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闽日佛教的互动看尼僧在台湾的发展

从台闽日佛教的互动看尼僧在台湾的发展
　　释慧严
　　中华佛学学报第12期 (1999．7月出版 )
　　页249~274
　　中华佛学研究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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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台湾的佛教史走到二十世纪末叶时，尼僧在台湾社会无论是推动教育、慈善、环保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这是因为尼僧的教育、素养的水准，均达到社会要求的标准。然而如此的水准，固然是奠立在台湾当前的教育普及上，但亦不得忽视其历史背景。台湾的佛教虽说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在纪元1895年日本治台为止，台湾并没出现过伟大的僧侣。或许这是因为与台湾不需要有高僧的环境有关，但也是与当时的台湾佛教界尚无传戒的道场，僧侣必需至福建鼓山受戒，才能取得僧侣身份，加上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是相当衰颓有关。
　　不过日本治台以后，致力于教育，又大正6年的台湾佛教中学林、大正10年的南瀛佛教会相继成立，以培养台湾佛教界僧侣、斋友为目的，还有台湾寺院也能独立传起戒来。因此拙文从如此的角度来探讨，此一时代台闽的佛教交流，即台湾佛教僧侣赴鼓山受戒的情形；明治42年之后，台湾寺院传戒的情况、大正8年比丘尼的出现，随之三大尼僧道场的成立，以及尼众的发展等的课题。
　　
　　关键词：1.外江僧　2.本地僧　3.台湾尼僧初现　4.台湾传戒　5.三大尼僧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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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有一次与台北市善导寺故董事长妙然长老叙谈，言及台湾佛教的未来时，妙公说：“日后的台湾佛教，将是尼众的天下。”妙公的看法，笔者认为可能性是很大的。放眼看今日的台湾佛教界尼僧的人数，虽因无确实的调查，不敢遽下断言，不过如果从每年受三坛大戒比丘、比丘尼人数的比例大约是一比四（依据净心长老的说法），就可知道在人数上比丘尼四倍于比丘。除人数之外，比丘尼教育素质不亚于比丘，其中大学、研究所毕业的，也不在少数，现在于各大学就读或留学国外者亦有；其为教奉献的悲愿也不让须眉，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是一般比丘所不及。加上台湾社会的多元化，男女平等的观念，影响尼僧在台湾的社会，可凭著一己的学历、经历以及对社会回馈的热忱，取得社会人士的尊重。其中，如晓云尼师创办了属于台湾佛教界的第一所大学──华梵大学；证严尼师领导著闻名国际的慈济功德会，其相关事业有慈济医院、慈济大学等；还有悟因尼僧的香光尼僧团。此外，尼僧在一般非属佛教界经营的大学任教者，有台湾大学的恒清尼师，以及拙者也服务于中央、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如此尼僧在台湾的社会，受到某种程度的认定，改变一般人对出家人的刻板印象，笔者认为形成如此情况，应该有其时空背景才对，因此在拙文中，笔者将就此时空背景作一探讨。为了解此时空背景，不得不将触角伸至纪元1895年，也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所签定的马关条约，当时的满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开启了台湾、日本佛教界的交流。在此之前，也就是明郑以来闽南人陆续移民到台湾，闽南佛教随著移民也被传入台湾，如此纪元1895年之后，台闽日的佛教产生了互动，台湾佛教在传自闽南的传统佛教与日本现代化的佛教界中激荡，其结果台湾佛教界也逐渐现代化，特别是尼僧的出现，以及其人数的倍增，教育水准的提升，形成尼僧独立自主的局面，这是台湾佛教的特色之一。为了解在如此的时代变局中，尼僧的成长因素，拙文将从台闽日佛教界在此时代的互动情形来作探讨，包括了当时台湾总督府的政策，人员的交流如经由受戒、传戒、留学所带来的影响力。其顺序为台闽日佛教的交流；朝向独立自主的台湾佛教；三大尼僧道场；尼众的发展。在此须先置一言的是关于台闽日佛教的交流，笔者自纪元1996年至1998年先后于《中华佛学学报》发表了题为〈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曹洞宗为中心──〉，及〈日本曹洞宗与台湾佛教僧侣的互动〉的三篇论文，请读者参考之。
　　一、台闽日佛教的交流
　　谈到台湾佛教的源流，依据诸种资料，如大正8年（纪元1919）三月台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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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府出版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以下简称《报告书》）、增田福太郎氏《东亚法秩序序说、南岛寺庙探访记》（以下简称《探访记》、??????社、昭和17年纪元1942年4月30日）、《台湾本岛人?宗教》（台南州卫生课、昭和12年纪元1937年）、《南部台湾志》（台南州共荣会编、1934年9月、南天书局于1994年9月复印）、〈台湾?于??宗教?概要〉（《南瀛佛教》11之3）、李添春氏〈台湾佛教?特质上、下〉〈《南瀛佛教》18之8、9〉的话，可以知道闽南佛教是台湾佛教的源流之一，这是上述诸资料的一致说法，在此举二、三例来作说明。
　　《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云：
　　然台湾佛寺皆属福州鼓山末流，而鼓山涌泉寺以禅的寺统混和净土思想者。（页21．自译）
　　《南部台湾志》中云：
　　本岛的佛教，传自福建鼓山、西禅二丛林。康熙、乾隆年间奉佛的官绅建立寺刹，延请二丛林道德崇高的出家人到台湾住持寺刹。嘉庆以后，禅规大弛僧纲落地，穷夫寒贫之徒，剃发法衣，作度日之计。佛灯顿灭，大寺巨刹或废或存。其存者颓废荒寥，徒留亡教之遗。（页469．自译）
　　《台湾本岛人?宗教》亦云：
　　台湾寺院大抵为南支的鼓山涌泉寺或怡山长庆寺等的末徒所开拓，皆属禅宗，但非如内地禅宗纯乎，而是混合净土的教义。（页20．自译）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台湾的佛教，自明郑时期至清朝末叶为止，大都传自福建的鼓山涌泉寺及怡山长庆院即西禅。[1]　不过基于史料的不足，在此时代往来台闽的僧侣无法确认其生平，但在同治以后有史料可考的，倒是不少，今将之叙述于下：
　　(一)、开元寺系统者
　　?荣芳师（纪元？～1882）字达源，台湾凤山县人氏，生道光间，自幼出家，诣鼓山涌泉寺授戒，后到嵩山少林寺修禅学武，故精拳法，通禅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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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同治间归台，为开元寺住持。[2]
　　?玄精师（纪元1875～1921）俗姓蔡名漳，盐水港布袋嘴（新营）的人，生于光绪元年（纪元1875），资性侠直，精通法术，世人称为蔡真人。二十一岁归依龙华佛教，师事西港庄信和堂的黄普宗，后投开元寺成为传芳师的弟子，不久渡鼓山受戒，于明治36年（纪元1903）成为开元寺的住持。[3]
　　?传芳师（纪元1855～1918），字清源号布闻，出生于咸丰乙卯（5年纪元1855）2月15日，俗姓陈名春木，台南府上横街人。光绪7年（纪元1881）二十七岁，得荣芳师的介绍，投礼鼓山涌泉寺维修师出家，得戒于怡山长庆寺的复翁师。返回涌泉寺后，初隐舍利窟修禅，继而游兴化，历住泉州崇福、承天两寺后，复返涌泉寺。迨至纪元1913年应开元寺监院成圆师之请，返台任该寺住持之职。[4]　传芳师圆寂之后开元寺的住持是成圆师（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
