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探讨印老的思想与行谊

从《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探讨印老的思想与行谊 　　　　　　　　　　　
　　李志夫
　　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
　　提要
　　本文是根据印顺老法师《说一切有部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之“序”中说：“25年前的旧件（《印度之佛教》），当然是不满意的；然而一些根本信念与看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对我的作品，应该是最重要的”。
　　并将其列为八点的根本信念与看法，来检验印老有关著作与其行谊之一致性。即可证明印老之八点信念与看法，就是其基本佛教思想了。
　　若归纳言之：“以不可变之佛教特色，以顺应事间之流变，即是佛法，即是佛在人间”。可见印老之基本思想、行谊均在实践此一理念。
　　关键词：印顺；佛在人间；佛法前言
　　一、前言
　　民国54年印顺长老受聘在“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系教授“佛学概论”及“般若学” 。我当时忝为受业之一。民国57年暑假，我去印度留学前，约了几位同学去士林外双溪“报恩小筑”看望印老。其中有现任华梵大学教务长兼哲学系主任的许国宏教授。因为那时我已接触佛学，受过皈依就自动权充老人课堂的侍者。所以印老对我稍有记忆。待辞去时，印老主动签了名，赐给我刚出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国宏兄眼尖嘴快，也向老人要了一部。
　　这本书是我在印度研究佛学时，最重要的资粮。我也曾将印老在这本书的若干论点介绍给我的印度佛学老师密希拉（K.N.Mishina），他也感到十分受用。因此，印老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充满了感情与感怀的。
　　以后又涉阅到印老其他著作，我更以为：这部书对印老本人来说，也特别具有意义，它对印老思想之形成与其学术研究形式之现代化都具有承先、启后之功。换句话说：从本书可以追溯印老之前期学术成就；也可由本书展望到印老此书以后的学术发展。因之，以本书为枢纽，即可管窥到印老的整个思想与行谊是一体不二的。
　　二、本书是印老著述之枢纽
　　印老在本书的“序”中说：“民国31年，我在战乱声中，写了一部《印度之佛教》。那时，我住在深山古寺－－四川合江县之法王寺，仅凭寺里一部龙藏…写出了这一部使人欢喜、使人苦恼之书。现在回忆起来，真有说不出的惭愧，说不尽的安慰”。又说：“25年前的旧作，当然是不会满意的，然而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根本的信心与看法，对我的作品，应该是重要的”。
　　印老所指之“苦恼”、“惭愧”，应是参考书不足；注释不多，没有现代的学术规范。“欢喜”与“安慰”应是指“根本的信念与看法未变”。
　　在抗日时期，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人力、物力全部投入“抗战建国”的大时代里，在大后方的深山古寺还能办佛学院，还有一部龙藏，实在不容易；印老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能写出至今仍具有权威性的《印度之佛教》，确实足以欢喜、安慰了；在那个时代的学术规范大致就是那个样，实在也没有惭愧、苦恼的必要。
　　印老总结他在《印度之佛教》的“根本信念与看法”在民国57年写本书时都没有什么改变，计有八点。如果我们根据印老这八点，来引证其前后不同著作，即可明白这八点是可贯通印老的整个佛教思想的；而且，会落实到他一生的行谊上。他的“行谊”与“思想”是一体、一致的。
　　I、“佛法是不共神教的宗教，如作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会正确理解的；俗化与神化，是不会导致佛法昌明”：
　　印老在《我的宗教观》第五页说：“依佛法说，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真实内容，并不是神与人的关系；宗教是人类自己，是人类在环境中，表现自己之意欲”。在同书第九页举例说：日本人造佛像，每有日本式髭须；缅甸的佛像，人中短，活像缅甸人”。同书第八页说：“因此，不是神造人，而是人类自己照著自己的样子理想化、完善化而想像完成”。
　　同书25页说：“道教说长生；耶教说永生；而佛教说无生”。继28页说：“…永生或变质为庸俗的功利主义的天国享乐者；说无生，又被误解为毁弃人生”。最后印老结语说：“自力宗教…虽有以为获得他力加被、拯救，而实为自救，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印老也强调，如从文化立场也不能理解佛法，在同书25页指出：“有些人想以哲学、美术来代替宗教，宗教不是暂时忘我，或自我陶醉，这些那能代替得了！”
