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与佛教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现代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西方文艺心理学的著名代表人物。生于瑞士，1911年被推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后因在性欲理论上与弗洛伊德的分歧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自创分析心理学。本世纪20年代，曾到非洲、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地进行几次旅行考察，广泛研究了古代神话及祭祀仪式，60年代去世。

　　荣格与弗洛伊德性本能观点不同，他认为在人类行为当中，性本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原始群体或部落中饥饿驱力比性更重要；在文明社会中，权欲比性在许多人看来更重要。除了这些连接人与动物的生物中枢本能外，遗传的集体无意识在个人后天行为中也有一定作用。荣格最有独创性的理论是“集体无意识”理论。即，自原始时代以来，人类世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累积，“沉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它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因而叫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潜存于心理深处，永不会进入意识领域，于是它的存在只能从一些迹象上去推测；而神话、图腾、不可理喻的梦等等，往往包含人类心理经验中一些反复出现的“原始表象”，它们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并被称为“原型”（archetype）。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荣格解释说：

　　原始表象即原型棗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棗都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看到这种形象。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我们再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表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因此我们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　　

　　对于内外倾性格的观点，荣格认为内向性格的人喜欢沉思默想，自制力强，但较孤僻、害羞。若患精神病，多半是强迫性类型的。外向性格的人，好交际，适应力强，受客观现实而非主观考虑支配，若患精神病，可能成为癔病。当然，没有纯粹的内、外倾，它们是相对的。荣格还发展了一种至今仍有影响的词联想测验，作为测验有情绪障碍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心理冲突的说谎者的工具。　

　　对集体无意识原型的研究引导荣格得出了某些有趣的结论，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说人具备了一种他所谓的“自然宗教功能”，心理的健康与平衡取决于这种功能的正确表达，也取决于这种功能的本能表现。这个观点与把宗教看成一种幻想，一种逃避现实的幼稚和软弱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这后一种观点被广泛传扬，以至于使人们已看不见宗教对人类所起的重要作用，看不见宗教能激起强烈的情感，看不见宗教带给绘画和建筑艺术、研究与教育的卓越天才，也看不见宗教对弱小者，对贫病者的关怀。

　　……在现代的曼荼罗里面，没有丝毫神性可言，也没有任何服从神性或与神性调和的说教。神性的位置似乎已由人的完整性取代。　　

　　当意识与无意识，其中一个被另一个压抑或损伤的时候是不能够被合成为一个整体的。如果意识与无意识确实应该相互抗衡和斗争，那么至少应该在一个平正公允的条件下，彼此都有同等的权利，彼此都作为生命的一个方面。意识应该捍卫它自卫的理由及可能性，而无意识的混沌的生命也将应该有继续它本身倾向的可能。当然，要在我们忍受的限度以内。这就意味着意识与无意识光明正大的争斗与真挚诚恳地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生活至少应该堂堂正正地放在铁砧与锤子之间锻打。铁在砧与锤之间锻打便结合成了不可分的一体，成为一个个人。完成个人化过程，就如同锻打成不可分的统一体。　　

　　整体的人是一个人，却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或者说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成为一个个人，决不是寻找借口来损害与牺牲他人的个性并自私自利的为人行事。在保持其人格的独特性的同时，个人化的人通过他对无意识的领受，而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甚至与无机物，与日月星辰建立起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来。”　　

　　荣格认为，人的一生在时间上可分为两部分，青年时代要自立，建立家庭，完成社会责任和义务，在男子是集中在他的智力或特殊才能的发展上面；在女子则为集中在自我牺牲的天赋及那些能使她在世上留下踪迹的品质上面。第二部分为四十岁上下，关键是找寻一种新的意义与目的。此时，人们应转变自己的目标，从“自我实现”转变为“自性实现”。接受自己逐渐步入黄昏，生命力（能量）逐渐减弱的事实，而放弃青春期期望值过高的英雄主义理想。即使壮志未酬，夙愿难偿，亦大可不必痛不欲生，而应逐渐将“里比多”从外部撤回。荣格自己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说：“我不得不放弃英雄理想主义，因为在自我意志之上，有更高层次的东西，人必须服从后者。”换言之，人在后半生的目标应为实现“个体化”，即通过“个体化进程”而达到“自性的实现”。在这一进程中，人们会获益于前半生的经验，并获得更完美的创造力。　　