　　?义敏师（纪元1875～1947），俗姓周名春木，童年投台南开元寺，依妙谛上人祝发出家，二十一岁（即纪元1895年）求戒于鼓山涌泉寺。归台后，驻锡台南开元寺弘法有年。于民国前4年（纪元1908年）率领其高足永定和尚等，振锡于大岗山，[5]　中兴大岗山佛教圣地，重建超峰寺等数处道场，此为大岗山本山法派之由来也。[6]
　　?本圆师（纪元1882～1947）俗姓沈，基隆市人。十六岁时（纪元1897年）拜基隆清宁宫住持释元精为师，纪元1898年善智、妙密二师回台于清宁宫弘法，本圆与善慧二师同时亲近之。1900年得戒于鼓山涌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1908年返台；1910年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宝海师圆寂，接任凌云寺住持，后发展成北台湾三大道场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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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圆师（纪元1882～1946）字印如，俗姓魏，名松，嘉义县店仔马稠后人。光绪25年（纪元1899）18岁归依龙华佛教，同38年（纪元1905）礼开元寺住持玄精师为剃度师，翌年纪元1906年与捷圆师同往鼓山涌泉寺得戒于妙莲老方丈。住涌泉寺1年，后游学于泉州崇福寺，宣统元年（纪元1909）回台，大正10年（纪元1921）8月，继任开元寺住持。[8]
　　?捷圆师（纪元？～1948），俗姓周名狮，台南市安南区海尾人。13岁礼玄精师出家，纪元1906年与得圆师同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宣统2年（纪元1910）回台之后，于大正5年（纪元1916）任台南竹溪寺住持。[9]
　　?照圆师俗名杨庭，二十五岁时，往福建省闽侯县鼓山涌泉寺出家。昭和6年11月回台。（《南瀛》卷11之4，页49）
　　(二)、灵泉寺系统者：
　　?善智师字常慧（纪元1852～1906）俗姓胡名阿红，基隆市草店尾人，三十八岁以前，仍拜在基隆当地龙华教派掌教，也就是代明宫源斋堂张太空普汉为引进。光绪17年（纪元1891）39岁，与同参参妙（妙密？）同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礼景峰老和尚为师。……纪元1898年相偕回台湾，驻锡基隆市玉田街奠济宫（俗称圣王公庙）的后殿清宁宫。纪元1904年，带善慧、善性等多人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妙莲老和尚之具足戒。[10]
　　?善慧师（纪元1881～1945）俗姓江名清俊，基隆市人。纪元1896年，随其母归依龙华佛教，拜基隆市代明宫源斋堂张太空普汉为引进　纪元1904年二十四岁，由善智师引导至鼓山，礼景峰和尚出家，法名常觉，并受具足戒，嗣即返台，弦开法化，与善智师同受时人誉为台疆二甘露门。善智师圆寂后，负起兴建灵泉寺之责，后使灵泉寺成为北台湾三大佛教道场之一。[11]
　　?德馨师（纪元1882～1952），俗姓邱名妈盛，基隆市人，纪元1900年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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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依善智师出家，纪元1906年得戒于鼓山涌泉寺妙莲老和尚。[12]　大正15年（纪元1926）10月10日继前住持林妙元之后就任台北宝藏寺住持，昭和5年（纪元1930）任灵泉寺住持之职，昭和7年（纪元1932）为基隆市宝明寺副住持，同10年（纪元1935）为汐止街静修院主任，13年（纪元1938）兼任士林街启明堂管理。[13]
　　?德融师（纪元1884～1977）俗姓沉名阿番，纪元1900年十六岁时皈依龙华斋教，为源信堂的信徒。1907年依善慧师出家，该年赴鼓山涌泉禅寺受具足戒。因精通日文，故为灵泉寺善慧师与日本总督府或在台曹洞宗沟通的桥梁。1908年赴日留学，1909年入曹洞宗第一中学林读书，可惜因灵泉寺的需要，中途辍学返台，辅助善慧师在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校务推广等的工作，贡献很大。昭和13年（纪元1938）奉日本曹洞宗管长之命，任灵泉寺住持。[14]
　　(三)、法云寺系统者：
　　?妙果师（纪元1884～1963）派名腾悟，号西来，中坜郡安平镇人，纪元1902年十九岁依觉力师披剃出家，二十九岁大正元年（纪元1912）4月8日得戒于鼓山涌泉寺的振光老和尚，大正2年（纪元1913）迎请鼓山的觉力师来台，共创苗栗大湖郡下法云禅寺，大正5年（纪元1916），创建圆光寺于中坜。[15]
　　?妙吉师（纪元1903～1930）派名腾照，号瑞祥，新竹州人，大正6年（纪元1917）出家于法云寺礼觉力师为剃度师，大正10年（纪元1921）得戒于鼓山振光老和尚。后游学于闽南佛学院，华严大学，大正14年（1925）毕业返台，旋赴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返台后热衷于各地从事演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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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常师（纪元1900～？）派名今圆，新竹关西人，大正4年（纪元1915）十六岁投大湖法云寺觉力长老门下，礼达圣师出家，大正8年（纪元1919）得戒于鼓山振光老和尚。后留学于闽南佛学院，昭和8年（纪元1933）为台中后里毗卢寺的嘱托教授，著有《佛学浅要》一书。[17]
　　以上列举诸师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及往闽南佛学院留学的史实，其前往鼓山的年代，约在妙莲地华至振光古辉任方丈，纪元1854年至1924年，[18]　正值清末民初的时期，而诸师前往鼓山的目的，可说大都是为了受戒取得僧侣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此时台湾佛教界还没出现有足够条件传戒的道场。关于这一点，《报告书》中云：
　　然元来台湾无传法授戒的大道场，凡本岛僧侣之上乘者，皆以游鼓山而彼等亦不致敢想说法布教，只依样于龛前看经礼拜而已。然彼等多数严守持斋，不娶妻，慎嫖赌，不违戒律这些方面是远在内地（指日本）僧侣之上。（页72．自译）
　　又云：
　　想记述台湾僧侣，到福州鼓山接受戒牒的状况。台湾人而想成为有相当地位的僧侣者，必定要赴福州鼓山受戒，得到僧侣的资格。这在现时的制度里，身为台湾僧侣，是因非得要这样资格的公认不可，不如此的话，难以得到世间一般信徒的信赖，留锡鼓山者三年为一期。一年沙弥戒，二年比丘戒，三年而成菩萨戒。修行无过失者，惯例是一年进一阶，三年满时允许退山。三年后授戒圆满者，称之为和尚，取得住持的资格。还有想成为大和尚者，不可不再进一级。授戒费约要四、五十圆，其时期定为每年阴历四月八日及十一月十七日二次，豫先于鼓山涌泉寺广告之，所有的初出家僧等参集之。授戒行状日数是七日，而于此间，教导僧侣该有的行为二百五十戒。最后一日称为授戒记，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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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上点了三个乃至十二个炙。……还有在授戒中，想当戒元及都戒元者，必须招待同期的受戒者。又想作大和尚者，必须公布奉献五百圆的净财。因为不堪于负担其费用的缘故，得此等称号者，极为稀少。（页72～73．自译）
　　此《报告书》是出版于大正8年（纪元1919）3月，而此《报告书》是因大正4年（纪元1915），台湾发生了西来庵事件。由于此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关连，因此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旧有的宗教，实施全面的调查而作成的《报告书》。[19]　因此《报告书》的内容，实足以反映大正时代以前台湾宗教的实况，当然也包含佛教在内。依据《报告书》的话，可以知道当时台湾尚无传法授戒的道场，台湾僧侣想取得僧侣的身份，只有选择到鼓山去受戒。不用说，这些到鼓山去受戒而回台湾的僧侣，其身份地位自然与众不同，除了较易取得社会大众的信赖之外，也是能身居住持地位的保证。曾景来氏在《台湾宗教?迷信陋习》开元寺物语[20]　中说：“据闻大正7年释传芳师辞退住持的职务为止，开元寺的历代住持都是于福建省闽县鼓山涌泉寺受戒修学的。”（页330．自译）
