”，〈高邮放生寺仁山法师传〉、〈慈舟法师传〉、〈 霭亭和尚传〉、〈恒海和尚传〉。
　　9月2日，发放“补助升学金”，含国内大学，及留美、日等。(‘日记’5)
　　秋，李明宪依止老人出家，法名“圣开”。系老人第二位披剃之徒。(‘日记’7)
　　撰〈禅藏目录序〉：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教外别传之法，虽不立文字，而历代祖师为解粘去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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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文字示第一义谛者，亦复屡见。…未尝不使后人于铜墙铁壁中，稍获入处。然大藏所收禅籍甚少，至于单行刊本，则更寥寥无几；且不论藏本单本，多为旧刻珍籍，求索唯艰。适蔡念生居士辑“藏目”之因缘，特请其藉便纂集“禅藏目录”，以备举扬向上者有所寻求，经岁始成《禅藏目录》初稿。搜罗六祖以下谈禅著作，分部编列，每目注明版本来源，…。凡得七百余部，三千六百余卷；更就已录作者各禅德，上溯传承，绘制溯源图，随录并行。…不唯目录勒成定本，且将进而刊布全书。[94]
　　12 月，〈中印佛教交通史序〉[95]、〈日本史学家有关西域佛教史地之研究〉（《佛》8）；笔名“子龙”，〈六朝遗迹．栖霞古寺－－名山古刹之四〉（《佛》8；《补编》）
　　《佛》8续载“民国高僧传”，〈台湾中坜圆光寺妙果和尚传〉、〈镇江夹山竹林寺厚宽和尚传〉、〈续明和尚传〉、〈泉州崇福寺妙月和尚传〉。
　　?月，文稿〈如何办好佛教大学〉：如何复兴佛教，使佛教赶上时代？第一、缺乏人才，更缺乏培植人才的佛教大学；人才必须具有高尚的学识及多种语文来适应国际弘化的需要。第二、佛教的理论包括天文、历算、伦理、物理、生物、心理、艺术、医学、文学、历史文化，所以我们要说明佛学内容，仅靠一经一论的理解，固然不够，必须涉及社会各种知识作新的解释，始能唤起学术界的重视与兴趣。第三、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要特别重视。(‘日记’5)
　　?月，文稿〈新旧思想观念阻碍佛教进步〉：一、社会人士对于佛教徒的观念：时代知识份子对于佛教徒多抱一种轻视态度，认为佛教是消极的、逃世的，所以希望佛教徒能够接受时代知识，参观社会事业的活动，多做社会事业，甚至参加社会党，认为这才是佛教进步份子。因此对于佛教徒中稍具佛教知识，能写些文章，口里不离哲学、科学一类的名词，认为这是佛教人才。二、居士对佛教徒的观念：他们希望和尚不要读书、不要做佛事，只要持戒、过午不食、穿破衲衣，虽一字不识，也是第一高僧。(‘日记’5)
　　1968（民57）,61岁
　　农历1月，讲稿‘田中鼓山寺开光礼文’：今欲安定社会、抢救人心，唯有宣传佛教，使人知因畏果，舍邪归正。(‘日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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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台中太平乡看地，拟兴办中学或佛教学院之用。(‘日记’6)
　　?月，对大专青年谈‘研究中国佛学史应注意的几点’（讲稿）。(‘日记’6)
　　?月，‘名僧与高僧之别’：高僧者，特立独行，释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泽广（？）被于来世；…其德行、学识独步一世，而又能为佛教开辟一新世纪。…寡德适时，故多名僧。(‘日记’6)
　　2月，文稿〈如何使佛教寺院成为名副其实的道场〉：一、以各县市佛教诸山为主体，集合各寺院住持、住众青年，组织佛学研究所；二、各县市，僧众可造就者，一律强令研究佛学等；三、各县市不论大小寺院，一律禁止为亡者超度、赶经忏；四、各寺院必需经常讲经、说法、布教、组织佛学研究及修行，使所有僧尼成为弘法觉世及传播佛教文化的使者。(‘日记’6)
　　?月，讲稿‘为人与学佛’：学佛必先要做人，做人是世间法，学佛为出世法。(‘日记’6)
　　5月，〈太虚大师伟大之精神－－纪念大师八十诞辰〉、〈魏晋佛学之玄学化〉（《佛》9；后者原题〈魏晋南北朝佛学之中国化〉“第一章魏晋佛学之玄学化”，收于《补编》）
　　《佛》9续载“民国高僧传”，〈奉化雪窦寺法舫法师传〉、〈永嘉护国寺万定和尚传〉、〈浙江五狮山明因寺式海和尚传〉、〈宁波七搭寺歧昌和尚传〉、〈杭州灵隐寺慧明和尚传〉、〈香港南天竺寺茂蕊和尚传〉。
　　?月，拟成立“中华佛教文化基金会”，以补助或为奖励发展佛教文化事业为宗旨。(‘日记’6)
　　8月1日，住院体检。(‘日记’6)
　　〈纪念先法师智老人八十诞辰〉、〈两晋佛学思想之玄学化〉（《佛》10；后者《补编》）
　　《佛》10续载“民国高僧传”，南亭〈悼亲教老人应慈和尚及其事略传〉，〈福州开元寺宝松和尚传〉。
　　?月，著手撰作《中日佛教交通史》。(‘日记’6)
　　?月，草稿〈中日佛教交通之桥梁－－韩国〉。(‘日记’6)
　　由于注重佛教史学，故曾一心想创办“佛教史学研究所”。[96]以为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乃因为有文化的演进和累积，佛教历时两千多年而不坠，仍发挥其度化群萌，净化人心的作用，正由于历史的递嬗，始能尽其教化的理想。然而历史的形式以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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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后人所书；历史虽造就了我们，我们亦可针对历史的意义给予再造，以为将来的历史开拓新的机运。此一思想的实践，便使他完成了三部佛教历史钜作。
　　是年，完成并刊行《中印佛教交通史》。
　　12月，〈道生佛学思想之人文精神〉、〈汉代佛教思想之发展〉（《佛》11；《补编》）
　　《佛》11续载“民国高僧传”，〈中兴佛教太虚大师传〉。
　　?月，星云法师拟创办大专学院，问名于老人。老人以为就东西方文化、民族文化而论，东方属精神的文化，故重人性；其中又以佛教之重视心灵提升为最主要。中国文化，包含儒释道，而佛教经南北朝之融合儒道两家思想而成中国文化之总体。综此，故以以佛教为东方文化之代表，最为适当；因以“东方佛教学院”为名。[97]
　　1969（民58）,62岁
　　3月14日，徒圣严法师负笈东洋。[98]
　　4月1日，函圣严法师： “…深觉宗教存在的价值（佛教在内），只是精神热忱（意志、愿心在内），不在学术文化。…尽管释尊说了三藏十二部经典，但其重心仍然在道－－精神－－……。”[99]
　　春，史学家钱穆教授在台北市善导寺讲《六祖坛经》大意，本属通俗讲演，未涉考据真伪之问题；旋有杨鸿飞居士于“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文章，以《坛经》系神会所作，而与钱教授反覆诤议。老人因鉴于此问题关系中国佛教思想史、禅宗命脉极大，于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更有重之影响，遂于5月29日发表〈论禅学之真义－－兼论胡适博士“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一文于“中副”。[100]
