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与日本(3)
《频伽大藏经》开始筹划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O七),至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完成,它是中国藏经刻印史上的第一部铅印藏经。有关其刊印的缘起,可援引章太炎为其撰写序言:“金山宗仰上人,向以禅定,蛰居退闲,愍今之沙门喜离文字而谈实相。末流猥杂,不自堕于哑羊,则恣意为矫乱论。弟子频伽舍主,承其师意,发愤庀工,重摹是本,经始弗极,弹指而成。虽处末法之中,而群情归慕如此,知正信未衰也。”(注释:章太炎〈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佛学论集·章太炎、杨度集》,第一二九~一三O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据闻,《频伽大藏经》的刊印总数为一百部,刊成后被分赠与全国各大寺院和佛教机构。宗仰所刊印《频伽大藏经》,依据的是日本藏经书院出版的《缩刷藏经》,即杨文会所称的《小字藏经》。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方便阅读,在他刊印时对原版的字号作了一定的调整,好将原来的五号字统统改为四号字。另外,也适当地删节了原本中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部分中国和日本的撰述以及校勘时留下的对照标注。
《频伽大藏经》是继《明藏》之后问世的一部私版大藏经,因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对大型佛教藏经的渴求。然而,若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衡量,《频伽大藏经》所存的缺点亦显而易见,即刊行者宗仰在编选和排印过程中,将原文中校勘时留下的对照标注一并作了删除。这无疑全面否定了《缩刷藏经》中最具学术价值的部分。
从日本刊刻藏经的历史而观,《缩刷藏经》同以往的藏经相比,其明显特征就在于把学术方法和价值观引入到藏经刻印活动中,其所受到来自的西方的影响不言而喻。首先,《缩刷藏经》选择了刊刻年代较早、讹误最少的《高丽版大藏经》作为校对底本,而在此之前一般则以《明藏》为标准。(注释:深浦正文《佛教圣典概论》,生田书店一九二四年版)。如南条文雄最初介绍给西方的也是《明藏》的目录。(注释:指《大明三藏三目录》,即俗称的“南条目录”。)其次,《缩刷藏经》的编辑者又在《高丽藏》的基础上,加以宋、元、明等诸本进行对比校勘,且将校对出的相异之处标于正文之旁,同正交一起刊出。《缩刷藏经》的刊刻出版,对近代日本的藏经事业影响颇巨。因为在以往的刻经活动中,刊刻者大都没有脱离来自中国刻经传统的影响,十分注重刻经活动过程本身或藏经规模的大小,而很少考虑藏经内容的问题。《缩刷藏经》的不同之处即表现在它对经典内容本身的重视。相比之下,《频伽大藏经》的价值取向则仍保持了中国固有的刻经传统,因而才有删除校勘标注的作法。不过《频伽大藏经》对原版中的排列顺序并未做任何改变,这对于人们了解《明藏》以前的藏经分类方法仍有著重大的意义。
影印《卍字续藏》是继刊行《频伽大藏经》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刊经活动。这项工作开始于一九二三年,是由丁传绅、王震、王竹怀、史一如、朱芾煌、朱元善、狄宝贤、李开侁、梁启超、蔡元培、夏寿康、简玉阶、韩德清、徐乃昌、徐鸿宝、范古农、黄炎培、张謇、蒋维乔等六十四人具名发起,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卍字续藏》是日本京都藏经书院于一九O五年至一九一二年间编辑的一部藏经。即由于《缩刷藏经》刊行以后,因其“未能网罗古今缁素大德撰述,识者认为美中不足”,京都的藏经书院遂于一九O二年又根据明藏重新刊印,名曰“正藏”。从一九O五年开始,又搜集《明藏》所遗之经论及中国唐、宋、元、明、清之撰述之章疏,历经十载,于一九一二年汇集成书。较之“正藏”,“续藏”的编辑工作更为艰辛。正所谓“遐迩旁搜,拮踞经营,或索之于伽蓝匣底,或探之于公私库中,乃至坊间肆里,片简零牍,极力抉剔,积久而裹然成帙。法海遗珠,网罗殆尽。”(注释:《续藏》序,佐伯胤语。)