　　又从笔者上述所列举的诸师略历来看，传芳师时代以后的开元寺历代住持以及与开元寺有联络的重要寺院如大岗山超峰寺、竹溪寺的住持，都是到鼓山受戒的。此外灵泉寺、法云寺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如此的情况正也告诉我们，当时台湾佛教僧侣并不是人人出家之后，都能经历戒场生活的。一趟鼓山之游，除了要旅费之外，尚须四、五拾圆的受戒费，当时四、五拾圆可不是小数目，可能不是一般出家僧侣能负担得起的。或许是如此的情况，形成台湾佛教僧侣中有外江僧、长毛僧、香华僧、长毛僧道士的不同身份。这些僧侣的身份名称，是代表什么呢？在此先依增田福太郎氏[21]　的《探访记》介绍于下：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外江僧侣者，是言在支那的大丛林里修行过的人，是住在寺庙，菜食无妻。但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可分为出家僧、香花僧、长发僧。长发僧普通也叫长毛僧是辫发的俗人，参与丧葬仪式者，肉食带妻，住于市井，一名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页10．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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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报告书》中，也作了如下的介绍：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云外江的僧侣者，是在支那大丛林修行过的人，致于说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人。……长毛僧又叫长发僧，或对沙门而称缁门，对道士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页96．自译）
　　长发僧住于市井，应众庶之请托，行葬仪或当祭仪作当事者的补助。（页76．自译）
　　根据举《报告书》及《探访记》，可以知道外江僧者，是指的曾到中国大丛林参学过的僧侣，不过实际上是指的到鼓山受戒参学或来自鼓山的僧侣及其子孙而言。依据李添春氏的说法：“日本领台前后，来自对岸福州鼓山寺的僧侣，频繁地来往于台闽之间，现在散住在全岛各地的僧侣，大部份是在此时渡台僧侣的子孙，其人数约有三四百名之多。”[22]　再由李添春氏借用《南瀛》卷5之4，页61，总督府自大正15年至昭和元年调查结果的总计表，是专指外江僧来看，可以知道昭和元年末的外江僧人数计有409位，而其分属于五大寺院，即台北凌云禅寺、基隆灵泉寺、新竹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等，此都是福州鼓山的末派。[23]
　　至于长毛僧、香花僧，说是属于本地的僧侣。所谓本地的僧侣，我想是指的没有力量到对岸去受戒参学的人，其人数也依上述总计表的话，总计有324位。比外江僧来说是少了一点，但也不少。这些僧侣的工作，长毛僧已如《探访记》、《报告书》中所述，至于香花僧，李添春氏介绍说：“所谓香华僧者，本岛人僧侣，这一类的人，虽住寺庙，但基于寺院财政都被管理人掌控，出家人在衣食上也感到不自由的情况之下，无暇研钻佛教教理，只孜孜于为俗人祈祷引导，遂致如道士似的成为职业化。”[24]　依李氏的介绍，香华僧，也就是今日我们一般所说的经忏僧。也如《报告书》中所说：“只能在本岛依师僧读诵《禅门日诵》或《日课便蒙》之文，学习普通仪式的本地僧。”（页74）。虽说外江、本地，而实际上的差别，只是在于有否受戒而已。没有能传法授戒的道场，这在台湾佛教界而言，表示它未能完全独立，必须仰赖鼓山而生存，当然发展也受了影响。不过如此的情况，到了大正时期，出现了改观的环境。这是由于大正6年曹洞宗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成立；临济宗妙心寺派于大正7年也创办了镇南学林；净土宗也在大正8年4月，开设台南学堂于台南，对台湾僧侣实施宗门的教育（《报告书》页75）。这三所宗门学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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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后，虽有镇南学林合并于台湾佛教中学林，而且中学林也改制，逐渐成为以一般人民子弟为对象的学校，但其创校初期所发挥的功能，委实不能忽视。[25]　还有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后，在各地举办的讲习会，也是提升台湾佛教僧侣素质的要素之一，这些因素促使台湾所谓五大寺院，逐渐有能力应时举办传戒大会。这也就是说，在日本领台之前，台湾僧侣中稍具有知识身份者，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均是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或是来自鼓山的，如法云寺的开山祖觉力师。虽然这类人数并不多，但在日本领台之后，由于他们经常与日本佛教界人士接触，进而合作，加上他们与鼓山的关系也似不错，以至于有能力在台湾当地传戒。兹依相关史料，将当时五大寺院传戒的年代及相关事宜，简述于下。
　　二、朝向独立自主的台湾佛教
　　(一)、台南开元寺：
　　大正6年（纪元1917）12月17日开授戒大会。[26]
　　大正8年（纪元1919）11月开四众戒大会。传戒大和尚：传芳和尚字清源，号布闻。（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
　　昭和9年（纪元1934）冬，开元寺落成授戒。（开元禅寺授戒会记录）
　　台南开元禅寺去冬为弥勒殿及大讲堂等改备落成，所建七天传戒大法会。……12月16日（旧历11月10日）至24日（旧历18日）戒坛设在三宝殿后的法堂，堂中正面列传戒大和尚及羯磨阿阇黎、教授阿阇黎三大帐座，左右列尊证席位，下敷各戒子位的蒲团，坛前左边挂一片大红牌上面写的是法务时间及戒师芳名。……
　　经普净书记点名，比丘三十一人、比丘尼八十三人、优婆塞三十人、优婆夷一百零六人、四众合计二百五十名，由专圆当家师及复妙知客师引率，送进禅堂交开堂师领入安定位次。……[27]
　　慧云师〈大岗山龙湖庵万年簿序〉云：甲戌冬（纪元1934）台南开元寺落成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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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法会，走函邀余同助戒会乃得重游台湾之缘。[28]
　　(二)、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
　　大正12年11月11日首传三坛大戒，受戒者七百之众。（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同戒录序）
　　爰以大正12年癸亥之冬11月11日，开设一周开四众戒坛，十方男女虔诚顶礼，同来受戒者七百之众。
　　传戒大和尚：真空字本圆，得戒鼓山振光老和尚。
　　说戒大和尚：策堂，台北圆山护国禅寺住持。
　　羯磨阿阇黎：岩西字圣恩，福州鼓山涌泉寺老和尚。
　　教授阿阇黎：宏悟字圆瑛，浙江宁波接待寺住持。
　　导戒阿阇黎：露堂字善慧，基隆灵泉寺住持。
　　证戒阿阇黎：复愿字觉力，新竹大湖法云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闲云字妙禅，新竹狮山金刚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释承薰，花莲港东台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铃木雪应，台北北投铁真院住持。
　　尊证阿阇黎：印如字得圆，台南开元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伊东大器，基隆仙洞最胜院住持。
　　尊证阿阇黎：印心字照圆，厦门雷音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印定字捷圆，台南竹溪寺住持。[29]
　　据笔者统计时，受戒弟子中，比丘八十三位，比丘尼五十八位。
　　(三)、基隆月眉山灵泉寺
　　明治42年（纪元1909）9月23日首次传在家戒。[30]