　　印老在本书“序”中指出：“中国佛教一般专为死与鬼。太虚大师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教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神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义”。
　　印老在其《人间佛教》第22页说：“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唯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又在同书第22至23页中说：“不但中国流于死鬼的偏向，印度后期的佛教也流于天神的混滥”。“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我们是人，需要人间佛教，才能使佛教重新获得生机”。
　　II、“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佛应机说法，随宜之制，并不等于佛的正觉，但适人类的所知、所能，能依此而导入于正觉”。分析言之：佛为应众生之机，所立的佛教制度与戒律，并不等于是佛的正知、正觉；但随应众之机所说之法、所立之戒律、制度是可以方便所有人能知、能行，使其进入佛的正知、正觉。
　　印老在其《佛在人间》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根本特色；佛教的基本教育是戒、定、慧三学；一般的世俗教育，仍在“五明”。
　　1.印老认为人的特色有三。在同书88至96页说：
　　（1） 忆念胜：是指人能思惟分别一切法：忆念过去，预期未来…确是胜于一切动物及天神。
　　（2） 梵行胜：举《阿含经》说：“以世间有此惭愧二法与六畜不共。”“德行即梵行，是清净行为”。
　　（3） 勇猛胜：“从心的想望、引发实践的毅力。”“人类特性中，可以引发而向佛的可能性，说人有佛性，如说木有火性一样…人性当然不是佛性；不过，可以发展佛的佛德而已。”
　　2. 佛教的教育：在同书第322页说：“佛教是宗教、佛教是一种教育，佛教所教的…最重要的是戒、定、慧三学。”
　　3. 佛教教育以实践为本：继329页中说：“佛的教育以实践为本，弥勒菩萨说：‘菩萨求法应于五明处求’。”所谓五明，即同书第330页所说：
　　(1) 声明：是语言文字学……文法、音韵。
　　(2) 因明：在语言方面为辩论术；在思想方法上为理则学。
　　(3) 医方明：这是医、药、生理、优生等学问。
　　(4)工巧明：这是基于数学、所有物理科学以及实用的工作技巧。
　　(5)内明：是进修不共的佛学，所以叫内明。
　　根据以上所列，佛陀的教法虽有次第，应机不同，仍不等于佛陀的正知、正觉；但由之可以使人能知，能行导入佛的正知、正觉。
　　III、“佛陀的说法立制……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自有向于随顺、趋入正觉的可能性……如以为‘地无分中、外；时无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锢蔽；如不顾一切师心不师古，以为能通佛的正觉，那是漂流于教外的。不及与太过………甚至违反佛法。’”
　　印老所谓“不及”即是指派性太强，只以一派之祖为师；而佛教离了佛法的特质，即“师心不师古”。所谓“太过”，即是指以为佛法特质就足以代表佛法之全部；而不尊重佛法流变之事实，即“拘泥锢蔽”不能通达佛法。
　　1.不及与师心不师古：师心，即指狭窄的宗派思想；不师古，即指不太忠于原始佛陀的本怀。印老在《华雨香云》第151 —152页提到：“八世纪，婆罗门教兴起，而佛教内以唯心、真常、圆融、他力、神秘、欲乐、顿证思想的氾滥日与梵神同化…佛教已奄奄一息。”
　　又说：“以中国佛教论，除天台、净土、律宗系由华人所弘布完成之宗教外，其他如三论宗为高丽人僧朗所倡，大成于安息华化之吉藏；唯识宗传玄奘法者、为出身于于阗尉迟敬德之子窥基；华严宗贤首法藏系出康居；禅宗大兴于岭南猺杂之地；密宗三大士并由外来”。
　　又“中国四大名山：普陀山兴于日本之慧锷；九华山兴于新罗之地藏；五台山地接北胡；峨嵋山则处西南夷，历为蒙、藏信仰中心”。这些都是印老所指之“师心不师古”。
　　2.太过，拘泥锢蔽：与上相反，在这里，仅以小乘批评“大乘非佛说”为例。
　　(1)佛法并不等于佛说：“印老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书第155—156页中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佛法，无疑是由释迦牟尼而来，释尊有他自觉的圣境，吐露在语言中，表现在行动中。这意境、言说、身行三大业用，出现在世人的认识中，是这个世间佛法的根源。”如果一定要以佛亲口所说才算佛法的话，佛灭近五百后才有文字，则佛法之真实性可能根本不能成立。