　　6月，〈中日佛教关系之回溯〉（《佛》12）
　　7月19日，复于“中副”发表〈再论禅学之真义〉长文。[101]
　　秋，为撰《中日佛教交通史》，东游日本，搜集有关史料；由当时正在东京立正大学深造的弟子圣严法师，陪侍访问了各地佛教名胜、佛教领袖及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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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为期二周。[102]
　　?月，文稿〈日本文化〉。(‘日记’6)
　　1970（民59）,63岁
　　1月25日，为台湾省政府颁布管理寺庙办法，致董正之居士书，恳请其鼎力向中央政府呼救，速予制止。老人云：所颁寺庙管理之对象仅限佛教、道教等，而耶、回、天主教不在其内，分明歧视佛教，乃至意图消灭。佛教之传入中国，对我国历史文化影响特深，而佛教寺庙之不同于一般神庙，其非仅是弘扬佛法之场所，更是传播、保存中华文化之所在；政府理应加以辅导、补助，以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之精神。且佛教寺庙不论私人兴建或募建，均属自然人或法人所有财产，省府显然无权加以管理与限制；即使佛教寺庙有未尽合情合理之处，亦应由主管机关（内政部）会同中国佛教会协议，自行整肃。再者，佛教寺庙与孔子庙等同具移风易俗，改善人心，辅助国家法令不足，以维护社会善良秩序之功效。此如总统蒋公所说：人格的内在安定力，来自于宗教信仰与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故当玄奘法师顶骨由日归还，总统蒋公特指示由政府补助，择定日月潭青龙山兴建玄奘寺；未几，又指令兴建慈恩塔，所需经费约七百万元，均由政府拨给。故理应仰体德政，而反颁与此相抵触之政令，制造宗教纠纷，扰乱民心，实为不智之极。[103]
　　2月，《中日佛教交通史》刊行。
　　访初创之莲华学佛园，勉励同学努力求学，认为出家人固然必须要懂佛法，但是在这个时代，也要懂世学。曾感慨地说： “现在出家人学历水准很低，若要提高佛教社会地位，必须要我们出家人内外学兼修。”并提示晓云法师，要训练同学写文章；可见老人念念于“文化工作，为复兴佛教文化之基础”。同时关注中华文化相关书刊 ，认为研究佛学尤其是现代佛教，更需了解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化的趋向，如此佛教思想方不致落后。[104]
　　是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简称“联教组织”），为明了亚洲佛教艺术之发展与成长，遂有亚洲佛教艺术研究的长期计画。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王宇清先生代表中华民国与之缔订研究要约，并邀国内艺术界人士组织“中国佛教艺术委员会”；老人亦受聘为委员之一。每一委员对佛教艺术研究负有提供资料之义务，老人因此而对佛教艺术传播作一广泛地浏览与资料的搜索；写成〈中国佛教艺术之成长与发〉、〈近代中亚发掘有关佛教艺术遗迹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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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壁画之研究〉三篇文稿，以备提出报告。终以时机未成熟，而未提出。[105]
　　1971（民60）,64岁
　　是年，其徒圣严法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特告诫： “汝当作大宗教家，切勿为宗教学者。”[106]
　　逢《菩提树》杂志200期纪念，老人应邀为文，以申庆贺；又近来“中副”常有讨论《坛经》真伪之文章，故作〈关于六祖坛经真伪问题〉一文。先就《坛经》版本问题论起，进而就《神会语录》与《坛经》思想比较之问题而观；结论：考据工作，于学术史上虽有其特定之地位，然若仅从考据之立场以评论《坛经》思想问题，是不够彻底的。[107]
　　?月，似文稿之大纲，题曰：“民国六十年与佛教”，从满清时代的佛教，迄民国初年、北伐前后，乃至反攻基地之佛教，计分九节。(‘日记’7)
　　春，印度佛教僧伽会主席悟谦法师及印尼佛教会体正法师函请老人前往弘法。原定3月间起程，后因印度签证等问题而延后。
　　6月9日，接到中印缅经济协会通知，于立法院举行茶会欢迎黄基统先生及印度侨领陈颐隆先生回国访问，并邀请长老东初法师访印度。(‘日记’7)
　　?月，文稿〈六十年来之佛教与太虚大师〉、〈今日研究佛学方向〉、〈论僧教育〉；后者，谓欲复兴佛教，目前最迫切者在于佛教大学之设立。(‘日记’7)
　　?月，认为佛教宣传不易生效之因，其主要有三：一、文字修养不够；二、说理不够彻底；三、知识不够广博。(‘日记’7)
　　?月，佛教能存于今日之因，认为主要原因如下：一、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与中国文化有相互益彰之功效；二、佛教内容博大精深；三、民国肇兴，由于天主教、基督教群策群力力争信仰自由，约法于宪章，佛教得沾其益；四、由于佛教日渐世界化，西方著名学者都纷纷注意佛学研究；五、国内政坛显要人物都接近佛教，对于佛教维护不遗余力；六、工商各界拥护；七、军政各界皈依；八、国际学人赞扬；九、佛教高僧赞助革命；十、佛教高僧潜移默化所树之信仰，永留人间。(‘日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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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文稿〈南洋佛教之展望〉。(‘日记’7)
　　因著《中印佛教交通史》，有感于 “对印度历史文化的知识，仅限于书籍上，而对印度国土尚未能作实际踏查，求得更进一步的了解。”由此而拟访印度巡礼佛陀圣迹。[108]
　　悟谦法师于1957年，首先成立“印度佛教僧伽联合会”，并购置玄奘寺地基；1958年，筹建玄奘寺之初，曾呈请总统蒋公题辞，藉以纪念圣哲在印之丰功伟业；然虽经多方周折，终未获准。[109]老人此番朝圣，行前特上书中央党部，恭请总统赐题“玄奘寺”额，拟顺道携至加尔各达赠与悟谦法师。书中云：不惟对旅印侨胞、藏胞为一大鼓励，即对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亦可收启发增进之功效。盖大陆撤退前，悟谦法师经由西藏往至印度，故与西藏佛教喇嘛亦多有联络，实为沟通汉藏友谊最好之媒介。其于加尔各达正筹建玄奘寺，以弘扬中华文化，并揭穿中共统战之阴谋，及加强侨胞对祖国传统宗教文化之信心。[110]
　　10月4日，由台北直飞曼谷，由中华佛教研究社高理事长招待，并参观曼谷市区佛教名刹。华宗普净大师因得乐法师函告，多方探听，邀约前往参观普门报恩寺。
　　在泰国休息二日，即续飞加尔各答；接机者计有华侨协会主席叶干中夫妇、副主席谭锐荣、佛教僧伽会主席悟谦法师、中华佛寺董事刘金昌等数十人。顺道参观加城尚未完竣之中华佛寺，当晚下塌摩诃菩提会；此为锡兰佛教道场，为复兴印度佛教之功臣达磨波罗所建。
