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年普要实事求是一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1）

55页

一、序 言
编修年谱是古代史家的一大创造。目的是以此为先贤立德
立业。即通过总结历史人物──谱主的一生，俾以流传于世，
嘉惠世人：一可作为历史文献，供历史学家用来编纂专题史或
断代史；二可让后人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便于更好地“图今
”──“事今”。年谱的由来，当发端于汉代司马迁首次创编
的编年史。故自唐、宋以来，编修年谱便成为文人治学的时尚
，代代相因，相沿成习。进入二十世纪，编修年谱始终保持长
盛不衰的势头，而且被列为研究历史人物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因此，各家年谱争相付梓，林林总总，多不胜数。与此同时
，借助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思维新方法，年谱无论是在形式上或
内容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即由大事式年表──正文加注式
──系时记事式。三者相比，系时记事式最受读者欢迎，盖因
谱文简洁，条缕明晰，大小活动力求俱录无遗，一如某一历史
人物的“百科全书”。尤为可喜的是，重要历史人物，每每在
不同时期有不同版本年谱印行行世；更有洋洋数十万言的系时
记事
───────────────────────────
*苏州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浙江上虞弘一大师研究会顾问。

56页

式“年谱长编”。这是年谱园地前所未有的盛况。如何编修好
年谱，也被史学界提到研究日程，并被列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
畴，形成一门专门学问──“年谱学”。
年谱所以长盛不衰且备受人们欢迎，当取决于“其文直，
其事核”，做到“不虚美，不稳恶”，[1]要求坚持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无庸置疑，实事求是也是一切史学研究必须严格
遵循的原则。所谓“实事”，就是事物在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
。就年谱来说，即指某一历史环境中，谱主展开生平活动时的
所言所行，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历史现象；所谓“求是”，就是
通过调查研究，如实再现事物在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年谱
来说，即通过反复考查核实，俾能一一确证谱主生平活动的真
实言行，再秉笔直书录入年谱。唯有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才能使年谱做到求实存真。即要求谱文所记每项活动，确系
谱主生前所亲身参与；要求谱文所记的一言一行，确系谱主生
前的所言所行。一句话，要求谱文记事没有一句不实之言。
要编修弘一大师年谱，得先了知其超凡脱俗的名利观。原
来早在出家之日起，大师便埋名遁世，弃置声华。驻锡常住寺
院时，他始终不忘手书有部律偈语，置于案头，作为座右铭，
目的是用以自惕，唾弃名利。内云：“名誉及利养，愚人所爱
乐，能损害善法，如剑斩人头”。[2]外出云游，随意栖止。
“每至一地，必择茅庵僻室以居”。[3]为恐他人丰干饶舌引
起外界注意，大师总是手书无尽禅师诗偈，粘于壁上。内云：
“一池荷叶衣无尽，半亩松花食有余；住久故应人知处，又移
茅房入深居”。[4]连手又函告上海挚友夏丐尊，要求隐匿居
址。函云：“倘有向尊处询问余之踪迹者，乞答以遁居他方，
未能见客通
───────────────────────────
(1)[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上海：辞书出版社，19
79年)，页1016。
(2)怆痕：〈哭弘一大师〉，弘一大师纪念会编：《弘一大师
永怀录》(上海：弘一大纪念会，1943年)，页123。
(3) 蔡丐因：〈弘一法师之别署〉，同前注，页75。
(4) 同前注。

57页
信，现住之址及寺方乞勿告知”[5]因此之故，致使云游之地
的旧识，往往在大师离去后方“始知之”。[6]只能暗自感叹
无缘！如若有人著文彰扬，大师从不贫恋声华之地。比如一九
三八年五月避难移居漳州瑞竹岩，发现居地远离闽海前哨，且
位于高山之上，当是国难期间出家人难觅的修学之地，因此，
大师原准备留居瑞竹岩长期“静养”；[7]孰料有位好心人借
寺中瑞竹发芽，在报刊著文彭扬大师，声称此乃弘一大师莅寺
之“瑞应”云云。大师就此改变原定计划，仅居数月便赴安海
弘法。
殊为可敬的是，弘一大师生前曾多次辞谢善友修谱立传之
请。如一九三0年六月寓居温州涌庆福寺时，上海挚友夏丐尊
来信函索材料要求为之立传。大师即回信婉言辞谢。内云：“
书悉。自惭凉德，本无可传。拟自记旧事数则，或足以资他人
改过迁善之一助耳。稍迟当写奉”。[7]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
云居绍兴戒珠寺时，浙一师校友蔡丐因慕名来访，当场表示：
大师之“应化事迹，彰彰在目”，为恐年代久远，“传闻失实
”，蔡丐因提议在大师生前“自定年谱，以示后人”；大师谦
让不从云：“平生无过人行，他日有所记忆，当为仁等记之。
”[8]就这样再次辞谢修谱之请。
弘一大师重兴南山律学，厥功至伟，名垂千秋；弘一大师
独具之韬光盛德，令同时代僧人所望尘莫及，令人骛叹！因而
为之修谱立传，务宜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修谱原则，若有闪失
，无疑会了弘一大师可敬可颂的一生。
综上所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弘一大师年谱，人们心中已
经一清二楚。下面就可进入正题，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来衡
量《弘一大师年谱》。
───────────────────────────
(5) 弘一：(致夏丐尊信)，秦启明编：《弘一大师李叔同书
信集》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页362。
(6) 同注(3)，页75。
(7) 同注(5)，页359。
(8) 蔡丐因：(弘一法师闽行前一夕谈)，蔡念生编：《弘一法
师法集》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年)，卷5，页130。