　　荣格说，经由体验个人化过程而被超越的人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这就好象一条河，在流失于一些多沼泽的支流以后，重新发现了它的旧河床，或者象压在一粒正在发芽的种子上的石块被拿走了，那幼芽不受阻碍地得以生长。被解放，被治愈，被改造的人格，就词的充分意义而言，变成的不是个人意义的人而是个人化了的人。　　

　　荣格在《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中，说到的“虚空”与佛教的“空”，“充满”与佛教的“色”相对应，指出实与虚，生与死，同与异，明与暗，热与冷，以及时空、善恶、美丑等是成双成对，两相对立，相互制约的。荣格的这种二元性的超越和对立极性合一的思想，被某些西方荣格学者认为正是藏传佛教修行的终点，而且认为佛教徒的修炼，是在自己身心的“微观宇宙”中寻求“阴”和“阳”的合一，从而在“彻悟”中体验伟大的宏观宇宙初始的统一和完满。另外中国的学者也有认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同于佛教中所说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的。　　

　　在东方文化和中国，荣格找到了重新评价和审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参照系。他认为，基督教的象征“三位一体”是不均衡，不完整的，缺少女性象征，是二元对立失衡，西方理性主义片面发展的症结，由此产生了对集体无意识的压制，造成神经精神病。他指出：“在基督教心理学中，对立面的不可调和性是由于他们对道德的强调，而印度和中国达观的宗教并不如此。”　　

　　荣格对佛教修炼非常重视，认为那是一种“生成意识的惊人尝试”。荣格心理学与佛教修炼之间有一些相似性，如意识成长、超验作用、精神转变以及个体化过程等内容，就与佛教的修炼和彻悟过程有某种对应关系。　　

　　荣格的“自性”观念与佛教的“自性”观念也有相似之处。荣格认为，“自我实现”是片面的，人应当寻求“自性实现”，亦即心理完整性的实现。“自性”是人的完善性的种子，是人们心灵深处内藏的珍宝；“自性”与宇宙本质紧密相连，因而具有神圣性。“自性”是人的完整性的发源地和目的地。即“自性是有倾向性和意义的原则和原型”。　　

　　在曼荼罗中，荣格发现了心理完整性的最佳表达，藏传佛教的曼荼罗，构图华丽典雅，内涵博大精深，是藏传佛教大师独特心理体验和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具有宗教和哲学、心理学和美学的深刻意义与价值。荣格看到曼荼罗的深奥含义及其在心理整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曼荼罗是心理完整性的原型与象征。

　　国外很多学者对荣格心理学与佛教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美国心理医生和西藏佛教学者拉德米拉·莫阿卡宁的《心理分析曼荼罗棗东西方精神的对话》认为，西方心理学体系与东方精神修炼融合在一起是可能的。　　

　　也有一些学者对两者的具体概念进行比较，如帕斯菲尔德指出，佛教中的“自我”观念含有贬义，认为“五蕴”假合的“我”是不真实的，执著于“我”被称为“我执”，此乃极大错误，而且是一切痛苦之源；而荣格的“自我”是指意识的中心，他的主张是“自我”与无意识的和谐。　　

　　雅各比认为：荣格的概念既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西方。她说：“留连于无我的神秘统一，是佛教修炼的最高目标，相当于进入涅槃，但是，由于这意味着自我与自性之间不断重新开始的相互对话的丧失，按荣格的看法，它就无法对西方人的个体化进程作出回应。　　