　　(2)评“大乘非佛说”：在同书第165—166页说：“若说大乘为外道，恐外道不单是大乘吧！”“原始的上座佛教，不也充满了外道的气味吗？尼犍子外道，以草木为有生命的，释尊因此不许坏生：印度人以树木为鬼神的村落，因此，佛制不得自行砍伐：当时外道出家托钵乞食为生，所以佛也用这种出家为生活方式。”
　　“从义理说：生死轮回，业力都不是奥义书外道以来的外道常说的吗？从修行的方便说：不净观、数息观、四禅、八定…当时外道不都有大同小异的行持吗？”
　　同书第166—167页质疑小乘学者说：“即使南传上座佛教的锡兰小乘学者，不太了解自已是倾向大乘的一流，流入岛国而转化为狭隘的保守的佛教”。
　　印老在他《初期大乘之起源与开展》一书第一章“序”说就提到“大乘非佛说论”之形成；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便肯定“大乘是佛说”。其1324页引“赤铜鍱部及法藏部”所说：“依经、依律、依法”…“不违法相，即是佛说”。这部书以疑议“大乘非佛说”为始；从原始圣典之结集到大乘佛法之展开，终则肯定“大乘是佛说。所以可以说，本书就是在于说明“大乘佛教是佛说”与“大乘佛教非佛说”作了一整体的文献介定。
　　(3)佛法之真谛：印老在《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66页说：“正觉本怀的宗趣中，摄取了适应乐行婆罗门为主的方便；从本生而来的大乘，是更正确更深刻的开显了佛法”。同书第163页指出：“其实，佛法的表现…还有音乐、图画…雕刻无不有意、无意表现佛法，影响佛弟子的思想，如不从表现佛法的种种方式，种种关系中去把握佛法而想专门在(佛)说与不说上去衡量佛法，这真是佛法的不幸。”
　　Ⅳ、“尽管‘法界常住’，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制度、风尚都在息息流变的过程中。佛陀应机说法、立制，就是缘起的世俗流布，不能不因时、因地而有所演变、发展。(但)佛法有所以为佛法之特质，怎么变也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重要的、部份的过分发达，偏激起来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损坏佛法的特质。”
　　印老所指之“部分过分发展、偏激”，即是在同一文中所说：“专重修证、理论；专重高深、通俗；专重信仰、制度…”。
　　印老认为，对于外学的适应、融摄自然是演变；但应重视佛法的特质。太专、自然是发展；亦应重视佛法的特质。否则，演变、发展则并不等于进化、正确。再分述如后：
　　1.印老对于中国之各宗“各有所专”，是采取批判的立场；尤其对真常、密教两系更是如此，前已论列，兹不重述。
　　2.如来藏佛性之说，在其《印度之佛教》第272页指出：“性空大乘经所不明，不特《楞伽经》晚出；即(使《般若经》等混入之‘藏心’，亦属后起”。
　　3.印老《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31页：“密教原源于吠陀咒术，信咒术有神秘能力。”继132页：“大乘佛法兴起则确予秘密思想以活跃之机”，《般若》、《华严》之宗门陀罗尼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据。第151页，更举例说：“龙树引偈：‘…如是四种诸天等，各各手执诸兵仗，若力不如畏于他，若心不善恐怖他…’，密教者，以学出龙树自居”。
　　在同书第148页指出密教之所以正视欲乐：“欲界欲乐中，淫乐最重”，是以“先以欲牵，后令入佛智。”因而形成“无上瑜伽”，其第149页：“无上瑜伽者，以欲乐为妙道，既以金刚莲花美生殖器，又以明妃，女阴为婆伽曼陀罗，以性交为入定，以男精、女血为二菩提心…如有学密者必先经灌顶。其中有“密灌顶”、“慧灌顶”即授此法也”。
　　之所以有此密法，印老在第150页的设想是：“佛教有于此，欲用以摄外道也。色厉内荏之忿怒，应折服者折伏之，菩萨之行也。”印老在同书第151页评道：以欲乐为摄引，以狰狞为折伏…而世人有信之者，则以艰奥之理论为其代辩，以师承之热信而麻醉之…察其思想之由来，动机之所出，价值之所在，锢疾其愚乎！”
　　Ⅴ、“印度佛教之兴起、发展、又衰弱，正如人的一生：自童贞、少壮而衰老。”
　　印老以类比的方式，指出各年令均有其人生历程之价值；佛教之发展各时期亦各有其价值。如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各大乘，正如印老在各专著所说。只要能把握住佛法之特质均是佛法。佛法不必是佛所亲自一一口说。本文不再征引印老余文。
　　Ⅵ、“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只是‘修证’就好了。理论与修证理应是以实际事、行(对人、对事)的表现来衡量。‘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素隐行怪’、正表示了理论与修证上的偏差。”
　　印老这一段可分析地了解：一为理论与修证不能偏废；二为佛教不能流于素隐行怪。