　　大正3年春，舍利殿完成后，再为在家二众举办第二届传戒大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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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7年，举办第三届传戒大会，亦限于在家二众。[32]
　　大正15年阴历4月4日─8日，灵泉寺20周年记年授戒会。[33]
　　昭和7年（纪元1932）阴历3月14日起至19日止，于同寺开授三皈五戒法会。[34]
　　昭和15年（纪元1940），正逢善慧师六十花甲，为还历纪念开四众戒坛，时出家众中，比丘16位，比丘尼41位。
　　传戒大和尚：常觉字善慧，曹洞宗灵泉寺开山。
　　羯磨阿阇黎：即体字本圆，观音山凌云寺住持。
　　教授阿阇黎：演扬字德馨，曹洞宗宝藏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常盛字善昌，曹洞宗法华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　　字觉净，西云岩住持。
　　尊证阿阇黎：　　字雪凝，曹洞宗涌光堂住持。
　　尊证阿阇黎：演满字德林，曹洞宗中禅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宽悟字普觉，曹洞宗兴隆寺住持。
　　尊证阿阇黎：宽怀字普提，曹洞宗灵泉寺监院。[35]
　　昭和17年（纪元1942）为第二代住持德馨师还历纪念开四众戒坛。[36]
　　(四)、苗栗大湖观音山法云寺
　　大正7年首次传戒
　　大正8年是秋再传戒法
　　大正9年，三传，受皈依众
　　大正10年，第四次传戒
　　大正15年，又传第五次戒法
　　昭和2年，续开第六次传戒
　　昭和3年2月，第七次传戒[37]
　　昭和3年《观音山法云禅寺菩萨戒同戒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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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戒大和尚：复愿字觉力号圆通，得戒鼓山本忠大和尚。
　　说戒大和尚：腾悟字妙果号西来，得戒鼓山振光老和尚。
　　证戒大和尚：腾照字妙吉号瑞祥，得戒鼓山振光老和尚。
　　羯磨阿阇黎：今振字达玄号清源，得戒九华山永泉大和尚。
　　教授阿阇黎：今圆字真常，得戒鼓山振光老和尚。
　　菩萨戒弟子参裔序：
　　昭和3年（纪元1928）2月为本山觉力大和尚传受菩萨戒法之期。……方诸戒友之来本山也，异地相逢欣然二周，其间共听戒法，同参禅理者，不可谓为偶然矣。……吾同戒友数百人。
　　(五)、中坜圆光寺
　　昭和11年9月27日起至10月3日（阴历8月12日起至8月18日止）传授四众戒法及诸律仪。
　　传戒大和尚：法云寺、圆光寺住持妙果师。
　　说戒大和尚：岛田弘舟师。
　　羯磨大和尚：法云寺副住持妙清。
　　教授大和尚：南瀛佛教会讲师真常。[38]
　　如以上所述，自明治42年（纪元1909）起至昭和17年（纪元1942）止，台湾佛教界传戒次数多达二十次，此外尚有大正13年（纪元1924），由善慧师、觉力师、德馨师等所率领，出家众人数多达58人，其中比丘8人，比丘尼50人的受戒团体，远赴鼓山涌泉寺受戒的情形。[39]　据中华民国13年《敕赐鼓山涌泉禅寺同戒录》，我们可以知道此次的传戒，其三师如下：
　　传戒大和尚：古智字善慧，台湾基隆郡人，得戒本山妙莲老和尚。
　　羯磨阿阇黎：复愿字觉力，福建惠安县人，得戒本山本忠老和尚。
　　教授阿阇黎：演扬字德馨，台湾基隆郡人，得戒本山妙莲老和尚。
　　一见就可知道，此三师是来自灵泉寺派及法云寺派。关于这次的传戒，若根据《南瀛》卷2之3、页22（大正13年、5月）所云：
　　大正13年春，江善慧受振光和尚之聘，赴鼓山传戒。
　　页262
　　又云：
　　振光大和尚聘为今春戒会，忝列传戒之任，忽忆落发亦经二十载之纪念，偶题一绝。
　　又《南瀛》卷2之5．页19“善慧方丈莅闽宣讲佛教”（大正13年10月13日）中云：
　　鼓山、怡山两寺住持，敦请台湾月眉山灵泉寺住持兼台湾佛教中学林校长善慧方丈莅闽，宣讲佛教真理，连日三句钟起，假座于山大士殿为讲堂。查善慧方丈玄学渊深，明彻佛理，所辨（办？）之切（功？）德林佛化社及青年觉社，颇著成绩，历游各地，均为各界所欢迎，故于山道上听讲者络绎不绝。
　　上述是大正13年，善慧师及觉力师率团赴鼓山授戒一事的相关史料。由此史料可知此次台湾人僧侣五十八人的鼓山授戒，显示出台闽佛教因传戒所促成的交流情形。此交流的关键人物是善慧师及觉力师。善慧师所住持的灵泉寺，先后在纪元1909年第一次传在家二众戒时，请鼓山涌泉寺圣恩师前来教导丛林行事法节仪式及佛事道场唱诵；[40]　纪元1917年，因庆祝新建的三塔落成而举行水陆法会，为此法会请来中国七塔寺前住持岐昌老和尚即水月师及其徒灵意师及改革现代中国佛教的太虚大师主持，法会中太虚大师除了主坛之外，也从事弘法布教，并参访台湾佛教中学林，且南到台中参观佛教寺院，还有与日本人僧侣相叙交流，了解当时台湾的佛教及日本的佛教。因此，笔者虽不敢断言太虚大师的此趟台湾游，对他日后的改革中国佛教有多巨大的影向，但我想也不能说没有吧！[41]
　　至于觉力师，他是来自鼓山涌泉寺的和尚，在来台之前，就已任过鼓山监院之职，辅助古月方丈即振光古辉和尚，远赴南洋诸岛、菲律宾募款，并且到过日本神户，在华侨界说法传教六个月。纪元1912年，在弟子妙果师礼请下第二次来台，并与妙果师共创法云寺，后来法云寺成为北台湾三大佛教的重镇之一，而且法云寺派成为台湾佛教四大派之一。还有因苗栗与新竹地缘的关系，新竹香山一善堂的斋姑拜他为师者不少。纪元1925年觉力师为她们争取南赢佛教会在一善堂，开办女众特别讲习会，从4月15日起为期六个月。又纪元1928年（昭和3年）法云寺第七次传戒，根据同戒录，时有二百十七位戒弟子，其中女众弟子就多达一百九十七位，
　　页263
　　而一善堂出身的有三十八位。又在法云寺内设有女众修行的研究院，[42]　如此在同一个寺院道场，允许男女众共修共住的情形，是否鼓山就有，目前不得而知？不过当时觉力师为女众开启了学佛的大门，是承受了相当的压力。在原本是男众僧侣天下的台湾佛教界而言，这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一直到大正7年底为止，台湾一直是无比丘尼存在似的，据《报告书》说：
　　在本岛俗称尼寺，有过著尼僧生活的妇女居住之，然而这些都是斋姑住的斋堂，而非认可的尼院尼僧。凡照之清律的僧尼者，不可不皈依佛教，受其戒，剃发著僧衣，如新竹净业院，具备寺院的格局，就是如在住的老妇，亦具尼僧的条件，可是其尚未落发。总之台湾可说无尼僧。（页76．自译）
　　大正8年3月出版的《报告书》，对台湾佛教界有斋姑即菜姑无尼僧存在的情形，作了如上的报告。据此报告，可以知道大正7年底以前，台湾纵有带发修行的菜姑，但却无落发受具足戒的尼僧，应该是史实吧！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如此的现象，闽南也是相同。[43]　不过到了大正8年11月（纪元1919）台湾方面有了改变，根据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可以发现当时受比丘尼戒者有79位，由此可知1919年台湾佛教界已出现了比丘尼。又昭和六年（纪元1931），任职在新竹州内务部长的中岛觉之氏〈佛教家?使命?就?〉（《南瀛》卷9之5．页5）一文中说：
　　特别可说是本岛的特色，是尼僧很多的事，此事与本岛社会状况照合，而有需要大大注意的地方。……（页5．自译）
　　在本岛女子出家而为尼僧，又食菜人是非常的多，可是说到如此多数的人出家的事，我想不正好是说明女人的地位，实际上是那样悲惨的事吗？（页11．自译）
　　上述中岛觉之氏之文，告诉我们尼僧很多是台湾佛教的特色，而台湾尼僧多、菜姑多，正是反映女子在家庭社会遭遇悲惨的史实。在此先来谈尼僧很多的层面，根据上揭的史料（页258～261），整理如下：
　　A 纪元1919年开元寺传戒时，比丘八十四位，比丘尼七十九位。
　　B 纪元1923年观音山凌云禅寺传戒时，比丘八十三位、比丘尼五十八位。
　　C 纪元1924年鼓山涌泉寺传戒时，比丘八位、比丘尼五十位。
　　页264
　　D 纪元1934年开元寺传戒时，比丘三十一位、比丘尼八十三位。
　　E 纪元1940年灵泉寺传戒时，比丘十六位、比丘尼四十一位。
　　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台湾尼僧的成长速度是很快，而其成长的背景，是否如中岛氏说的，是女子在家庭社会的悲惨命运所导致，在此暂且不论。不过当时在台湾佛教界有三座尼僧的道场，它们是大岗山的龙湖庵、台中后里的毗卢禅寺及台北石壁湖山的圆通禅寺。
　　三、三大尼僧道场
　　(一)、大岗山龙湖庵