58页

一九九三年四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林子青先生的
《弘一大师新谱》 (自称《新谱》)。这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付
印的《弘一大师年谱》(自称《旧谱》)，吸取海内外“弘学”
研究成果，重行修订增补而成。全书多达四百七十面，篇幅也
由原来的十一万字，增加到二十五万字。
笔者认为：由于林氏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终致在长达二十五万字的洋洋篇幅中，未能通过深入考查，本
著「其文直，其事核”的要求，全面正确翔实地记述弘一大师
的生平活动，如实再现一代高僧弘一大师的高尚风范。因此，
很有必要针对《新谱》中存在的问题，分别加以归纳，撰写专
文予以探讨论证之。
二、活动时限 未作深究
查明谱主生平活动的具体时限，是编修年谱面临的第一步
。也是任何年谱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如果谱文不能一一明确
谱主生平活动的具体时限，事实上也不成其为“年谱”。正由
于此，无论何人编修年谱，无不花大力气解决这一首要问题。
按照近年各家年谱成书的惯例是：凡谱文所记之谱主生平活动
，均须系年系月系日逐一记载。凡不能归之于日者，则系之于
旬；凡不能归之于旬者，则系之于月；凡不能归之于月者，则
系之于季。总而言之，只要谱文记录谱主一项活动，就得给他
确定具体时限。至于系时采用西(洋)历(阳历、新历)还是夏历
(农历、阴历)？则由修谱者自走。并在卷首〈凡例〉中明确规
范。涉及谱主重大活动，通常采用分别记录西历、夏历两种时
限加以对照。据此衡量《新谱》，令人不免大失所望，存在问
题，多种多样。
(一)重要活动，时限不明：
检阅《新谱》全书，可知除出生与圆寂之外，有关谱主的
其余重要活动，书中大多未能写明确切时限。比如一九一二年
参加上海《太平洋报》编务，这是关系到谱主实现报国壮志的
一项重要活动：一是此报系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

59页
立之后，由民国志士陈英士所创办；二是李叔同赴任前，曾于
天津填词〈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一阕，表达了“一担好山
河，英雄造”[9]的豪情壮志。让人遗憾的是，《新谱》竟然
用“这时”与“秋间”表示谱主参与《太平洋报》编务的起讫
时限。须知如此含混记时，已不合当今年谱体例要求。不言而
喻，根本在于未能查明上海《太平洋报》的创刊与终刊的确切
时限，以致产生此等“空白”。一九一二年(壬午)三十三岁条
《谱》文云：
这时，陈英士创办《太平洋报》社于上海，师被聘为该
报文艺编辑。主编《太平洋报.画报》……秋间，太平
洋报社负债停办……。[10]
又如一九一六年杭州大慈山虎跑断食试验，是导致谱主出
家的一项重要活动。本人原想通过这一试验，对治弱冠之年所
患之神经衰弱症。出乎意外的是，经此试验，本人开始向往晨
钟暮鼓的寺院生活，且爱吃僧人蔬食，由此而催发了出家的进
程。故被谱主归结为“出家的近因”。[11]按理作为年谱，应
对虎跑断食试验的起讫时限，前因后果，详加考查，如实一一
记载。《谱》文却不予深究，依然含糊其词三言两语带过。一
九一六年(丙辰)三十七岁条《谱》文云：
夏丐尊偶见日本杂志有关断食的文章，说断食为身心更
新之修养方法，介绍他阅读。师遂决心试验断食，经丁
辅之居士介绍，选定虎跑大慈山定慧寺为断食地点。断
食二十余日，手书《灵化》二字，如跋赠与学生朱稣典
。[12]
(二)西历夏历，含混不清：
选用何种历制系时，谱文必须前后一致，一旦认定写入〈
凡例〉，就得严
───────────────────────────
(9) 李叔同：(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李芳远编：《弘一大
师文钞》(上海：北风书屋， 1946年)，页13。
(10) 林子青编：《弘一大师新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
93年)，页103。
(11) 弘一：〈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秦启明编：《弘一大
师李叔同讲演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页137。
(12) 同注10，页133。

60页
守自约。断不能两种历制混用，形成自乱其例。据《新谱.凡
例》宣称：本《年谱》记事所用年月”，“以阴历为主”。[13]
实际《谱》文并没有严守这一自约，且以多种形式违反(凡例)：
(1)夏历年号，混同西历：
如一九O七年(丁未)二十八岁条《谱》文云：
一月十三日(阴历一九0六年十一月廿九日)日本“随鸥
吟社”举行第二十六集盛会，师以“李息霜”之名，与
留日同学陆玉田参加。[14]
按上述《谱》文时限写法错误有三：其一，括号内所注“
阴历一九0六年十一月廿九日”盖误。所谓“一九0六年”当指
西历而非夏历(阴历)。既是夏历就不能用“一九0六年”来表
示。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夏历丙午年十一月廿九日。其二，根据
括号内所注“阴历”字样，可知《谱》文所记“一月十三日”
系指西历。如此写法，形成西历、夏历混同并用，不合(凡例
)自约，造成自乱其例。其三，既然时限已明确是夏历丙午年
十一月廿九日，编者又在(凡列)自约采用“阴历”记事，可
见此项活动理应归之于夏历丙午年而非夏历丁末年。
(2)换算不当，自悖(凡例)：
换算西历与夏历时限，是编修年谱经常碰到的事。关键在
于：必须遵循(凡例)自约。如(凡例)确定夏历记事，则全
书系年记事，一律采用夏历，即将西历记事时限，全部折换成
夏历。反之亦然。务求谱文一致全书统一。
《新谱》由于换算不当，导致自悖(凡例)。形式也多种多样
：
其一，该换不换者：
如一九三九年(己卯)六十岁条《谱》文云：
新历四月十四日，自泉州入永春，居城东桃源殿。[15]
───────────────────────────
(13) 同前注，(凡例)。
(14) 同前注，页86。
(15) 同前注，页407。