宗仰之后,僧界的另一位代表释弘一也积极倡导刻经活动。释弘一,又名演音,出家之前俗名为李叔同。同其他佛教界中的有识之士一样,出家后的弘一旋即发觉当是中国佛教界内部存在着种种弊端,在他看来,作为出家人应严守戒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上的尊重。有鉴于此,弘一在身体厉行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南山律学的复兴。为了深入钻研佛理,他曾广泛搜集有关佛经,并选择其中重要者刊布流通。同杨文会一样,弘一也把日本作为他搜集中国古代佚失佛典的重要场所。他曾先后多次向日本有关书店寄送书单,以求购所需图书。不过遗憾的是,由弘一寄往日本各家书店的购书目录,如今大教已下落不明,现仅从《弘一大师全集》中搜得一份,内列佛书四十八种。(详见附录四)(注释:《弘一大师全集》,第三二四~三二五页,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此书单是弘一于一九三六年从厦门闽南佛教学院寄给日本名古屋其中堂书店的。随信中又提到“旧年某月之内,似有些余款”,因此证明此次并非第一次由其中堂购书。
此书目为文学家王伯祥所搜藏,此事说来也有一段奇缘。即王伯祥平日就喜欢弘一的书法,但“所得止佛号及小联,无成幅者”。而“今岁(指一九三六年)春初,自闽南贻书,托向日本购经籍。伯祥见此横单大喜。因嘱人别钞寄日本,而留此付装池焉”。后来,《觉有情》杂志在《弘一大师纪念号》中也就此书单的情况作了说明,其编者按云:“大师平日,常搜佛学典籍,以助研究,于律部尤然。曾向日本采购古本多次。此为其第二次请经之书启及书目。”有关弘一购书的具体数目,现已无法得知。但据弘一本人的回忆说:“甲丙之际(一九三四~一九三六),自扶桑国请奉古刻佛典万余卷,多明季清初刊本,求诸彼邦,见亦罕矣。”(注释:弘一〈佛学丛刊序〉。)另据〈扶桑普贤行愿赞梵本私考序〉记:“丁丑(一九三七)岁首,余自扶桑其中书林请奉《普贤行愿梵本私钞》一卷。”可见,直至一九三七年弘一仍不断从日本购入佛典。
如上所述,弘一从日本求购佛典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入钻研戒律,尤其在于复兴久已失传的南山律学。考察弘一所刊行之佛典,又当以律学经典为主。现通过他撰写的有关序跋文,可以大体了解其刊行的趣旨。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前后,他先后共校勘和刻印了二十几部经典,如《释门自镜录》、《释氏要览》、《释氏蒙求》、《春日版梵网经古迹记》、《南海寄归传解缆钞》、《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四分律含注戒本》等,其中不仅绝大多数是与戒律相关的要籍的,其中从日本购回者,亦占了相当的比重。正如其本人在〈扶桑本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序〉中所述:“昭和九年九月,自扶桑请获是书,都十册二十卷,珍逾拱璧。爰以暇日,略为校点。冀后贤披寻,无有壅滞,而南山律教弘传不绝耳。”从中可以看出弘一对“扶桑本”经典所寄予的期待。
民国期间还有一部藏经的刊印与日本密切相关,即《民国重修大藏经》。该藏经原系抗日战争期间居留上海的少数佛教居士发起,由盛普慧施资,因而定名为“普慧大藏经”。按照刊行者最初的设想,本打算“广收历来各藏经典”,但因时逢战乱,因而仅刊出了一百三十余册。《普慧藏》与其他各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南传教典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并冠于该藏之首刊出,这与高楠顺次郎等所刊《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结构十分相似。不过遗憾的是,《普慧藏》中所收录的南传教典并非直接译自巴利语原文,而是由范古农、夏丐尊和释芝峰等根据日文版《南传大藏经》中的部分内容转译而成。日文版《南传大藏经》是对“巴利圣典协会”出版的巴利三藏的日译,其开译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完成。对于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来说,还不具备真接翻译巴利语三藏的能力,因而转译日文版《南传大戴经》亦不失为一条便捷之路。然而,由于中国佛教徒历来有重视大乘而轻视小乘的传统,所以《普慧藏》中对南传佛典的转译,亦未能掀起中国佛教界对南传佛典的足够重视。
