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教育的反思

自杨仁山先生开启近代僧教育的先声以来，僧教育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其中涌现出一大批学修俱佳的法师和居士，如太虚大师、印顺法师，欧阳竟无居士等。尽管后来一度历经坎坷，中国的僧教育仍然焕发着古老的气息和勃勃的生机。
　　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港台佛教不论在学术还是在导俗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令我有一种紧迫感；而观今日的社会依然有许多无奈、无助、空虚、焦虑的生命，这使我有一种使命感。如今世界在动荡中，社会在转型中，国家在改革中，我们不禁要问佛教何去何从?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佛法常说“欲知来生事，今生做者是”。佛教也是如此，今天有怎样的僧教育，明天就有怎样的佛教。古德也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因此，僧教育的成功与否是关系到佛教兴衰的关键因素。在这里，我想就僧教育本身谈谈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今日的僧教育有三个关键问题必须理清。
　　一、主体地位的颠倒
　　教学是心智实践的过程。首先从它的因来说，是学人心存困惑，需要解除，因此才需要学，有学才需要教。其次，从果来说，教学的最终完成是学人的人格的高尚圆满，也即是内心困惑的解决。再者，从教学的过程来说，老师固然是最重要的增上助缘，但这一心智的实践过程，必定要由学人积极主动的自体实践来得以实现。因此，从因到果都是指向学人的，学可以说是彻因彻果的。在唯识上讲，唯亲因缘种子是自性亲因，其它的条件都是助缘，教学也是如此。而反观今日之僧教育，教与学有颠倒的趋势，教育者常常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从事教学，就好像是知识的批发商，对学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漠然置之。这一根本理念的错误，导致了教学平台只能在低水平上做重复的、盲目的运作。因而，今天的僧教育出现低效率，混乱无章的状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法华经》中有“贫子衣中珠”的故事。《坛经》中也说：“汝若返照，密在汝边。”并不是有一单传密付的秘密给你，秘密就在你那里。马一浮先生也说“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圣贤血脉”。我们多识前言往行，并不是为了知识的积累，而是要在自己的身心上体察涵养，渐渐发明心地，由发明心地而正心起修，这样才能得到清净无漏的智慧。
　　其实，今天的教育改革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终身教育，它强调要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和自我教育。它不仅仅是一种新观念而已，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在教学这一心智实践过程中，学人的主体地位。
　　二、教学指向的模糊
　　僧教育应培养怎样的僧人?僧教育的指向是什么?是支离破碎的知识吗?是优侗颟顸的说理吗?牟宗三先生曾说西方文化是智的系统，东方文化是仁的系统，佛法更是一种生命实践的智慧。一切学问若不能指归生命，就等同于戏论。佛法尤其如此。
　　虽然，太虚大师曾提出“人成即佛成”的理念，但直到今日，僧教育界并没有形成清晰的理念，要么是满足于支离琐碎知识的传授，要么做一些基础文化的补课，或者是在社会学者后面做亦步亦趋的考证，对于佛法整体的、实践的、指归身心的特征却不能把握。契理尚且不能，更不要说契机了。
　　宇宙间事物之所以存在，在于它有不同于其它事物的价值，佛法若不能高举生命实践智慧的大旗，必然会淹没在世俗的尘嚣中，成为历史文化博物馆中的展品。身为佛子，安忍如是!
　　三、师生之间缺少精神的贯注
　　有一则公案这样说，黄山谷向晦堂禅师请问法要，禅师对他说：“二三子，吾无隐尔乎?”黄山谷不解，当禅师走到木樨树下时，嗅着木樨花香，对黄山谷说：“二三子，吾无隐尔乎?”黄山谷言下大悟。类似的公案还有很多。为什么古人能在这么不经意间，就完成了法的授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师徒之间有这种精神上的贯注。比如密勒日巴尊者和马耳巴上师，乃至于宋明时期的大儒朱熹、王阳明和他们的弟子们，弟子对师有绝对信心，师对弟子也十分了解。不像今天，学生以老师为平常，老师以学生为平庸，彼此都缺乏信心，学生对老师缺少敬重心，师生之间是隔阂的、冷漠的，这样的教学效果自然很糟。无怪有人悲叹：“师道之不存久矣!”
　　其实，无论世法还是出世法，对于师道都极其重视。小到泥瓦匠，大到身心性命的学问，若没有庄严的师道，就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西方人讲究学统，中国人讲究师承，可见东西方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共通的。
　　总而言之，今天培养怎样的僧人，明天就有怎样的佛教。社会在转型中，佛教也面临着新的机运。在这新旧时代的交替中，在这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在这举世滔滔的物欲中，在这干戈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佛教将以何种面目立足于世间?我要说，佛教兴亡，佛子有责!佛教究竟如何?且看我们今天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