61页
所谓“新历四月十四日”，当指西历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四日。
须知如此系时有悖(凡例)“阴历”系时之自约。故在入谱前
，应将此“新历”时限换算成夏历(阴历)时限 即己卯年二月
二十五日(新历1939年4月14日)方妥。
其二，不该换又换者：
如一九三六年(丙子)五十七岁条《谱》文云：
师于旧十二月初六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移居南普陀
。[16] 所谓“旧十二月初六日”，当指夏历(旧历)丙子年十
二月初六日。因(凡例)约定采用“阴历”记事，故此处标明
“旧”字，纯属多余。括号内所注西历时限“一九三七年一月
十八日”，即属于不该换又换之实例，纯属多此一举。
其三，换算错误者：
如一九一八年(戊午)三十九岁条，在引用谱主戊午年五月
廿二日(致杨白民信)作注时，编者就信末所云：“弟定明晨
入山”用括号注明“明晨”时限──“阳历七月一日”，[17]
意指西历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经查《新编万年历》，夏历戊
午年五月廿二日，实乃西历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当月西历
有三十一天。故所谓“明晨”应该是西历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
一日，而非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盖系编者换算致误也。
三、谱文记事 不作核查
查明谱主生平活动的具体时限，仅是谱文记事的第一步。
第二步便是查明谱主生平活动的内涵，包括活动内容和前因后
果，所花精力远远胜于第一步。二者并列记事，相辅相成，处
于同等重要地位。如有一项不实，便会导致整条谱文记事谬误
。原因是时限不同，谱主活动的地点内容也截然不同。因此谱
文
───────────────────────────
(16) 同前注，页353。
(17) 同前注，页157。

62页
记事，必须反复核实，力求做到确有其事确凿有据。与之相反
，诸凡无法查证的传闻或猜测之事，一概不得录入谱文。若此
必将造成不分是非莫明真伪。
《新谱》所犯此病，形式不一。
(一)无可查证，照录谱文：
如一九O二年(壬寅)二十三岁条《谱》文云：
是秋，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据其俗侄对
著者说：“师为重振家声，是秋曾赴河南纳监应乡试。
未中式。”然此事未见文字记载。惟于是年九月见其(
致许幻园书)有“弟于昨日自汴返沪”之语，知不无关
系。[18]
所谓“据其俗侄对著者说”，只能属于传闻；所谓“此事未见
文字记载”，只能存疑继续查证；所谓“知不无关系”，仅是
编者的附会猜测而已。凡此种种，无一可以确证。致成“无可
查证，照录谱文”之虞。
又如一九O三年(癸卯)二十四岁条《谱》文云：
是年与尤惜阴居士同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旋又
离去。[19]
根据是伯园在《演本法师文钞续集》中(序言)所说，因无可
查证。编者最终用[按]语道明真相：“惜无由证实，故记之以
待他日印证”云云。[20]既然“无由证实”，只能存疑，绝不
能借“以待他日印证”之名义入谱。致成《新谱》之中，无证
之说，畅行无阻。致令读者不明真伪，苦于莫衷一是。
(二)不明真相，也予实录：
如一九三六年(丙子)五十七岁条《谱》文云：
是年在佛教养正院讲《十善业道经》，并教写字方法。
[21]
───────────────────────────
(18) 同前注，页48。
(19) 同前注，页54。
(20) 同前注，页55。
(21) 同前注，页352。

63页
这是根据昙昕《一公本师见闻琐记》录出。因为听信一家之回
忆，没有核查其他资料，不知活动真相。故为作者回忆时限所
误，《谱》文也因而致误。现据昙昕原文忆及大师演讲时曾语
：“《经》云：‘是法非思量卜度之所能解’”，再对照当年
佛教养正院讲师高胜进记录稿《出家人与书法》 (原题《在佛
教养正院的最后一言》)中所言：
曾记得《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
。我便借用这句子，只改了一个字。那就是“是字非思
量分别之所能解”了 因为世间上无论那一种艺术，都
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22]
由此确证所谓是年在佛教养正院授“教写字方法”，即高胜进
所录大师讲演《出家人与书法》。又因此稿标明讲演时限为一
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由此证实：《新谱》将此项活动系于
一九三六年盖误；据此可知：编者没有查明活动真相，即凭他
人回忆实录《谱》文。
(三)实录回忆，以讹传讹：
参用他人回忆，在编修年谱时很是平常。重要的是，修谱
者必须严肃对待。回忆包括二种：一是直接回忆。指与谱主发
生过直接关系者，如谱主的亲属友生提供的回忆纪念文，或访
问纪录；一是间接回忆。指撰文者之亲属友生与谱主有过交往
。顾名思义，所谓回忆，不等于史实。因此必须相互参证，辨
明真伪。特别是间接回忆，不是水分过多，便是掺杂虚美不实
之说。设若照章实录，便会造成以讹传讹。《新谱》此病殊甚
，现举三例加以辨伪：其一，是一九一四年(甲寅)三十五岁条
。
编者借谱主曾在夏丐尊藏画(小梅花屋图)上题有小令(
玉连环影)，即在条末全文实录夏满子(夏丐尊女)回忆(小梅
花屋图及其他)。内称李叔同先生“是我父亲留学日本时的好
朋友”云云。[23]令人可憾的是，编者大笔一挥
───────────────────────────
(22)弘一：(出家人与书法)，《(新加坡)南洋佛教》 (1979
年11月)。
(23)夏满子：(小梅花屋图及其它)，同注(10)，页117一120
。

