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经幢研究之二（2）

五、石幢的变体
　　由于石幢的风行，而有仿石经幢的形式制作的灯幢、香幢，还有以木制、陶制以及木胎夹纻所制的经幢。另外，也有和宗教无关的记事幢。
　　(一)、灯幢
　　仿经幢形制的灯台，亦即灯台而兼具经幢功能者，称之为“灯幢”。如唐代一所有“吏部常选司马霜纂文”题名的残灯幢，其铭记就说明了以经幢的形式制作灯台，不但可以有照明之功能，藉著尊胜幢的威力，还可以达到灭罪的功效：“﹍﹍尊胜经咒，伏愿灯光照灼，除黑暗之疑；幢影参差，灭恒沙劫罪。”[179]
　　灯幢上通常刻“尊胜咒”，建于天宝七载(748)，其上有“张少悌书”的一所经幢，仅刻尊胜咒，造幢者题名之首者为“灯台主中散大夫内侍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太原县开国男王尚客”，当系一所灯幢。[180]又，如曹文玉于天宝十一载(752)所造之灯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咒〉，并“囗灯台铭”。[181]
　　有的灯幢也兼刻《佛说施灯功德经》，如一所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的石灯台，形为八面体，上刻《佛说施灯功德经》及“佛顶尊胜陀罗尼咒”。[182]唐长安青龙寺遗址出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杜文秀所建的一所灯幢，此灯幢残缺不全，出土的残段为灯幢中部立柱的一部分，上端灯室和下部基座已失，灯台残段残高57厘米，为八角形，仿若经幢，其上刻有经文，前半择录《佛说施灯功德经》，后半为不空译《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本的陀罗尼。[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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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灯幢仅采石幢之形，并未刻有经咒，天宝十一载(752)赵永安等人在河南元氏县开化寺所造的石灯台，八面，有经幢之形，上刻“灯台颂”和施主题名，并未刻任何经咒。[184]
　　(二)、香幢
　　一如灯幢，“香幢”是香炉而兼具经幢功能者，上刻“尊胜咒”，或兼刻“大悲咒”，也有仅刻《金刚经》者。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彭城郡清信弟子刘方佐在山东临邑弥陀寺所建的一香幢，上有“尊胜陀罗尼宝幢记”，可知其刻有“尊胜咒”。[185]又，唐懿宗咸通六年(865)，曹彦词在今河南许昌囗兴寺西禅院内，造僧伽和尚灵塔一所，并造一石香幢，以充供养，上面除了“尊胜陀罗尼”外，还刻了“大悲心陀罗尼”。[186]五代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黎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一名佛教徒郭昌嗣在大伾山下院内建立香幢一所。[187]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今山东临邑县一所名叫“惠日院”佛寺信徒所组织的邑会建立一座香幢，上面刻《金刚经》，而题称“金刚经香幢”。[188]辽道宗咸雍九年(1073)河北涞水县一个以傅逐秀等人所组成的佛教邑会的信众们，也建造了一所香幢。[189]
　　(三)、非石材的经幢
　　经幢创建之初，系以石材建造，故名“石幢”；但随著石幢的流行，也出现了其他非石材的经幢，包括铁幢、陶幢、木经幢和木胎夹纻所制成的“珍珠舍利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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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铁幢
　　天宝四载(745)，王袭纲等人在今四川阆中县所造的八面铁幢，形如石幢，其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有“右南部县王袭纲及妻严十五，与诸施主奉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陛下及法界苍生，敬造此塔，万代供养。”的铭记。虽其记称此为塔，但它实际上是经幢，所以《八琼室金石补正》引刘喜海《三巴耆古志》：“右塔镕铁铸成，形如石幢，文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亦石幢所刻之经也。”将之著录为〈王袭纲铁塔尊胜幢记〉。[190]
　　2、陶幢
　　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出土一所陶幢，系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所造的。此幢由基座、幢身、幢顶组成，通高1.875米，平面为圆形，座高31厘米，顶高60厘米，直径62厘米。幢身阴刻楷书汉字经文四种：《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高王观世音经》(大、2898)一卷、《续命经》一卷、《烧香真言》。此幢题记云：“长兴三年五月十五日造尊胜陀罗尼幢，奉为皇帝万岁囗囗，法界一切有情，同占此福，功德主弟子刘儒。”[191]可知这所陶幢系一所“尊胜陀罗尼幢”。(附图七)
　　3、木经幢
　　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塔顶的基座内，存有两个木质经幢，其一为八角形，用整段圆木雕成，高1.5米，底径26厘米。幢身涂红褐色漆，通体朱书梵文，内藏金、银、水晶佛像，塔模、写经等物。另一所经幢为四方形，高77厘米，底径17厘米。[192]就图片上所示，后者比较像是经塔，而非经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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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珍珠舍利宝幢
　　苏州市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的窖穴内，发现一座真珠舍利宝幢，通高1.226米，由须弥座、经幢和刹等主要部分构成，基本上都是木胎夹纻、朱漆描金或漆雕。须弥座分底座、须弥山两部分；底座呈八角形，其第二层束腰上覆以八角形平板，平板上置须弥山。须弥山分大海和宝山两部分，宝山中心立一“八角形经幢”。幢内置折叠的经咒护轮两张等物，一张为汉字，一张为梵文，两者皆是《大随求陀罗尼经》经咒。[193]
　　(四)、记事幢
　　有采经幢形式的记事幢，其中又可分为和佛教有关的记事幢，和佛教无关的记事幢两种。和佛教有关的记事幢，因所记事和佛教有关，如八关斋、建寺、造桥等，故其性质去经幢不远。如建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八关斋报德记幢〉，这是宋州郡守僚吏等人为节度使田神功所作的八关斋会，由颜真卿撰文记其事并书，镌在石幢上。因其和佛教有关，所以在会昌法难中，也难逃毁废的命运；后来在宣宗复兴佛法以后，大中五年(851)宋州刺史崔倬重刻。[194]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平卢军节度同经略副使张行久之女等人，为实践其父创修佛院的志愿，在今山东益都县建一佛院，并造佛、佛弟子和菩萨像，此一建佛院的碑文即采取石幢的形式，高仅尺余，八面刻。[195]辽天祚帝乾统(1102)二年，新城县王仲远等人施地予寺院，建幢记其事，上遍刻尊胜经，另外有施地四至，和施地者的姓名。[196]此一施地记幢，性质亦近于前述的建寺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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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在浙江上虞所建的〈五大夫新桥记〉石幢，因此桥系大云寺僧常雅募化建成的，和佛教亦有关，因此，会昌法难期间，此一记事之幢也在毁废之列，后来于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再建[197]。
　　然而，因唐代经幢的流行，有些和佛教无关的记事幢，也采经幢的形制，如唐开元十一年(723)的〈襄州刺史遗爱幢〉、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所建的〈使院新修石幢记幢〉等。[198]这类和佛教记事无关的的记事幢，其性质和经幢相去甚远，就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六、经幢的性质
　　由于迄今尚未有人对于经幢做过全面性的研究，经幢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多数的学者认为它是刻经中的一种，也有建筑学者认为它是宗教建筑中的纪念性建筑，[199]不过，这些看法都只是从经幢的质材及其外形而论，并没有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经幢是一种宗教的产物，有其宗教上的意义，因此首先必须从宗教的角度探究这个问题；再者，造幢者心目中的经幢是什么？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本节就这两个角度，从佛教经典以及经幢内部所埋藏的舍利、经幢上的造幢记等方面考证，确认了经幢的本质是塔──它是一种融合了刻经与造像，并有宗教作用的塔。
　　(一)经幢不是纯粹的刻经
　　在进入本文“经幢的性质是塔”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多数人认为经幢是刻经这个说法，做一番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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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提出“经幢是刻经”这个看法的学者是叶昌炽，《语石》卷四：“刻经有三：其一摩崖，其一经碑，其一即经幢也。”[200]松本文三郎亦沿袭著他的看法，以佛教石经的材料分类，认为经幢是佛教石经之一。[201]从叶氏《缘督庐日记》，可知他是佛教徒，因此他未曾从宗教的层次加以考虑，而单纯地将经幢认为是一种刻经，实为可惜。不过，叶氏大都从搜集经幢拓本方面著手，而极少接触到经幢的实物，这可能是他不易发现它和刻经其实大不相同的重要原因。其后，建筑学者、考古学者如刘致平、白化文、丁明夷、邢军、高英民等，也多认为经幢是刻经。[202]
