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弥勒信仰与政治关系的一侧面

唐代弥勒信仰与政治关系的一侧面
──唐朝皇室对弥勒信仰的态度──
汪 娟
文化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
中华佛学学报第四期 1991.07 出版
(pp.28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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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唐一代，除了武宗实施灭佛以外，佛教多能受到政治
的保护而蓬勃发展，蔚为佛教的黄金时代。但是唐朝并不是
一味地提倡佛教，而是儒、道、佛三教并弘，藉由宗教的利
用，以达帝位宣扬、强化国家统治力的目的【注一】。因此
当佛教符合政治利益时，便会受到大力宣扬，而佛教与政治
发生利益冲突时，则会受到严厉的裁处【注二】。故知唐代
对佛教的基本政策，可以说是奖励与控制并行的。
弥勒信仰属于佛教的一环，应该也会随著佛教的大势兴
衰而受波动，那么它会受到政治影响也是必然的。但是除了
武后利用弥勒下生的口实夺取帝位为唐代第一件大事，而为
史家所重视外，其他帝王对弥勒信仰的态度少有明确的记载
，是故本节仅就有限之材料，以求其梗概。
唐代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帝王要首推唐高祖，他在隋大业
元年（六○五），为郑州刺史时，曾在大海寺造了一尊石弥
勒像。《金石萃编》卷四十中便收有“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
”，记云：
　郑州刺史男李世民遇染时患，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
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于此寺愿造石弥勒像一铺
，……以斯功德，卫护第（弟）子，唯愿福山冥祐，法海长
资，诸佛开心，三教之中并□。又愿观音引导，振□价□高
悬；弥勒慈忧，贵昌兴于万代；家门大小永宝（保）长春，
蠢动含生咸登正觉。大业元年□□□
此乃高祖为子世民祈疾还愿所造之像，时太宗才八岁而
已。至于高祖为何选造弥勒像，是否即以弥勒与观音为大海
寺之“双王像”也不得而知；但是高祖对弥勒如果没有特别
的信仰，极可能是随顺世俗所尚的缘故。
其次，从《法苑珠林》的一段记载来看唐太宗与弥勒菩
萨之间的关系。
　依《王玄策行传》云：西国瑞像无穷，且录摩诃菩提
树像……又金刚座上尊像元造之时，有一外客来告大众云：
“我闻募好工匠造像，我巧能作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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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语云：“所须何物？”其人云：“唯须香及水及料灯
油。”支料既足，语寺僧云：“吾须闭门营造，限至六月，
慎莫开门，亦不劳饮食。”其人一入，即不重出，唯少四日
，未满六月，大众评章不和，各云：“此塔中狭迮，复是漏
身，因何累月不开见出。”疑其所为，遂开塔门，乃不见匠
人。其像已成，唯右乳上有少许未竟。后空神惊诫大众云：
“我是弥勒菩萨。”……其像自弥勒造成已，一切道俗规模
图写，圣变难定，未有写得。王使至彼请诸僧众及此诸使人
至诚殷请，累日行道忏悔兼申来意，方得图画仿佛周尽。直
为此像出其经本，向有十卷，将传此地。其匠宋法智等巧穷
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竞摸（摹）。……又依《
王玄策传》云：此汉使奉命前往摩伽陀国摩诃菩提寺立碑，
至贞观十九年二月十一日于菩提树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门令
史魏才书：“昔汉魏君临，穷兵用武，兴师十万，日费千金
，犹尚北勒阗颜，东封不耐。大唐牢笼六合，道冠百王，文
德所加，溥天同附，是故身毒诸国，道俗归诚。”皇帝愍其
忠款，遐轸　圣虑，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卫尉寺丞上护军李
义表，副使前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抚其国，遂
至摩诃菩提寺所菩提树下金刚之座，贤劫千佛并于中成道，
严饰相好，具若真容，灵塔净地，巧穷天外，此乃旷代所未
见，史籍所未详。　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
斯瞻仰，此绝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咏歌不传金
石者也？乃为铭：“大唐抚运，膺图寿昌。化行六合，威棱
八荒。身毒稽颡，道俗来王。爰发明使，瞻使道场。金刚之
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弥勒规摹。灵塔壮丽，道树扶疏
。历劫不朽，神力焉如。” 【注三】
唐太宗时，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有两位大功臣，一位
是西行求法、名扬五印的玄奘大师，另一位则是建功异域的
外交使臣王玄策。玄奘的西游是偷渡出国，但他回国之后颇
受太宗礼遇，其事迹尽人皆知；而王玄策的出使则是奉了太
宗的命，在当时也堪称一大盛事。《法苑珠林》中所引的
《王玄策行传》或《王玄策传》，便是王玄策记录他奉使西
国的事迹而成的《中天竺国行记》，可惜书今已不传。
至于王玄策奉使的原因是：先前玄奘到了摩伽陀国，国
王乃遣使上书中国，复遣使者入朝；唐太宗遂命李义表为正
使，王玄策为副使，送摩伽陀使者还国。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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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策第一次的奉使，以贞观十七年（六四三）三月出发，
十九年（六四五）二月十一日立碑于摩诃菩提寺，约在二十
年（六四六）还国 【注四】 。
在摩诃菩提寺立碑勒铭的宗教理由一面是菩提树下为贤
劫千佛成道时所坐的金刚之座，另一面则以此寺的弥勒瑞像
具若真容，相传为弥勒菩萨亲自规摹的缘故。而政治的理由
则是“皇帝远振鸿风，光华道树，爰命使人届斯瞻仰，此绝
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寝默咏歌不传金石者也？”说
穿了其实是为了在异域宣扬大唐的国威，正如铭文所标榜的
“身毒稽颡，道俗来王”，因此树立碑铭的举措可以说和这
一次奉命送摩伽陀使者还国的任务是相互一致的。
可是碑铭的内容要歌颂大唐声威，毕竟还要透过利用西
域各国的宗教信仰才能达成，不然就失去选在寺塔树立碑铭
的意义了。再说，树立碑铭属于外交使命的一环，既然是奉
“届斯瞻仰”，代表的就是太宗的旨意；虽不能据此断言唐
太宗具有弥勒信仰，但是太宗对弥勒信仰的利用应该是没有