　　1.整体来说，无论是印度或中国的佛教学派，都不是绝对主理论，主修行的，而只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印度之密教与中观瑜伽唯识相比，密教是偏重行的；中国之禅、净、律则也是偏重行的。兹不多引述。
　　2.印老之《印度之佛教》第145—146页：“释尊正觉缘起之寂灭法，即人身佛，智极悲深，固有异于声闻弟子，而况凡夫…佛在人间而犹是人也。《本生谈》等经百年来之传说，或渲染失实，然其缘自佛说，则诸宗共信。”“《本生谈》之说，应追溯大众部之‘佛陀观’：佛陀实为常在、遍在、全知、全能之永存。此则上座系学者所不敢苟同也。”印老《佛在人间》第22页：“不但中国(佛教)流于死鬼的偏向；印度后期佛教也流于天神的混滥。”
　　Ⅶ、“我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法源于印度，适应中国文化而成体系。佛法应求佛法的真实，以为遵循。所以尊重中国佛教；更重于印度佛教。我属于宗派徒裔，也不为民族感情所拘蔽。”
　　这些可在印老的著述中看出，除《中国禅宗史》外，其他均属印度佛学之专著。就所说印度佛教专著者，莫不以阐述“佛法”为依归；佛法是有所变易的，但佛法特质是不能变的；否则，就不是佛教了。
　　印老尊重佛法在世俗中之流变，所以他尊重各部派包括中国各宗派之佛教；他重视佛法之特质，所以他不属任何宗派之徒裔，也不为民族感情拘蔽。印老所有的著述都可为此一事实作注脚。
　　Ⅷ、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记取过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只)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不惩前毖后吗？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参考呢？”
　　印老这一段可以分析地说：
　　1.所谓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又可归纳地分为两点：一为佛法之特质；二为佛法之流变。纵观前面所述即了然于胸。
　　2.虽应珍惜佛教与过去佛教之光荣；尤应惩前毖后佛教在中印之衰弱，以策励将来。所谓“惩前”即是指印度佛教之神化、天化使佛在印度衰败；中国佛教论为鬼化为死人之佛教。当然，也有中印佛教共同之缺失：诸如偏理论，偏修持；太过、不及…等在前面已有论及，兹不再赘。
　　4.至于“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这正是印老的使命感，他的著述也正是为佛教之毖后”提出警策、树立指标。
　　三、印老的著述与行谊
　　1.印老之著述：
　　(1) 其《印度之佛教》一书，可说是他整个佛学思想之架构与大纲。以后出版之《印度佛教思想史》只是充实了若干内容，补充了若干资料，完备现代学术著作之要件而已。甚至他以后之讲记、演讲、专文、专书有关于佛教者，大多是沿以上八点原则延伸而来的。
　　除了上述两书是按“史”的次第成书外；其他专著虽不是按史的观点依次写出，如果我们依思想的次序将之排列，未尝不可成为印老“佛教思想史全集”。
　　?印度之佛教。
　　?印度佛教思想史。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中观今论，空之研究、性空学探讨等。
　　?如来藏研究。
　　?唯识学探源。
　　虽然，印老自己宣称，他“不属宗派徒裔”，由其专著中，中观专书即已有三种，所以往往教内学者，认定他为中观派。个人以为，印老既倡佛教之真实性，自然是重视佛教“因缘法”之本怀；而龙树是继承重因缘法，而偏于空性而发微的，毋宁说，印老是同情根本佛教而论性空学的。
　　印老对于后期密教唯独没有专书研究；仅在《印度之佛教》一书中第17章，也附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书中提及。并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最后一章有所补述。从本章中可以了解印老对后期佛教是没有多大正面评价。所以也不是他研究兴趣的所在。
　　这一段主在从印老印度佛教思想史之观点，来钩勒其“佛法概念”。至于老人其他之论述故略而不赘。
　　2.印老之行谊性向：
　　我们现在从印老之自传《平凡的一生》已编入《华雨香云》一书来略述与其著述有关之生平行谊：
　　(1) 7岁离开母亲，11岁寄宿学校，不能照顾自己，体格差，衣服、文具不及同学，产生了自卑感。连向人说话都怯生生的。(144页）
　　(2) 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所以平均分数总分不过60分。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50分满分又加2分。
　　(3) 我从小有一特质，大抵理性的不容易忘记，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145页）不认识路、不认识人决定了我不会交际、生性内向，自卑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变化因缘新局而发展了。（146页）