　　本文以为：虽然经幢上主要镌刻的是佛经，但不能单纯地视它为石经中的刻经，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虽然部分的摩崖刻经和刻经的碑版上也兼刻有佛像，但是经幢则有一定而特殊的形制。经幢绝大多数是八角形的，幢顶上部都刻有佛像或佛龛，因此也得到一个俗称──“八佛头”。会昌年间(841--845)，范阳汤君在吴兴天宁寺所建立经幢上的铭记中，就把经幢既是刻经，也含有佛像雕刻这一点特性点出来：以言以像兮，圣无不通；尘劫有尽兮，镇于莲宫。[203]
　　第二，经幢的起源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有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的经幢所刻的也是此经，这一点和摩崖、碑版刻经的多样性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宜将它视为一般石经。
　　第三，就经幢上的文字而言，它虽刻的是佛经，但经幢的意义和一般刻经不同；刻经的目的仅是为传之久远这个用意，而经幢则还有其他宗教上的功能和用途。关于这一点将以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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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上述三个理由，不宜将经幢归属于刻经类。
　　此外，把经幢认为是刻经的观点，主要是从其质材和所刻的文字而言，而未曾考虑它的实体。从经幢的实体而言，梁思成认为它是一种宗教的纪念建筑：“唐宋经幢遍布南北，虽非真正建筑物，亦为富于建筑意味之纪念建筑。”然而，他对经幢应如何界定，则甚为模糊不清的，他以为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虽名为塔，实则铁铸之幢耳。”又说：“宋代建造经幢之风甚盛，盖以镌刻佛经为主之小型塔也。”[204]像他这样以为某些塔是经幢，有些经幢又系塔的模棱两可中，其实已经认定就建筑而言，塔、幢是同一类。
　　(二)经幢是塔的一种
　　本文首先从宗教的层面做为出发点，再次扒梳造幢记的原始资料，另外，更从经幢的结构、装饰等不同层面考量，有很充分的理由，把经幢的性质界定为“塔”的一种。兹分述如下：
　　1、根据佛经所述，经幢的性质即是法舍利塔
　　佛塔分两种，一是生身舍利塔，一是法舍利塔，而经幢即是属于法舍利塔。所谓的法舍利塔，是指在塔中放置佛经者；其法源自印度，印度系以香末为泥，作高五、六寸的小窣堵波，以书写的经文置其中，称之为“法舍利”。若其数渐积多，则建大窣堵波，总聚其中，以修供养，即法舍利窣堵波(法舍利塔)。[205]经幢系以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主题，自然也属于法舍利塔；又，《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也说造窣堵波，在其中安置“尊胜陀罗尼”，此即为“如来全身舍利窣堵波塔”：
　　佛告天帝：“﹍﹍大帝，何况更以多诸供具华鬘、涂香末香、幢幡盖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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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璎珞，作诸庄严，于四衢道造窣堵波，安置陀罗尼，合掌恭敬旋绕行道归依礼拜，天帝，彼人能如是供养者，名摩诃萨埵，真是佛子持法楝梁，又是如来全身舍利窣堵波塔。[206]
　　另外，从有些经幢上刻有“如来法身偈”这一点上，亦可证明经幢为法舍利塔。如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在今吴县洞庭山包山寺僧人文鉴所建的东幢上，便刻有“如来法身偈”。[207]“如来法身偈”出于《佛说造塔功德经》(大.699)：
　　尔时世尊告观世音菩萨言：“善男子，若此现在诸天众等，及未来世一切众生，随所在方未有塔处，能于其中建立之者，﹍﹍于彼塔内藏掩如来，所有舍利发牙髭爪，下至一分；或置如来所有法藏十二部经，下至于一四句偈，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尔时观世音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向所说，安置舍利及以法藏，我已受持，不审如来四句之义，唯愿为我分别演说。”尔时世尊说是偈言：
　　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善男子，如是偈名佛法身，汝当书写置彼塔内。[208]
　　由此可知，经幢是塔。
　　又，《像量度经续补》(大.1419)八〈装藏略〉，也提及佛顶尊胜咒是法舍利：
　　显密两教俱有装藏之说，而悉言用舍利，中具两种，或曰四种。法身舍利作第一，生身舍利次之，故西土风俗多用法身舍五部大陀啰尼以为上首，一切经咒文辞是也。五大陀啰尼者，一佛顶尊胜咒(此咒世人多知之)，二﹍﹍五、十二因缘咒也。﹍﹍[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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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十二因缘咒是：“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是大沙门所说。”许多佛塔的塔身，或是地宫中的舍利棺中，也都刻有十二因缘咒。[210]由此可知，《尊胜经》或咒是法身舍利，因此尊胜经幢自是法舍利塔。
　　2、塔系埋藏舍利之所，有些经幢中也埋有舍利。
　　有些经幢中也埋藏舍利，这和《造塔功德经》所云塔内装有舍利及法藏之说吻合，经幢的性质为塔，昭然明矣。在此仅举经幢内装有舍利者数例：唐代的经幢中便已埋藏有舍利，今所知纪年最早者是浙江杭州龙兴寺经幢，它原系郑彻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所建立的，其后在宣宗大中五年(851)曾重修一次，而于后梁末帝梁乾化五年(915)再度重修，这一次重修的题记中云：
　　梁乾化五年五月八日头陀僧处道重修，内有舍利五十四颗，琉璃瓶盛。[211]
　　王昶认为幢内舍利是此次重修时才放进去的：“至梁乾化五年，则逾岁久远，当因倾圮重修矣。此次始以琉璃瓶盛舍利五十四颗，是全幢拆修矣。”[212]王昶之说是否真确，无法判断；不过，也有可能是后梁时拆修此幢，发现其中藏有舍利，故附笔记之。以下是一个未经重修整治的经幢，在建幢之初，便藏有舍利：僧文鉴等人在吴县洞庭山包山寺前所建的经幢上，不但镌刻了“如来法身偈”，并且注明“内有舍利二七粒”。[213]浙江吴兴县东林山祗园寺西首，会昌年间所建立的经幢上有“舍利幢人名女(下缺)”；另外，此寺东首的经幢上也有“舍利(下缺)福普﹍﹍”的字样，[214]可知此二幢当是埋有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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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经幢中所埋藏的舍利子，则确系在后来重修时放入的，如在浙江杭县临平镇安隐寺的唐代经幢，初建于唐宣宗大中十四年(860)，至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时重修，迄真宗天禧二年(1018)二度重修，到了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第三次重修。在第二、三次重修时，都埋藏了舍利。乾德五年重修时的题记云：
　　重立宝幢年月，原此宝幢始自，钜唐大中十四年岁次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众缘于临平市西长乐乡界永建立，洎乾德五年﹍﹍今安平院住持沙门瑞明，与阖院徒众，发心施长于旧基东二十步，添续层囗，载崇树之，葬古佛舍利囗颗，于龙柱海山俾其境域民安，迩遐宁谧，无囗介祉，尽祝鸿图。[215]
　　又，修幢者的题名中有：“劝缘郡城祥符寺宝塔功德主内殿赐紫文定，郡城临坛赐紫绍澄，僧思忠，临平都酒务金囗囗，已上同施珍财，严护舍利葬此幢下。”迄宋高绍兴三十年，此幢三度重修时的修幢者题名中，有“绍兴庚辰四月初二日重立，﹍﹍弟子姜宥琼，妻张六娘﹍﹍，各与家眷囗囗请到佛牙舍利，入囗囗缘，永充供养。”[216]
　　宋辽金时期，也续有在经幢内埋藏舍利者。如1963年在河北省顺义县辽代净光舍利塔塔基出土的经幢，系造于辽圣宗开泰二年(1013)，从其上的题记可知此幢内确藏有舍利：
　　定光佛舍利五尊，单灰舍利十尊，螺髻舍利四尊，﹍﹍顺州管内都细讲法华上主经沙门惠贞、﹍﹍邑人曹贞﹍﹍施舍利银盒﹍﹍维开泰二年岁四月壬戌朔二十二日未丙时葬。[217]
　　又，金代固安严村宝严寺众僧及信徒，为了埋藏其所发现的“士诲幢佛牙真舍利”，专门修建了舍利地宫，可见士诲幢中是藏有佛牙舍利的。[218]另外，如前述苏州市瑞光寺塔内所发现的真珠舍利宝幢，其中的八角形经幢内置一料质葫芦形小瓶，藏有舍利九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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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利有的是埋在幢基座中，有如埋藏在塔的地宫；有的则是安置在经幢上，有如置于佛塔的天宫。如北宋皇祐三年(1050)在河南省浚县城西巨桥村南迎福寺建有一对经幢，幢身上刻《佛顶尊胜陀罗经》，经文后的题记云：“大宋通利军囗桥敕赐迎福之院﹍﹍建耸胜幢子两座，上安舍利，时皇祐辛卯八月己卯三十日。”[219]可见此幢舍利是藏在天宫的位置的。
　　由于有些经幢中埋藏了舍利，故有“舍利幢”之称。如在江苏吴兴东林山祇园寺的东幢，不知何时所建，从题记中仅知此幢在会昌五年(845)曾遭废毁，而于大中五年重立。幢下截舍钱姓名题名中，有“舍利﹍﹍法华会同﹍﹍千人至于﹍﹍今东林舍利宝幢之首﹍”，并自题为“舍利宝幢”；又，其西幢下截舍钱者的题名中，也有“舍利幢人名﹍﹍”之词。[220]
　　从唐代开始就有为埋葬僧人舍利而建立的经幢，即所谓的“塔幢”，也叫做“舍利陀罗尼幢”或“舍利经幢”。如在河北保定宋代清公大师舍利陀罗尼经幢，在八面幢身的第一面题“特囗囗讲经论赐紫清公大师建舍利陀罗尼经幢”二十四字。[221]又，金大定二十年(1180)在河北正定府城为埋葬广惠大师所建的经幢，其额题即作：“大金国河北西路真定府都僧录改授广惠大师舍利经幢铭”。[222]
　　此外，从辽宁朝阳北塔地宫出土辽代经幢幢座上的图像，也可看出经幢的属性是塔。此经幢第三节幢座刻有“八大灵塔、七佛名”图，第四节幢座“八国诸王分舍利”图。[223]
　　3、从造幢记、铭或序中，有直称经幢为塔者，也有以塔比赋经幢者。
　　早自唐玄宗时代的所建的经幢上，即直称经幢为“塔”。王袭纲等人在今四川阆中所建的铁幢，平面作八角形，幢身遍刻《尊胜经》，其题记中即称“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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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此塔，万代供养”。[224]
