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径通幽

佛教在中国流传很广，教派众多，但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中国化的佛教棗禅宗。因此这里专门以此谈谈禅宗生命超越之道的社会人生意义。

如果仪用宗教的眼光来评判佛教内部在具体超越之道上的分歧，在渐修与顿悟、佛渡与自渡、出世与入世之间，应该说前一种主张更符合宗教理性的逻辑。根据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发生学的观点;宗教发生的原因在于现实世界的苦难，在于人面对苦难的自觉渺小和渴望救助、渴望解脱。宗教的核心内涵是八对生命意义和人生归宿的终极关怀，因而宗教理想在于建立一个高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以此抚慰人世间的苦难灵魂。因此，感受苦难，否定现实，以大意志、大毅力、大勇气克制人性的世俗化倾向，等待神的拯救而飞往永恒的极乐世界，便构成了宗教理性的基本逻辑。在这一基本逻辑中，考虑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如何摆脱人生的有限和社会的苦难，而被人所蔑视、所抛弃的社会又将会怎样，则末予多想。所以我们说，在佛教中，渐修、佛渡和出世的超越之道更符合宗教理性的逻辑。然而问题在于，彼岸世界毕竟是虚幻的，唯有人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和社会才是真实的。从社会学的视域来看，人类的生命延续和发展必须以社会的方式在社会中进行，因而社会根本无法抛弃。单纯抛弃社会、否定现实世界的宗教思想和行为，客观上只会把社会、把人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而这反过来又必然会危及到宗教本身的生存。如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的行为和影响就是如此，佛教在即度流行的结果也是如此。所以宗教理性更进一步的发展，必然是从单纯的以否定现实而追求彼岸，转向以拥有现实而寄托超越情怀;从单纯考虑个人解脱，转向关注社会命运，呈现出世俗化倾向和特征。在西方宗教史上，宣扬宗教改革的加尔文新教之所以较之罗马天主教在近现代更有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天主教精神主要是对个人心灵的慰藉，而加尔文新教精神则包容了对整个社会命运的关注。其实际的表现就是鼓励信徒克尽社会天职，努力于本职工作，以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作为成为上帝选民的重要条件。这样，加尔文新教既包含了个人追求生命超越的愿望，又具有改进社会的行为，促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生。与此相似，主张顿悟、自渡和入世的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佛教流派，并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也正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它表现出佛教理性在原来人生觉悟基础上的再觉悟。

从总体上看，禅宗超越之道的社会学意义就在于其将人的超越追求与现实人生融为一体，既引导了个人生命的超越，又维护了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受到以下启发:
1、要树立追求人生理想的信心和积极精神

禅宗超越之道的一个鲜明倾向，就是要宏扬人的主体精神，这一倾向表明了人的自我意识从宗教异化中的觉醒。慧能经常倡导即心即佛的观点，他公开鼓励普通信徒说:"听吾说法，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又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在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性别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希望生命能够有所超越，但在充满障碍的人生中、在充满逼迫的社会里，人们普遍自觉渺小无力，自觉理想的可望而不可即。这难免使人沦入消极，流于无为，甚而堕入邪恶。有鉴于此，禅宗倡言"自小是佛，更莫狐疑"，这是何等的振聋发聩?何等的鼓舞人心?又是何等的大彻大悟?它寓意着人与神的平等，寓意着佛的境界就是人心本有的境界，人完全周未着自卑而不敢企望和追寻心中的太阳。为了进于步鼓励众生成佛的理想"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禅宗以"自性迷即是众生，自住觉即是、佛"的品判轻松随意地淡化了众生与佛的区别。同时也以"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不属渐次，不是明暗"的断言，抹去不上智与下愚、资深修禅者与从未修禅者，甚至善恶之人在证佛起点和主观条件上的差别。证佛矗须坐禅苦行，而只要一念顿悟，就可窥见佛的境界，就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禅宗以对任何人都是近在眼前的佛门胜境相招引，无疑可以唤醒众多的信徒，使一些恶人悔过，浪子回头。

顺理自然，既然佛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既然每一个人都完全有条件、有信心成佛，则生命能否最终实现超越，人的命运究竟是继续在苦海中沉浮;还是跃上净土，就只能靠人而不是靠佛门来决定和掌握。这样，禅宗以"众生自渡，佛不能渡"的宣言，向芸芸众生灌注人的主体精神和自我意识，促使人积极有为，奋发图强，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这对个人、对社会是双双有益的。