64页
即用二千余字篇幅全文实录这一间接回忆，却对夏满子的这一
虚美之说不置一词。还好是当事人夏丐尊不愿承受此不实之说
，而且有言在先。早在一九三九年所写的(弘一法师之出家)
中便坦然表明：“我和弘一法师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
学校。”[24])
其二，是一九二三年(癸亥)四十四岁条。
《谱》文称大师二游衢州时，曾“石刻一诗题汪梦松”。
[25]条末即引出王月娥(弘一法师在衢州)中之(题诗一首)
云：“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里去，
到头不似老僧闲”。[26]
《谱》文所谓“石刻一诗”，含糊其词，没有道明此诗来
历；王文所谓；(题诗一首)，则已认定是谱主之作。二者不
能混用，按理应查个水落石出。编者照样不置一词，故令读者
难明孰是孰非？现经笔者查阅谱主所辑《晚晴集》始知所谓“
石刻一诗”原乃大师录自古德归宗芝庵禅师之诗偈遗作。由此
确证王文所谓“题诗一首”之说盖误。
其三，是一九一六年(丙辰)三十七岁条。
《谱》文云：
师受聘在浙江一师兼课的故事，为同学津津乐道者。[27]
条末即实录冯蔼然(忆画家潘天寿)中之“故事”。内称李叔
同受聘前，提出“同学出去要教唱歌，不会弹琴不行”，要求
浙江一师得配置风琴人手一架。校长经亨颐表示要求过高。李
叔同乃答：“你难办到，我怕遵命。”就这样迫使校方“弄到
大小风琴二百架”，并到校实地“看过”，[28]才答应受聘。
尽管
───────────────────────────
(24) 夏丐尊：(弘一法师之出家)，同注(2)，页25。
(25) 同注(10)，页201。
(26) 王月娥：(弘一法师在衢州)，同注(10)，页208。
(27) 同注(10)，页133。
(28) 冯蔼然：(忆画家潘天寿)，同注(10)，页135。

65页
“故事”十分动人，孰知事实盖非是；一是浙江一师于一九一
二年九月创设图画手工专修科，但仅招过一个班，全班学生计
三十多名。根本无须“风琴二百架”；二是潘天寿乃一九一六
年入学之初级师范生，非一九一二年入学之图画手工专修科学
生，故对浙江一师创办图画手工专修科的内情并不了解；三是
据图画手工专修科学生吴梦非在《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
》中记述，当年浙江一师曾“购置风琴四、五十架”。[29]由
此足证：所谓“师受聘在浙江一师兼课”而“为同学津津乐道
”之“故事”，纯属子虚乌有的不实之说。
(四)相关人物，不究简历：
在记述谱主生平活动时，不可避免会涉及到谱主之相关人
物。为了确知活动的全部内涵，必须查明相关人物的简历。特
别是重要的门生友人，非要查得一清二楚，否则谱文记事必将
出现谬误。《新谱》编者对此毫不在意，故书中此类谬误颇多
。现举一例加以辨正。
一九二0年(庚申)四十一岁条《谱》文云：
三月欲赴新城掩关，以贝山寺舍因农忙尚未修理，故赴
上海新华艺专小住数日，受门人刘质平供养。[30]
条末引录谱主(致刘质平信)作为注释之后，编者又加[按]云
：
是时吴梦非、刘质平，均执教于上海新华艺专。[31]
根据编者二次宣说，似乎刘质平一九二0年执教上海新华艺专
，言之确凿，无容置疑。一经查考，便确证其非：
根据《中国音乐辞典》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
)辞条载：刘质平“一九一九年与吴梦非等创办上海专科师范
学校，负责教务。”一九三一年才“与徐朗西、汪亚尘创办新
华艺术专科学校”。再据谱主一九二二年五月
───────────────────────────
(29)吴梦非：(弘一法师和浙江的艺术教育),《浙江青年》3
卷l期(1936年)。
(30) 同注(10)，页171。
(31) 同注(10)，页173。

66页
二日(致李圣章信)云：“二子(按：指门生刘质平、丰子恺
)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32]二者完全
一致，由此足证《谱》文所谓“赴上海新华艺专小住数日”说
法盖误。因其时新华艺专尚未建校，故“赴上海”之“小住数
日”处，应该是上海黄家阙路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四、重大活动 说法有误
年谱是历史人物一生活动的完结。一旦付印流布，其一字
一句，均被人们奉之为准：或用来借鉴其一生的经验与教训；
或用来评述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因此之故，要求谱文记事既要
做到活动时地内容准确无误，还要做到所提每一说法字斟句酌
，句句在理，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历史的鉴定。如若疏忽，
便会导致前言不对后语，自说难圆。《新谱》此病，存在多处
。现择二例加以辩论，以证其误。
(一)关于“一九一七年初决心出家说”：
一九一七年(丁已)三十八岁条《谱》文云：
大师自去冬在虎跑试验断食后，已决心出家。故寒假后
虽仍回校任教，但今年起已开始茹素，看佛经并供佛像
了…‥大师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并欲以音
乐书赠刘质平，且托他在日本请购佛书。其他书物则分
赠各处。[33]
将此《谱》文加以分析归纳，可知编者提出了诸多“说法”：
(1)所谓“一九一七年初决心出家说”。
(2)所谓“一九一七年初茹素礼佛诵经说”。
(3)所谓“一九一七年初拟宣布辞职分赠身外诸物说”。
对照条末释文，可知提出上述诸说的依据有二：一是夏丐
尊在(弘一法师
───────────────────────────
(32) 弘一：(致李圣章信)，原件由菲律宾传贯法师收藏。
(33) 同注(10)，页151。