　　又例，在今江苏吴县包山显庆禅院有唐会昌年间(841--845)所造的一对经幢，于宋开禧元年(1205)重修时，其上的铭记即称此为“塔”：“包山显庆禅囗一建山前二石塔囗囗丈”；而在如偈式的赞文中，也以《法华经》中〈见宝塔品〉的典故铺叙形容此二经幢：
　　南无如来大塔庙，从地涌出实难思。﹍﹍
　　多宝如来弘立法，分半座与释迦囗。
　　演说无量甚深义，妙益法界诸有情。
　　我此石塔虽云微，功德殊妙亦若是。
　　我今广结众人缘，命工复树此二塔。﹍﹍[225]
　　五代吴高祖天祐十二年乙亥岁(915)，杜氏在今山东益都县东岳庙建立的经幢，于蒙古太宗九年丁酉年(1237)重建时，即题作：“岁次丁酉仲秋上旬七日，本府东岳府君经幢塔壹座”。[226]又如，今锦州朝阳县城金代王囗超所建的经幢上，题此幢为“大悲心陀罗尼真言宝塔”，其造幢记云“王囗超建石塔一座”。[227]在今浙江杭县临平镇安隐寺前唐大中十四年(860)所建的经幢，在宋天禧二年(1018)移建的题记中，有“宝塔功德主内殿赐紫文定”的题名。[228]
　　有的造幢记中，则将塔与经幢比赋对称。如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在今山西晋城县有居士王刘、赵珍等人所造的经幢，其赞序中云：
　　层幢回耸，沾泽者销殃；石塔岧峣，囗尘者灭罪。[229]
　　以塔、幢相拟比附。又例，宋太祖开宝七年(974)，王囗等人重修今山西闻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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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镇唐兴寺(宋淳化中改名保宁禅院)经幢的题记云：
　　有邑首弟子王囗等，……..乃见并来寺院囗故石幢经言之破伤囗露，佛像之隳残土没，于是一人启口，众愿随从。重修窣堵波形，刻就陀罗尼咒。[230]
　　从“重修窣堵波形，刻就陀罗尼咒”之句，可见他们认为经幢的外形是塔。在今辽宁辽阳县附近出土的一所“为龙头山燃身僧惠能建立”的经幢，其上即题“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塔”，[231]则将幢、塔连称。金大定十七年(1117)，兴中府永德县(今辽宁朝阳)有王囗超所建的八面经幢，其上即题云：“大悲心陀罗尼梵真言宝塔”，[232]更直称经幢为塔。
　　4、就经幢建筑的结构而言，它和塔非常类似。
　　以结构而言，塔的结构主要可分为地宫、塔基、塔身和塔刹四个部分。[233](附图八)前面已提及，经幢的结构大致可分为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而没有地宫，不过，有些经幢在幢基下也埋有舍利。塔身是塔的主体，塔身内部分为实心和中空两种，塔身中空的，一般能登临。经幢的幢身是实体的，有若实体的塔。至于幢顶上通常有仰莲和宝珠，(见附图一、二)此二者也是是塔刹的质素，幢顶和塔刹亦是相类。因此，我们可以说：塔与经幢基本上是有相同的构造的，前述宋人视唐兴寺经幢，就以为它是“窣堵波形”。
　　以细部而言，塔是有铜铎以为装饰，经幢亦然。虽然经幢上的铜铎今都已不存，但我们仍能从某些造幢记中，寻到经幢上铜铎的一些蛛丝马迹。如宋太祖淳化元年(990)刘熙与其弟刘阐在泉州招庆禅院大殿前建立的经幢“幢高二十五尺，下列神仪，上严圣像，风摇铎韵，和清梵以虚徐；日映珠光，对玉毫而熠耀。”[234]如在今日泉州宋水陆寺废址上，有大中祥符元年(100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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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僧人元绍为首的一群邑会佛教徒所造的的经幢，其造幢记中对此幢的形容，就提及了铜铎：“囗铎丁铛，仿囗钓天之乐；层檐高下，依稀善法之堂。”，而题名者中也有“曾囗舍铎”。[235]另，在福建泉州西门外，唐大中八年(854)所建的经幢上，有舍铎者的题名：“杨少珍、杨御、杨少琼，已上为考妣各舍铎一口。陈遇、陈二娘、陈三娘、杨十二娘，已上各舍铎一口。”[236]可知此幢原是饰有铜铎的。又，前面提及西湖天竺寺门吴越时所造的一对经幢，造幢者题名中有“随使当直厢虞候将作院副将夏承裕舍铜铎并火珠”，可此幢亦有铜铎作为装饰。[237]
　　另外，相轮是佛塔刹中的一个构件，有些现存的经幢在幢顶部分便仍保有相轮，而在造幢记或题名中，也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河北保定本愿寺唐开元九年(721)僧智秀所造尊胜幢，便有“相轮主”的题名。[238]又如宋仁宗景祐五年王德成等人所建的经幢上有“大宋赵州南关囗囗人等特建幢子相轮记”。[239]
　　经幢的计量单位，是另一个可以说明经幢的性质是塔的例证。经幢和塔的计量单位是一样的，唐、五代的造幢记中几乎都称“造石幢一所”，或“经幢一所”。而当时称塔亦以“所”计，如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邓村所建佛塔的造塔记，就称“敬造五级石塔一所”。[240]又，浙江萧山祇园寺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所造的舍利塔铭亦云：“弟子夏承原并妻林一娘阖家眷属，舍净财铸真身舍利塔两所。”[241]。及至宋代，才以“座”或“坐”，代替“所”，其时塔亦多改称“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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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民间约定俗成的看法，常把经幢称之为“塔”。
　　前述唐天宝四年(745)的铁幢，不仅其题记中称此为塔，其俗称亦为“铁塔”，而不云“铁幢”；又如昆明市地藏庵经幢，幢身表面遍刻梵经，俗称为“梵字塔”。[242]另例，河北丰润车轴山寿峰寺有一辽代石经幢，《丰润县志》上根本就将它和辽代所建的砖塔，一概都称之为塔，所以说有二塔：“寿峰寺在县南二十里车轴山，有无量阁一，塔二，宋崇熙间建。”不过根据此石经幢的形制和镌刻其上的造幢记，可知此确是一尊胜经幢，然而，当地人却俗称之为“石塔”。[243]
　　正因为经幢的性质是塔，所以经幢俗称为塔；而早自唐幢中就有“幢塔”的连称。如在洛阳龙门建于大中四年(850)僧怀则尊胜幢上，题云：“唐东都圣善寺志行僧怀则于龙门废天竺寺东北原囗先修茔一所，敬造尊胜幢塔并记”。[244]就是将“幢塔”连称。又例，唐东岳庙五代时所建的尊胜经幢，于元代重建时的题记云：“岁次丁酉仲秋上旬七日本府东岳府君经幢塔壹座”。[245]
　　近代建筑学者因为不了解经幢的本质是塔这一点，因而在研究塔和经幢时，便有许多疑惑。如刘敦桢对唐天宝四年的铁幢，在其题记中称之为塔这一点，感到迷惑：“岂唐时塔幢不分耶？颇费索解。”[246]又，梁思成研究塔时，以为某些塔其实是经幢；但看宋代的经幢时，又认为经幢是一种小型的塔。浙江杭县闸口白塔，为宋初所建，八角九层，高11.43米，在其须弥座的束腰部分和第二层四隅面，刻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梁思成研究此塔，认为：“严格地说，白塔实是一座仿木构塔形式的经幢，与其称之为一座建筑物，不如称之为一件雕刻品，或是一件模型。”又，他认为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建)：“虽名为塔，实则铁铸之幢耳。”[247]然而，当他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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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经幢时，又认为经幢是塔：“宋代建造经幢之风甚盛，盖以镌刻佛经为主之小型塔也。”这种迷惑实来自于他们弄不清楚经幢的本质是法身塔，塔、幢其实是可以互通的。
　　研究经幢的学者叶昌炽也弄不清楚经幢的性质是塔，所以认为盛唐以后经幢取代了北魏以来石塔的制作，《语石》卷四云：
　　然石刻中自有石浮图一种，﹍﹍滥觞于魏。孳乳于隋，至开元天宝闲而极盛，然自此戛然竟止，乾元后，遂无著录。窃尝论之：盖与经幢递为盛囗，递为终始。经幢萌芽于唐初，开元之际，益加崇饰，囗棱郁起，雕造精严。[248]
　　由于了解经幢的性质是塔，对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诠释：经幢的建造，在开元天宝时期达到颠峰，而石浮图刚好在此时戛然竟止，这是因为石塔是被塔的新形式──经幢取代了的缘故。
　　综上所述，前此许多学者认为经幢是刻经的一种的说法应予修正，经幢的性质是塔，它是在唐代所发展的一种杂揉了刻经、造像，并且有宗教上作用一种特殊的塔。
　　七、经幢的来源
　　关于经幢的来源，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种看法：(1)多数学者认为它是由丝织的幡演变而来的。(2)由丝织的幢演变而来的，持此说者仅王惠民一人而已。(3)北凉石塔，史岩很早便提出此说，但未为人重视。
　　前文已提及，“石幢”之称是有意和丝织的幢、幡作一区别，在此就没有必要再讨论其和丝织幢、幡的关系。又，本文认为经幢的性质是塔，因此，在追寻其来源时便不得不从这方面去考虑，故认为经幢的来源之一是北凉石塔；另外，它的形制也和北朝迄唐以来建筑上所流行的八角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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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凉石塔
　　塔和经幢的关系，在今西湖天竺寺门前吴越时佛弟子吴保容、吴镡等人所建造的一对经幢上，就说得很清楚：“夫立幢之垂范，乃造塔之滥觞。”此造幢记系由光文大德赐紫沙门汇征所撰，僧人对经幢的认知，应是可信。[249]北凉石塔是迄今所知中国佛塔最早的形式，[250]同时，在外形上经幢和北凉石塔也有类似之处，因此，本文认为北凉石塔是经幢的重要来源之一。
　　早在一九五六年，史岩便提出经幢可能是由北凉石塔演变而来的看法，他说：
　　经塔(指北凉石塔)共五体，体积极小，形制近后世的石经幢。经幢的样式，可能就是由此经塔演变而成的。
　　又说：
　　经塔本身便是一种艺术，它在建筑史上提供了经幢和佛塔的原始样式。[251]
　　可惜他仅有以此短短数言道出，未加以深论，遂不为人所重视。
