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靠自己把握幸福
我的人生追求
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 方舟子译
(感谢贤传、燕思的润色)
有三种简单然而无比强烈的激情左右了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这些激情象飓风,无处不在、反复无常地吹拂着我,吹过深重的苦海,濒于绝境。
我寻找爱,首先是因为它使人心醉神迷,这种陶醉是如此的美妙,使我愿意牺牲所有的余生去换取几个小时这样的欣喜。我寻找爱,还因为它解除孤独,在可怕的孤独中,一颗颤抖的灵魂从世界的边缘看到冰冷、无底、死寂的深渊。最后,我寻找爱,还因为在爱的交融中,神秘而又具体而微地,我看到了圣贤和诗人们想象出的天堂的前景。这就是我所寻找的,而且,虽然对人生来说似乎过于美妙,这也是我终于找到了的。
以同样的激情我探索知识。我希望能够理解人类的心灵。我希望能够知道群星为何闪烁。我试图领悟毕达哥拉斯所景仰的数字力量,它支配着此消彼涨。仅在不大的一定程度上,我达到了此目的。
爱和知识,只要有可能,通向着天堂。但是怜悯总把我带回尘世。痛苦呼喊的回声回荡在我的内心。忍饥挨饿的孩子,惨遭压迫者摧残的受害者,被儿女们视为可憎的负担的无助的老人,连同这整个充满了孤独、贫穷和痛苦的世界,使人类所应有的生活成为了笑柄。我渴望能够减少邪恶,但是我无能为力,而且我自己也在忍受折磨。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发现它值得一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很高兴地再活它一次。
(摘自罗素自传的前言)
《我的哲学发展》提纲
按照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按照做过对我有影响的研究工作的人,我的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只有一件我念念不忘的事,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急于要发现,有多少东西我们能说是知道,以及知道的确定性或未定性究竟到什么程度。在我的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主要的分界:在一八九九——一九○○这两年中,我采用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和数理逻辑中的皮亚诺技术。这个变革是太大了,简直使我前此所做的研究(除去纯数学的以外)对于我后来所做的一切,全不相干。这两年的改变是一次革命;以后的一些改变则属于演进的性质。
我最初对于哲学的兴趣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我急于要发现,对于任何可以称为宗教信仰的东西,哲学是否可以提供辩护,不管是多么笼统;另一方面,我想要我自己相信,如果不在别的领域里,至少在纯数学里,有些东西人是可以知道的。我在青年时期,在孤独中,不用书籍的帮助,曾思考过这两个问题。关于宗教,我终于先是不相信自由意志,以后是不相信不死,最后是不相信上帝。关于数学的基础,我是一筹莫展。尽管我颇偏向于经验论,我却不能相信“二加二等于四”是从经验归纳概括出来的,但是,对于这个纯乎是否定性的结论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仍然是怀疑的。
在剑桥给我灌输的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但是G.E.穆尔和我后来一起弃绝了这两种哲学。我认为,虽然在背叛上是意见相投,我们各自所强调的却有重大的分歧。我认为穆尔最初感兴趣的主要是,事实是离知识而独立的,以及否定康德那一整套铸造经验而不铸造外部世界的先天直观和范畴。关于这一点,我热情地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比他更加关心的是一些纯乎是逻辑上的东西。其中最重要并且在我后来的哲学中占优势的是我所谓“外在关系学说”。一元论者主张两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总是由两个分离的项的性质和这两项所组成的整体的性质所构成,也可以严格地说,两项之间的关系只是由这个两项组成的整体的性质所构成。我认为这种看法使数学无法得到解释。我得到的结论是,关系并不意味着相关的项中有任何相应的复杂性,并且,一般说来,不等于两项所构成的整体的任何性质。正在我在我的一本《论莱布尼茨的哲学》的书中想出这种看法来以后,我发现了皮亚诺在数理逻辑中的研究。这使我有了一个数学的新技术和一个新的数理哲学。黑格尔和他的信徒们惯于“证明”空、时和物的不可能,并且广泛说来,证明普通人所相信的一切东西都不可能。深信黑格尔反对这个或那个的那些论证都是不能成立的之后,我的反应是走到那个相反的极端,开始相信,凡不能证明为伪的东西都是真的,例如,点、瞬、粒子和柏拉图的共相。
可是,在一九一○年以后,我做完所有我想做的关于纯粹数学的研究之后,我就开始考虑物理界。由于很受怀特海的影响,这使我对奥卡姆剃刀有了新的应用。在这以前,因为奥卡姆剃刀在算术哲学里有用处,我早就喜欢奥卡姆剃刀了。怀特海使我相信,不先假定点、瞬是世界的原料,我们就能够研究物理学。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我后来也同意)物理世界的要素可以由事件构成,每一事件占据有限量的空-时。凡运用奥卡姆剃刀,我们就不必否定我们所不用的那些实体的存在,我们却能不确定其存在。这有一种长处,就是减少解释不管哪方面的知识所需要的假定。关于物理世界,证明没有点-瞬是不可能的,但是证明物理学没有任何理由假定有这些东西,是可能的。
同时,那就是说从一九一○到一九一四这些年,我不仅对物理世界是什么,而且对我们如何能认识它,发生了兴趣。