第六节 佛内刻印活动中的中日互通与交流
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接触和影响总是相互发生的,在此方面中日两国的情况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近代中日两国在藏经刻印活动中的交流过程来看,中国对日本刊经活动产生较大影响是从藏经书院刊印《卍字续藏》时开始的。例如,在《卍字续藏》的《随喜助缘芳名录》上便记有“南京杨文会翁、浙宁庐山式定法师、南京崇是法师、智通法师、四川王崧法师、天台每曦法师、金陵空浩法师、彼岸法师、杭州一愿法师、普陀印光法师、焦山昌道法师、金陵圆音尼、扬州宝来尼、石埭陈镜清、上海汪德渊”等人的名字。《续藏》编辑主干之一的中野慧达在序言中也曾叙述道:“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宁庐山寺式定禅师,缔法门之交……,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注释:释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第二五二页。)”由此可见,《续藏》编辑可谓是中日两国有关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大正新修大藏经》的编辑,是近代日本刊经史上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活动。该藏开始编辑于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由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楠顺次郎和驹泽大学教授渡边海旭等共同发起,编辑过程中几乎动员起日本国内所有的佛教界有关力量,直至昭和六年(一九三一)才基本完成。有关其缘起,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叙述道:“明治年间的缩刷,卍字藏翻读虽便,但其本匮乏,虽以千金亦难寻得。……其编辑承袭旧习,为依据古传,错杂混淆,缺少通览之便。……对照现代学界之切实要求,确无法充分满足其愿望。(注释:《大正新修大藏经总目录》,第二页,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刊一九三O年版。)”
《大正新修大藏经》在编辑过程中,亦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持。有关其中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高楠顺次郎等编辑的《刊行趣旨》,其上列出了有关者协力者的名单。我们从这个名簿中可以大体上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者的情况。其名簿中所提到的中国方面的单位有厦门大学、燕京大学、香港大学、国立京师大学校、第四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东南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安庆省立图书馆、云南省立图书馆、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广东省立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胡北省立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山东省立图书馆、四川省立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山西公立图书馆、湖南教育图书馆、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天津商业学校、浙江迦音社、四川华严讲习社、四川佛学院、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尚志学社会、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浙江第一监狱、北平东亚公司、浙江佛学宣讲园、江苏宝严寺、北平国学研究馆等。