　　迄今所发现的北凉石塔共有十二座，有关的研究报告亦不少，[252]今取其大要，略述如下：石塔出土地集中在甘肃酒泉、敦煌，和新疆的吐鲁番，其制作的年代都是在北凉时期(397--439)；就中有六座有明确纪年的塔，最早的是敦煌囗吉德塔和酒泉的马德惠塔，皆是在公元426年制造的；最晚的一件是酒泉程段儿塔，系作于公元436年。这些石塔的造型和细部的装饰大致相同，都是由八角形塔基、圆柱形塔身、覆钵形塔肩、塔颈、相轮、和塔盖六部分组成。塔基下多有榫头，可知下面应还有塔座。石塔的高度，一般都在40厘米左右，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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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鲁番小石塔高27.7厘米，最高的是敦煌岷州庙石塔，塔顶以下残缺，残高96厘米。圆柱体的塔身上，刻佛经和造塔铭记。覆钵形塔肩开八个圆拱形小龛，龛内分别雕七佛和一菩萨。其上为七重相轮，相轮的高度约为全塔的三分之一。相轮之上，为圆形的塔盖。(附图九)
　　圆柱体的塔身上刻的佛经，大皆都是同一部佛经《佛说十二因缘经》。虽然前此有学者认为其上所刻的经文是东晋瞿昙僧伽提婆所译的《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二〈结禁品〉，但相较之下，仍有相当大的出入。吐鲁番出土的“宋庆及妻张氏所造塔”(现藏柏林国家博物馆)，其所刻经文前即刻有《佛说十二因缘经》的经名，可知其他北凉石塔所刻的也应是此经。不过，北凉石塔所根据的《佛说十二因缘经》可能已经佚失了。[253]
　　经幢和北凉石塔在性质上、外形上都很相近。北凉石塔圆形塔基部分刻经文，所以当是法舍利塔；[254]前面已经论及经幢的性质也是法舍利塔。北凉石塔八角形的塔基，以及圆形塔身上刻佛经、覆钵形塔肩凿八龛刻佛像等方面，都和经幢很相似；因此，早先发现北凉石塔的残塔，因为看不出塔的样子，所以发表时，都将其称之为“幢”(经幢)。[255]
　　从北凉石塔到唐代经幢，其间相差二百余年，两者之间传承的直接证据，迄今发现尚少，但也有少许的蛛丝马迹可寻。如北周时出现的八面石塔，现藏于大阪藤田美术馆一座北周石造八面石柱造像，实际上是一座八面形的石塔，[256](附图十)和北凉石塔非常相类。又，1987年在许昌市出土的北周塔式千佛幢，为八角八面形，幢身上、下各有一凸出平面的圆形插榫，可见原来是有幢顶和幢座的。[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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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北凉石塔这个传统似乎在四世纪以后未曾完全断绝，因而唐代开始建立的经幢，以类似北凉石塔的形貌出现，也不是很突兀的。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经幢上的铭刻与装饰去寻找两者之间关连的蛛丝马迹，如前述天竺寺造幢记云：“立幢之垂范，乃造塔之滥觞”，即是其中一例。
　　另外，关于北凉石塔塔肩所凿八龛佛像，所刻的是过去七佛和弥勒佛，[258]经幢上部八面刻凿有小龛，各刻有一个佛像，在旁边皆未标明系何佛，但苏州市瑞光寺塔的第三层塔心的窖穴内，发现一座宋代的真珠舍利宝幢，由须弥座、经幢和刹等主要部分构成，此八角形经幢的幢身八面依次雕刻正、草、篆、隶等字体的佛名：“南无摩诃般若波罗密、南无过去毗婆尸佛、南无尸弃佛、南无毗舍浮佛、南无拘留孙佛、南无拘那舍牟尼佛、南无迦叶佛、南无释迦牟尼佛。”[259]此外，辽宁朝阳北塔地宫出土的辽代经幢第三节幢座刻有“八大灵塔、七佛名”图，又，第二节幢座刻“过去七佛图”。[260]由此似乎也看出经幢和北凉石塔的传承关系。
　　北凉石塔下部八面形基柱塔上八身供养天人像，与八卦符号相结合，可能是表示方位。[261]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前后昭庙佛殿左侧前，有石幢一座，幢身上部为浮雕之佛弟子及菩萨像，幢身之下部，每面各有铭文一行：“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南方光明电王设囗噜、圆满报身卢舍那佛、西方光明电王名主多囗、北方光明电王名苏多末尼、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东方光明电王名阿揭多。”东、西、南、北四光明电王，典出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七，似乎也有以此显示方位之意。[262]关于北凉石塔和经幢之关连，期待日后能有更多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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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角形石柱
　　陈从周在《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一书中，便指称唐代经幢是从南北朝石柱发展而来的：
　　南北朝的石构建筑又有了新发展，就是石柱的建立。如南京附近南朝的石柱、河北定兴县北齐石柱，都是代表之作。﹍﹍唐代经幢就是从南北朝的石柱发展而来的。[263]
　　虽然他没有作进一步的阐释，不过，从北凉石塔八角形的塔基、圆柱体的塔身，到幢座、幢身皆为八角形的经幢，其间的转折演变，当非突然；而唐代以前建筑上所流行的八角柱，为此间的转变提供了一个线索，而最具体的一个实物就是定兴北齐石柱。(附图十一)经幢的外形是石柱体，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所建的一所经幢上的题记，也将经幢的实体称为石柱：“囗持之中，佛顶为胜；标题柱石，则尘飞累遣，影转殃消。”[264]
　　唐代以前，八角柱是中国建筑流行的题材，[265]北齐石柱并非等边的八角柱，其四隅的宽度约仅有四正面的二分之一弱；而上、下的宽度又不完全一致，上部直径略小，其收分比例，每高一米，约收2.5厘米。[266]这种不等边的八角柱也见于汉、北魏、北齐的遗物中，如肥城孝堂山郭巨祠、和云岗、天龙山诸石窟中都有不等边八角形柱子。唐代的经幢也并非都是等边的八角形体，有一些经幢即是非等边的八角柱，如唐开元九年本愿寺僧智秀等造尊胜经幢，据《常山贞石志》记其“第一、三、五、七面，每面广八寸四分，余广六寸。”[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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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建筑学而言，经幢也和北齐石柱另有相类之处，建筑学者杨廷宝在他叙述郑州开元寺唐中和五年幢时，就指出了这一点：
　　幢顶亦八角形，檐下转角铺作用简单华栱，跳出甚远，承托撩檐枋，但年久剥蚀，形体欠整。椽子双重，俱平行排列而无翼角斜椽，与北齐石柱屋顶作法相仿。[268]
　　除了定兴北齐石柱之外，河北邯郸市鼓山南响堂山石窟第1、2.3、7窟的廊柱，是小八角、莲瓣束腰石柱，柱头作火焰宝珠形(图十二)，[269]其柱头的装饰有如经幢幢顶，此一形制可以说是更接近于其后不久出现的经幢。
　　一个时代的建筑必受时代风格的影响，如唐代亭阁式的塔有方形，还有六角形及八角形。[270]虽然经幢绝大多数是八角形，但也有少数是六角形者。唐代还有一些有一些圆塔的发现，[271]唐代也有极少数圆柱体的鼓形经幢，即是明证。另外，由于八角柱从很早就是印度建筑的要素，[272]中国的八角柱是否受印度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松本文三郎认为唐代开始制作尊胜经幢时，当时印度的最多是支提塔前的石幢，这种石幢多作八角形，也有四角、十六角形的，唐人遂以此为范本。[273]关于此说，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同时，唐代以前八角柱在中国的流行，是否也是受印度的影响，也有待讨论。
　　八、结语
　　本文是笔者有关经幢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二篇论文。此篇首先是全面性地叙述经幢这种石刻，从其外形、经幢上所刻的佛经与文字，经幢树立的地点、经幢的变体等，逐一详述，建构出经幢具体而完整的图像。
　　次则，探讨经幢的性质，这是本文主要的论证。经幢并不等同于刻经，本文从从五个不同的角度，采取多方面的证据，而证明经幢的性质是塔──法身塔：一则根据佛经的内容所述，经幢是一种法舍利塔；再则，佛塔是埋藏舍利的处所，而有些经幢内也埋有舍利，所以经幢是塔。三则从经幢上的铭记，有的直称经幢为塔，有的以塔比赋经幢，可知造幢者认为经幢的属性是塔。四则经幢的结构也和塔相类。五则近代民间约定俗成的看法，常以经幢为塔。总之，经幢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塔，一种揉合刻经和塔的产物。至于它的来源，则和北凉石塔，以及北朝迄唐期间建筑上流行的八角柱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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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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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second in a series of studies about Buddhist dharani pollars (ching-ch'uang 经幢) in T'ang China. Such pillars derived from the stone stupas of the Northern Liang, as well as the octagonal pillars of the medieval era.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provis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ain icon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monuments, particularly their shape, their location and the Buddhist sutras, dharani, and other texts which were carved on them. Variations and transfomations of dharani pillars are also discussed. Part II explores the nature of these monuments. Whil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has claimed that dharani pollars represented a type of "inscribed scripture" (k'o-ching 刻经), I argue that this was not the case. Instead, i use a variety of sources to show that such pillars were in fact a type of stupa in which Buddhist texts could be placed (fa-shen t'a 法身塔 ) . I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dharani pillars combine characteristics of inscribed scriptures and stupas to form a new type of stupa which appeared in medieval China.