67页
之出家)中所云：
假期(按：指1917年西历年假)满后，仍回到学校(按：
指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来。从此以后，他茹
素了，有念珠了，看佛经，室中供佛像了。[34]
二是谱主(致刘质平信)云：
不佞自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
赶紧修行。自去冬受马一浮之薰陶，渐有所悟。世味日
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
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
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圣君早返国收领
(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
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内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出
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不佞拟再
托君购佛学书数种，俟后函达。[35]
一九一八年(戊午)三十九岁条《谱》文又云：
是年新岁，师以居士身至虎跑寺习静。马一浮居士介绍
其友人彭逊之往居虎跑，就法轮长老修习禅观。正月初
八日，彭君即于虎跑出家。师目击当时情形，颇为感动
，但还不想出家……。[36]
将此《谱》文加以分析归纳，可知编者提出了又一“说法
”：即所谓“一九一八年二月还不想出家说。”对照条末释文
，可知提出此说的依据，则是夏丐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中
所云：
据说他自虎跑寺断食回来，曾去访过马一浮先生，说虎
跑寺如何清静，僧人招待如何殷勤。阴历新年，马先生
有一个朋友彭先生(按：即作家彭逊之)，求马先生介绍
一个幽静的寓处。马先生忆起弘一法师前几天
───────────────────────────
(34) 同注(24)，页28。
(35) 李叔同：(致刘质平信)，引自同注(10)，页152。原件由
上海刘雪阳收藏。
(36) 同注(10)，页154。

68页

曾提起虎跑寺，就把这位彭先生陪送到虎跑寺去住。恰
好弘一法师正在那里，经马先生之介绍，就认识了这位
彭先生。同住了不多几天，到正月初八日，彭先生忽然
发心出家了，由虎跑寺当家法轮长老为他剃度，弘一法
师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大感动，可是还不就想出家。[37]
阅罢上述二说，令人惶惑不解的是，编者先是提出“一九
一七年初决心出家说”，过了一年却又提出“一九一八年二月
还不想出家说”。试问造成《谱》文之间前言不对后语自相矛
盾之症结何在呢？究竟是谱主出尔反尔改变初衷？还是由于编
者未经核查造成之后果？现经笔者核实，发现原因是编者听信
夏丐尊之独家回忆，忽视了谱主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夏丐尊
所记(弘一法师之出家)均属有待查证之“回忆”，当然不能
代替谱主本人的第一手资料。好在大师在二则自述中道明了真
相：
一是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表明：
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
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
》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
，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
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寒假(按：指西历1918
年)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
我仍旧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觉得有兴味了，
于是就发心出家。[38]
二是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日(致李圣章信)中表明：
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以四
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凡油画美术书籍寄赠北京美术学
校，音乐书赠刘子质平；一切书杂另物赠丰子恺。布置
既毕，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学校夏季考试，
───────────────────────────
(37) 同注(24)，页28。
(38) 同注(11)，页139。

69页
提前为之。[39]
将此二则自述加以分析归纳，可见谱主发愿出家真相：
(1)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开始发心吃素。
(2)一九一七年冬开始诵经、焚香、礼佛。
(3)一九一八年三月(夏历戊午二月)发心出家，宣布辞职，分
赠身外诸物。
大师的二则自述，圆满地解决了《新谱》谱文中的“前言不对
后语”问题，否定了《新谱》提出的“一九一七年初决心出家
说”等诸不实之说。原来谱主没有出尔反尔改变初衷，而是有
条不紊，步步深入。由此可证，造成《谱》文重大活动说法有
误，原因在于编者完全听信夏丐尊之孤家回忆(弘一法师之出
家)，没有确实核查谱主本人的自述，而且还将谱主写于一九
一八年六月(夏历戊午年5月)之前的(致刘质平信)，误系为一
九一七年初。
(二)关于“戊午正月初八日虎跑皈依说”：
一九一八年(戊午)三十九岁条《谱》文云：
正月初八日，彭君(按：指彭逊之)即于虎跑出家。师目
击当时情形，颇为感动，但还不想出家，便皈依虎跑退
居和尚了悟为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40]
《新谱》编者提出此说的依据是：夏丐尊之(弘一法师之出家
)。如前所述，他人回忆，必须经过查核，方可确知是与非。
可喜的是，谱主同样有二项自述可以作证：
一是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云：
一九一八年年假，李叔同去杭州虎跑寺“过年”，重居
“方丈楼下”。因对寺院生活兴趣日浓，“于是就发心
出家”。本想拜方丈楼上之弘祥法师为皈依师，可彼谦
让不受，答应介礼其师父-虎跑退居和尚了悟
───────────────────────────
(39) 同注(32)。
(40) 同注(36)。

70页
上人。及弘祥去杭州松木场护国寺请回师父了悟，李叔
同“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按：西历应是1918年2
月25日)”礼了悟上人受；三皈依”了。[41]
二是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夏历戊午年2月9日)(致刘质
平信)云：
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事。早在今夏，迟在明年，将入
山剃度为沙弥。刻已渐渐准备一切(所有之物皆赠人)音
乐书籍及洋服，据赠足下。甚盼足下暑假时能返国一晤
也。正月十五日，已皈依三宝，法名演音字弘一。[42]
通过谱主本人的二则自述，可知李叔同之虎跑皈依日应为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夏历戊午年正月15日)，证明《新谱
》所谓“戊午正月初八日虎跑皈依说”，乃系编者朱经核实的
不实之说。
五、随意评说 华而不实
凡是符合规范的古今年谱，即便是谱主生前自订，或是门
生亲属好友所修，均力求以第三者的身份，代表谱主全面真实
地记述生平活动，要求不虚美不隐短，不议论不评述。道理说
来很简单，所谓年谱，只能系年系月系日记述谱主生平活动，
不等于“评传”，可以纵论传主一生的功过是非，甚至“盖棺
定论”亦可推倒重来，唯求做到自圆其说。年谱则断不能循此
仿效。如对谱主活动作褒贬性的议论评述，便有违年谱基本要
求。检阅《新谱》全书，可知编者对此了无所知，以致错把《
弘一大师年谱》视作“弘一大师评传”，故而编者评说，随处
可见，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一言以蔽之，可谓竭尽随意评说
之能。
(一)无须评说，硬作评说：
───────────────────────────
(41) 同注(11)。
(42) 同注(35)。