个人有上海王一亭、北平王琨芳、云南王竹村、云南王重五、上海(南洋中学)王陪孙、上海关炯之、北平韩德清、北平(浙江嘉兴)危芭滨、云南熊印韩、北平蒯寿枢、北平胡子芴、北平胡宗、上海胡适、上海吴幼潜、上海高梦旦、北平济斐章、北平朱实盦、北平朱芾煌、北平周肇祥、山东周缉之、上海周美权、湖南周极寰、香港释祈慧、湖北释太虚、四川释道悟、浙江诸贞壮、上海蒋维乔、北平徐旭生、北平徐鸿宝、南京徐芝孙、湘南(长沙)萧汝霖、浙江施调梅、江苏薛微笑、广东曾万里、香港曹性聪、北平庄思缄、上海僧玉宝(峰)、浙江孙世伟、上海体觉、北平段祺瑞、上海张云雷、北平张鸿诰、山东张志、北平张遵午、浙江沈复生、北平陈寅恪、北平陈垣、湖北陈虞孙、四川陈迟闻、上海陈中之、浙江陈哲侯、上海陈抱一、湖北陈文中、上海丁桂岑、上海聂云台、云南唐蓂赓、北平汤芗铭、北平汤铸新、北平董则泽、北平马冀平、山东马天尧、天津梅光义、天津传清节、北平罗□生、湖北李隐尘、天津李质夫、浙江李照圆、湖北李德本、上海刘亚休、天津梁任公、湖南梁和甫、北平庞丰之、上海杨志章等。(注释:《大正新修大藏经总目录》,第二八~二九、四五~四七页。)
除此之外,还有一份外护者芳名,其上又列有徐鸿宝和释显荫的名字。有关上述名单中所涉及到的单位和个人所在《大正藏》编辑过程中所从事的具体活动,因其所涉及范围甚广,且多有不明之处,所以有待做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以上所举,仅为一些较为典型的例证。事实上,为近代日本刊经事业做出贡献的绝不止以上所列。例如,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出版之际,中国方面的订购热情异常高涨,仅首次《正藏》部分就有八十人购买预约券,其中虽有省立图书馆及学校,而“私人尤称多数”。(注释:《日本大藏与中国》、《正觉月刊》第十期。)总之,综观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刊经事业,实在难以分而论之。有关其间的密切联系,正所谓“从清末宣统三年迄民国三年才告出版之频伽藏经,实系翻影日本明治初生东京所集校宋元明各藏及高丽版之缩印藏经,续藏亦系出自日本各宗高德之撰述所集成以继大藏之后均在上海影印出版,是皆直接受日本出版之影响也。此出版物若以历史之循环言之,则过去一千年间,日本佛教之全部,实仰求于中国,乃至今日。而日本所编纂之正续二藏,反在中国影印之,从文化发达及循环径路以观之,洵深而味焉。”(注释:《日本大藏与中国》、《正觉月刊》第十期。)
附录一 杨文会向南条文雄求购佛书甲乙丙书单
甲字单:
《大经主疏》二卷 慧远 《观经义疏》二卷 慧远
《小经疏》一卷 智顗 《华严经文义纲目》一卷 法藏
《金刚般若经疏》 窥基 《胜鬘经宝窟》三卷 吉藏
《胜鬘经述记》三卷 窥基 《入楞伽心玄义》一卷 法藏
《大乘密严经疏》四卷 法藏 《大乘密严经述赞》三卷 窥基
《游心法界记》一卷 法藏 《义海百问》二卷 法藏
《发菩提章》一卷 法藏 《华严问答》一卷 法藏
《五教止观》一卷 杜顺 《五十要问答》一卷 智俨
《一乘十玄门》一卷 智俨 《华严略策》一卷 澄观
《不空心要》一卷 不空 《无畏禅要》 禅无畏
《悉昙字母表》 一行
乙字单:
《大经义疏》一卷 吉藏 《大经连义述文赞》 璟兴
《观经记》一卷 法聪 《观经疏》一卷 吉藏
《观经疏》四卷 元照 《观经正观记》三卷 戒度
《观经扶薪论》一卷 戒度 《阿弥陀经义疏》一卷 元照
《阿弥陀经闻持记》三卷 戒度 《华严经搜玄记》十卷 智俨
《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 法藏 《华严经刊定记》二十卷 慧苑
《妙法莲华经疏义记》八卷 法玄 《妙法莲华经疏》十二卷 吉藏
《妙法莲华经游意》二卷 吉藏 《妙法莲华经玄论》十卷 吉藏
《涅盘经三归德指归》十九卷 智圆 《大日经疏》二十卷 一行
《大日经义释》十四卷 一行 《大日经疏》二卷 不思议
《大日经序》一卷 崔牧 《金刚顶经义决》二卷 不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疏》三卷 法崇 《大般若经游意》一卷 吉藏
《般若心经》 吉藏 《般若心经崆峒记》三卷 安干
《维摩经义记》四卷 慧远 《维摩经垂裕记》十卷 智圆