　　Key word: T'ang dynasty, Buddhism, dharani pollars, stu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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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淑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145--193。
　　[2]刘慧达，〈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调查记〉，《文物》5(1963)：62--63。
　　[3]张崇德，〈礼泉赵村镇唐代鼓形经幢〉，《考古与文物》2(1984)；张乃翥，〈龙门藏幢读跋两题〉，《敦煌研究》2(1989)。
　　[4]上海图书馆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1，〈松江唐经幢记〉。
　　[5]《常山贞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卷八，页二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八琼室金石补正》(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七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卷四十六，页二十五，〈安众寺僧智空尊胜幢题字〉。
　　[6]《金石萃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册)，卷六十六，页三，〈开元寺经幢〉；卷六十六，页二十，〈囗震经幢〉。
　　[7]《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六，页二十八，〈陈囗生尊胜幢记〉(713--741)。
　　[8]《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四，〈杜敏序铭幢〉(739)；同前书，卷六十七，页十一，〈双赞经幢〉(861)中有“尊胜幢赞”二则；同前书，卷六十七，页十二，〈刘氏经幢〉(861)；同前书，卷六十七，页十六，〈李端符经幢〉(876)。
　　[9]《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七，〈兴圣寺经幢〉(746)；《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八，〈西明寺智明尊胜幢记〉(778)；《常山贞石志》，卷十，页二十九、三十一，〈尊胜陀罗尼真言幢〉(886)。
　　[10]〈唐东都圣善寺志行僧怀则于龙门废天竺寺东北原勤先修茔一所敬造尊胜经幢塔并记〉：“雕琢胜幢，方旌不朽。”，见：张乃翥，〈龙门藏幢读跋两题〉，《敦煌研究》2(1993)：28。唐长安龙花寺尼韦契义嘱门人为其营葬云：“但营小冢，傍植胜幢。”，《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十二，〈龙花寺尼韦契义尊胜幢记〉。又，河北保定城北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石幢，一号幢的幢额系以西夏文大号楷书“相胜幢”，见《考古学报》1(1977)：146。
　　[11]《金石萃编》，卷六十七，页五，〈元政经幢〉(840)。
　　[12]同前书，卷六十六，页四十三。
　　[13]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四，经幢条，269。
　　[14]《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六，页二十六，〈三村父老尊胜幢记〉(735)；又例，《山右石刻丛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册)，卷七，页十三至十四，〈杨囗仙造陀罗尼幢〉(753)；以及《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三十七，〈湛大师经幢〉(825)；《两浙金石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四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7)，卷三，页四十五，〈唐惠力寺经幢〉(874)。
　　[15]《山左石刻丛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册)，卷十三，页二十一，〈张珂尊胜经石幢〉。
　　[16]《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二十二，〈陈宗可等尊胜幢赞〉(878)。
　　[17]松有长庆，《密教经典成立史论》(京都：法藏馆，1981二刷)，第一节〈陀罗尼·机能〉，83--92。
　　[18]《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二十六，〈李潜尊胜幢记〉(844)；同前书，卷四十八，页五，〈宏农杨公尊胜幢赞〉(854)。
　　[19]《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一，〈衙内指挥囗张尊胜幢记〉(847)。
　　[20]《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351中。并见：刘淑芬，前引文，153--154。
　　[21]同前书，卷四十七，页六，〈僧志远造幢记〉。
　　[22]《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二，页三十四，〈张昭范尊胜幢序〉。
　　[23]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教研组调查、刘从周执笔，〈硖石惠力寺的唐咸通经幢〉，《文物参考资料》5、6(1953)：156。安奇，〈上海松江唐陀罗尼经幢〉，《文物》1(1987)：78。
　　[24]杨豪，〈东莞北宋〞象塔〞发掘记〉，《文物》6(1982)：64。
　　[25]于军、陶保成、周健林，〈修复惠山寺石经幢技术报告〉，《东南文化》1(1991)：265--266。
　　[26]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第七章，〈石结构建筑技术〉，第二节，石结构建筑(执笔者陈从周)，232。
　　[27]《金石萃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一册)，卷六十六，页八，〈开元寺经幢〉。
　　[28]《两浙金石记》，卷三，页二十八─二十九，〈唐安隐寺经幢〉。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金华市万佛塔塔基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5(1957)：42。
　　[30]《两浙金石记》，卷三，页一，〈唐天宁寺经幢〉；《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六，页二，〈会昌造经幢〉。
　　[3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王剬尊胜幢题名〉；《闽中金石志》(石刻史料析编第一辑第十七册)，卷二，页三，〈咸通塔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32]《江苏省通志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三册)，金石六，页二，〈会昌造经幢〉。
　　[33]同前书，卷三，页二十六，〈唐法隆寺经幢〉。
　　[34]同注4。
　　[35]《两浙金石记》，卷三，页十七，〈唐东林山祗园寺经幢〉。
　　[36]程学华，〈唐贴金画彩石刻造像〉，《文物》7(1961)。
　　[37]《八琼室金石补正》(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七册)，卷四十六，页二十九，〈陈留生尊胜幢记〉。
　　[38]Robert Jera-Bezard, Monique Maillard著，耿升译，〈敦煌幡幢的原形与装潢〉，收于：《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605。
　　[39]德新、张汉君、韩信仁，〈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2(1994)：6、8、25。
　　[40]《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编号，第267号。以下皆以(大.)代表此编号。
　　[41]〈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建立──经幢研究之一〉，162--173。
　　[42]《山右石刻丛编》，卷九，页二十五，〈王刘赵珍等造陀罗尼经幢〉。
　　[43]《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三十三，〈那罗延经幢〉。《闽中金石志》，卷三，页十五至十七，〈承天寺陀罗尼经幢〉；卷三，页十七至十九，〈水陆寺陀罗尼经幢〉；卷三，页二十四至二十五，〈承天寺陀罗尼经幢〉；卷三，页二十五，〈桃源宫尊胜陀罗尼经幢〉。《金石萃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四册)，卷一五三，页十二至十三，〈行满寺尼惠照建陀罗尼幢并记〉；卷一五三，页十五，〈京西戒坛寺陀罗尼幢并记〉；卷一五三，页三十二至三十三，〈慈悲庵大德幢记〉。
　　[44]《寿光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二十七册)，卷十三，页二十，〈唐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九，页二十八至二十九，〈枢密使朱宏昭尊胜幢记〉。
　　[45]《常山贞石志》，卷十二，页七，〈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残幢〉。
　　[4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415中、下---416上、368中。