　　在加尔各答留七八日，参观访问之外，并演讲了三次：一是在加城双十节国庆大会，应叶干中侨领之邀，发表演说，讲题为“中印两国人民应记取历史上的教训”，听众约一千多人。同时举行颁赠典礼，由老人主持，叶侨领代表政府将总统亲题之“玄奘寺”额，颁予悟谦法师。二是在摩诃菩提学会，该会秘书长Ven悿leN.Jinaratana，乃锡兰佛教上座，足迹遍及亚洲、欧美、苏俄等，是位极活跃于国际佛教的人物；承其盛意为老人举行盛大晚会，邀请佛友、印度国会议员多人；讲题“复兴印度佛教”，由李凤芳英译。三是老人自新德里返加尔各答后，培梅中学叶干中校长邀约参观该校；此是旅印华侨所办的第二所华侨学校。因加城正掀起建筑玄奘寺的运动，故以玄奘法师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为题，对七百多位青年学生解说，勉彼等步玄奘法师后尘，献身于中印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以上三稿均刊载于加城“印度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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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起，离开加城开始朝圣之行。同行者，悟谦法师通藏语、印度语，又有多次“八圣地”（灵鹫山、菩提场、祗树给孤独园…）之行，乃最佳导游人选；为欲访印度学术机构，另有一熟英语者及助手一人。[111]
　　13日，抵释尊成道处菩提场，下塌中华大觉寺。大觉寺为湖北籍永虔法师创建，后由湖北楚缘比丘尼接掌。菩提场除中华大觉寺外，并有泰国佛寺、锡兰佛寺联络处，另有西藏庙一所，住有六七十位喇嘛，一面修道，一面做工以维持生活。
　　18日，继往鹿野苑中华佛寺，于该寺发现戴季陶先生于1940年访问印度时亲书之碑文，足见戴氏对中印文化交通之关注。[112]
　　其余八圣地中的遗迹，均成断壁残垣、废墟一片；八圣地的遗迹，全靠佛寺来点缀，其中尤以中国佛寺为多。来此之中国籍僧尼非虽第一流聪明人物，多数步行至印度朝圣之苦行僧，一住数十年，由于不怕吃苦，不畏艰难，故能在异国兴建佛寺，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辉。如老人云： “只有苦恼人才做得到”、“聪明人理想高，多顾虑，怕吃苦；苦行僧脑筋简单，仅凭信心，不畏困苦…。聪明人的成功，未必真成功；苦恼人未必真苦恼。…由于苦行僧淡泊名利，未被名利所惑，所以他们死后的骨灰，我想也要比聪明人来得轻些。”再者，有心人士之积极推行佛法，比哈尔省那烂陀大学及联合省梵文大学之设有梵文、巴利文、佛学、印度哲学等课程；那烂陀大学教授藏文、蒙文、中文、日文，欲透过亚洲各种语文来研究印度佛学思想的发展。由全印国际佛教僧伽及佛教名人教授发起于菩提场创设“世界佛学苑”，拟分设泰、印、中、日等十国佛学研究所，刻正于中华大觉寺内兴建“中华佛学研究所”。由此，老人以为佛法的重心仍在印度。老人因与二大学负责人商量，蒙其准许我国僧伽二至四名免学费前往留学，并允代为申请奖学金；回国后，特致函“中国佛教会”。[113]
　　在新德里停留二日，寓居丘姓华侨家，得与胡季藻教授畅谈西藏、印度、梵文大学及泰戈尔大学诸多问题，随以《中印佛教交通史》赠予胡君。参观尼黑鲁大学，并至圣雄甘地墓致敬。
　　27日，离开印度。在印度先后二十几天，从加尔各答到新德里，历经东、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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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印度，几乎走了印度五分之三的国土。[114]
　　回程经香港、新加坡。[115]在新加坡受常凯、演培、优昙、广义、松年诸法师之招待，并于菩提兰若以“印度佛教的现状”为题，作了一次演讲，及参加双林寺星期念佛会。并探望多年不见的隆根法师。以为大陆撤退后，佛教的精华在星马；而南洋各地与中国佛教的关系，主要为印尼，次为星加坡、马来西亚。[116]
　　11月4日，往印尼访问。在印尼逗留时间较长，受到华侨热烈欢迎；除作四场（？）演讲外，尝访印尼佛教会主席苏拉济准将、居士会主席苏曼德利上校，二人均为极热心之佛徒，并有计画地复兴印尼佛教。但印尼政府禁止华文教育，故华文佛典、书刊取得不易，老人允赠华文大藏经一部与体正法师，并得苏拉济主席允为协助运送事宜；此外，老人更吁请中国佛教会设法协助传入华文宣传品。由于写作《中印佛教交通史》，其中专章介绍印尼之佛教，故停留印尼期间，特就印尼历史地名等与体正法师等逐一对校考证。[117]8日返台。
　　12月，配合老人访印度、印尼归来，特设《佛教文化》第14期为“东初大师访问印度、印尼特辑”。收录：10月10日，老人讲．悟谦记〈中印两国人民应记取历史上的教训－－在加尔各答双十节国庆大会上讲〉；11日，老人讲．李凤芳译语〈复兴印度佛教－－在加尔各答摩诃菩提学会讲〉；18日，老人于印度鹿野苑中华佛寺录戴季陶先生遗著〈印度鹿野苑中华佛寺碑文〉；26日，老人讲．悟谦记〈玄奘法师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在加尔各答培梅中学讲〉；?日，老人讲〈印度佛教的现状－－在星加坡菩提兰若讲〉（前言云： “我是昨天从印度朝圣，经曼谷来到星加坡。”）；11月8日，老人讲．李佩兰译语〈孔子关公都在印尼－－在雅加达佛教会讲〉[118]；10日，老人讲．叶秀梅译语〈中国与印尼佛教历史文化之关系－－在雅加达同善堂讲〉[119]；12日，老人讲．定海法师译语〈世界各地佛教近况－－在雅加达临别欢送会上讲〉；12月1日，老人著〈向中国佛教会报告〉；3日，老人著〈印尼阇婆佛塔之简介〉；5日，老人讲〈如何改进中印两国的关系－－在立法院中印缅文化经济协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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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老人著〈星马佛教与中国文化〉；? 日，老人著〈印度朝圣纪要〉；? 日，〈那婆那烂陀大寺（Nava Nalanda Mahavihara）计画书．于印度帕特那（Patna）那烂陀〉。?日，〈东南亚为宗教化的地区〉：我在新加坡和印尼发现一个事实，佛教寺庙都修得很庄严，但仅有少数寺院推行佛法，大多数的寺院都靠赶经忏为人超度以维持寺庙生活，也有许多人对于赶经忏有异议，我却持另一种看法。因为佛法传入中国后，早已和中国文化融合，宋明以来的中国佛教，所推行的不是印度的佛教，乃是中国儒家的伦理佛法，换句话说，中国佛教赖中国文化的传统而维持佛教残缺的生命。在国内在海外都是一样，尤其在海外的佛教最为明显。
　　12月后，《佛教文化》停刊。
　　1972（民61）,65岁
　　?月，为维护文化馆土地之权益，遭强邻诬陷时，老人说： “山僧天生一付傲骨头，绝不向有权有势的低头。”由此事件，有感而发： “以宗教精神所建立之和平，才是永远的和平；以武力所建立之秩序，不是永远的和平，乃是一颗定时炸弹。”( ‘日记’8)
　　3月，将〈中国佛教艺术之成长与发〉、〈近代中亚发掘有关佛教艺术遗迹之研究〉、〈敦煌壁画之研究〉三篇文稿结集出版，书名《佛教艺术》。