　　上述三尼僧道场，首先就龙湖庵来作介绍，根据中国南普陀寺比丘慧云撰（大岗山龙湖庵万年簿序）的话，是这样的：
　　予作应法沙弥时，即闻台湾大岗山之名……己已夏（纪元1929）年来游台南，挂搭开元寺，会真常法师来访后，同游屏东诸佛刹，途中巡礼经大岗山……迨入龙湖庵，见庄严之气象，知为女众清修道场，禅诵殷勤，器毕无声，恍然如入江南名寺，海外道场，实为甚难希有，不禁赞叹不置。归国后忽忽六年，其印象犹依稀未失也。甲戌冬（纪元1934年）台南开元寺落成授戒法会，走函邀余同助戒会乃得重游台湾之缘。值戒期完毕，龙湖庵诸道友，殷殷约游，行脚往返，及于四次，与予之因缘，不图为此之深也。……闻初创时， 仅有女众数人而已，今也食指千余，为台湾女众最大之道场，远近善女人之闻风来皈者，心悦诚服如水之就下。……大岗山龙湖庵建于明治42年（纪元1909年）春时永定上人卓锡超峰寺，未久，频虑女众无相当清修之所，乃于山南绿林幽处择就胜地，筑数间茅庵，暂作女众栖身之所。越二年明治44年（纪元1911年），乃就山石改筑佛殿，惟庵舍粗略，仅住女众四、五而已。至大正7年（纪元1917年）春，来者渐众，永定上人乃募集相当缘金，全部改筑寺貌，顿然一新，时住众已及三十余人矣。大正9年（纪元1920年），由永智师渡华恭请会泉法师来山指导一切，智师旋即西逝，同年复由会公归华，边请会机法师同来，就新大殿讲经，及指示修禅念佛仪式，禅林之制，始成雏形，乃设早晚五堂功课仪轨，女众道心，益见精进。大正13年（纪元1924年），以发心者众，乃议定同住清规三十条，立安单之制，为女众终身寄托之常住。[44]
　　页265
　　又高执德于〈高雄州下巡回讲演记〉中云：
　　（昭和11年纪元1936年）2月21日一行三名（指高氏、洪池氏及精道师），往大岗山参诣。……有名的尼寺田仔湖龙湖庵是有好评。……又寺是在大岗山的山腰，视野很好的地方。站在庵前一看的话，可以看到右是鹿耳门，左是旧城半畔山（半屏山），前是海，实在是好地方。……十几年前认识的义敏大和尚听到我们的来访，而不顾微恙的法体立刻出来接待我们，实是不胜惶恐。此处是纯女人修行的道场，有一百四十名修行者，平常就有好评的寺院。一日五堂功课，课诵三堂，念佛坐禅二堂，总计五堂，是相当忙碌。念佛与坐禅一起修行者，是纯中国式的，当然此大岗山从前就经常有支那的法师在此处讲经。良达法师啦、会泉法师啦、以及慧云法师等多位法师来过。而因为皆以纯支那式指导的缘故，现在仍然照样实行者。……此方法是宋朝时代禅僧的修行方法，直到今日其流弊未绝。特别是如台湾，因皆吸收中国的余波的缘故，对此更是无判断力。因为从只要是支那形式，什么都无所谓，就直接输入的缘故。……（自译）[45]
　　还有曾景来氏〈台湾佛教资料，大岗山?超峰寺〉中云：
　　还有与福州涌泉寺是无本末的关系，可是直到领台前为止，本寺在住的僧侣，一定一度往涌泉寺受戒，经二、三年间的修行，而再回来。一方面与台南的开元寺是处于亲密的关系，两寺的僧侣相互往来，特别是祭典法会的场合，是相互合作。距离本寺南方三町的地方，有称之为龙湖庵的尼寺，远离俗尘的尼僧及优婆夷住在此处者，现在有百二十名，日夜五堂功课，于佛前读经诵经礼拜，只管精进修行，实在是很殊胜。……遂于明治43年（纪元1910年）将之改筑为炼瓦造瓦，受到寺庙建立的认可而为斋堂。[46]
　　总合以上慧云师、高执德师以及曾景来氏三人的见闻，再参考其它的史料，我们可以了解龙湖庵的成长情况及台闽日佛教的交流。龙湖庵是永定师于纪元1908年任超峰寺住持[47]　后，为安置女众而于纪元1909年，选择了大岗山山腰建立的。之后1910年得到寺庙建立的许可，1911年就山石改筑佛殿，时龙湖庵女众仅四、五人而已。时至1917永定师才募到相当的金额将之改建，当时住众有三十多人，而到了
　　页266
　　1936年人数增加到一百四十位（一说是一百二十位曾景来氏文），其中有比丘尼及优婆夷，可以说是座台湾最大的女众道场。如此众多女众的道场，应有其吸引人来此修行的条件，慧云师说：“迨入龙湖庵，见庄严之气象，知为女众清修道场，禅诵殷勤，器无声，恍然如入江南名寺。”这是纪元1929年，慧云师自中国来游台湾时的感言，又高执德师之文也告诉我们龙湖庵在当时的台湾是有好评的，而如此的好评，主要是来自她们的修行生活很有规律的缘故，这个规律，是一天五堂功课。这五堂功课，可能是除了早、晚、午供三堂之外，加上念佛坐禅二堂吧！而此念佛坐禅，应是指的宋朝以来的禅净双修。又如此的修行生活，是受到来自闽南的会泉、会机二师的指导。会泉师（纪元1874年～1943年）是福建同安人，名明性，别号印月，自署华满，晚称莲生道人。[48]　民国13年任改制后（即改选贤制度的十方丛林）的闽南厦门南普陀寺的第一任住持，后与转逢师于民国14年创办闽南佛学院并任院长，致力于僧侣人材的培育。[49]　至于会泉师与台湾佛教界的关系，是指导了上述龙湖庵女众的修行作息，但说不定大岗山超峰寺的功课，也是接受了他的指导吧！除此之外，他与月眉山灵泉寺也有些关系，释东初师在他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说：
　　民元应台湾佛教人士邀请，赴基隆灵泉寺讲《金刚经》。（页814）
　　由此可见会泉师与台湾佛教界的关系，是始见于纪元1912年，直至1920年其关系仍然不断，值得吾人注目的，是他在民国14年（纪元1925年）创办了闽南佛学院，而此学院与台湾留学僧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不过关于此课题，笔者将留在下一节再来探讨。话说闽南的僧侣曾来过龙湖庵，但有史料可考的，尚有良达师、慧云师等。关于良达师，乃中国兴化人，为福州鼓山涌泉寺僧，曾于大正8年来台任台南开元寺四众戒坛的羯磨阿阇黎（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年七十余，昭和7年（纪元1933年）渡台，曾挂锡台中市宝觉寺，与施斌宗师、蔡均师同台布
　　页267
　　教。[50]　至于慧云师应是闽南佛学院出身的人，他与中妙师是同学（《南瀛》卷6之3，页48．林慧云〈黄中妙大师事略〉、昭和3年5月1日）。他的来台，是在纪元1929年（或是在1928年的夏天[51]　）及纪元1934年。1929年的造访台湾，曾挂锡于台南法华寺及开元寺，并在真常师的相陪下，游锡屏东诸佛刹，大岗山超峰寺、龙湖庵等。此次慧云师来台，在开元寺与林秋梧师同住一寮房，曾就思想方面做讨论一事，[52]　是值得注目的。因为林秋梧师是位留学日本驹泽大学，且很有思想见解的人物，详细情形，留待下面一节再作介绍。至于1934年的来台，是应开元寺落成授戒法会之请，此次来台除了帮助开元寺传戒外，并为龙湖庵写下了万年簿序，名之为〈大岗山龙湖庵万年簿序〉。[53]
　　(二)、台中后里毗卢禅寺
　　其次谈到台中后里毗卢禅寺，慧庵在〈毗卢禅寺概况〉中，作了如下的叙述：
　　昭和2年夏，从事建筑，远近闻其义举皆慕而捐助之，行将三载，本殿及附属宿舍悉概告竣，材坚式胜，实开台湾寺院建筑一大新记录。观夫觉满老人发心之伟，妙尘姊妹继志之勇，岂独为山寺哉。……毗卢寺之大雄宝殿中，独奉释迦，摈弃在来寺院杂信之故习，表示信仰单纯之精神，此是其崇信之特色也。朝晚依自新编毗卢诵本而作大众公课，斯是其行持之特色也。复观其寺之概览，知其之组织，纯为学术研究及教育之机关，养成阐扬佛学、利世人才为鹄的，非徒结香火因缘者，此是其宗旨之特色也。据其现在之实况，既先以指导研究制，定员二十名，昭和八年度，研究课程如次：一、四分律学二、杂阿含大意三、印度佛学史四、因明论理学五、唯识学六、大乘禅学七、西洋哲学八、中国文学等。此项课程，为顺序研究起见，特分二半期教授。然佛学世学兼习者，能图坚固根本学问，以备进出社会随机说法，斯是抱渐进发展之计划也。[54]
　　在这个时代，毗卢禅寺是为台湾八大丛林之一，座落于七星山麓，即广福村寺山路1000号。创立于昭和2年(纪元1927年)，历经三年大殿及其宿舍均悉告竣。此毗卢禅寺的建寺缘起，是因台中县神冈乡的望族筱云山庄的吕氏家族吕厚庵之妻林淑
　　页268
　　媛（法名觉满），晚年感慨台湾佛教的兴学，仅僧伽居士之所有，而女子志欲修心深悟，以助扬圣教者，全岛无一适当之处，因此发弘愿，布施钜产，建大伽蓝，为女子修学之院，在历经二年的堪查寻地，终于在太平山半腰得此现址，兴建之。[55]　但此时林觉满却因脑疾而往生，幸有其女妙尘、妙观、妙识、妙湛及其侄女妙本、妙偏，秉承遗志继续兴建，历经三载即昭和5年（纪元1930年）而完成。妙尘等礼请其师觉力和尚为开山祖。[56]　且于昭和八年（纪元1933年）时，实践了觉满老人的心愿，在此成立了教育机构，定员二十名，以真常师为属托教授，[57]　课程设有四分律学、杂阿含大意、印度佛学史、因明论理学、唯识学、大乘禅学、西洋哲学、中国文学等。
　　与台湾佛教界传统寺院建筑风格迥异的毗卢禅寺，是觉满为台湾女众得有一研究教义的道场而兴建的。在开山祖师觉力和尚的指导，嘱托教授真常师的协力下，当时毗卢禅寺可能是台湾女众修行、研究教义的好去处。再看昭和8年（纪元1933年）6月开山祖觉力和尚圆寂后，第二代住持妙尘师、第三代妙本师、第四代正定师、第五代正容师。以上诸师中，觉力和尚来自鼓山涌泉寺，其与台湾佛教界的关系，已如页262及拙文〈日本曹洞宗与台湾佛教僧侣的互动〉所述，又真常师是留学闽南佛学院（见页255）；第三代的妙本师也曾参访过澳、法、欧、美等国，[58]　第四代的正定师，则是留学日本名古屋市关西尼学林的。此时在关西尼学林留学，隶属于毗卢禅寺的，尚有圣光师，正果师以及属于台北州海山郡圆通禅寺的达贤师、莲舟师。[59]