　　[47]《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99，〈斯坦因劫经录〉4378；322，〈敦煌遗书散录〉0465。
　　[48]《益都金石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册)，卷二，页三十，〈宋宏正大师遗界记石幢〉。
　　[49]同前书，卷二，页三十二，〈宋李恕尊胜石幢〉；《益都县图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二十七册)，卷二十七，金石中，页五十六，〈李恕经幢〉。又，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僧人元绍等在今福建泉州市水陆寺所树立的经幢，上面所刻的启请也是此种版本，见：《闽中金石略》，卷三，页十七，〈水陆寺陀罗尼幢〉。
　　[50]《闽中金石略》，卷三，页十六，〈承天寺阤罗尼经幢〉(宋淳化二年)。
　　[51]《昌乐金石续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二十册)，卷十七，页十四，〈尊胜经幢〉。
　　[52]《闽中金石略》，卷三，页二十四，〈承天寺陀罗尼经幢〉(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另，卷三，页二十五，〈桃源宫尊胜陀罗尼经幢〉；《满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三册)，卷二，页四十八，〈惠能建陀罗尼经幢〉(辽代)，亦同。
　　[5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英藏敦煌文献》，第六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53。
　　[54]《益都金石记》，卷三，页十，〈宋比邱奉囗尊胜经幢〉；卷三，页九，〈宋僧文绪陀罗尼石幢〉中的启请有缺文，但和此同。
　　[55]《益都金石记》，卷三，页一，〈宋智清灵骨记石幢〉。
　　[56]《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七，〈李恕经幢〉；《闽中金石略》，卷三，页十三至十四，〈招庆禅院大佛顶陀罗尼幢记〉。
　　[57]《英藏敦煌文献》，第六册，52。
　　[58]《昌乐县续志》，卷十七，页十五，〈尊胜经幢〉0。又，宋徽宗政和元年宋僧文绪陀罗尼石幢上的跋尾亦同，见：《益都金石记》，卷三，页九。
　　[59]《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二十四至二十六，〈陈荣尊胜幢记〉。
　　[60]《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三十一至三十二，〈僧惟新等经幢〉。同前书，卷二十七，页八十二，〈广化寺尼慧兴塔记〉，此标目有误，因此幢的造幢记云：“益都府长秋铁佛院，建佛顶陀罗尼塔记：殁故比丘僧慧兴，姓郭氏，泗州长山县人也，于临淄县广化院出家。”可知慧兴是僧人，而非尼师。
　　[62]《金石萃编》，卷六十七，页十八至十九，〈比邱宗肇经幢〉；《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四，长安县下，页三十一。
　　[63]同前书，卷六十六，页三，〈开元寺经幢〉。
　　[64]《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四，〈侯刺史等经幢题名〉。
　　[6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十卷，109中、110上。
　　[66]《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七，金石中，页五十七，〈李恕经幢〉。
　　[67]《两浙金石志》，卷三，页四十至四十一，〈唐天宁寺经幢〉。
　　[68]《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三十八，〈徐智端刻幢〉。《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十三，〈曹彦词尊胜大悲幢记〉。《两浙金石记》，卷三，页四十五，〈唐本觉寺经幢〉。《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九，页一，〈龙兴寺郑义尊胜等经幢记〉；卷八十，页四至五，〈花敬迁尊胜幢题名〉；卷八十二，页三十四至五，〈张师皋大悲尊胜幢记〉。
　　[69]《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二，页二十六至七，〈华州别驾杜承训尊胜幢记〉。《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七，页五十六至五十七，〈李恕经幢〉。
　　[70]《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十四，〈薛筹尊胜幢记〉。
　　[71]同前书，卷七十九，页二十七，〈常庭训尊胜大悲幢记〉。
　　[72]同前书，卷八十二，页一，〈刘氏为夫造尊胜幢记〉。
　　[73]同前书，卷八十二，页二十九至三十，〈郭重显等尊胜大悲幢赞〉。
　　[74]《金石萃编》，卷一五二，页三十三，〈慈悲庵大德幢记〉。
　　[75]《金石萃编》，卷一百一十一，页六，〈虎丘陀罗尼经幢〉。
　　[76]《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二，页三十三，〈赵州王德成等尊胜经四幢题名〉。
　　[77]张乃翥，〈龙门藏幢读跋两题〉，页二十七。
　　[78]《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七，金石中，页七十六至七十七，〈僧奉俊尊胜经幢〉。
　　[79]同前书，卷六十七，页十七，〈牛头寺经幢〉。
　　[80]《两浙金石志》，卷三，页十一至十四，〈唐天宁寺经幢〉。
　　[8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十七至十八，〈唐天宁寺经幢〉。
　　[82]同前书，卷四十八，页十四，〈薛筹尊胜幢记〉。
　　[83]同前书，卷四十六，页二十七至二十八，〈陈氏心经幢〉。《常山贞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八册，卷十一，页十，〈开化寺心经幢〉。
　　[84]《山右石刻丛编》(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册)，卷九，页四十四至四十五，〈广福寺经幢〉。
　　[85]《金石萃编》，卷八十八，页一至二，〈金刚经残石幢〉；并见《补正》，卷四十七，页二至三，〈李家村金经残幢记〉。《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十四，〈泽州刺史皇甫曙金经幢记〉。《昌乐县志》，卷十七，页七至十二，〈金刚经幢〉。
　　[86]《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三十八，〈铁塔寺幢〉；《补正》卷四十七，页十三，作〈何宥则大悲幢记〉，似较妥当，在广州光孝寺。)
　　[87]《两浙金石志》，卷四，页三十至三十一，〈吴越海会寺经幢〉。
　　[88]《满洲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三册)，卷三，页二十四，〈陀罗尼真言幢〉。
　　[89]《金石萃编》，卷一五三，页十五，〈京西戒坛寺陀罗尼幢并记〉。
　　[90]同前书，卷六十六：页四十三，〈真空寺经幢〉。
　　[91]《两浙金石志》，卷三，页二十一至二十二，〈唐天宁寺经幢〉(即位于大殿西首之经幢)，“大佛顶及囗囗囗囗囗铭并序”云：“琅玡王谠，字达夫，探至圣之元言，得秘密之妙理，以大佛顶及尊胜为众福之王，恳立二幢，祈报所怙。”另，卷三，页二十三，〈唐天宁寺经幢〉，即东首幢，其上所刻的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序。
　　[92]《江苏省通志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三册)，金石七，页六至七，，〈泰州残经幢〉。
　　[93]《两浙金石志》，卷五，页二，〈宋梵天寺经幢二〉；卷五：页三至四，〈宋云林寺经塔二〉。
　　[94]《闽中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七册)，卷三，页十四至十五，〈招庆禅院大佛顶陀罗尼幢记〉。
　　[95]《两浙金石志》，卷三，页三十五，〈唐天宁寺经幢〉；《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八，〈仰君儒陀罗尼幢记〉。
　　[96]《江苏省通志稿》，金石九，页十三至十四，〈普利院大白伞盖神咒幢〉。
　　[97]《山右石刻丛编》，卷十，页二十七，〈智辨造佛说上生经幢〉。
　　[98]《山左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九册)，卷十四，页十八至十九，〈龙兴寺经幢〉。由于“下生经”有好几个译本，此经幢因未交代，不知是何本。
　　[99]《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八，页一，〈宋太平兴国寺东幢〉。
　　[100]同前书，金石八，页一至二，〈太平兴国寺西幢〉。
　　[101]《金石萃编》，卷八十九，页二十六，〈香积寺经幢〉。
　　[102]张洪波、林象贤，〈朝阳三塔考〉，《北方文物》，2(1992)：48。
　　[103]《两浙金石记》，卷四，页三十，〈吴越海会寺经幢〉。
　　[104]《金石萃编》，卷一五四，页一，〈慈悲庵石幢〉。
　　[105]《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二三，页三，〈囗寿造真言幢〉。
　　[106]《金石萃编》，卷一五七，页二十，〈太平院石幢〉。
　　[107]〈河北邢台地上文物调查记〉，《文物》5(1963)：66。
　　[108]〈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1983)：75。
　　[109]〈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经幢研究之一〉，157--161。
　　[110]《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一，〈梵字尊胜幢残题〉。
　　[111]《语石.语石异同评》，50、508。
　　[112]<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7(1992)：21--22。
　　[113]《金石萃编》，卷一五四，页一，〈慈悲庵石幢〉。
　　[114]《辽海文物学刊》1(1992)：67。
　　[115]《满洲金石志》，卷三，页二十四，〈陀罗尼真言幢〉。
　　[116]《辽代石刻文编》，天祚编，557，〈沙门即空造陀罗尼经幢记〉。
　　[117]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学报》1(1977)。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同上。