　　5月，再版《中印佛教交通史》时，复增加〈戴季陶先生之访问印度〉、〈印度佛教之复兴〉、〈印尼之佛教〉、〈泰戈尔之来华访问〉等四章。[120]
　　影印流通《莲池大师全集》。
　　8月，出版流通《戴季陶先生佛学论文集》。
　　10月，撰〈观世音菩萨救世精神〉，并由夏威夷中华佛教总会出版流通。
　　1973（民62）,66岁
　　?月，为配合政府法令组织财团法人，特举办“信徒大会”，并选请镫朗（老人法名“镫朗”，法号“东初”，以号行。）、圣严、郑素梅（锭心）、郑翠微（鉴心） 、钟菊妹、张国英、王士祥、方宁书、张若虚为董事；共推镫朗为董事长。(‘日记’8)
　　除夕，检讨一年来的得失，自认为在学业方面，《中国佛教近代史》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五，尚有百分之五待整理；而此书之内容，文字与观念则仍需修正。其次是经济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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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秋以来，我的运气似已好转，几乎把过去所亏损金钱都已找回，因此决定把基地买回，已向台北县政府申。…由此，使我更深信因果定律决不会错。”(‘日记’8)
　　?月，写《中国佛教近代史》动机之一：透过历史考据，…使现代青年佛教徒了解佛教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惨痛、挫折与压迫。(‘日记’8)
　　?月，文稿〈中国佛教衰退因素〉、〈佛教社会思想及其实践方法〉。(‘日记’8)
　　冬，慧严法师由于抄写、校对《中国佛教近代史》之因缘亲近老人， “老人的治学方法，虽不是很缜密，但是老人勤学和求进步的精神，是很难得的。”除了不以所学为满足外，老人更是不固步自封，老人说： “看书可不要只看教内的作品，也要看看一般学者的有关作品，它会启发你，帮助你的。”老人之专以教界人士未注意而却极重要之事为己任，如其云： “做事、研究学问，不要忘了它的重要性，及自己的兴趣，不要去附和人家的潮流，…”故有《中国佛教近代史》之作。[121]
　　经慧严法师之引见，智光商职国文老师李敏娟居士之亲近老人，闻其言，每有铿铿然作金玉声之叹；如老人对学佛（案：疑为“佛学”）的看法： “学佛，学佛，不能光看佛书。还应该深入中国历代的各类典籍，然后与佛理综合起，才能成为丰富有味的学问，也才能真正有所作用。好像烧菜要加作料一样，各种作料调配适当，就能烧出色香味俱全的上菜，才能教人吃得津津有味。不要死钻佛书的道理就在这里 。”[122]
　　妙然法师访老人，向老人提及受利用事，老人对曰： “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是互相利用，至于利用的方法，各有巧妙不同；有的人利用成功，有的人利用失败。有的人专门给人利用，有的人专门利用人。一个人在世，能有被人利用的价值，就有生存的意义；反之，即同死草枯木，活著也是多余。我一生不怕人骂我，更不怕人利用我；有人骂我，我不反驳，有人利用我，我也不反对。我们的教主－－释迦世尊，从二千多年以前一直到现在，都被他的儿孙们在利用。不肖的儿孙，利用他混生活，利用他为非作歹，变成狮子身中虫；贤德的儿孙，利用他弘法利生，利用他福利社会。…我们是佛陀的弟子，要学习佛陀大肚包容的精神。”[123]
　　1974（民63）,67岁
　　?月，文稿〈肉身证道及菩萨释义〉。(‘日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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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慨佛教之歧见与争执：佛教最大的弱点就是，僧众不能团结，不能团结的原因是由于僧众知识修养不够，很少能有大志愿、有远大眼光，与其说没有四弘誓愿的志向，即儒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也没有，只是卖些小聪明或充其量为一寺争取名利，很少能为一国佛教前途设想。民国以来新旧派的争论，使得新的故然无所成就，旧的亦随时代淹没。(‘日记’8)
　　9月，《中国佛教近代史》刊行。
　　广化法师北上治疗腿伤，挂单于法藏莲社，某日老人来社，广老初遇老人。谓： “留给我的印象，是洒脱而有高僧风度，益增深我对他的崇敬。”[124]
　　10月15日，应佛光山东方佛学院院长星云法师之邀，以“丛林制度与禅宗教育”为题，为学僧作了一次演讲。论及丛林清规的由来、佛教中国化之始；禅宗的根本精神与风格，并举禅宗大教育家为例证，说明禅师之训练弟子，重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以六和敬为原则之丛林制度不唯适用于过去，并适合于今日之民主时代；百丈清规简述；最后以“今后僧教育的前途”问题而结束。[125]
　　1975（民64）,68岁
　　2月，集〈丛林制度与禅宗教育〉、〈论禅学真义－－兼论胡适博士“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再论禅学之真义〉、〈关于六祖坛经真伪问题〉等四篇有关禅学之文稿，成《禅学真义》一书。[126]
　　3月17日，徒圣严法师获得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27]
　　4月5日，总统蒋公崩逝，老人除在佛殿设牌位、诵经追思之外，并前往国父纪念馆瞻礼遗容。其时，基督教人士藉蒋公之德行，大肆宣传其教。老人对蒋公素行亦有所了解，为使世人共知，蒋公乃基督信徒其表，崇奉佛法其心，及蒋公护持佛教之赤忱与事迹，一者用彰其功德，二者以志哀思；故特日夜赶写《蒋总统与佛教》一书。[128]
　　7月18日，徒圣严法师以“海外学人”身分，应邀返国出席“国家建设研究会”。[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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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著《蒋总统与佛教》完成。[130]
　　12月10日，徒圣严法师应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之邀，赴美弘化。[131]
　　20日，第一次立遗嘱。其时，乃老人心情最沉重的时期，其徒圣严法师自东京初渡美国，回台继承文化馆的希望似更渺茫。因而写下了第一封遗嘱： “…（不动产）均属镫朗节省减用所致，…镫朗身为佛教弟子，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均属佛陀所有，除舆办佛教教育、文化事业及社会慈济事业，用报佛恩及社会恩外，任何私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动用上项财产（包括依镫朗出家的徒子徒孙在内）。…”并嘱付以其全部财产的三分之二，创办一完整健全的佛学院；复以三分之一，兴办一高级静修院，专供社会孤独老人静养，以极廉价方式售与老人房屋，尽其生前居住，死后仍归常住。[132]
　　1976（民65）,69岁
　　春，至东山佛学书院对学僧开示，时，广化法师负责院务，临别时老人特叮嘱： “你若是有什么困难，可到北投来找我好了！”不久，老人遣人送去一大桶油，供养大众，奖掖后学。[133]
