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对阿含经的看法

印顺导师对阿含经的看法

　　印顺导师可能是中国佛教自有历史以来，最重视原始佛教的大师级人物。他不但有《佛法概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杂阿含经论会编》等关于原始佛教的专著；在其他著作中，导师也一再表现出，谈问题时，每溯源于原始佛教的态度，如《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空之探究》《印度之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等均是荦荦大者，而其他论及和述及原始佛教的文章也不在少数。甚至在讲述他最喜爱的《中观论》时，还不忘去论证“中观是阿含的通论”，足见他对原始佛教的重视。 　　

　　由于导师对原始佛教的大量论述，使得广大的学佛者，对原始佛教的内涵能有相当程度的熟稔，而他对原始佛教的重视，无疑也是唤起台湾新一代学佛者重视阿含经之风潮的有力因缘之一。无怪乎国内著名的阿含学者杨郁文居士在《印顺导师的学问与思想》一书中，谈到“导师对佛教无比的贡献”时，首先就提出：“导师使（在中国）被轻视了将近二千年的《阿含经》得到应得的尊重。”

　　导师是推重原始佛教圣典的，他说：“《杂阿含经》是佛教界早期结集的圣典，代表释尊在世时的佛法实态。”“在流传世间的原始圣典中，这是教法的根源；后来的部派分化，甚至大乘‘中观’ 与‘瑜伽’的深义，都可以从本经而发现其渊源。这应该是每一位修学佛法者所应该阅读探究的圣典。” 　　

　　但是导师显然不是一个独尊原始圣典的学者，他从对佛教圣典集成过程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结集─共同审定出来的圣典，代表了当时佛教界公认的佛法。”“所以（大小乘）佛教圣典，不应该有真伪的问题，而只是了义不了义，方便与真实的问题。说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随（世间）好乐，随时宜，随对治，随胜义的问题。” 所以最后说：“佛法在流传中，一直不断的集成圣典，一切都是适应众生的佛法。”换句话说，“‘佛说’，不能解说为‘佛口亲说’，这么说就这么记录，而是根源于‘佛说’，其实代表了当时佛弟子的公意。”“部派佛教者，忽略了自部圣典‘是佛说’的意义；误以为自部的圣典，都是王舍城结集的，这才引起了‘大乘非佛说’的诤论。其实，一切佛法，都代表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那个部派）佛教界的共同心声。” 　　

　　所以导师认为近代流行的“巴利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只是 “代表赤铜牒部的主观愿望”，并非历史的实情。而“依大乘经‘佛说’的见解，‘大乘是佛说’”。总而言之：“佛法一切（大小乘） 圣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点开展。在不同适应的底里，直接于佛陀自证的真实。”

　　在这样的认识下，分辨一切经典的了义与不了义、方便与真实，才是导师措意之所在。关于佛法的核心，印顺导师认为：“佛法是简要的、平实中正的，以修行为主，依世间而觉悟世间，实现出世的理想─涅磐”。“缘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见。”“佛法的如实相，无所谓大小，大乘与小乘，只能从行愿中去分别。”因此，他一方面认为：“以《杂阿含经》（相应部）为本的‘四部阿含’（四部可以别配四悉檀），是佛法的‘第一义悉檀’，无边的甚深法义，都从此根源而流衍出来。”另一方面又说：“大乘教虽为了适应时机而多少梵化，然而他的根本原理，到底是光华灿烂，能彻见佛法真髓！”亦即无论是原始佛教还是大乘佛教，印顺导师认为他们都掌握了佛法的核心大义。 　　

　　但是他也指出，二者也都有不得不尔的方便适应：“古代的声闻法，主要是适应于苦行、厌世的沙门根性；菩萨法，主要是适应于乐行、事神的婆罗门根性。”因此他指出：“不能只看到大乘佛教中印度思想的融合，忘记了原始佛教也不能离开印度文明的摇篮。”甚至他还特别强调：“初期佛法的时代适应性，是不能充分表达释尊的真谛的。”并为大乘辩护说：“大乘的真精神，是能‘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的，确有他独到的长处。” 　　

　　因此导师批评说：“释尊住世时的佛教，我也承认比较上接近巴利文系的佛教。或者觉得它既然接近佛教的原始态，佛教徒只要忠实的依着它去行就得。……在我看来，他们只是依样葫芦的形式崇拜。他们根本的缺点，是忘却佛教是哲者宗教之一，哲者宗教应怎样去信仰它，从来没有理会过。……真正的理智信仰者，看来似乎比形式崇拜者远离了创教者的理解与制度，其实却开显了完成了创教者的本怀。” 　　

　　总而言之，导师是希望能深深的契入佛法的核心精神，抖落一切不合时宜的旧方便，进而提出契合时代的新方便，使佛法发扬起来。“宏通佛法，不应为旧有的方便所拘蔽，应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 　　

　　至于如何契入佛法的核心精神，导师指出的途径，无非就是教理的通达和身心的体证而已，如说：“我们应该深入释尊的本怀。这要从佛教无限错综的演变中，从根本佛教的研究中，从身心调柔的体验中，才能完成。”

　　（本文原发表于《法光杂志》第7期　199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