从那时起,知觉和物理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我断续研究的问题,我的哲学经历其最后重大的变化正是和这个问题有关。在此之前,我本以为,知觉是主体和客体两项的一种关系,因为这就使得比较容易了解知觉如何能够供以关于主体以外的事物的知识了。但是因为受了威廉·詹姆士的影响,我终于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也可以说,无论如何,是过于简单化了。至少感觉,甚至视觉或听觉,在我看来,在其本质上也不是关系性的事件。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我看见什么东西的时候,在我和我所看见的东西之间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关系比我原来所想的要间接得多,并且,当我看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之所感,就其逻辑结构而论,即使在我之外并没有任何我可看见的东西,也很可以发生。我的意见的这种变化对于连结经验和外在世界所牵涉到的那些问题,大大地增加了困难。
大约就在同时,那就是说,约在一九一七年,还有一个问题使我开始发生兴趣,就是语言与事实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和词汇有关;第二部分和造句法有关。在我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以前,已经就有不少人论述过了。威尔背夫人写过一本讲这个问题的书。E.C.S.席勒一直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以前我一直认为语言是透明的——那就是说,语言是一种中介物,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中介物,而不注意它。关于造句法,是数理逻辑中发生的矛盾迫使我不能不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关于词汇,是研究了在多大范围内知识能用行为主义来解释,我才有了语言的问题。有这两种理由,使我对知识论的语言方面比以前要注重得多。但是我对那些把语言当做自主范围的人从来不表同情。语言的要点是,语言是具有意义的,——
那就是说,它是和它以外的某种东西有关,那种东西一般说来是非语言性的。
我最近的研究是和非证明的推论这个问题有关。以前经验主义者认为,这种推论可以成立的理由是靠归纳法。可惜可以证明的是,如果不顾常识,用简单枚举的归纳法,导致错误的时候多,得到真理的时候少。如果一种原理在能安全使用以前,非需要常识不可,这就不是一种能使逻辑学家满意的原理。因此,如果我们要接受科学的大致的轮廓,接受常识(限于无可辩驳的常识),我们就必须在归纳法之外,寻求另一种原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除了指示寻求解决的路线以外,我不能自以为还有什么成就。
自从我放弃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后,我一直是用分析的方法来寻求哲学问题的解决。我仍然坚信(虽然近代有与此相反的倾向),只有用分析才能有进步。举一个重要的例子,我发现,借分析物理学和知觉,心和物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完全得到解决。不错,我所认为的这个解决还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承认,但是我相信,并且希望,这只是因为我的学说还没有为人所了解。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
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 方舟子译
译者按:该译文最初是根据网上的一个英文版翻译的,原文有所脱落和误植。现根据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校对,顺便改正了几处误译。
这是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在伦敦现世学会的演讲“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反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逻辑论证,省略。
基督的品质
现在我要对理性主义者们处理得不是很充分的一个课题说几句,那就是基督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最有智慧的人?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都会同意他是。我自己并不同意。我想在许多方面我与基督享有要比自称的基督徒们更多的相同观点。我不知道我能否跟随他一直到底,但我能跟他比自称的基督徒们走得更远。你们记得他说过:“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告诫或新准则。在基督之前的五、六百年,老子和佛就已用到它;但是事实上,基督徒们并不接受这个准则。比如,我一点也不怀疑现任首相(Stanley Baldwin)是一个最认真的基督徒,但我不会建议你们去打他一个耳光试试看。我想你们会发现他认为基督的这句话仅仅是一种比喻。
还有另外一点我认为也是非常优秀的。你们记得基督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会发现这个准则在基督教国家的法庭并未被普遍采用。我这辈子认识许多诚挚的基督徒的法官,然而他们没有一位觉得其所作所为与基督教的准则相互冲突。基督还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准则。主席已经提醒你们,我们到这儿不是来谈论政治的,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在上一次的选战中,政治家们所激烈辩论的就是多么有必要推辞那些借贷者,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在这个国家,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是由不同意基督教导的人组成的,因为他们无疑并未按这个教导行事。
接下来还有基督的另一句箴言,我认为也是非常好,但我发现在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中少有人遵循。他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是一句非常卓越的箴言,虽然很难照办。我想所有这些格言都很好,虽然难以照办。我并非声称我在遵循它们。但是,对于基督徒们,不遵循它们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基督教导中的缺陷