71页
编修历史人物年谱，经常会遇到这样二方面的问题：一是
如何处理各家论稿对谱主所作的不同评说，二是通过发掘新见
资料而否定前人之“说法”。凡是有识见的修谱者，总是努力
回避他人评说，采取行之有效的正确办法：前者只录活动，不
及其他；后者，摘取认定的正确之说录入谱文，再注明资料篇
名作者出处即可。与之相应，势必会修正前人的误说，这是修
谱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因之没有必要在谱文中公开评说此误那
误，用来责难前人，自我标榜修谱水平之高。《新谱》编者屡
犯此病。每每无须评说，也硬作评说，最终落得无法自圆其说
的尴尬局面。
(1)他人评说，列入谱文：
如一九O六年(丙午)二十七岁条《谱》文云：
这时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中国留学生只有二人，另一
人为曾延年字孝谷。一般以师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
一人。一说岭南画家高剑父，但似与事实略有出入。[43]
其实此处只要写明谱主考入东京美校油画科留学已可。毫无必
要去评说“一般以师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须知此
说根本无法成立。即便无人提出“高剑父为留学东京美校第一
人”之说，李叔同也不能被认定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
人”。理由是同期入学主修西洋油画者，倘有中国留学生曾延
年。所谓李叔同乃“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之说，本是
为文者的虚美之词，修谱时无须涉及，俾免结尾用“似与事实
略有出入”之语，强作辩解，不了了之。
(2)否定他说，录入谱文：
如一九一一年(辛亥)三十二岁条《谱》文云：
据胡怀琛《西洋画之输入》所记：“李叔同是清光绪末
年的日本留学
───────────────────────────
(43) 同注(10)，页77。

72页
生，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10年：日本明治43年，
宣统2年。见(上海学艺概要)，《上海通志馆期刊》
第4期)。然据日本滨一卫考证，其毕业当系一九一一年
，实相隔一年。[44]
林氏《旧谱》本取李叔同“一九一0年学成返国说”，根据即
胡怀琛之(西洋画之输入)。因此，按理此处应该是根据日本
学者滨一卫的新见资料修正《旧谱》的错误，重点在于写明认
定的确切毕业时限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将否定他说录入谱文，
既可避免谱文不伦不类没有规范，又可免去公开责难前贤；而
对编者本人应该说明的修正《旧谱》之误，恰又宽容得只字不
提。
(3)释文之后，再加评说：
如一九二三年(癸亥)四十四岁。当条末录出注释文丁鸿图
(庆福戒香记)有关段落：
民国十二年赴杭州，借庆福寺碗筷一副，赴杭后，即托
交林赞华居士带还庆福常住。[45]
编者生怕读者不解，又用括号，在释文之后加[按]评说：“碗
筷虽云微物，既属常住，一芥不容侵损，师持戒之构严类此”
。[46]
(二)言过其实，拔高谱主：
这是极“左”路线思想影响下的产物，长期以来困扰著大
陆学术界，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大通病。即要么全盘肯定，
要么全盘否定，二者必居其一。俗称“一好百好，一孬百孬”
。不能做到一分为二，全面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弘一大师新谱》也未能幸免。今择二例辨证其病。
其一，是一八九六年(丙申)十七岁条。
李叔同在天津洋务书院接受新学(西学)时，曾书录思齐在
恒麓书院(对
───────────────────────────
(44) 同注(10)，页101。
(45) 同注(10)，页201。
(46) 同前注。

73页
诸生临别赠言)传本。内称“读书之士，立品为先。养品之法
，惟终身手不释卷。持躬敦世，必于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
师事一人，瓣香奉之，以为终身言行之准。”[47]李叔同少时
书录这一传本，充份表明自己受到中国儒教的影响，故在接受
西方新学之时，仍醉心于儒学之教诲。这是谱主书录思齐(对
诸生临别赠言)传本的本意。怎料《新谱》编者却借此大做文
章，说什么“虽知致力新学”却不忘进士后代，故“仍甚热中
于科举功名”，意“欲继承光大”进士第“门楣”。还把谱主
手录(临别赠言)说成“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则”。而谱主本人
却对此毫无表示。可见编者的此等评说，纯属牵强附会。是言
过其实拔高谱主之虚美不实之说。《谱》文云：
师在青年时期，虽知致力新学，开始学习英文，然因其
父为清末进士，欲继承光大其门楣，仍甚热中于科举功
名。他于山西浑源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
临别赠言)传本，手自抄写，奉为读书圭臬，以为终身
言行之准则。[48]
其二，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十九岁条。
李叔同在天津县学应试时文时，曾作有(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论)。内称：
盖以士为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重者，则士之所以自待
者盖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格之表率。
务令以孝弟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49]
这段话的本意一清二楚。要求读书人注重礼仪、注重言行，务
求“孝弟为本，才能为末”，方可被民众“视为仪型风格之表
率”。由此可知，所谓“器识”，实指“孝弟”；所谓“文艺
”，实指“才能”。此举充分表明：李叔同在接受
───────────────────────────
(47) 同注(10)，页24。
(48) 同注(10)，页22。
(49) 同注(10)，页32一33。

74页
西方新学之时，仍努力提倡儒家之伦理道德。盖因此时谱主尚
未去国留学，系统接受西方文明，尚未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文
艺大家，所以对“器识”与“文艺”的理解还局限于儒学的范
畴。与其晚年提倡之“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
内涵完全不同，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前者代表了弱冠之前对儒
家伦理道德观之认识，后者代表了长期积学而形成的文艺观。
由此可见，所谓大师在“弱冠而便已形成‘士应使文艺以人传
，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思想”，实属拔高谱主的不实之说。《
谱》文云：
是年春，仍入天津县学。课卷写时文两篇。其二为《干
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最后提出士以“器识为先，文
艺为后”之观点。大师晚年常教人以“士应使文艺以人
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思想，在其弱冠前早已形成。
[50]
(三)借人之言，虚美谱主：
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袭用他人对谱主的奉承之语 尚有
其事；一种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毫无此事。前者如一九二七
年(丁卯)四十八岁条。大师于七月移居杭州本来寺，适李石曾
到访，经弘伞法师约请，他曾为大师手书之《梵纲经》作(跋
)。编者为此录出(跋)语虚美谱主云：“余不曾学佛，然于
其教理则敬慕久矣。”[51]后者如一九二四年(甲子)四十五岁
条。大师在二月(致王心湛信)时，曾录出永嘉周孟由之语，
盛赞印光法师之盛德。内称：
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
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步
武资福，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
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
───────────────────────────
(50) 同注(10)，页29。
(51) 同注(10),页247。