疑问的。而且经由这次的外交活动，不仅将弥勒瑞像的传说
及其图像传回中国，也引起了一阵“道俗竞摸（摹）”的狂
热，对于弥勒信仰的传播似有很大的助益。而据《历代名画
记》卷三所载，“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
德二年（六六五）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
东间弥勒像，西间弥勒像。”【注五】既然敬爱寺的弥勒菩
萨塑像是依照高宗麟德二年从宫内传出的、王玄策自西国取
回的图样而塑造的，可见至少在太宗、高宗时对弥勒瑞像图
必有很妥善的保存。
其次为武后与弥勒信仰的关系。武后利用弥勒信仰卒践
帝祚一事，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均有
记载。载初元年（六九○）“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疏
］》【注六】，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
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注七】武后之所以必须假
托弥勒下生以取得大位，主要是用来掩盖其纂夺政权的恶名
，赋予新地位合理的名目，以便于向民众宣传。因为在中国
传统的社会向来以儒家经典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儒家经典
不许妇人与闻国政，因此武后革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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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便不得不假托佛教的符谶了【注八】。至于武后如何运用
弥勒下生信仰来达成她的政治目的，另有专文讨论，此处仅
就武后对弥勒信仰的态度及影响加以探讨。
武后既命薛怀义等人依托佛经，造《大云经疏》，盛言
弥勒出世，即应在神皇（武曌）。又“颁于天下，寺各藏一
本，令升高座讲说。”【注九】欲令天下百姓皆以武周政权
代唐而立一事，乃佛亲口授记，是上应天意，是正当合理的
。武曌又于证圣元年（六九五）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
圣神皇帝”【注十】，同时以弥勒与轮王的身分自居。由于
武曌即天子位，握有生杀大权，朝臣或者惧身罹祸，或者媚
主求荣，也常以则天比之弥勒。例如“时有御史郭弘霸上表
，称则天是弥勒佛身。”【注十一】又如证圣元年明堂大火
，则天欲责躬避正殿，姚奏曰：“此实人火，非曰天灾。…
…臣又见《弥勒下生经》云，当弥勒成佛之时，七宝台须臾
散坏，此无常之相，便成正觉之因。”直以弥勒七宝散坏
比拟则天明堂大火，既然七宝散坏反而是弥勒成佛之因，明
堂之灾又何必为则天之咎？所以“陛下若避正殿，于礼未为
得也。”【注十二】可见在武曌有计划的推动之下，不少的
朝臣、百姓的确建立了武则天是弥勒下生的观念，这种观念
反映在弥勒造像的数量上尤其明显。宫大中的研究中即指出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并逐渐参与朝政以及武则天执政时期
，龙门的弥勒造像出现空前绝后的盛况。”除了弥勒造像的
激增以外，“女性化的佛像也层出不穷。”【注十三】弥勒
佛像的女性化，无疑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加以美化塑造而成
的，这和北魏昙曜五窟依据帝王相貌来塑佛像一样，可能是
在强调“皇帝即如来”的观念。也就是说，武则天不仅以弥
勒自居（武曌就是弥勒），还要百姓如同信奉弥勒一般的信
仰自己（弥勒就是武曌）。
武周时期，虽然武则天以政治力量的推动，使得弥勒信
仰的发展达到鼎盛的阶段。但是则天晚年对佛教信仰已衰，
兴趣转移于道教，冀求长生，故于圣历三年（七○○）五月
，“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停金轮等尊号
。”【注十四】“金轮”系采自佛经中转轮圣王的七宝之一
，而“久视”则取自《老子》中的“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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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视之道”。除去佛教的尊号而改用道家的年号，即可看出
武后信仰的转移。而且自薛怀义宠衰被诛以后，武则天对佛
像营造已不如往昔那么热心，并能接受群臣谏止造像之言
【注十五】。据此，则武后的宗教态度已大概可见
，先是为其政治利益而对弥勒信仰大力宣传，至此热度既退
，则盛极一时的弥勒信仰也应该会有逐渐淡化的现象。
继武后之后执政的诸位帝王，虽不曾像武后那样提倡弥
勒信仰，似乎也没有特别抑止弥勒信仰的发展。例如唐中宗
曾为高宗、武后置敬爱寺，佛殿即以弥勒菩萨为主像
【注十六】。但在李永宁、蔡伟堂二位学者的研究中则指出，“中
宗执政，囿于政见，弥勒信仰受抑，未完成的龙门摩崖三佛
龛弥勒造像亦于此时半途停建。”【注十七】这种论调极可
能是引申宫大中先生的说法而来。宫氏除了认同日本水野清
一、长广敏雄《龙门石窟的研究》把摩崖三佛断为初唐的说
法外，他也以为确实的开凿时期无法由艺术风格来断定，必
须从造像题材和时代背景来作综合考察，因而推测“只有到
了武则天时期，才把弥勒升级，抬到主佛的地位。……武则
天去世后，中宗复位，由于政见和宗教信仰的改变，这一工
程遂半途而废，无人问津了。”【注十八】由于三佛龛没有
造像题记，也未见有史籍记载，是否在中宗执政时期才停建
的，仍大有问题。如果我们提出另一个假设──三佛龛在武
后晚年宗教信仰改变之后即已停建，似乎也未尝不可。因此
仅据中宗停建摩崖三佛的推测之辞来断定中宗抑制弥勒信仰
的发展，实无法令人赞同。
至于睿宗，曾和弥勒菩萨有过一段感应事迹。据
《宋高僧传》《释慧云传》所载，起先慧云见歙州司马宅园
中池沼有天宫影，直似兜率宫院，故决拟建梵宫，答其征瑞。
后往濮州属县报成寺，发愿为国摹写弥勒像，举高一丈八尺，
相好奇特。其后又买郑景宅为寺，掘地获碑，原为北齐天保
六年所立建国寺，故复其旧名，并迎取前所造像至寺。睿宗
太极元年改元延和（七一二），是岁“应凡寺院无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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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令毁撤，所有铜铁佛像收入近寺。云移所铸像及造殿
宇门廊，犹亏彩绘，遇新敕乃辍工。云于弥勒像前泣泪焚香
，重礼重告曰：‘若与此有缘，当现奇瑞，策悟群心。’少
顷，像首上放金色光照曜天地，满城士庶皆叹希有。……采
访使王志愔、贺兰务同录祥瑞，奏闻睿宗，潜符梦想，有改
‘建国’之榜为‘相国’，盖取诸帝由相王龙飞故也。”
【注十九】虽然慧云的建国寺属于无寺院，应在毁拆之列，但
因有弥勒放光等诸瑞应，采访使特别表奏圣上；睿宗以所奏
与其先前所梦冥符，因御书寺额，赐名“大相国寺”。又