我承认以上这些箴言是非常卓越的,但是我无法相信人们会认为福音书中所描绘的基督具有最高的智慧和最好的美德。在此我必须指出,我们涉及的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基督是否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使他存在过,我们也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事情,所以我不涉及这一个历史难题。我仅仅关注出现在福音书中的基督;以福音书的叙述为准,人们会发现其中的有关基督的一些事情看起来并不那么明智。举个例来说,他无疑认为在那时候的人全都死光之前,他将驾着祥云第二次降临。有许多经文证明这一点。比如,他说:“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接着他还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此外还有很多处很清楚地表明,他相信第二次降临将发生在许多当时人的有生之年。那是他的早期追随者的信仰,并且那也是他的许多道德教导的基础。当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时,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的第二次降临将很快发生,世俗的一切也就不值得计较了。事实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相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即将来临。我知道有一个牧师,曾经威胁教区教徒说第二次降临已迫在眉睫,使教徒们非常恐慌;但当教徒们发现他在花园里种树苗时,就感到无比欣慰了。早期的基督徒是不会去做在花园里种树苗这种事的,因为他们从基督那里相信他的第二次降临已经在即。在这方面,基督很显然不如其他有些人那么明智,他确实不是最明智的人。
道德问题
接下来你们遇到了道德问题。在基督的道德品质中有一项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他相信地狱的存在。我自己并不觉得一个真正极度仁慈的人能够相信永久的惩罚。根据福音书的记述,基督无疑相信永久的惩罚,并且人们一再发现,他对那些不听从他的传道的人充满了报复的怒火——这种态度在传道士当中并不罕见,可是于最高的美德有损。比如,在苏格拉底身上你就找不到这种态度。你会发现他对那些不听从他的人非常地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在我看来,对一个圣人来说,采取这种态度要比义愤填膺更加值得。你们可能都还记得苏格拉底在临死前说的那些话,以及他在平时对不赞同他的人所说的话。
你们会发现在福音书中基督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是对那些不喜欢他的布道的人说的。在我看来,这真不是很好的口气,而诸如此类有关地狱的话语还不少。自然,还有一段大家熟悉的经文是关于干犯圣灵的罪恶的:“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句经文已在世上引起了不可胜数的苦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被认定犯了干犯圣灵的罪恶,他们在今世来世都是不可宽恕的。我真地不认为一个在他的性情中还有一定程度的善良的人会把这种畏惧和恐怖带给这个世界。
基督又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他不断地谈着哀哭切齿。在读者看来,当基督期望着别人的哀哭切齿时一定感到了某种快意,否则不会一遍又一遍谈得这么频繁。当然,你们都会记得关于绵羊和山羊的话;在第二次降临时他将把绵羊从山羊中分别出来,然后对山羊说:“你们这披咀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永火里去。”他继续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他还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他也是反反复复地说着这种话。我必须说,
所有这一切有关地狱之火是对罪的惩罚的教条,是一个残酷的教条。它是一个把残酷带给了这个世界的教条,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代又一代的残酷折磨。如果你们能认为基督正是福音记录者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福音书的基督,无疑要对这些残酷折磨担负一定的责任。
还有其它一些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比如加大拉人的猪一事,把鬼驱入猪群让猪闯下山崖投进海里,那对猪无疑不是很慈善。你们要记得他是万能的,他本可以仅仅把鬼驱走就可以了,但是他却选择把它们送入猪群。还有那个关于无花果树的古怪的故事,这个故事总是让我迷惑不解。你们记得这个无花果树出了什么事。“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颗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彼得……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干枯了。’”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故事,因为那时本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你真地不能怪罪无花果树不结果。我自己觉得,无论是就智慧还是就美德来说,基督都没有达到某些历史名人的高度。在那些方面,我想我应该把佛和苏格拉底置于基督之上。