75页

已。”[52]
编者摘录周孟由礼赞印光之语，录入谱文，变成弘一大师称扬
印光法师之语，实属张冠李戴拔高谱主之典型。《谱》文云：
二月致书王心湛居土，盛赞印光法师之盛德。谓于当代
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称他“折摄皆具慈悲，
语默无非教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53]
(四)喧宾夺主，彰扬他人：
按照各家年谱惯例，谱文所记活动，只能围绕谱主而展开
，凡是背景材料与相关人物活动，只能处以从属辅佐地位，作
必不可少的过渡性陈述。否则就会造成喧宾夺主不分主次之虞
。《新谱》也未免此病。
如一九四二年(壬午)六十岁条。《谱》文内容是：大师寓
居晋江檀林乡福林寺，有医者杜安人氏慕名到访。知彼医术高
明，奈何战时药物紧缺，大师即慨赠自用西药十四种。后取其
名“安人”题书冠头联云：“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
，乃谓大慈。”[54]如此记述，足以表达是项活动的主要内涵
。编者却对杜氏大做文章，不惜篇幅在《谱》文引出杜安人小
传，造成喧宾夺主彰扬杜氏，谱主被迫退居从属地位。《谱》
文云：
师居福林寺时，邂逅檀林乡杜安人诊所医师杜培材(字
安人。原籍惠安，毕业某医科学校。医术精湛，学术丰
富，信奉基督教)。在檀林乡行医多年，远近闻名，病
家虽佩其妙手，而苦药费过昂，贫者无力就医。杜安人
医师因慕大师高名，曾专程拜访，颇受感动。时值战时
，药物尤贵，大师闻之，以旧藏宝贵西药十四种赠之，
属是普施贫民；并以其名撰一冠头联奉赠，暗劝培养医
德。杜氏得赠药物致函道谢，并陈述
───────────────────────────
(52) 同注(10)，页211一212。
(53) 同注(10)，页209。
(54) 同注(10)，页466。

76页
去年晤谈时所领教的：句句是立身的座右铭。自谓“在
公医制度尚未实行的社会里，所谓医生者，充其量亦不
过是一种靠技术换生活，与其他职业无异。”并谓“由
于领受这次的恩施以后，我希望良心能驱使我，把我既
往的卑鄙，从前的罪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改革过来
。”不久师将离福林寺，杜安人又致一函表示惜别。并
撰写“赞词”以彰师之学德。后改书一匾奉赠，今犹存
福林寺。[55]
六、横生枝节 故弄玄虚
横生枝节与故弄玄虚是史学研究的大敌，历来为史学界所
不取。原因是违背了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实事求是。故对犯有
此虞的史书年谱，往往为学术界人士所不屑一顾。要问编修年
谱何以会横生枝节与故弄玄虚，因由不外乎二：一是为显示自
己治学水平之高，尽管一再故设疑阵，但通过反复“自圆其说”
，最终均能廓清迷雾解开疑窦；二是为显示自己掌握资料宏富
，力求兜出资料增加篇幅，俾使所修年谱成为洋洋大著。结果
往往适得其反，根本无法实现两全其美的预定计划：其一是由
于迭设疑阵，尽管再三兜出资料，末了还是难以“自圆其说”
；其二是由于再三重覆同一资料，徒增篇幅，致使所修年谱失
去应有价值。
《新谱》所犯此病，教训至为深刻。为节约篇幅，现仅择
书中一例，以证编者这一不实之举。
一九三七年(丁丑)五十八岁条《谱》文。内容是六月上旬
，原东北军将领朱子桥居士抵达青岛办事，暂居湛山寺。可巧
弘一大师正在湛山寺弘律，朱氏即请住持倓虚中介，在寺拜见
大师。六月十五日，青岛市长沈鸿烈莅寺会晤
───────────────────────────
(55) 同注(10)，页444。

77页
朱子桥，约定翌日假寺为之设筵洗尘。经朱提议，沈市长决定
委托寺力列单礼请弘一大师“坐上席”。次日湛山寺按时举办
素筵，沈鸿烈会同朱子桥、倓虚一行入席。因迟迟不见大师登
堂赴筵，倓虚乃命监院师去寮房再次礼请，大师即书录(昨日
)诗偈，辞谢沈市长与寺方之盛情。
就是这样一则生平活动，即便录出(昨日)诗偈，不用三
百字篇幅，便可记述得一清二楚。惟《新谱》编者却凭借大师
书录(昨日)诗偈一事，多方设法，竭尽横生枝节与故弄玄虚
之能事。终致这则生平活动，连同谱文、释文、按语在内，篇
幅骤然增至洋洋数千字。
(一)谱文罗列各家资料：
按理大师书偈谢筵一事，唯有倓虚法师最有发言权，他是
举办素筵的湛山寺住持，又受沈市长委托列单约请大师赴筵。
因此谱文记述此项活动，只须以倓虚之《影尘回忆录》为根据
。其他资料所记均非本人亲身经历，其真实性当非倓虚之《影
尘回忆录》所能相比。谁知编者不作分辨，竟在《谱》文引出
五则资料：
(1)火头僧(弘一律师在湛山)。
(2)传贯(随侍音公日记一页)。
(3)啸月《弘一上人传略》。
(4)莲池大师《缁门崇行录》。
(5)倓虚《影尘回忆录》。
目的是为横生枝节作下伏笔。《谱》文云：
是月(按：指夏历丁丑年5月，西历1937年6月)青岛市长
沈鸿烈，因为朱子桥居士有事到青岛，在湛山寺设斋请
他。朱建议也请弘一法师，沈市长表示同意。结果师不
赴请，以偈辞之。朱沉得偈，益钦其高风。传贯(随侍
昔公日记一页)、啸月《弘一上人传略》、莲池大师《
缁门崇行录》等对此皆有记载。倓虚老法师的《影尘回
忆录》对师初到湛山寺