　　(4) 大概地说：身力弱，心力强；感性弱，而智力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149页）
　　(5) 起初，将心安放在书本上；出家后将心安放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与道友、信徒见了就聚；去了就离散。与我较关系的学友，从来无事不通信，离了就忘了，所记得的只是当下。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148页）
　　3.印老之治学生平：
　　(1) 民国前6年出生。
　　(2) 民国4年（10岁）小学毕业，13岁高小毕业，学医至16岁。 其间无兴趣学医，喜读神仙怪异读物。经父亲察知，转教小学。
　　(3) 民国10至19年（16至25岁）教小学，猎读老庄、新、旧约及佛教经论。
　　(4) 民国14年（20岁）读《庄子》冯梦祺〈序文〉：“然则庄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探索佛法之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探索。”（3页）
　　(5) 民国19年（25岁）出家，在南海福泉庵随清念上人落发。
　　(6) 民国20年（26岁）到南普陀求学，次年即授课。夏返普陀山佛顶山慧济寺阅藏楼看藏经。
　　(7) 民国23年（29岁）正月去武昌佛学院，半年读完三论宗章疏。
　　(8) 民国24年至25年（30至31岁）再到佛顶山阅藏经。自民国26年到是年秋，完成全藏阅读，心情十分轻松。
　　(9) 民国26年（32岁）在武汉佛学院。
　　(10)民国28至35年（34至41岁）到重庆汉藏教理学院，民国30至35年在内江法王佛学院四年，完成《印度之佛教史》。（14页）
　　以上已概括了印老在“佛学上之自我启蒙与思想构成”之重要历程。
　　四、结语
　　印老在他《华雨香云》一书第2至3页写道：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有主动性。
　　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应)因缘而流变…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想作这，想作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
　　对于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来了解，去发现，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喜乐无量。
　　由于印老个性内向，健康不佳，又淡泊名利，自然不能培养关涉人、事之长才；可是富于理性、长于思辨，优游三藏，涵养性海卒成一代大师，亦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有过之。我们为印老庆；亦为我们拥有这位“导师”而庆。
　　正因为以理性的、智慧的佛教史观，来理清真正的佛法；排斥了流向神道、天道及鬼道的佛教。印老也以此一观点阐述“圣典之集成”。
　　民国70年，当印老的巨著《初期大乘之起源与开展》出版以后，有一位教界长老向我抱怨说：“大家都知道《华严经》是佛初转法轮所说，印顺法师却说是先后结集所成，搞垮了佛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正是印老不属宗派徒裔，“不受民族感情所拘蔽”的实例。可是却为传统的长老所误解。
　　印老在少年时代，即以特有的理性与悟性能自学深入三藏；三十而立了然教史，初建宏规；虽在抗日、大陆沉沦的离乱中仍著述不辍；加之享有高寿都是他成为一代大师之大事因缘。
　　无论其著述、讲记、演讲、宏法莫不在强调：“佛法随时代有所变革；但不能离开佛教的特质”。这就是他所说“人间佛教”。基于此，可见印老的佛学思想与其行谊是一体的，是与他“不可分的部份”。
　　民国63年5月26日佛诞日，印老有“虔诚忏愿，舍诸缘务，掩室专修”，“以告海内外缁素同道”说：
　　离尘三五载，来台满一纪，风雨怅凄其，岁月惊消逝。时虽恒亲依（指真谛）拆翮叹罗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于悒！
　　愿此危脆身，仰凭三宝力，教证得增上，自他咸喜悦，不计年复年，且度日复日。圣道耀东南，静对万籁寂。
　　本偈原载于《华雨香云》最后一页，复刊于《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中之“序”里。由此可知面对佛法的衰蔽，缅怀真谛罗什诸大师，印老之著述与行谊之初心、用心、决心、悲心为佛法之使命感之伟大了。因此，我们仅用此偈，作为本文之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