　　[118]《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一，〈系阳村经幢〉。
　　[119]《两浙金石记》，卷三，页十七至十八，〈唐东林山祗园寺经幢〉。
　　[120]同前书，卷二，页三十九，〈唐龙兴寺经幢〉。
　　[121]同前书，卷三，页二，〈唐天宁寺经幢〉。
　　[122]《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二，页三十八，〈宝安寺尊胜幢〉。
　　[123]《常山贞石志》，卷十，页二十九，〈封崇寺陀罗尼经幢〉。
　　[124]关于造幢年月、特别是造幢者题名，多题于幢座，可惜拓工多不拓此部分的文字，叶昌炽云：“其他唐人所建，而宋元人续题于座，尚不少。无如拓工惜纸，皆以经文为限，下截有字，亦视若罔睹，其能拓幢座者，盖十不得一矣。”(《语石.语言异同评》，270。)
　　[12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与唐代尊胜经幢的建立〉，180--182。
　　[126]《临邑县志》，卷十四，页三，〈弥陀寺经幢〉。
　　[12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页三五一中。
　　[128]《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一，页一至二十四，〈慧义寺节度使王宗囗尊胜幢记〉。
　　[129] 《金石萃编》,卷六十七,页二十四至二十五,〈泾阳县经幢〉
　　[130]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一，页二十四，〈慧义寺节度使王宗囗尊胜幢记〉。
　　[131]《金石萃编》，卷一百一十一，页五，〈罗汉囗陀罗尼幢〉；《山左金石志》，卷十四，页十八至十九，〈龙兴寺经幢〉。
　　[132]《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二，页一至二十三，〈元氏邑众尊胜幢赞〉。
　　[133]《山右石刻丛编》，卷十八，页二十七至二十八，〈武州经幢〉。
　　[134]《两浙金石志》，卷三，页二十一，〈唐天宁寺经幢〉，此二幢原置于开元寺，后移龙兴寺，龙兴寺即今天宁寺。
　　[135]同前书，卷三，页四十，〈唐本觉寺经幢〉。
　　[136]《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二十九，〈范阳汤君尊胜幢铭〉。
　　[137]《两浙金石志》，卷三，页十九，〈唐东林山祗园寺经幢〉。
　　[138]同前书，卷三，页十九。又，同书，卷三，页三：“集天宁寺经幢，凡得八种；今何氏梦华亲至寺中搜访，较竹垞所得，又种。”故天宁寺有经幢十二所。
　　[139]萧默〈莫高窟壁画中的佛寺〉，收入：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4》(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87)，187。
　　[140]《江苏金石志》，卷九，页十三至十四，〈普利院大白伞盖神咒幢〉。
　　[141]《支那佛教遗物》，229。
　　[142]《两浙金石志》，卷三，页二十一至二十二，〈唐天宁寺经幢〉。
　　[143]《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一，页二十四至二十五，〈慧义寺节度使王宗囗尊胜幢记〉。
　　[144]《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十九，〈康玢书经幢〉。
　　[145]同前书，卷六十六，页四十五，〈田伾等经幢〉。
　　[146]《常山贞石志》，卷十，页三十一，〈封崇寺陀罗尼经幢〉。
　　[147]同注4。
　　[148]〈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教信仰〉，505。
　　[149]〈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唐代经幢的建立〉，152--153。
　　[15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所见的唐代经幢〉，26。
　　[151]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2(1980)：150--152。朝阳北塔考古勘查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7(1992)：21--22。
　　[152]《两浙金石志》，卷，页三十八，〈吴越天宁寺经幢〉。
　　[15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98，〈齐讽等建陀罗尼经幢记〉。
　　[154]同前书，364，〈水东村傅逐秀等造香幢记〉。
　　[155]陈从周，〈浙江古建筑调查记略〉，《文物》7(1963)：11。
　　[156]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大足县政协、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大足石刻研究会，《大足石刻内容总录》(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106--108。
　　[157]同前书，111--114。
　　[158]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文物》8(1988)：3。
　　[159]黎方根、王熙祥，〈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的分期〉，《文物》8(1988)：40。
　　[160]《金石萃编》，卷六十七，页七至八，〈于惟则经幢〉。
　　[16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十一，〈吴郡朱氏造幢记〉；《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六，页二十六，〈朱氏造幢记〉。
　　[162]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开元寺宋代塔基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1983)：75。
　　[1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8(1994)：698--699。
　　[164]《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四，〈曹文玉尊胜幢铭〉。
　　[16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尊胜经幢的建立〉，177--178。
　　[166]石田茂作监修，《佛古教考古学讲座.第三卷塔.塔婆》(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84)一一、石幢，125--126；前久夫编，《佛教堂塔事典》(东京美术，1979一刷，1992七刷)，112--113。
　　[167]松本文三郎，〈朝鲜·幢·就··〉，收入：羽田亨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东京，弘文堂，1926)，10--12。
　　[168]Lee Hua Shen,《朝鲜建筑史》I(韩国，图书出版社，1993)，348--351。
　　[169]邓佐平，〈四川邛崃县出土的唐灯台及其他〉，《考古通讯》5(1957)：62--63。
　　[170]〈陕西所见的唐代经幢〉，《文物》8(1959)：29。
　　[171]《金石文字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二册)，卷四，页七，〈崇仁寺陀罗尼石幢条〉。《石墨镌华》(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五册)，卷四，页十五，〈唐尊胜陀罗尼经石幢十一〉条。
　　[172]小野胜年，《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京都，法藏馆，1969)，第四卷，71，会昌四年七月十五日条。
　　[173]郑芷《畦湖录》跋天宁寺经幢云：“唐书会昌五年诏大除佛寺，凡堂阁寺宇关于佛祠者，掊灭无遗，分遣御史发视之，州县只畏，至于碑幢铭镂赞述之类，亦多毁瘗。不及三年，尽皆重树矣。”(两浙金石记，卷三，页七)不过，及至五代，有些在会昌中被破坏的经幢，依然尚未重立，可知并不如郑芷所云“不及三年，尽皆重树矣。”
　　[174]杨焕成，〈河南古建筑概述〉，《中原文物》3(1989)：61。
　　[175]《两浙金石志》，卷三，页三十八，〈唐精严寺经幢〉。
　　[176]《刘敦桢文集.三》，151。
　　[177]《两浙金石志》，卷二，页四十三，〈戒珠寺经幢〉。
　　[178]《吴兴金石记》，卷五，页十五，〈唐祗园寺经幢〉。
　　[179]《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八，〈司马霜残幢〉。此幢年月仅存岁次丁亥十二月己已朔廿八日建，《萃编》定为天宝六年。
　　[180]同前书，卷六十六，页九至十，〈张少悌书幢〉。
　　[181]《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四，〈曹文玉尊胜幢铭〉。
　　[182]《金石萃编》，卷六十六：页十五至十六，〈石灯台经咒幢〉。
　　[18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唐城队，<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考古学报》2(1989)：258--260。
　　[184]《常山贞石志》，卷九，页二十九至三十二，〈石灯台颂并题名〉。
　　[185]《临邑金石志》(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二十六册)，卷十四，页四，〈弥陀寺经幢〉。
　　[186]《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八，页十三，〈曹彦词尊胜大悲幢记〉。
　　[187]《浚县金石录》(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四册)，卷上，页二十三，〈石晋香幢〉。
　　[188]《临邑县志》，卷十四，页十一，〈慧日院经幢〉。
　　[189]《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上，页三六四，〈水东村傅逐秀等造香幢记〉。
　　[190]《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一至二，〈王袭纲铁塔尊胜幢记〉。
　　[191]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2(1980)：152。
