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概况

一、佛教最初传入时的翻译概况

佛教创始于印度，流传于世界各国。大教之所以东来中华大地，肇始于永平七年东汉明帝的“梦感金人”，因帝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的前去西域求取佛经，在中天竺大月氏国巧遇前往东土弘化的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尊者，于是带着佛倚像，梵本经文六十万言，载以白马。前后经过了三年的时间，于永平十年除夕夜抵达东京——洛阳，藤、兰二尊者以沙门服谒见了汉明帝，帝以外使的身份馆于鸿胪寺。这是佛教初传东土的有史记载，又因佛法是大年除夕夜抵达洛阳的，帝令举国上下张灯结彩、摆设香案迎佛，于是在我土留下了大年除夕家家门前接灶神的习俗，这是由东汉的迎佛演化而来的。
鸿胪寺是当时的政府十大机构之一，是专门用来接待外宾的大使馆，所以不能让腾、兰长久地居住下去。于永平十一年，帝敕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创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是为了纪念白马载经的殊胜功德而命名的，也是为了让腾、兰二尊者能长期居住而创建的伽蓝。因此之故，大凡后来所创建的佛教伽蓝皆称“寺”，一直相沿至今。为了使佛法能在东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二位尊者就开始了译经生涯，开辟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译场，也为后来的译经事业铺了先路。在初具规模的情况下，腾、兰最初翻译了《四十二章经》等五部经典，其余都佚失了，惟存此经。“藏梵本于兰石石室[1]，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2]。此为佛教东来的最初翻译，也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原的明证。

二、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概况

东汉末年是指，从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共约74年[3]。此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皇朝动荡不安，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公元184年爆发了由钜鹿[4]的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大起义，军阀割据，战争频频，平民百姓痛苦不堪。就在这动荡不安之际开始了佛典的大量翻译工作，其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佛教在东汉初传入时，并没有多大的势力影响，起初只是作为黄老信仰的长生不老术之一而传入的中原大地的。直到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时，才逐渐地壮大起来，记载也逐渐详实，史料也才逐渐丰富起来。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于佛典的翻译，因为梵文的佛经只有在译成汉文后，才能被汉人阅读、了解、受持，佛教才能传播开来。因此，中国的佛教史应该说是以佛教经典的翻译作为发端的。
1、概况
在东汉桓、灵二帝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的中原，如安息的安世高、安玄；月支的支娄迦谶、支曜；天竺的竺佛朔，康居的康梦祥等。他们都十分重视佛典的翻译工作，也翻译了大量的经典，由此佛教译业渐盛，法事也渐兴，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其次是支娄迦谶。他们翻译的佛教小乘禅法和大乘般若学方面的许多经典，是我国最初的一批汉译佛典。安世高翻译的佛典中禅
经较多，成了以后中国禅学的先驱；支娄迦谶几乎是翻译《般若》系的典籍，成了以后中国般若学说的先驱。这也说明了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有两个系统，一是安息系统，一是支月系统。
安息系统是小乘学派，以安世高为代表，以次第禅门为主要的修习方法，对佛教在当时的弘杨起了主要的作用，同时也以传译巧妙著称；支娄系是大乘学派，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他博学多知，以般若慧解和净土思想为主要的修行途径，为佛教在后世的进展奠定了基础。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事业已经初具规模，为后来的佛典的翻译铺了先路，影响也很大，但主要是安息系与支娄系为主流，以其他系为辅助。
2、东汉末年的译经特点
汉末对佛典的翻译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偏于直译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安世高、
支娄迦谶等众多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例如《出三藏记集》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东晋道安法师对世高是推崇备至的，但也说世高“音近雅质，敦兮若扑，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5]；“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6]。
其次，《出三藏记集》说支娄的译本“了不加饰”；《合守楞严经记》也说支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又说“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弃文存质”，《道行经序》又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支谶传》说支曜、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然而后汉末年的译业到康孟祥时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饰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道安说“孟祥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二）常常借用道家的语言
东汉末年对佛经的译传，其中有不少概念是借助于道家的，这反映了时人对佛、道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界限的含糊，也包含了佛经初传者的试图借助中国本土思想的势力来扩大地盘、吸引民众的意识。如安世高所译的小乘禅经《安般守意经》便说：“安谓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由此而将佛教的禅那守定完全理解为是与道家清净无为主旨一致的东西。一些佛经也把佛教的“禅定”译作“守一”，而这同样是老子《道德经》、《庄子》等的用语。又如支娄迦谶所译的《般若道行经》中，把“波罗密行”译为“道行”，把“如性”译为“无为”等，也都是借用道家的语言。
（三）译讲同时
当时来汉地译经的西域僧人在译经的同时，还配合有一定的讲解。如安世高在洛阳“宣敷三宝，光于京师”[7]；“于是俊义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麟戒之赴虬蔡矣[8]”。他们为了传译的便利，还从大量佛经中摘出要点，做成“经抄”本。如安世高“以广译为难”，抄译出《大道地经》二卷。现留存最早的译经《四十二章经》也属于抄摘而成的。还有的外国沙门按佛经大意作成“义指”，以此来广学视听，增强弘传效果。中国古代的译人一般也都采用边译边讲解的形式。
（四）以单译、合译为主
因译者主要是外来僧人，他们或是单译，或是合译。虽也有少量汉地僧人或居士的参加，但只是从事辅助工作。
（五）梵本有限、翻译混杂
经典一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外来僧人随身携带什么梵本经文就翻译什么经；而且大小乘佛教典籍同时被翻译流传，人们对二者未能区别，把所翻译的典籍都看成是释迦的教说。
（六）以译经为主，著述和注解极少
（七）译经事业主要还是属于民间性的
从现有文献来看，东汉末年的译经还未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只是由民间家有余资的信士（地主阶级）和文化层次较高的信士（知识分子）资助进行的。如安息人安玄的译经，便是在严佛调的汉译配合下进行的；支娄迦谶的译经，得到洛阳人孟福、南阳人张造、南海人子碧等的配合，又受到孙和、周提立等在经济上的支持。他们都是提供译经资金、场所、用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的施主。
总之，佛教从东汉明帝时初传入中国，就是意味着佛经的翻译事业，因为佛教的弘扬与佛典的翻译是同步进行的。东汉末年的70余年间，由于西域高僧的不断前来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佛经的翻译事业只是在民间进行的，没有形成规模较大的正式译经场所，却为佛教后来的翻译事业铺了先路。


注释：
[1]兰台：汉代宫里藏图书之处；石室：藏图书档案的处所。“兰台石室”即指皇帝图书档案馆。
[2]出自（《佛祖统记》第三十五）
[3]据白受彝的《中国通史纲要》P140
[4]钜鹿：古县名，治今河北平乡西南。
[5]《地道经序》。
[6]《大十二门经序》
[7]《阴持入经注序》
[8]《安般守意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