“开元十四年（七二七），玄宗东封回，车政道往于阗国摹
写天王样就寺壁画焉。”【注二十】睿宗、玄宗父子对相国
寺的特别待遇，自然不能说与弥勒信仰无关。
此外，玄宗亦曾于开元元年（七一三）“以寝殿材建安
国寺弥勒佛殿”【注二一】，可见玄宗对弥勒信仰本身并不
排斥。但在开元三年（七一五）时，玄宗因民间有“白衣长
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眩惑闾阎，
蠹政为甚”，是故加以□令禁断。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弥勒
信仰的抑阻，事实上“释氏汲引，本归正法，仁王护持，先
去邪道”【注二二】，取谛非法，适为护持正法的手段，因
此玄宗所禁断的是假托弥勒的妖讹，并无遏止正当的弥勒信
仰。据此而言，武后以来的中宗、睿宗和玄宗，对弥勒信仰
不但不怀成见，甚至还有推动之功，虽说没有积极鼓吹，也
不至于遏阻其发展。
其次谈到代宗，代宗甚为崇奉佛法，信仰福业报应。永
泰元年（七六五）西明寺沙门怀感曾经上表云：“特奉恩命
，令开百座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以今日经周设斋庆毕，凡是
生灵不胜抃跃。伏惟陛下，再造天地，明齐日月，……金绳
之界弥勒下生，玉京之中轮王出现。”【注二三】便同时以
“弥勒下生”和“轮王出现”来比拟代宗，无疑是把皇帝的
宗教地位提高并加以神圣化了，而皇帝本身自然也很乐意接
受这种恭维。虽然代宗并非自己托言弥勒下生，但由怀感的
表文即可看出，弥勒或转轮王与人间帝王相结合的观念，在
武后之后仍未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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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德宗时期，有一来自中印度的梵僧释莲华，“以兴
元元年（七八四）杖锡谒德宗，乞钟一口归天竺声击。……
后以《华严》后分梵夹附舶来，为信者般若三藏于崇福寺翻
成四十卷焉。一云：梵夹本是南天竺乌荼国王书献支那天子
，书云：‘手自书写《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五十
五圣者善知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谨奉进上
，愿于龙华会中奉觐云。’即贞元十一年（七九五）也。”
【注二四】从《宋高僧传》中的这一记载可知，般若三藏所
译的四十《华严》即据释莲华附舶来的梵夹为本，此本相传
是南天竺乌荼国王所写，献给德宗，希望将来弥勒下生时能
够同会龙华。以德宗的崇尚佛教，加之与乌荼国王的外交因
素，对弥勒信仰的发展应当也不至有所阻碍。
德宗以后诸帝，我们还没有发现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史料
，不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八四五）
的废佛事件中，弥勒信仰不能独免于法难之外则是可以想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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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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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一　参见滋野井恬，< 唐朝?宗教政策 >，收入《唐代佛教史论》，
京都平乐寺书店，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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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二　李树桐在<唐代的政教关系>一文中指出，皇帝对僧道的措施
除了限制扩充、严格管理以外，还有强迫还俗；发表于
《师大学报》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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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三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九，《大正藏》第五三册，
页五○二下─五○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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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四　参见冯承钧，< 王玄策事辑 >，收入张曼涛主编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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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五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四库全书》第八一二册，
页三一○，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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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六　《大云经》的内容并无关乎弥勒下生之事，此处怀义等人所造
应为《大云经疏》，据????─?·????《大云经疏
?????》一文更正，收入《讲座敦煌·敦煌?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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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七　《旧唐书》卷一八三，< 薛怀义传 >。其事并见于《资治通鉴》
卷二○四，天授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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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八　参见陈寅恪<武曌与佛教>一文，收入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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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九　《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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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十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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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一　《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其事并见于《新唐书》卷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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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二　《旧唐书》卷八九，<姚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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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三　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页一七一、一七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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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四　同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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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五　参见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收入
《现代佛学大系第五三册·选堂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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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六　同注五，据张彦远在“敬爱寺”下的原注所说：“按敬爱寺是中宗皇帝为高宗
、武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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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七　见李永宁、蔡伟堂合著<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摘要)，《敦煌研究》
一九八八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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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八　同注十三，页一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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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十九　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大正藏》第五十册，页八七四中下。
其事并见于宋·志磬，《佛祖统纪》卷四十，页三七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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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十　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六，《大正藏》第五十册，页八七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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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一　志磬，《佛祖统纪》卷四十，页三七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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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二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页五八八，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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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三　唐·圆照集，《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卷上，《大正藏》第五五册，
页七五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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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二四　同注二十，卷三，页七二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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