禅宗对超越信念的鼓励和对主体精神的宏扬，可以便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作出这样的反省，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面对不可抗拒的商品化大潮，深感彷徨无依、软弱无力;这其实是缺乏理想或理想失落的表现。一些人因为某些方面自我价值的失落，便抱怨这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时代，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消极无奈，把改变自我境遇的希望寄托在毫无作为的等待上，其结果是愈抱怨愈痛苦，愈等待愈彷徨。因此，理想不能丢失，信心不可动摇，追求不能停止。时代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有信心让这个时代属于自已。只要我们选择的目标内在于自己的心性条件，只要我们自强不息，这个时代就一定有我们的理想，有我们的位置。
2、要务实不务虚

禅宗超越之道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注重务实精神，这一特点表明禅宗理性兼容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社会维系问题。在中国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佛教曾受到反佛者的猛烈批评，这种批评除了思想上的分歧外，更重要的是实践上的异行。反佛者认为，佛教以涅磐寂灭相招引，引诱世俗民众不务实事，出家为僧，使家庭离散、田园荒芜、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受到损害。而即使是末出家为僧的佛徒，心中想的是虚幻的净土，念念不忘的是如何成佛，同样荒于俗务。这种批评可以说是击中了佛教出世超越之道的要害。试想，如果大家都遁迹山林、出家为僧;如果大家都苦修禅定，日日端坐;如果大家心中都只有西方极乐世界，以为念几声"阿弥陀佛"就能如意前往，那么谁来种田?谁来做工?谁来推动社会进步?又有谁来遵守社会的道德和秩序?禅宗主张以入世行为来获取生命的超越，可以说正是对上述批评的回应。人生的理想、生命的愿望，产生于社会，便也属于社会，只能在社会中追寻和实现。佛就在心中，佛就在眼前;成佛就是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己的人生位置上，在自己的职业行道内，在目己的日常行为中通过物我交流而对生命意义，对人生价值，对世界真象的领悟和由此感受到的精神提升。这种生命超越的境界是附丽于具体的社会、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事物、具体的行为之上的，因而要获取它，只须随缘任远、倾心于自己正面对的环境和正从事的行为，而不须修禅习定、出尘离俗、往生净土。

显然，禅宗这种务实不务虚的精神和将生命超越融入于世俗之中的方法，对我们是一种警醒和鞭策。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好高骛远，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倾向。这些人心中也有美好的理想，也有使生命超越的愿望，但他们的理想横空悬置，缺乏与自己人生位置的内在联系，因之反被理想所累。常常是一个理想尚未站稳，另一个理想又凌空升起，迷人固然迷人，却一个也难实现。以虚幻的理想观照自己的人生位置和实际工作，当然就是不理想。因而不是在工作中敷衍了事、心不在焉，就是终生都在忙于变换工作，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难逃焦虑痛苦。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禅宗超越之道的入世务实精神中受到启示，培养起实实在在的务实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我们心中的太阳。
3、要具有随机人时的创造精神

对于我们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人而言，胸怀理想，立志．务实，并不绝对等同于成功，还需要具有随机入时的创造精神和意识，这就是禅宗顿悟成佛说给我们的又一重要人生启迪。世界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变的，人生的理想，追求理想的方法也必须是随机灵活、富于创造性的。禅宗有一个故事，讲一个叫智隍的参禅者，他修习禅定二十年，自认为已经得到了参禅的旨趣。慧能的徒弟玄策听说后就去拜访他。玄策问智隍:"你在这里做什么?"智隍回答说;"入定。"玄策又问:"你说入定，请问怎么入法
有心入定或无心入定?若说无心入定，则一切无情的草木瓦石。都应该得定。若说有心入定，则一切有情，亦应该得定。"智隍回答说:当我入定时，没有感觉到有无之心。"玄策说:"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气无之心，这就是常定;既是常定，为什么还说出入呢?如果还有出入，那就不是大定。"智隍听后，深感惭愧，说:"我这二十年的禅算是白坐了。"这个故事表明，智隍参禅的失败，原因在于他墨守陈规，按传统的修禅方式参禅，内心著念于禅定的出入和心的有无，实际已经落下痕迹，进入束缚，本能真正领略禅趣真谛，无法在随机自在的情况下具然入定。而慧能禅定对超越境界的求取，是要心如虚空，而又不落空见，如此应用佛家智慧，便可一动一静音出于无心，在随机情况下顿悟见佛。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人下不死功夫，花了大力气，结果事倍功半。究其原因，也在于认死理，走老路，不能在新环境、新情况下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追求。如文化人的价值实现问题，一些人在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的新形式下，依然固守传统儒家那种精英意识，把宏济天下作方文化人价值实现的唯一方式和标准，结果四处碰壁，失败感、失落感很强。而禅宗顿悟成佛的生命超越之道却启示我们不要缚著于文化人价值理想和价值实现的传统思路。在市场经济中、在商潮大海内，只要文化人摆正自己的位置，根据新的时代需要调整好与社会的关系，就能随处找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