感情因素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不认为人们接受宗教的真正原因跟论证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接受宗教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人们经常被告知,攻击宗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举动,因为宗教使人有道德。我就是这么被告知的,但我未加理睬。你们都知道在塞缪尔·勃特勒(Samuel Butler)的《重访埃瑞璜》(Erewhon Revisited)一书中对这种说法的讽刺。在这本书中,有一位希格斯访问一个边远国家,住了一段时间后乘气球逃离那里。二十年后,他故地重游,发现那里有了一个崇拜他的新宗教,他被称之为“太阳之子”,传说他飞升上了天堂。他发觉庆祝升天的大典即将举行,又听到汉基和盘基教授,这两位“太阳之子”教的大祭司,在私下交谈中透露他们从没见过这位希格斯,并希望永远不会见到他。他感到很气愤,就过去对他们说:“我要去揭露这个骗局,告诉埃瑞璜人民,我就是那位希格斯,我是人,我只是乘气球飞走而已。”他被告知:“你不能这么干,因为这个国家的所有道德规范都与这个神话紧密相连。一旦人们知道你并没有飞上了天堂,他们的道德就会败坏。”这样,他被说服了,悄悄地离去。
这就是那个理念:如果我们不坚持基督教,我们全都会道德败坏。在我看来,那些坚持基督教的人恰恰是最为败坏的人。你们发现有这么个古怪的事实,那就是在任何时期,宗教越强盛,对教条的信仰越强烈,残酷的行为也就越严重,事态也就越糟糕。在人们全心全意相信基督教的所谓“信仰的世纪”,有让人备受折磨的宗教裁判所;有几百万不幸的妇女被当作女巫烧死;以及在宗教的名义下对各色各样的人所实施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发指的行径。
当你考察这个世界,你会发现人类情感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刑法的每一个改善,减少战争的每一个步骤,更好地对待有色人种的每一次进程,对奴役制度的每一次削弱,世界上道德水准的每一次提高,都是与反抗教会组织息息相关的。我可以很谨慎地说,被教会组织起来的基督教,曾经是而且仍然是世界道德进步的主要敌人。
教会是怎样阻碍进步的
当我说教会仍然如此时,你们也许会认为我走得太远了。我并不这么认为。
这是一个事实。你们要容忍我提到这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愉快的事实,但是是教会迫使人们不得不提到这个不愉快的事实。假设在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跟一个梅毒患者结婚了,对这件事,天主教教会会说:“这是一件牢不可破的圣事。你必须跟他一起生活。”而且那位女人还不能采取任何措施预防自己生出患梅毒的孩子。这就是天主教教会的说法。我说这是恶魔般的残忍,对于那些天然同情心还未被教条所扭曲的人,或对于那些在面对所有的这类折磨良心还未死绝的人,没有一个会认为继续维持这种状态是正确合理的。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在现在,教会根据它的所谓道德准则,在许多方面让各种各样的人们遭受到不应得的和不必要的痛苦。当然,正如我们所知,教会的所作所为,大部分都是为了反对世界上消灭这些痛苦的种种进步和改良,因为它挑出一套与人类幸福无关的狭隘准则,给它们贴上了道德的标签。当你说为了人类的幸福,这种或那种折磨应该被终止时,他们却认为应该原封不动:“人类幸福跟道德何干?道德的目的并不是使人幸福。”
恐惧是宗教的基础
我认为,宗教基本上和主要地是基于恐惧。它一部分是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恐慌,另一部分,正如我已说过的,是出于在遇到麻烦和纷争时感觉需要有一位老大哥援助的愿望。恐惧——对神秘事物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恐惧是残酷之母,因此毫不奇怪残酷和宗教总是手拉手走在一块。这是因为恐惧是这两件事的共同基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现在开始能够对事物有了一点理解,并在科学的帮助下对事物有了一点掌握,
而科学正是在反抗基督教、反抗教会、反抗所有的陈旧箴言的压力之中,一步一步地推进。科学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已伴随人类这么多代的懦弱的恐惧。科学能够教育我们,我想我们自己的心灵也能够教育我们,不要再去寻找空想的支持,不要再在空中捏造子虚乌有的帮手,而是依赖于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更美好的世界,去取代多少世纪以来教会所营造的世界。
我们必须做什么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世界:它的好事实,它的坏事实,它的美丽和它的丑恶;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地看待它,而不要害怕它。要用聪明才智去征服这个世界,而不只是向来自它的恐怖卑屈地臣服。关于上帝的整个观念来源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它与自由的人们格格不入。当你在教堂中听到人们贬低自己,说他们是可怜的罪人,诸如此类,都是可鄙的,于自尊的人类毫不相配。我们应该站起来,坦率地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创造一个最美好的世界,即使它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的那么美好,毕竟也要比所有过去的时代别人创造出来的世界更好。一个美好的世界需要知识、仁慈和勇气;它不需要对过去日子的充满遗憾的渴望,也不需要那些用长久以前无知的人们所说的话语铸成的、束缚智慧的镣铐。它需要无所畏惧的眼界和无拘无束的智慧。它需要对未来的希望,而不是向后看,留恋那我们坚信将被我们的智慧创造出来的未来远远地超越的死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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