　　6月23日，晓云法师携同吴仁牟居士访老人于文化馆，请示老人二个问题。其一、关于李霜青教授之〈释迦牟尼非印度人考〉，老人之意见：“ 佛陀在世时，虽没有印度这个名称，但如果说释迦佛是西藏人，更是不恰当；因当时既无印度之名，也没有西藏这个名称。…像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不必理会，不过在研究的态度，也不妨查个究竟。”
　　其次、是有关“英国名史学家汤恩比论佛学在中国的问题”，老人认为汤恩比是基督徒，因此有宗教精神，所以他的学说偏向人类精神发展方面。其思想，透过科学与史学观察，虽具有客观精神，但也不无偏失；至于其论佛学部分，虽可参考，但不一定能符合佛法的最高原则。以为佛教本身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只是佛教徒未曾善加发掘采用而已；老人举例说明： “胡适之是有名的学者，事实上，他所看到的佛教经典并不多，他认为法华经、维摩经、华严经都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这些经典在佛教徒如果只是作为平常所诵习的经典，就没有注意到经中的文学价值；而胡适之虽了解佛经之文学价值，但也不能了解到经典不只是文学价值，而还有更深一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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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讨论到阎沁恒教授在华冈演讲“关于汤恩比的史学”时，提及：中国文化之面临蜕变，而中国第三种文化可能是以基督教为基础。就此，老人认为： “基督教渗入中国文化是难免的事，但是要使中国人完全走上基督教的信仰，在历史事实看来是不可能的；这就好像要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是不可能的。”[134]
　　9月7日，以举行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法会，由美国佛教会及世界宗教研究院邀请，赴美研究访问一个月；途经檀香山、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等地。老人抵纽约，由克在美国弘化之弟子圣严法师及浩霖、仁俊二师陪侍，先访侨领沈家桢居士创建之菩提精舍及世界宗教研究院，嗣又访问纽约州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并会晤旅美之西藏喇嘛及日本禅师。(‘日记’9、〈略传〉)
　　于旧金山金山寺宣化法师斋会开示，云：大乘佛法化行美国，与彼邦立国精神－－倡平等、尚自由－－相契，故易于发展。[135]
　　除参观美国新兴的道场，并宣慰各地侨胞信徒外，最主要目的是想得到克在美国弘化之弟子圣严法师之承诺，使文化馆接替有人；因此拟定一份书面声明，题曰‘遗交证书’，并请正在纽约弘化的敏智、仁俊、浩霖诸师签名作证。 “…现因年朽、体力衰弱，爰将中华佛教文化馆馆长职位、住持与本馆一切图书，及本人名下之动产、不动产，全交由依余披剃弟子张圣严继承，听其发展文教事业…”。[136]而那段期间，于当面谈话或往来书信，皆透露著其将不久于人世的讯息。[137]
　　19日，由敏智老法师、浩霖法师陪同老人赴华盛顿参观，并在华盛顿像前默祷华盛顿精神复活。随即参观林肯纪念馆，杂感〈林肯先生自由精神何在〉：林肯为自由而发动美国史上唯一的内战，“自由”成为美国立国的最高理想；老人在林肯像前默祷：“世人误解你自由的意义！”(‘日记’9、〈略传〉)
　　20日，讲于纽约东禅寺．浩霖记〈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信仰〉（《菩》290；《补编》）
　　10月3日，讲于纽约世界宗教研究．李恒钺居士译语〈梵藏原典在佛学上之重要性〉（《菩》288；《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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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佛教精神与中美两大民族建国的理想〉（《菩》298；《补编》）
　　11月，〈现阶段的美国佛教及其将来之发展〉（《海》；《补编》）
　　12 月，〈美国月亮并不比中国的亮－－65年12月在焦山智光大师奖学基金会讲〉（ 《菩》294；《补编》）
　　24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信仰〉（《菩》292；《补编》）
　　冬，立委韩同先生宴请旅印来台之悟谦法师，与默如法师受邀作陪。[138]
　　1977（民66）,70岁
　　?月，文稿〈如何使佛法传入美国〉。(‘日记’9)
　　?月，撰〈如何使佛教在美国扎根〉（未终篇，收于《补编》）
　　?月，‘佛教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生启事’草稿：本所以研究佛教史学为中心，分两种方式。一种常住本所，供膳宿，每月酌量补贴零用费；另一种不住在本所。(‘ 日记’9)
　　1月6日至12月24日，十个多月之间，老人一共寄了十一封信给其首座弟子圣严法师。其中有五封是谈继承人及遗嘱之事。[139]
　　2月27日，函其徒圣严法师： “…余近来精神日衰，…环观国内僧才缺乏，…今后佛寺非仅缺乏住持僧材，看门人都没有，僧寺财产有人要，弘法利生事业无人问了。…佛法之衰，于今极矣！言之痛心，余今年迈，早将生死置之度外，…”[140]
　　3月14日，函其徒圣严法师： “…余近来心情极为沉重，佛教人才缺乏，…余今生只欠佛恩，少欠人债。…余年已届风烛的时期，不可能期望太久…”[141]
　　21日（农历2月2日），第二次立遗嘱。其中， “…余之名下之动产及不动产，概赠予中华佛教文化馆所有，不属于任何私人所有。另请诸位组设财团法人。…本馆事务，以弘扬佛教文化及研究教义、教学为主。办佛教学院。…余若死后，一不开吊，二不发讣闻，三不传供，四不建塔，以免浪费有用金钱。火化后，骨灰沈于大海，普结众生缘。…”[142]
　　4月25日，函其徒圣严法师： “…本馆暂时无法处理，因此余决意先成立财团法人，…”[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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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某日，与慧严法师闲谈之后，临上楼时，喟曰： “…今年年底将有大事！”[144]
　　5月，〈民族精神的永恒指缥〉（《海》；《补编》）
　　6月5日，函其徒圣严法师： “…以文化馆为基础，…以此发展，为佛教教育、文化努力一番，造就若干青年人才，…”[145]
　　8月14日，函其徒圣严法师： “…余已立下遗嘱，将来死后，既不开吊，又不超度，火化后，葬于台湾海峡。世上本无我，又何必多留一个残骨。…”[146]
　　〈佛教对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一〉（《海》；《补编》）