　　荣格指出：心理实在的观念是现代心理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这一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最终必定为人们接受。因为只有它才能使我们理解心理现象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如果没有这一观念，我们就必然会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来揭示我们的心理经验而伤害其中善良的一面。如果我们拥有这样一种观念，对于精神生活中表现为迷信与神话，宗教和哲学的一面，我们就能够给予应有的评价。心理的这一方面将不再受到人们的歧视。诉诸感官依据的真理固然可以满足我们的理智，却不能激动我们的情感……　　

　　荣格的思想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他对科学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认为19世纪后半期在科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发展出了一种“没有灵魂的心理学”，“没有精神、心理的心理学”，而这所有的心理学，“实际上都不过是意识心理学，对于它们来说，无意识精神生活根本不存在。”　　

　　荣格指出，以为意识能够支配一切，只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人的生活是有“灵魂”的生活。因此应当建立一种“有灵魂的心理学”。这种“有灵魂的心理学”，把人格视为既包括意识的峰峦，又包括无意识海洋的宝藏的感性主体。它关心人类心理的健康和完整，它保护人类心理的和谐与均衡，它珍存着人类心灵的激情、智慧、创造力及其全部丰富性。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分手之后的心理危机，是他一生中极其重要、意义深远的时期，是他得以丰富、发展、深化自己的身心体验和思想所不可缺少的，是经验主义的，实证的，也是人类心理基础所共同具有的。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危机将他带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这种与自己内心相遇，重新整合的方式几乎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摸索，能够达到的极致。荣格在这一点是幸运的，他凭借自己的经验，智慧和坚定的信念，最终冲破了迷雾，走出了心灵的黑暗，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他人共同赢得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而很多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超出了这个精神得以正常运作的界限，远离了正常人的状态，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探索意识发展的个人悲剧。而在各种宗教中，特别是中国的佛教中则有很多非常系统、专门化的探索“个体化”的方法和理论可资利用，并有精通这些方法的前辈导师能够帮助真正有这种需求的人。这也许是在人类对意识进一步认识的道路上，传统的宗教（特别是佛教）与当代深层心理学结合的一种非常富有启发性和能够产生丰富成果的道路。各种宗教虽然都是走在这条灵性的道路上，但各自能够引领人们前进的能力不同。正如中国的俗语：东方圣人，西方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荣格作为一个西方人，被使命所召唤，无所畏惧地向灵魂深处的奥秘进发，意外的在那里与东方的精神会合了。　　

　　荣格在谈到中国古代道教的《金华养生秘旨》时说：“想想人们对于这种事情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这份资料是如此地让人感到新奇陌生，以至于在谈到怎样入手，才能使中国的思想世界与我们的世界联接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困窘也颇能为人理解。西方人在面对掌握东方思想这一难题时所常犯的错误与《浮士德》中的学生所犯的错误有些类似。由于被魔鬼撒旦引入歧途，他轻蔑地转过身去背对着科学，让东方神秘主义牵着鼻子，亦步亦趋地学习瑜珈功法，便成了效颦的东施（通灵学就是我们这种错误的最佳范例）。这时，它已经背弃了西方精神这个安全的基础，迷失在遗篇词句和观念的迷雾中了。而这些词句和观念将永远不会从欧洲人的大脑中生长出来，并将永远不会与欧洲人的大脑嫁接出甜美的果实。”

　　荣格的这种担心其实在面对将佛法的真谛重新阐扬任务的现代东方人，是同样存在的问题，也是极其容易产生的一种错误。　　

　　当今已是科技发达的时代，人类掌握的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在这条路上，特别是如荣格心理学对宗教和神话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的知识和指明的方向，已经使我们可以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逐步揭开数千年来笼罩在传统的宗教上的神秘的面纱，扫除那些原始、落后、愚昧的东西，使人们不必再为获得内在的超越而不得不承受那些迷信的东西，而是可以抛开各种宗教形式的操作性的外壳，结合心理学的发展，直接探求宗教的核心内涵，回归内心的家园。在这个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精神获得统一既是必要的手段，也是这种努力成功的必然结果。　　