78页

的情况和沈市长的请斋，师不赴请以偈作答，也有所记
载。[56]
(二)偈说不一，再出题目：
上述各家释文，都谈到大师书写(昨日)一偈谢筵，但所
记诗偈，说法不一。如火头僧(弘一律师在湛山)与传贯(随
侍音公日记一页)，皆录出此偈后二句：“为僧只合居山谷，
国士筵中甚不宜”。唯啸月《弘一上人传略》，录全四句：“
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
中甚不宜。”但其第二句“出门倚杖又思惟”又与倓虚《影尘
回忆录》所记“短榻危坐静思惟”有异。据此编者在条末录完
各家释文以后，又以[按]语名义再出“题目”。内云：
以上三则记事，对于(昨日)一偈，皆未明示出处。一
般或误为师自撰句。且前二则只写后二句。第三则虽揭
全偈四句，亦未知何人所作，致近年海外佛教刊物发生
不少争论。[57]
(三)为查出处，大作按语：
凭借三则记事“均未明示”(昨日)一偈“出处”，凭借
各家所记诗偈内容不一，以致“一般或误为师自撰句”；凭借
因不明此偈内容出处，故“致近年海外佛教刊物发生不少争论
”，如此这般，种种理由，编者连手又补写了七百余字的[按]
语，介绍本人为查明(昨日)一偈，如何查阅宋、晓莹《罗湖
野录》与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在耗费大量笔墨述说枝蔓
以后，这才道出上述二书所录(昨日)一偈，除了第三句中之
“山谷”二字易为“岩谷”外，余皆同前。无奈二书所录此偈
地点不一、时限不一，编者苦于无法自圆其说，不得已，编者
在[按]语之末再加括号，重作[按]语。即借助[按]中[按]不得
不道明“未知孰是”的结论。内云：
───────────────────────────
(56) 同注(10)，页370一371。
(57) 同注(10)，页380。

79页

《罗湖野录》所记叶青臣与惟正相交地点，在金陵；而
《禅林僧宝传》所说，则在杭州，未知孰是！[58]
(四)为明“孰是”，再布疑阵：
如上所述，尽管耗费了大量篇幅，(昨日)一偈出处依然
“未知孰是”。为明“孰是”，编者又故弄玄虚再布疑阵。即
根据《谱》文中所设伏笔：所谓弘一大师在青岛湛山寺书偈谢
筵一事，“莲池大师《缁门崇行录》等对此皆有记载”。由此
在[按]语之后，又引出莲池大师《缁门崇行录》中之有关段落
，作为释文。初看《谱》文此语，实在令人莫名其妙，莫不是
明代莲池大师往生若干年之后，而今已“乘愿再来”？莫不是
弘一大师乃是明代高僧之转世！要不然今人弘一在青岛湛山寺
书偈谢筵一事，又何以会被明代高僧莲池大师录入《缁门崇行
录》呢？直至阅完释文，方知原来是编者故弄玄虚。内云：
明、莲池大师祩宏所辑《缁门崇行录》，以此事归入(
高尚之行)第七(不起俗筵)。文曰：唐、韬光禅师，
结茆于灵隐西峰。刺史白居易具饭，以诗邀之，光答偈
不往。有“城市不堪飞锡到，恐惊莺啭画楼前”之句。
其高致如此。赞曰：有古德辞朝贵招宴偈云：“昨日曾
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
中甚不宜。”与韬光高致，先后如出一辙。噫，斯二偈
者，衲子当朝暮吟咏一过始得。[59]
(五)自说难圆，力道真情：
阅罢上述释文，可知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没有“乘愿再来”
，弘一大师亦非明代高僧之“转世”。原来莲池在《缁门崇行
录》中所录(昨日)一偈，目的是用来礼赞唐代高僧韬光禅师
，不受杭州刺史白居易以诗招宴，故引用(昨日)一偈，赞美
他德行“高致”，与韬光“如出一辙”云云。由此证实：《谱
》
───────────────────────────
(58) 同注(10)，页381。
(59) 同注(10)，页381。

80页
文所谓弘一在青岛湛山寺书偈谢筵一事，“莲池大师《缁门崇
行录》等皆有记载”，纯属编者节外生枝故弄玄虚。最终由于
无法自圆其说，因而编者不得不借谱主一九二九年〈致寄尘法
师信〉中自述：“披剃以来”常奉莲池大师遗著《云楼法汇》
“以为圭臬”作为“证词”，在上述释文之后，又一次作[按
]，在无可奈何之中道明原委：弘一大师在青岛湛山寺书录〈
昨日〉一偈，“系录自《缁门崇行录》。”编者在《弘一大师
新谱》一书中如何横生枝节故弄玄虚，也由此一目了然！[按]
语云：
大师慨今僧青年重学不重德，故极推重《缁门崇行录》
，以为对症良药。尝致书寄尘法师谓：“不慧披剃以来
，奉以为圭臬。滥厕僧伦，尚能鲜大过者，悉得力于此
书也。”故他会写此偈以谢招宴-当系录自《缁门崇行
录》。[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