　　(三)、台北石壁湖山圆通禅寺
　　谈到圆通禅寺，它与毗卢禅寺同是苗栗法云寺派，开山祖妙清师与妙尘师等姊妹也都是觉力和尚的弟子。此寺座落在海山郡中和庄中坑字牛埔石壁湖山的半腰，海拔四百尺，是当时台湾有名的女众道场，也是尼僧修行的大丛林之一。是开山祖妙清师于昭和2年（纪元1927年）2月开始兴建，直至昭和9年（纪元1934年）大殿才落成，时住众有二十余名，[60]　其中高等女学校毕业的，有二、三位。她们
　　页269
　　是计划要在圆通禅寺设立尼僧学院，俾使将来能革新台湾的尼僧教团。[61]　其开山祖妙清师俗姓林，名涂，是新竹市人，二十二岁时体悟世间无常，遂归依佛门，于新竹州香山一善堂修行，经历三年，常以台湾在来佛教界的不振为遗憾，为了期待将来的布教及尼僧的教养能更上一层，遂难以抑止兴建一宇的念头。在与觉力和尚商讨后，卜现在的灵地，得到创立委员陈吴氏贞、黄老、蔡江烟、林灶、刘兰亭、赵登旺、信徒总代吴昌才、林麟、俞英、林海青、黄文庆、何清风等诸氏的协力赞助，蒙曹洞宗大本山及监督宫厅的许可。原本豫定二年能完工，但为了经济不景气，募款不如预期顺利，不得已在昭和5年（纪元1930年）6月21日向台湾总督提出寺院建立延期的许可，而昭和7年（纪元1932年）蒙台湾总督许可寺院建立建物设计的变更，从当初的设计缩小规模，改楼式为平屋，在昭和8年大殿除了屋瓦未盖，几近完工。虽然兴建过程，如此波折，但在这段时间内，圆通禅寺仍然举办了女教师大会或修养会。此时住众二十余名中，尼僧有十五名、斋友五名，皆严守戒律，格勤寺务。[62]
　　如上述，此时圆通禅寺的住众有二十多名，其中高等学校即今日的高中毕业者有二、三位，此二、三位可能达贤师与莲舟尼就是其中之一。二位在昭和11年（纪元1936年），留学于位在名古屋市的关西尼学林，而莲舟尼林氏金莲则是妙清师养女，[63]　在民国44年（纪元1955年）11月29日妙清师因肝癌往生后，为圆通禅寺第二代住持。[64]　她在昭和10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即今台北市中山女中，11年就赴日本关西尼学林留学，同年寒假回台渡假中，蒙曹洞宗台北别院第十一代院主兼布教管理岛田弘舟的剃度，授与法名为净海莲舟尼，[65]　预定昭和12年（纪元1937年）4月，进入东京驹泽大学就读。[66]
　　四、尼众的发展
　　走笔至此，我们可以知道尼僧在这个时代，不但在人数上持续增多，又因这个时代的台湾民众的教育普及率，如儿童就学率已高达92.5％的情况下，[67]　高学历
　　页270
　　出身的僧侣的出现，也是很自然的事，或许是如此的时空环境，而促使尼僧自我成长的意识提高，也就是说觉悟到身为僧侣，研究教义、弘法布教是当然的事，毗卢禅寺及圆通禅寺的创立，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与四十年前出家僧侣只要学会念经，而不懂教义也无所谓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这从南瀛佛教会专为女众办讲习会的事例，也可以得到证明。其事例如下：
　　如页262，纪元1925年，于新竹香山一善堂间办为期六个月的女众特别讲习会。
　　昭和15年（纪元1940年）7月1日起，为期六个月，于大岗山莲峰寺开办佛教（尼众）讲习会。此次讲习会的缘起及内容如下：
　　透过全岛各地，过著尼寺生活，所谓斋姑，也就是内地（指日本）的的尼僧，已达多数。但因为从来就无内地人尼僧教师的缘故，几乎对她们没实施过佛门的专门教育。这回因为临济宗大本山京都妙心寺，派来东海昌道、泽木弘道两尼僧教师驻在大岗山有名的尼寺的缘故，临济宗教务所遂于莲峰寺，主办了从7月1日起为期六个月的佛教讲习会。讲习生是从各地选拔推荐，公学校（小学校）毕业以上，有国语（指日文）能力的尼众，斋姑达二十名，藉此来累积尼众修道的训练。学科是修身（国民道德）、教义、国语、佛教史、法式诵经、裁缝等，每日分配五个钟头来教授，早晚的功课座禅等，依内地尼众道场的标准而累积训练，特别是用意于国民精神的涵养和素质的提升，教养教界有为的人材是为目的。[68]　（自译）
　　除了专为女众开办讲习会外，女众参与一般佛教的讲习会，而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有如下二列：
　　昭和11年10月31日起五天，于新竹州新竹寺举行的讲习会，讲习生有四十三名（男子二十名，女子二十三名。女子二十三名者为李氏妙航、陈氏达光、张氏如学、李氏善治等）。科目是寺庙新竹州令、日本各宗概要、佛教心髓、禅学概要、净土论、神道一般、佛教教理、般若心经及座禅。[69]
　　〈灵泉寺主催曹洞宗讲习会〉：
　　昭和14年正月15日起为期六个月，于基隆市月眉山灵泉寺举行，讲习员三十六名（男子三十二名、女子四名，皆国语理讲解者）。[70]
　　页271
　　由以上南瀛佛教会所主办的讲习会相关资料来看，可以发现其参与的讲习生所受的教育水准，大都在小学以上，能了解日文日语的人。在此值得注目的，是东海昌道、泽木弘道两尼师，奉临济宗妙心寺派之命，驻锡在大岗山有名的尼寺。这是日本尼师驻锡台湾的事例，而且所驻锡的尼寺，可能就是龙湖庵吧！因为龙湖庵与隶属曹洞宗的毗卢禅寺、圆通禅寺不同，龙湖庵是属临济宗的联络团体，而且是拥有众多尼众的修业道场，虽然有同住清规三十条及安单之制，住众亦有极为优秀的人材，但却没有教育机关、专门的指导教师来教育她们，令人有感到不足的地方。虽然龙湖庵的五堂功课，同住清规等修行生活，是受闽南佛教的影响，但因龙湖庵也是日本临济宗的联络团体，相信在教育上必须接受妙心寺派的指导，可能是无法拒绝的吧！正如页270（注68）中所说的早晚的功课坐禅依日本尼众的标准而行，特别是用意于国民精神的涵养和素质的提升。
　　还有一值得注意的，是昭和11年10月31日起在新竹市所举行的讲习会讲习生中的张氏如学，她应该就是民国33年任碧山岩的住持、开创台北法光寺，先后开办南光女众佛学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迎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恒清尼师为所长的如学法师。据于凌波氏〈创办法光佛研所的如学禅师〉中云：
　　释如学，俗家姓张，名月，出家后承法曹洞宗开台第一代祖师觉力禅师派下，法名如学，字道宗。她是台湾省新竹县人，出生于民国2年（纪元1913）的2月17日。如学七岁启蒙，入新竹女子国民公学就读（民国8年），十三岁毕业（民国14年），考入新竹高等女校（民国19年）十八岁自新竹高女毕……。到她二十岁那年即民国21年（昭和7年）正月间……毅然到新竹青草湖的一同寺，依玄深禅师剃度出家。……一同寺原名一同堂，创建人是玄深的祖母觉明优婆夷，后来觉明皈依了觉力禅师，乃改堂为寺。……民国21年的秋天赴日留学。……如学抵日后，先就读于名古屋女学校，名古屋女学林是一所五年制的佛教专科学校，然后进入东京驹泽大学佛教科就读……。[71]
　　从于凌波氏文中所叙述的，可以知道如学师是觉力和尚派下的子孙，一生是接受了现代化的教育，也是留学日本的尼僧之一，只是她留学日本的年代，可能是在民国25年即昭和11年的秋天，而不是在民国21年的秋天吧！因为昭和11年10月31日她还在新竹，参加在新竹寺的佛教讲习会的缘故。又她留学的地方，应是叫名古屋关西尼学林。值得吾人注目的，是她返国后，在民国33年出任碧山岩的住持，到了45年时，碧山岩寺的住众就有三十多位比丘尼，且曾礼请印顺、演培、默如、
　　页272
　　续明诸法师到寺中讲经。民国48年因八七水灾，碧山岩寺全毁，55年重建完工之后，就在此创办了南光女众佛学院、78年在法光寺创办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72]　迄今已将近十年，虽然她在81年已往生，但法光佛研所仍为北台湾研究佛学的重镇之一。从如学师一生的学经历及所从事的佛教事业，著重在办学、培养僧伽人材来看，可以证明这与她所受的现代化教育，及她所属的派系曹洞宗法云寺派有关，当然同觉力和尚的鼓励办学也不能说不无关连。
　　结　　论
　　综观上文，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
　　台湾佛教直到纪元1895年前后，与往常一样经由受戒，纯受闽南佛教特别是鼓山涌泉寺的影响。但在纪元1917年以后，台湾佛教有了独自传戒的能力，也象征著台湾佛教能独立自主了。寺院的功能也从只是从事祭典追求现世利益而转向教理的研究，在如此的成长时空中，台湾佛教与闽南佛教仍然维系著相当良好的关系，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人物如太虚、会泉、慧云、良达外，尚有圆瑛师等，另一方面与日本传入台湾的各宗派所谓八宗十四派的接触交流，自是当然的趋势。特别是与曹洞宗、临济宗的关系，比较其他宗派都来得密切，主要原因是台湾佛教都以禅宗自居的缘故，如基隆的灵泉寺和新竹的法云寺是曹洞宗的末寺，而台北的凌云禅寺和台南开元寺则是临济宗的联络寺院，在当时堪称是台湾佛教的这四大道场，除了开元寺是明郑时代就有的[73]　之外，其余的三座寺院都是日本统治时代才出现的道场。[74]　这四大道场的子孙，都受了来自日本佛教的影响而留学于日本，但与闽南的关系也没中断，这从其子孙有留学于闽南佛学院的情况，即可证明，只是限于篇幅，笔者将留在日后发表之。