　　9月，〈佛教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二〉（《海》；《补编》）
　　老人自访美归国，洞悉西方祈求佛法之殷切，益觉我国际弘法僧材之缺乏，乃不惜艰钜，创设“佛教文化将学金”，鼓励青年僧尼愤发，不仅须努于佛学之修习，同时应入一般大专院校，及赴国外深造，以充实世学，庶可承当国际弘化重任。[147]
　　10月，〈佛教对中国小说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三〉（《海》；《补编》）
　　2日，第三次立遗嘱，也是最后的一封遗嘱。其中， “本人名下动产及不动产，概捐献中华佛教文化馆所有，不属任何私人所有。…组织财团法人，共同维护之。…继承人选，…以能发扬文教事业为主要条件，…在此以前，本人所遗嘱文献，应以此为准则，其余留作参考之用。”[148]合计几次之遗嘱，及日记、信函等，见出老人累次提及，其财产不得归任何私人所有，应将之用于佛教“教育、文化、社会慈善事业。”[149]
　　尔来，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讨论“僧种断灭”的问题，此亦涉及“僧尼婚嫁”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注意。主张僧尼可以结婚者，认为近来出家之青年日渐减少，必将影响到佛教继承的人才，以及佛教慧命的延续。老人因此撰著〈佛教慧命及其实践精神〉一文，引经据典，考察佛世时之僧制，乃至佛法东传中国之丛林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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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为此事以正视听；并揭示佛教慧命之传续，乃在于佛法之体悟，实不关僧尼之多寡。老人坐化前，还在为此事撰稿，可惜未及终篇。[150]
　　11月，〈佛教对中国声韵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四〉（《海》；《补编》）
　　月初，与晓云法师谈及舆论中的佛教改制问题。[151]
　　12月，〈佛教对中国变体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五〉（中华学术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学报》第6期；《补编》）
　　?月，〈佛教对中国宝卷文学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六〉（《补编》）[152]
　　临终前，曾留偈一首，云： “余今年七十，无势亦无能；有家归不得，天涯托孤踪。”[153]
　　12月15日（农历11月5日）晚餐后，便对煮饭的住众说：“明天不要煮早饭了。”同时，要侍者拿新做的内衫裤给他换洗（平常若不出门，总是穿旧的内衫裤）。下午6时30分，沐浴后，步履安闲地上二楼卧室；6时35分，与王海涛居士通过电话；6时45分，而当其皈依弟子王小芳居士，上楼欲向东老人请教事情时，却发现老人端坐沙发上去世了！[154]
　　12月21日，老人虽已圆寂七日，面容肤色红润，栩栩如生。[155]是日，荼毗，得舍利百数十颗。
　　世寿70，僧腊57，戒腊48，法腊42。
　　附记：
　　1977年12月16日，其徒圣严法师自美返国，组“涅槃会”，乐观长老任主任委员，成一法师任总干事。
　　1978，春，由其徒圣严法师组“《东初老和尚永怀集》编辑委员会”，收集各界追悼之挽联幛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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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各报刊发表之悼念文词，筹画编印成册，以志哀思，藉彰潜德；于圆寂周年纪念日出版。
　　1978年3月，遵遣嘱筹组财团法人，召开“中华佛教文化馆董事会”成立会。并经法院公告完成法定程序。
　　据遣嘱所列财团法人之目的事业，其一、文化事业：已于1980年，成立“东初出版社”；1982年，复刊《人生杂志》；同年，于纽约东初禅寺成立“法鼓出版社”；1987年，亦即圆寂10周年纪念日，《东初老人全集》编纂完成，并全套刊行。其二、教育事业：1978年，接办“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1985年，于中华佛教文化馆成立“中华佛学研究所”，继续招生；1979年，于农禅寺成立“三学研修院”，以训练弘扬佛法及住持三宝的青年僧众人才为宗旨。其三、社会慈善事业：除继续老人在世时每年举办之“冬令救济”外，增设“福田组”，负责专案慈济关怀工作。
　　名号：法名“镫朗”，法号“东初”，以号行。
　　笔名：东方、小隐、大隐、子龙、安隐、般若、米勤尔、佛音、威音、苾、山子、无畏、大慈、大庸、子如、大勇、大方、大刚、了空、一音、南方。
　　附录：〈曹洞宗焦山系传承表〉（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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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洞宗焦山系传承表
　　1977.12.14 圣严恩师制: 1996.9 修订
　　[1] 《东初老和尚永怀集》（以下简称《永怀集》）圆香居士撰〈东初长老略传〉（以下简称〈略传〉）、‘日记’3（民53）。
　　[2] 〈略传〉；‘日记’3则云：“余于民国十年于……观音庵依静禅老和尚出家”。
　　[3] 同上。〈略传〉谓“亲近霭亭、南亭二长老”；成一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谓：南老曾教过长老的课。然若依《永怀集》南亭法师〈我与东初法师〉则南老自云：与东老乃“同门”，即“间接的师兄弟”；盖其后老人接法于南老之师智光老和尚之故。
　　[4] 〈略传〉；‘日记’3则云：“十五年，乃决意赴南京宝华山受戒”。
　　[5] ‘日记’2、〈略传〉；入闽南佛学院之年，〈略传〉 谓19年，然老人于‘日记’2之追忆，云：“三十年前曾读过英文三年，此于十九年于江南九华佛学院读书，….。后离九华去厦门闽南佛学院，而闽院仅授日文并无英文，所以仅可以习日文…”，若依此推算，至闽院，应是22年之事。
　　[6] 《佛教文化之重新．自序》。
　　[7] 《永怀集》月基法师〈敬悼东初学长〉。
　　[8] 《永怀集》演培法师〈敬悼东公长老〉、圣严恩师〈师恩难报〉。
　　[9] 《永怀集》成一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
　　[10] 《永怀集》印顺法师〈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11] 《永怀集》成一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
　　[12] 《永怀集》煮云法师述〈我和东老人的一段缘〉。
　　[13] 《永怀集》月基法师〈悼念东初学长〉。