　　荣格作为西方的代表人物，在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深层内涵的研究中，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但这也同时无异于一个重大的挑战。在当今文化会合和交融的大趋势下，这是超越东西方界限而共同面临的问题。　　

　　当一个人，经过了愚昧、无知、迷信，对自然的恐惧、盲目地崇拜，在无数无谓的抗争和追求中的迷失，获得了必要的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认识之后，从而有能力而且敢于承担自己的一切时，就没有必要再将自己的希望和恐惧“交付”给外在的“神仙、皇帝、救世主”，没有必要再在外在的偶然性中寻找自己立身行事的依据。这样的人才可能真正获得意识境界的提升，才真正可能回归精神的家园，才真正敢于享有渴望已久的自由。对于人类社会整体来说，也正经历着类似的过程，东西方正如一个人在两条道路上的探索，东方注重对内在的精神性的探求，西方注重对外在的物质世界的探求，在各自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和经历了很多痛苦和挫折之后，已经具备了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协力合作，重新更加深入地认识人类自身的条件和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以荣格在与卫礼贤合著的《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在这段话中，荣格是针对《金华养生秘旨》中玄奥难懂的玄学名词来说的，但其实对于佛教的当代研究，这一指导思想和信念同样是适用的：　　

　　就我们而言，亲近灵性的东方只不过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它表明我们正开始与一直存在于我们之中而至今仍不为我们所熟知的心灵元素发生联系。否定我们固有的历史前提是极端愚蠢的行为，它将是制造另一种封闭的最佳手段。只有牢牢地站在我们自己的土壤上，我们才有可能接受并同化外来的东方精神。　　

　　针对那些不知道神秘力量的真正源泉究竟何在的人们，古时一位大师曾说：“世人舍本逐末。”东方的精神是从黄土中诞生的，我们的精神也应该并且能够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个原因，我接近这些问题的方式常常被指责为“心理至上主义”，如果这指的就是“心理学”，我将感到受宠若惊。因为我的本来目的正是要把所有秘传教义的玄学色彩毫不吝惜地扫个一干二净。通过言词获得力量的神秘目标与我们的极度无知正相呼应棗对此，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我有个坚定的想法，就是要把一切玄学味道的东西都袒露在心理学的阳光之下，我将竭力使公众不去相信那些晦涩的词句的所谓魔力。让坚定的基督徒继续坚信下去，那是他赋予自己的职责。非基督徒已经丧失了信仰的资格（或许他自出生时就已经遭到诅咒，因为他只是了解而不信仰，所以，他没有权利宣扬什么信仰）。谁也不可能从玄学的意义上把握任何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却能从心理学的意义上予以阐明。因而，对于任何事情，我都努力剥去其玄学的外衣，使它们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样，我至少能够从中挑出某些可以理解的成分，对之加以利用。另外，我还学会了怎样了解从前隐藏在象征符号之后的，超出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心理现象和过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尽量追寻类似的途径以获得类似的体验，如果到了最后，我所体验到的仍然是无法言说的玄学元素，那就是说，这个玄学元素出头的日子到了。　　

　　我对于伟大的东方哲人之钦佩与我对其玄学之不敬同样是发自肺腑的。我猜想他们就是象征主义的心理学家，因而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他们将是极大的错误。但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心理学，我们则不仅能理解他们，而且能从中获得极大的益处，因为这时，所谓的“玄学”就成了我们的体验范畴之内的东西了。如果我相信，神是绝对的，是超越于所有人类体验之外的，那么，他根本就不会理睬我，我们将井水不犯河水，彼此不相关联。但是，如果我认为，神是我灵魂的一个强劲冲动，我就一定要立即与他发生联系，因为那时，他将变得十分重要，即使令人不快，即使显得势利。这听起来平庸得可怕棗正如现实中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