　　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在如此的留学风潮中，尼众也不落人后，不过她们留学的地方都是日本的名古屋关西尼学林，再由此转入东京驹泽大学者。[75]　由于教育程度的提升，独立自主的能力也应随之增长，尼僧在台湾自然有其存在的空间，上述如学师就是一个例子。除她之外，如出身大岗山龙湖庵、嘉义半天岩寺、高雄兴隆寺故住持天乙师也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尼师。其门下有位叫悟因尼师，目前她所住持的嘉义竹崎香光寺，是座拥有八十多名比丘尼的道场，又其在高雄的紫竹林精舍，常年所举办的成年佛学教育相当成功，颇有口碑，[76]　又如证严尼师的慈济功德会及其所属的事业；慈济医院、慈济大学；还有晓云尼师的华梵大学，都是尼僧在台湾所做的教育文化救济的具体事迹，如此尼众在台湾能拥有一片天地来发挥，其因素很多，但不能忽视日治时代以来一般民众教育水准的提升；当时台湾四大道场僧侣人材的培育，尤其是法云寺派的尼众子孙，加上台湾社会能提供如此的环境；当然尼僧的自我努力，弘法护教的热忱，具有洞察社会演变的智慧眼，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尼僧在台湾所缔造出的成果，值得介绍的当然还有，篇幅所限，只有留待来日再做探讨。（纪元1998年7月30日完稿）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uns Order in Taiwan:
　　An Over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ese-Hokkien-Japanese Buddhist Interaction
　　Ven. Huey-yen
　　Associate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female Sangha in Taiwan have ha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cha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is attribu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education within the female Sangha can stand up to society’s standards. However, even though this achievement has been built on Taiwan’s extensive contemporary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local Taiwanese Sangha should not be ignored. Even though Buddhism now has a 400-year history in Taiwan, no great Buddhist master emerged there until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1895, probably because the island’s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did not necessitate one. But it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at Buddhist institutions in Taiwan at that time did not have any qualified Sangha to give precepts and, as a result, the cleric had to travel to Kushan Mountain in Fujian in order to receive precepts and ordination. The despondent mood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environment was also a factor.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owever, efforts were made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The Taiwan Buddhist Middle School and the Nan Yin Buddhist Association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6th and 10th year of the emperor Taisho’s reign respectively, with the objective of cultivating Buddhist Sangha and alms donors. Local monasteries also began to have independent preceptors.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perspective, this research paper analyses Buddhist interaction in Taiwan and Hokkien; the ordination of Taiwanese Sangha in Kushan Mountain and, after the 42nd year of Meiji’s reign, in local Taiwanese monasteries; the emergence of the Bikkhuni in the 8th year of Taisho’s reig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ree major nunneries; and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general populace.
　　Key words: 1. unordained monks/nuns 2. ordained monks/nuns 3.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Buddhist nuns in Taiwan 4. ordination in Taiwan 5. the three major nunn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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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考拙文〈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中华佛学学报》第9期，页219～221，民国85年7月）。
　　[2] 郑卓云氏〈台南开元禅寺沙门别传〉（《南瀛》卷9之8，昭和6年9月15日）。
　　[3] 前揭郑氏文
　　曾景来氏《台湾宗教?迷信陋习》〈开元寺物语〉，台湾宗教研究会，昭和13年11月5日。
　　曾氏此文原载于台湾时报昭和12年4月号，后又以〈开元禅寺记略〉发表于《南瀛》卷15之12，昭和12年12月1日。
　　[4] 前揭郑氏文。
　　参考陈圣璋氏〈福州鼓山涌泉寺与台湾佛教寺院之关系〉（《福田杂志》107期，民国84年5月15日）。
　　[5] 请参考注1拙文，该期学报页229。
　　[6] 《慈恩拾穗》页177〈义敏上人行化记〉、高雄弘法寺民国65年11月20日。
　　[7] 请参考注1拙文，该期《学报》页230。又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大正12年（纪元1923）同戒录。
