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及其佛学

慧远及其佛学
　　慧远是东晋继道安之后的又一个义学高僧和佛教僧团领袖，他在庐山探讨中国佛教的发展之路，使庐山成为与长安齐名的东晋佛学中心。
　　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省代县)人，他生于仕宦家庭，十二岁时随舅舅令狐氏到河南的许昌、洛阳一带学习儒家经典，又习老庄。二十一岁时，他曾想渡江南下投奔名儒范宣，但时值石虎死，中原战乱不止，而未能成行，后来听说道安在太行恒山造寺传教，他就北上投奔道安。在道安门下，他听道安讲《般若经》后，豁然开悟，再反观儒道诸教，都不过糟粕而已。自此随道安习佛长达三十年之久，其间也跟随道安避难各地，深得道安赞许，道安曾说：“使道流中国，其在远乎！”(《慧远传》，《高僧传》卷六)
　　太元四年(379)，前秦攻打襄阳，道安弟二次分张徒众时，遣慧远南下，慧远先在荆州上明寺小住，拟往广东罗浮山，途经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时，他应邀前往庐山，发现此山很清净，可以息心修道，便留住庐山，从此以后，“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同上)。
　　在庐山的三十多年中，慧远建立了庐山僧团，同时注重联络各方人士，前来投奔慧远的人中，有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毕颖之、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著名居士。慧远的交往圈中，有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甚至皇帝，贵族如桓伊(江州的地方官)、桓玄(袭南郡公爵位，一度曾废晋自立为楚)等人，文人如谢灵运等人，慧远所交往的皇帝就是后秦姚兴、晋安帝诸帝了，姚兴常致书慧远，给慧远提供物质资助，长安的鸠摩罗什把《大智度论》一译出，姚兴马上送给慧远，并请慧远作序。晋安帝也曾遣使向慧远问疾。慧远和罗什也有笔谈，两人书信往来，探讨般若大义，慧远曾在一封信中提出十八个问题，向罗什请教。
　　慧远也主持过译事。南方佛教中，禅典和律典都缺，慧远有感于此，曾派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西行求经，带回不少梵本。慧远又请来译僧翻译这些经典，请佛陀跋陀罗译出《达磨多罗禅经》，促使禅学在南方流行，请僧伽提婆译出小乘毗昙学经典《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至于律典，庐山虽然没有译介，但在长安，《十诵律》因故只译出三分之二，后来精于此律的昙摩流支来华，是慧远遣弟子昙邕写信请昙摩流支译出剩下的部分，所以《十诵律》的完备，慧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律也得以在南方流传。
　　慧远参与了佛法与名教关系的大讨论，辅佐成帝的庾冰主张，沙门应该“敬王”，向国王行礼致敬，而尚书令何充等人则认为不应敬王，一时争执不下。后来篡位自立的桓玄重新引发这一争论，他本人是主张沙门应敬王的，他写信给慧远说，“沙门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于理又是所未谕”(《桓玄书与远法师》，《弘明集》卷十二)。慧远主张，沙门不应敬王，他写了一篇《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出家人是方外之宾，不必遵守在家俗士所守之礼，无须礼敬王者。慧远本人也是为样做的，当年桓玄攻打殷仲堪时，途经庐山，要慧远出庐山虎溪界来迎接，但慧远称疾不出，桓玄只得亲自入山。
　　慧远提倡弥陀净土信仰，他曾在元兴元年(402)率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愿生西方净土世界，并令刘遗民写下发愿文，文云：“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怀幽致，誓兹同人，同游绝域。”(《慧远传》，《高僧传》卷六)这被净土宗视作弥陀净土信仰的开端，慧远也被推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的佛学思想是多层次的，他重视小乘毗昙学，注重禅修和净土信仰，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般若学僧人，他的般若学，同道安一样，属于“本无宗”一类，不过他对道安的“本无”有所发挥，提出了以“法性”为万法之本的思想。他写了一篇《法性论》，主张“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同上)。作为本体之法性的本质特征是不变性，认识论上讲的体悟，就是以这种不变之性为对象。他又以“无”来规范这个法性，“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法性无性，因缘以之生”(《大智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这是以“本无”来论法性，而诸法本无的原因，在于因缘，诸法缘起性空，“生缘无自相，虽有而常无”(同上)。有而常无，乃是性空假有。
　　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慧远提出了“形尽神不灭论”。法性在人自身，体现为决定形体的神识或灵魂，它的特性表现为，“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沙门不敬王者论》，《弘明集》卷五)。这种无生无灭、无名无穷的精神本体与具有生灭变化的具体现象(比如肉体)之间的关系，犹如火与薪的关系，柴薪可以烧尽，而火是永恒的，“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同上)。
　　这种灵魂不灭论，为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提供了理论依据，慧远据此进一步讨论了三报论，他把报应区分为现报、生报、后报三种。现报是此生造业，此生受报，是现世报应；生报是此生造业，来生受报；后报是此生造业，而要到后二世、三世，乃至百千世才能受报。造业受报的主体就是这不灭的灵魂。
　　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涅槃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未有泥洹常住之说，但言寿命长远而已”(《慧远传》)。而慧远已自觉地意识到佛作为最高的存在，作为本体之“至极”，应该是“无变”、“无穷”的，没有生灭变化，永恒常住。他在给罗什的信中，特别请教了“法身”问题，他把法身与法性、涅槃都看作是同一个概念，都是真实的存在，这一点是与罗什有分歧的，罗什主张，既然一切皆空，所谓法身也是空的。他严格按照印度佛教的原理来解释，而慧远则以其中国文化的背景来进行独特的思考。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慧远在庐山去世，他留下的著作，据《高僧传》记载，有论、序、铭、赞、诗、书等，曾集为十卷，五十多篇，现多佚失，所存的作品中，较重要的有《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三报论》等，以及一些序文和书信。他的弟子有一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