　　[14] 〈略传〉谓“任方丈”；《永怀集》月基法师〈悼念东初学长〉则谓“任住持”。
　　[15] 《永怀集》〈道源老法师致词〉。
　　[16] 《永怀集》月基法师〈悼念东初学长〉。
　　[17] 同上。
　　[18] 《永怀集》汪芳淦〈记东初上人〉、爽亭〈纪念发扬佛教文化的巨匠〉。
　　[19] 《永怀集》南亭法师〈我与东初法师〉。
　　[20] 《永怀集》幻生法师〈我与东初长老〉。
　　[21] 《永怀集》成一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
　　[22]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91-2。
　　[23] 《永怀集》成一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演培法师〈敬悼东公长老〉。
　　[24] 〈略传〉：38年来台；《永怀集》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则谓：37年底。此或国历与农历之别。
　　[25] ‘日记’1作“曾来信”，应是笔误；再者，如云：“原约住一、二周，孰知一住竟五年有余矣！”。
　　[26] 《永怀集》杨白衣〈忆东老〉。
　　[27] 《人生》vol. 1, no.4, p.12〈启事〉；《东初老人全集》（以下简称《全集》）5, p.581.
　　[28] 《人生》vol. 1, no.1, p.10。
　　[29] 《永怀集》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
　　[30] 《全集》5, p. 584.
　　[31] 〈略传〉、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白圣长老年谱》1949年条下。
　　[32] 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对中国佛教会迁台的贡献”。
　　[33] 《人生》vol. 3, no.1, p. 6。
　　[34] 《人生》vol. 2, no.2, p. 6。
　　[35] 《人生》vol. 3, no.1, p. 4。
　　[36] 寿民（案：即后来之成一长老，当时尚未出家）〈东初法师掩关记〉（《人生》vol. 3, no.2，p.8）。
　　[37] 同上。
　　[38] 寿民〈东初法师掩关记〉、圆明记〈智光老法师谓东初法师封关法语〉、星云〈东初法师出关记〉（《人生》vol. 3, no.2、3；vol.6, no.1）；〈略传〉谓“佛诞日”误。
　　[39] 《永怀集》成一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
　　[40] 《永怀集》煮云法师述〈我和东老人的一段缘〉。
　　[41] 《人生》vol. 3, no.1；《全集》5, p.584.
　　[42] 确实年代不详；《永怀集》演培法师〈敬悼东公长老〉。
　　[43] 《永怀集》朱斐〈念东老谈“随缘”〉。
　　[44]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92。
　　[45] 《人生》vol. 4, no.6 李添春译〈第二回世界佛教徒会议宗旨〉；vol.4, no.9 东初〈发扬佛陀的精神〉。
　　[46] 《永怀集》幻生法师〈我与东初长老〉。
　　[47] 《全集》6, p.3。
　　[48] 《永怀集》印顺法师〈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49] 《般若心经思想史．自序》。
　　[50] 星云〈东初法师出关记〉及《人生》同期“佛教要闻”皆作6日，《人生》同期封面里之相片作“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一月十日”（《人生》 vol. 6, no.1）；《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102 作8日，印顺法师〈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51]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102；‘日记’1：4月13日，地皮确定，原取名“中华佛教文会馆”。
　　[52] 《永怀集》煮云法师述〈我和东老人的一段缘〉。
　　[53] 〈略传〉、《永怀集》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煮云法师述〈我和东老人的一段缘〉、《人生》vol. 7, no.10, p.23。
　　[54] 《永怀集》南亭法师〈我与东初法师〉。
　　[55] 《永怀集》朱斐〈念东老谈“随缘”〉。
　　[56] 《永怀集》〈乐观老法师致词〉、乐观〈功在佛教．功在国家〉。
　　[57] 同上。
　　[58] ‘日记’1、《人生》 vol. 8, no. 4, p.19。
　　[59] 《人生》vol. 8, no. 11 & 12, p.16.。
　　[60] 圣严《归程》p.159（修订版二刷，85年2月，台北：东初出版社）；《人生》vol. 9, no.6。
　　[61] 《人生》vol. 9, no. 7, p.25 & 27。
　　[62] 《永怀集》煮云法师述〈我和东老人的一段缘〉。
　　[63] 《永怀集》乐观〈功在佛教．功在国家〉；《人生》vol. 11, no.12。
　　[64]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92。
　　[65] 《永怀集》成一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
　　[66] 《归程》p.167，谓：四十八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一换装，初八举行仪式。
　　[67]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93-4。
　　[68] 同上，p.99-100。
　　[69] 圣严恩师《归程》p.164 （修订版二刷，85年2月，台北：东初出版社）。
　　[70]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93。
　　[71] 《人生》vol. 12, no. 7 & 12; vol.13, no.9, p.27。
　　[72] ‘日记’2；《人生》vol. 12, no. 12, p.36；vol.13, no.5, p.17。
　　[73] 《人生》vol. 13, no. 4；‘日记’2。
　　[74] ‘日记’2、《永怀集》杨白衣〈忆东法〉。
　　[75] 《人生》vol. 13, no.3 & 7。
　　[76] 《人生》vol. 13, no.9。
　　[77] 《永怀集》煮云法师述〈我和东老人的一段缘〉。
　　[78] 《永怀集》方宁书〈怀念与崇敬〉。
　　[79] 《永怀集》乐观〈功在佛教．功在国家〉。
　　[80] 《全集》5, p.1 & 317。
　　[81] 《永怀集》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全集》5, p.317。