　　[8] 同注7，《学报》页231。
　　[9] 同注8。
　　[10] 李添春氏〈台湾佛教史资料上篇曹洞宗史〉（《台湾佛教》卷25之1页4，民国60年11月30日）。
　　阚正宗氏〈基隆月眉山灵泉寺上〉（《菩提长青》314期，民国84年6月20日）。
　　[11] 参考拙文〈日本曹洞宗与台湾佛教僧侣的互动〉（《中华佛学学报》第11期页133～143；民国87年7月）
　　《台湾佛教名刹后部》页29。
　　前揭李添春氏文
　　关于善慧师的受戒，若依《敕赐鼓山涌泉寺同戒录》，是于光绪21年（纪元1905）得戒和尚是妙莲老和尚。
　　[12] 前揭李添春氏文。
　　[13] 《台北州下?于?社寺教会要览》宝藏岩、台湾社寺宗教刊行会，昭和8年3月15日。
　　[14] 前揭李添春氏文。
　　[15] 昭和3年的《观音山法云禅寺菩萨戒同戒录》。
　　《台湾佛教寺院庵堂总录》创建圆光寺是在7年，而禅慧师《觉力禅师年谱》则作6年。
　　[16] 前揭法云禅寺昭和3年同戒录。
　　罗妙吉〈东方筹建佛教唯心大学校序〉：“妙吉童年游学中华，去年（大正14年）大学毕业皈台，旋复赴东京东亚佛教大会。”（《南瀛佛教会会报》卷4之4，页28，大正15年7月）
　　〈有志僧历游海外〉：去年于支那某佛教大学毕业皈台之罗妙吉氏，前开全台第一回佛教讲演后，常在自寺，读习经文（前揭会报，页39）。
　　妙吉师圆寂于昭和5年《南瀛》卷8之5，页34，昭和5年5日1日）。
　　达虚师（海滨日记四）：其中为求学问而来，既毕业于佛学院的则有真常、达玄、妙吉、恒怀、真实、觉耀、眼净、玄妙诸师（《南瀛》卷14之3，页30，昭和11年3月1日）。
　　[17] 前揭法云禅寺昭和3年同戒录。
　　注16之达虚师（海滨日记四）。
　　《南瀛》卷11之2、页47“杂报、后里毗卢寺新刊《佛学浅要》欲分赠全岛”，昭和8年2月1日。
　　[18] 请参考拙文〈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中华佛学学报》第9期，页235～238，民国85年7月）
　　[19] 请参考拙文〈西来庵事件前后台湾佛教的动向，以曹洞宗为中心〉（《中华佛学学报》第10期，页280～281，民国86年7月）。
　　[20] 此文作者原载于台湾时报昭和12年4月号，后以〈开元禅寺记略〉发表于《南瀛》卷15之12，昭和12年12月1日。
　　《台湾宗教?迷信陋习》，台湾宗教研究会，昭和13年11月5日出版。
　　[21] 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旧有宗教作第二次调查，时调查主任是增田福太郎，助理是李添春，时间是昭和4年（纪元1929）起五年计划（《南瀛》卷7之3，页57，昭和4年5月）。
　　[22] 李添春氏（台湾佛教?特质上）（《南瀛》卷18之8，页10，昭和15年8月1日）。
　　[23] 同注22。
　　[24] 李添春氏〈台湾佛教?特质下〉（《南瀛》卷18之9，页14，昭和15年9月1日）
　　[25] 参考注19的拙文（《中华佛学学报》第10期，页304～307）。
　　[26] 《台南开元寺奉迎日皇牌位并受戒大会纪念集》，台南开元寺。
　　[27] 《南瀛》卷13之2，页41，昭和10年2月1日。
　　[28] 慧云师〈大岗山龙湖庵万年簿序〉（《南瀛》卷14之3，页54A，昭和11年3月1日）。
　　[29] 大正12年《台北观音山凌云禅寺同戒录》。
　　[30] 民国44年《曹洞宗灵泉寺同戒录》李添春序灵泉禅寺沿革：先是前年（指宣统元年纪元1909）9月23日开第一次传戒会，仅限于在家二众，来山求戒者三十余人，此为台湾传戒之发端，而且空前之盛举。
　　[31] 同注30李添春序。但李添春氏〈台湾佛教史资料上篇曹洞宗史〉作民国2年，应是错误。
　　[32] 同注30李添春序文。
　　[33] 《南瀛》卷4之3，页36（大正15年5月20日）：爰于阴历4月4日起至8日止，开二众之戒，演三聚之戒，备有衣具结缘。
　　[34] 《南瀛》卷10之4，页59，昭和7年5月1日。同卷10之6，页43，昭和7年7月1日。
　　[35] 同注30，李添春序文。又昭和15年《曹洞宗灵泉寺同戒录》。
　　[36] 同注30，李添春序文。
　　[37] 《苗栗大湖法云寺沿革》页2。
　　[38] 〈中坜圆光寺授戒法会〉（《南瀛》卷14之9，页43，昭和11年9月1日）
　　[39] 民国13年《敕赐鼓山涌泉禅寺同戒录》。
　　[40] 参考拙文〈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中华佛学学报》第9期，页230，民国85年7月）。
　　[41] 参考拙文〈日本曹洞宗与台湾佛教僧侣的互动〉（《中华佛学学报》第11期，页138～页140，民国87年7月）。
　　[42] 参考注41。
　　[43] 《弘一大师集．文钞篇》〈梵行清信女讲习会缘起〉（台湾莲因寺，民国83年7月20日）。
　　南闽无比丘尼，常人谓为憾事……。
　　[44] 《南瀛》卷14之3，页54，昭和11年3月1日。
　　[45] 《南瀛》卷14之4，页22，昭和11年4月1日。
　　[46] 《南瀛》卷16之12，页24～26，昭和13年12月1日。
　　[47] 参考拙文〈明末清初闽台佛教的互动〉（《中华佛学学报》第9期，页229，民国85年7月）。
　　[48] 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释会泉，页814、东初出版社、民国73年6月再版。
　　[49] 达虚师〈求学一周年的回顾〉（《南瀛》卷13之7，页31，昭和10年7月1日）。
　　南普陀自民国13年，转逢和尚倡改选贤制度的十方丛林，于闽南僧界中富有声誉的会泉法师当选为第一任住持。此二公都有多年参学的经验，深悉时代的潮流，非办教育不得提高僧格，振兴佛教，于是热心提唱，致力筹划，到民国14年秋季举行开学典礼，公推常惺、会泉二法师为院长，闽南佛学院由此正式成立了，自创立迄今计有11年的历史，住持及院长承让，由会泉法师、太虚法师而至现任常惺法师。
　　释东初师《中国佛教近代史》，释会泉，页814云：“民13协助转逢和尚，改南普陀为十方道场，……仿天童寺选贤法制，旋当选首任住持……创设闽南学院自任院长，聘常惺法师为副院长。……民16，南普陀任后，恭请太虚大师继任住持兼佛学院院长。”
　　[50] 《南瀛》卷11之2，页48，昭和8年2月1日。
　　[51] 中华慧云〈记忆林秋梧和尚〉（《南瀛》卷13之1，页28，昭和10年元月1日）。
　　[52] 同注51。
　　[53] 《南瀛》卷14之3，页54，昭和11年3月1日。
　　[54] 《南瀛》卷11之2，页37，昭和8年2月1日。
　　[55] 同注54。
　　[56] 《台中县的佛寺》页56，毗卢禅寺，台中县立文化中心，民国87年6月。
　　[57] 《南瀛》卷11之2，页47（杂报，后里毗卢寺新刊“佛学浅要”，昭和8年2月1日。）
　　[58] 同注56。
　　[59] 《南瀛》卷14之12，页52〈本岛尼僧?内地留学〉（昭和11年12月1日）。
　　[60] 《南瀛》卷12之10，页42〈圆通禅寺沿革〉，昭和9年10月1日。
　　[61] 曾景来氏〈巡回随录〉（《南瀛》卷7之3，页64，昭和4年5月）。
　　[62] 《台北州下?于??社寺教会要览》、〈石壁湖山圆通禅寺〉，台湾社寺宗教刊行会，昭和8年3月15日。
　　[63] 一说是妙清师的亲生女儿（《达进法师八十自述》页127云：妙清师父出家前育有一女俗名金莲，自小送人做养女，长到十三岁才由师父接回寺中抚养。
　　[64] 同上书，页132。
　　[65] 但战后法名改为达禅（同上书，页133）。
　　[66] 〈本岛尼僧的内地留学〉（《南瀛》卷14之12，页52，昭和11年12月1日）。
　　[67] 伊藤洁氏《台湾》，页116。中公新书，纪元1993年8月25日。
　　[68] 《南瀛》卷18之8，页33，昭和15年8月1日。
　　[69] 《南瀛》卷14之12，页46，昭和11年12月1日。
　　[70] 《南瀛》卷17之2，页51，昭和14年2月1日。
　　[71] 《法光》第65期，民国84年2月10日。
　　[72] 同注71，于凌波氏文。
　　[73] 请参考拙文〈台湾佛教史前期〉（《中华佛学学报》第8期，页294～303，民国84年7月）。
　　[74] 请参考拙文〈日本曹洞宗与台湾佛教僧侣的互动〉（《中华佛学学报》第11期、页119～页153，民国87年7月）。
　　[75] 〈本岛尼僧的内地留学〉云：近年青壮僧侣陆续留学于内地支那者，为众所周知。……先月（十一月）受高林（玄宝）老师的剃度，留学于内地尾张（即名古屋）尼众学林的姊妹的记事，在台日的报导之下，为大众所知。在曹洞宗最近尼僧皈依者多了起来，现在名古屋关西尼学林就读者五名。……（《南瀛》卷14之12，页52，昭和11年12月1日）
　　[76] 《香光尼僧团12周年特别》页126～133，香光庄严杂志社，民国81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