　　[192]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考古学报》2(1981)：251--252。
　　[193]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1(1979)：21--24。
　　[194]《金石萃编》，卷九十八，页一至五，〈八关斋会报德记〉。
　　[195]《益都县金石记》，卷二，页二十至二十一，〈后唐张行佛院记石幢〉。
　　[196]《辽代石刻文编》，天祚篇，页五二六，〈施地幢记〉。
　　[197]《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十三，页三十一至三十三，〈五大夫新桥记〉。
　　[198]《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十二，页十五至十七，〈襄州刺史遗爱幢〉；《金石萃编》，卷一百七，页一至三，〈使院石幢记〉。
　　[199]建筑学者梁思成认为：“唐宋经幢遍布南北，虽非真正建筑物，亦为富于建筑意味之纪念建筑。”(《梁思成文集三》，162。)
　　[200]《语石.语石异同评》，285。
　　[201]《支那佛教遗物》，六〈石经〉，181--182。
　　[202]建筑学者刘致平认为经幢和碑、碣一样，同属石刻之类。(刘致平，《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北京，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页44。)白化文认为它是汉化佛教一种最重要的刻石，“不可误认之为塔”。(《佛光的折射》(香港，中华书局，1988)，168--169。)丁明夷、邢军认为经幢是一种佛教石刻。(《佛教艺术百问》(高雄，佛光出版社，1991)，205。)高英民认为它是石柱刻经中的一种。(高英民，〈赵县陀罗尼经幢〉，《文物天地》6(1982)，39。)
　　[203]《两浙金石志》，卷三，页五十六，〈唐天宁寺经幢〉。
　　[204]同注192。
　　[205]唐.玄奘、辩机撰、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二版)，卷九，摩揭陀国下，712。
　　[20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351中。
　　[207]《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六，页一，〈僧文监等造陀罗尼经幢〉。
　　[20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六卷，801、下。
　　[20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十一卷，951上。
　　[210]如蓟县观音寺白塔，第一层为塔之主要层，八角之东西南北四正面，皆为门形，其四斜面则浮起如碑形，每面大书“十二因缘咒”。(梁思成，〈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3.、2，96--97。
　　[211]《金石萃编》，卷六十七，页一至三，〈龙兴寺经幢〉。
　　[212]同前注，页三至四。
　　[213]同注198。
　　[214]《两浙金石志》，卷三，页十七；页十八，〈唐东林山祗园寺经幢〉。
　　[215]同前书，卷三，页二十八至二十九，〈唐安隐寺经幢〉。
　　[216]同前注，页二十九。
　　[217]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8(1964)：50。
　　[218]〈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4(1993)：2--5。
　　[219]杨焕成，〈豫北石塔纪略〉，《文物》5(1983)：73--74。
　　[220]《两浙金石志》，卷三，页十七至十八，〈唐东林山祇园寺经幢〉。
　　[221]《常山贞石志》，卷十三，页六，〈清公大师舍利陀罗尼经幢〉。
　　[222]同前书，卷十四，页十，〈龙兴寺陀罗尼经幢并广惠大师铭〉。
　　[223]〈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7(1992)：21--22。
　　[224]《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一，〈王袭纲铁塔尊胜幢〉。又，页五，〈门徒惠玉等尊胜幢记〉，系天宝十二载(753)，门徒惠玉等为其师所造者，其题记中称：“门徒惠玉、元囗、先囗等为囗囗道法师，建此石囗(浮)图一所。”不过，此拓本仅见末一面，无法确定其为经幢，抑或是塔而并刻《尊胜陀罗尼经》。
　　[225]《江苏省通志稿》，金石六，页三，〈会昌造经幢〉。
　　[226]《益都县金石记》，卷二，页十九至二十，〈唐东岳庙尊胜经幢〉。
　　[227]《满洲金石志》，卷三，页二十四至二十五，〈陀罗尼真言幢〉。
　　[228]《两浙金石记》，卷三，页二十八，〈唐安隐寺经幢〉。
　　[229]《山右石刻丛编》，卷九，页十五，〈王刘赵珍等造陀罗尼经幢〉。
　　[230]同前书，卷十一，页十一至十二，〈保宁寺禅院经幢〉。
　　[231]《满洲金石志》，卷二，页四十八，〈惠能建陀罗尼经幢〉。
　　[232]同前书，卷三，页二十四，〈陀罗尼真言幢〉。
　　[233]罗哲文，《中国古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44。
　　[234]《闽中金石略》，卷三，页十二，〈招庆禅院大佛顶陀罗尼幢记〉。
　　[235]同前书，卷三，页十八，〈水陆寺陀罗尼经幢〉。
　　[236]同前书，卷一，页六至八，〈尊胜陀罗尼经幢〉。
　　[237]《两浙金石志》，卷四，页三十八至三十九。
　　[238]《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六，页二十一，〈本愿寺僧智秀尊胜幢记〉。
　　[239]同前书，卷八十二，页三十二，〈赵州王德成等尊胜经四幢题名〉。
　　[240]《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七，页四，〈邓村造塔记〉。
　　[241]《两浙金石志》，卷四，页二十八，〈后周舍利塔铭〉。
　　[242]《刘敦桢文集》三，286、417。
　　[243]宋焕居，〈丰润车轴山寿峰寺〉，《文物资料丛刊》3(1958)：52；宋焕居，〈丰润车轴山的文物〉，《文物》1(1965)：63。
　　[244]张乃翦，〈龙门藏幢读跋两题〉，《敦煌研究》2(1989)：28。
　　[245]《益都金石记》，卷二：页十八至二十，〈唐东岳庙尊胜经幢〉。
　　[246]《刘敦桢文集》三，286。
　　[247]梁思成，〈浙江杭县闸口白塔及灵隐寺双石塔〉，《梁思成文集.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136--138、162。
　　[248]《语石.语石异同评》，268。
　　[249]《两浙金石志》，卷四，页三十八，〈吴越天竺寺经幢二〉。
　　[250]罗哲文，《中国古塔》，26。李力，〈北凉石塔〉，《文物天地》，2(1992)：24。
　　[251]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7(1956)：56、59。
　　[252]关于北凉石塔，已有多位学者提出报导和研究论文，觉明居士，〈记敦煌出土六朝婆罗谜字因缘经经幢残石〉，《现代佛学》1(1963)。王毅，〈北凉石塔〉，《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4(1986)。殷光明，〈敦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凉石塔〉，《文物》11(1991)。王力，〈北凉石塔〉，《文物天地》，2(1992)。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石窟考古》(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殷光明，〈关于北凉石塔的几个问题─与古正美先生商榷〉，《敦煌学辑刊》，1(1993)。
　　[253]朱雷，〈出土石刻及文书中北凉沮渠氏不见于史籍的年号〉。并见李力，〈北凉石塔〉，殷光明，〈关于北的几个问题─与古正美先生商榷〉。
　　[254]李玉民，〈中国早期佛塔溯源〉，《故宫学术季刊》，6、3(1989)：87--88。
　　[255]王毅，〈北凉石塔〉。
　　[256]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一九六六)，九〈四面像·一考察〉，166--167，图见页169、189。
　　[257]黄留春，〈许昌北周塔式千佛幢〉，《中原文物》3(1994)：82。
　　[258]见注244，诸文中古除了古正美之外，其他诸学者都认为是七佛一菩萨；因石塔上有七佛的残题名，故古说不确。
　　[259]〈苏州市瑞光寺塔发现一批五代、北宋文物〉，21--24。
　　[260]〈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7(1992)：21--22。
　　[261]殷光明，〈关于北凉石塔的几个问题─与古正美先生商榷〉，70。
　　[262]李逸友，〈内蒙古巴林左旗前后昭庙的辽代石窟〉，《文物》，12(1961)：23。
　　[263]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232。
　　[264]《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十七，页十，〈为母尼囗操造尊胜幢记〉。
　　[265]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3、1(1932)。
　　[266]刘敦桢，〈定兴北齐石柱〉，《刘敦桢文集.二》(中国建筑工艺出版社，1982)，61。关于定兴北齐石柱，参见：刘淑芬，〈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事业的个案研究〉，《新史学》，5、.4(1994)。
　　[267]《常山贞石志》，卷八，页八，〈本愿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268]杨廷宝，〈汴郑古建筑游览纪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6、3：14。
　　[269]孟繁兴，〈南响堂山石窟清理记〉，《文物》5(1992)：17--18。
　　[270]李玉民，〈中国古塔溯源〉，90；罗哲文，〈古塔摭谈〉，50；徐华珰，《中国古塔》，34--36。_
　　[271]张驳云，〈山西羊头山的魏晋石塔〉，《文物》3(1982)：39--41。
　　[272]山木智教，〈印度建筑····柱·发展〉，《密教文化》，第二十三号。
　　[273]松本文三郎，〈朝鲜·幢·就··〉收入：羽田亨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东京，弘文堂书房，19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