　　[82] 《佛教文化》vol.1, no.1, p.14-16；此外，同期尚有蔡运辰〈影印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序〉、张澄基〈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介绍〉。
　　[83] 《佛教文化》vol.1, no.1, p.7。
　　[84] 同上，p. 16；no.2 仍有预约启事之刊布；其后由于预约未达预定数目（300部），故暂缓付梓（no.4）。
　　[85] 《佛教文化》vol.1, no.1, p.18；《永怀集》月基法师〈悼念东初学长〉。
　　[86] 《佛教文化》vol.1, no.2, p.24。
　　[87] 《永怀集》李志夫〈忆东老〉。
　　[88] ‘日记’4、《永怀集》印顺法师〈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89] 《永怀集》印顺法师〈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90] 《佛教文化》vol.1, no.2。
　　[91] 《从东洋到西洋》p.11。
　　[92] 另参《永怀集》韩同〈悼东初大师〉。
　　[93] 《永怀集》李志夫〈忆东老〉。
　　[94] 《佛教文化》no.9 & 10。
　　[95] 见于‘日记’5之文稿（55年）中云：写这本《中印佛教交通史》，其动机有一、检讨中印佛教史迹；二、以供初学者参考；三、中国佛教不振的原因；四、中国近百年国运的远因。
　　[96] 《永怀集》李志夫〈忆东老〉、张尚德〈我所认识的东初老法师〉、张曼涛〈悼念东初法师〉。
　　[97] 〈丛林制度与禅宗教育〉（《全集》4, pp.394）。
　　[98] 《从东洋到西洋》p.21-22.。
　　[99] 同上，p.26。
　　[100] 参《佛教文化》no.13, p.3；《禅学真义．自序》（《全集》4，p.391）；并转载于《佛教文化》no.13。
　　[101] 参《佛教文化》no.13, p.3；此文并转载于《佛教文化》no.13。
　　[102] 〈略传〉、《中日佛教交通史．序》p.8。
　　[103] 《永怀集》p.14-6；《全集》6, pp.619。
　　[104] 确实年代不详；《永怀集》晓云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
　　[105] 《佛教艺术．自序》。
　　[106] 《永怀集》圣严法师〈师恩难报〉p.95。
　　[107] 确实年代，尚未查明；《禅学真义．自序》谓为庆《菩》刊十周年而作，或误。〈关于六祈坛经真伪问题〉、《禅学真义．自序》（《全集》4, pp.469 & 391）。
　　[108] 《全集》3,〈再版序〉。
　　[109] 《永怀集》悟谦法师〈敬悼东初法师生西〉。
　　[110] 《佛教文化》no.14〈上中央党部书〉；《全集》6, p.581。
　　[111] 就此，老人于‘日记’7云：“朝圣必备的条件……：一要不怕吃苦；二要有人带路； 三要懂印度话或英语。”
　　[112] 《中印佛教交通史．再版序》（《中印佛教交通史》，以下简称《中印》；可参《中印》第二十四章〈戴季陶先生之访问印度〉；碑文，请见《佛教文化》no.14〈印度鹿野苑中华佛寺碑文〉）。
　　[113] 《佛教文化》no.14,〈向中国佛教会报告〉。
　　[114] 以上见《佛教文化》no.14, 长老著〈印度朝圣纪要〉。
　　[115] 《永怀集》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
　　[116] 《佛教文化》no.14,〈星马佛教与中国文化〉。
　　[117] 《佛教文化》no.14, 长老著〈向中国佛教会报告〉、定海〈在复活中的印尼佛教〉。
　　[118] 〈向中国佛教会报告〉则谓：讲题为“宏扬佛法与传播中国文化”。
　　[119] 〈向中国佛教会报告〉谓：亦曾在祥庆堂宣讲“在复活中的印尼佛教”；然《佛教文化》no.14中作者题名为“比丘定海”，且文中屡次提及“东初法师”云云，依此则应非长老之作。
　　[120] 《全集》3,〈再版序〉
　　[121] 《永怀集》慧严法师〈追念孤傲的老人—东初老和尚〉。
　　[122] 《永怀集》李敏娟〈铿然金言—东初老人的话〉。
　　[123] 文中只及：写作此文之“前几年”，确实年代，不详；《永怀集》妙然法师〈梦里的开示〉。
　　[124] 《永怀集》广化法师〈培植僧青年续佛慧命〉。
　　[125] 〈丛林制度与禅宗教育〉（《全集》4, pp.393-440）。
　　[126] 《禅学真义．自序》（《全集》4, p.391）。
　　[127] 《从东洋到西洋》p.91。
　　[128] ‘日记’8、〈略传〉、《永怀集》慧严法师〈追念孤傲的老人—东初老和尚〉。
　　[129] 《从东洋到西洋》pp.105。
　　[130] 《蒋总统与佛教．自序》。
　　[131] 《从东洋到西洋》pp.143。
　　[132]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102 & 107-8。
　　[133] 《永怀集》广化法师〈培植僧青年续佛慧命〉。
　　[134] 《永怀集》晓云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吴仁牟〈追慕东初老法师〉。
　　[135] 《永怀集》董正之〈高僧列传续新编〉。
　　[136] 凡二份，此系综合整理，主要依第二份，见‘日记’9；《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98。
　　[137]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106。
　　[138] 《永怀集》默如恩师〈怀念东初法师〉、《全集》6, p.419-434。
　　[139]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106。
　　[140] 同上，p.105。
　　[141] 同上，p.104。
　　[142] 同上，p.102-3。
　　[143] 同上，p.106。
　　[144] 《永怀集》慧严法师〈追念孤傲的老人—东初老和尚〉。
　　[145]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107。
　　[146] 同上。
　　[147] 〈略传〉、《永怀集》星云法师〈东初老人对佛教的贡献〉。
　　[148]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101-2。
　　[149] 同上，p.108。
　　[150] 《永怀集》默如法师〈怀念东初法师〉、慧严法师〈追念孤傲的老人—东初老和尚〉、《全集》6, p.419-434。
　　[151] 晓云法师谓12月17日之前，约有一个多月未与长老见面；依此推算，最后一次与长老见面时间，当在10月底或11月初。 《永怀集》晓云法师〈敬悼东初老法师〉。
　　[152] 另有〈明清两季佛教思想之主流〉〈从衣冠来看佛教融合中国文化之精神〉亦不知写于何时，或刊于何处；今皆已收于《全集》之中。
　　[153] 确实日期不详；《永怀集》真华法师〈敬悼“无势亦无能”的东初长老〉。
　　[154] 《永怀集》圣严恩师〈师恩难报〉p.89-90。
　　[155] 《永怀集》煮云法师述〈我和东老人的一段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