《维摩经广疏》二十八卷 灌顶 《维摩经略疏》五卷 吉藏
《无垢种经疏》六卷 窥基 《胜鬘经义疏私钞》六卷 明空
《楞严经释要钞》六卷 怀远 《楞伽经通义》六卷 善月
《解深密经疏》十卷 圆测 《金光明经疏》六十卷 慧沼
《梵网经戒本义疏》三十六卷 法藏 《梵网经戒本义记》十卷 慧远
《四分律行事钞》十二卷 道宣 《无量寿经论疏》十四卷 慧影
《十地论义记》十四卷 慧远 《中论疏》十卷 吉藏
《百论疏》三卷 吉藏 《十二门论疏》二卷 吉藏
《瑜伽论记》二十四卷 遁伦 《成唯识论枢要》二十四卷 窥基
《辩中边论述记》三卷 窥基 《二十唯识论述记》二卷 窥基
《百法论疏》二卷 普光 《俱舍论记》三十卷 法宝
《俱舍论疏》三十卷 法宝 《顺正理论述文记》二十四卷 元瑜
《宗轮论疏》一卷 窥基 《华严传记》五卷 法藏
《纂灵记》六卷 慧苑 《禅门章》一卷 智顗
《三观义》二卷 智顗 《悉昙字记》一卷 智广
《不空表制集》 圆照 《大乘玄论》五卷 吉藏
《劝发菩提心集》三卷 慧沼 (以上六十一种由《藏外目录》中录出)
《往生净土论》六卷 道安 《庐山集》十卷 慧远
(以上二种由《莲门经籍录》中录出)
丙字单:
《阿弥陀经疏》二卷 窥基 《阿弥陀经义疏》 善导
《妙法莲华经议决》一卷 慧沼 《妙法莲华经为章》一卷 窥基
《仁王般若经疏》三卷 嘉祥 《仁王般若经疏》三卷 圆测
《仁王般若经疏》三卷 良贲 《仁王般若经法衡钞》六卷 遇荣
《金刚般若经直解》一卷 慧能 《金刚般若经六祖解义》 普觉
《维摩经略疏》三卷 智顗 《维摩经玄义》三卷 智顗
《维摩经记》二卷 湛然 《维摩经广记》六卷 吉藏
《维摩经游意》一卷 吉藏 《楞严经集解熏闻记》六卷 宋仁岳
《弥勒上升经疏》二卷 窥基 《弥勒上升经新记》二卷 元照
《金光明经顺正记》三卷 丛义 《金光明经疏》一卷 吉藏
《药师本愿功德经古迹》二卷 太贤 《梵网经述记》二卷 胜庄
《梵网经疏记》三卷 与咸 《梵网经疏》三卷 义寂
《维摩经注》二卷 慧音 《维摩经古迹记》二卷 太贤
《四分律钞批》二十卷 太贤 《四分律济记》八卷 元照
《四分律行宗记》八卷 元照 《四分律饰宗记》十卷 定宾
《十地论疏》一卷 法藏 《十地论玄义》一卷 吉藏
《十二门论亲政义记》二卷 法藏 《法华论疏》十三卷 吉藏
《瑜伽论疏纂》十六卷 窥基 《应理宗戒图》十三卷 窥基
《成唯识论演秘》十四卷 智周 《成唯识论义蕴》七卷 道邑
《成唯识论义演》十三卷 如理 《成唯识论古迹》八卷 亡名
《成唯识论了义灯》十三卷 慧沼 《因明论义断》二卷 窥基
《因明前记》二卷 智周 《因明后记》二卷 智周
《因明纂要》二卷 慧沼 《俱舍论疏》五卷 神泰
《俱舍论颂疏》十四卷 圆晖 《俱舍论记》十二卷 遁麟
《俱舍论记钞》六卷 慧晖 《俱舍论序说》一卷 法盈
《遗教论住法记》二卷 元照 《群疑论》七卷 怀感
《游心安乐道》一卷 元晓 《无量寿赞》一卷 元照
《义苑疏》十卷 道亭 《复古记》六卷 师念
《五教章集成记》六卷 希迪 《五教章折薪》二卷 观复
《五教章梵薪记》二卷 师念 《华严经骨目》二卷 湛然
《发微录》一卷 净源 《贤首传》一卷 新罗崔致远
《宗圆论》五卷 了然 《玄门论》一卷 智顗
《华严传记》三卷 增祥 《增修教苑清规》四卷 隋自庆
《法门大义》一卷 罗什 《二谛章》三卷 吉藏
《抉择章》二卷 智周 《法苑补关章》三卷 慧照
《惠日论》四卷 慧照 《四分律比丘戒抄》三卷 道宣
《物制六物图》一卷 元照 《义楚六贴》二十六卷 义楚
《祖庭事苑》二卷宗 善乡 《艺园集》三卷 元照
(以上各书由《藏外目录》录出)
《八宗纲要讲解》六卷(和文) 福田义导
《净土源流章》二卷 《略述法相义》三卷
《三国佛法传通缘记》一卷 《称赞净土经驾说》四卷
《罗行品冠注》二卷 (以上各书见于西村空华堂书目)
《头书三论玄义》二卷 《阿毗达摩俱舍论图》一枚折
《诸宗总系谱图》一枚折 《唯识略解》十卷
《法苑义疏》四卷 《五教章旁注》三卷
《五教章冠注》十卷 《华严孔目章》四卷
《悉昙藏》四卷 安然 《悉昙揃》五卷
《法相大乘玄论》二卷 《起信论义记》三卷
《起信论别记》一卷 《东海别记》二卷
《海东疏》二卷 《慧远疏》二卷
《一心二门大意》一卷 《教理抄》十卷
《略摄八转义》一卷 《释净土群疑论》
《律宗纲要》一卷 凝然 《八宗论》一卷 和文
《佛法简要捷径录》二卷 和文 《梵网经要解》六卷 和文
《书籍目录》六卷 和文 《日本往生全传》八卷
《迦才净土论》三卷 《杂集论述记》十卷
(以上各书见于文昌堂藏版目录)
《华严隋文手镜》百卷 澄观(宗人记载)
《禅源诸经集》 宗密 《楞伽经疏》七卷 法藏
《法华经疏》七卷 法藏 《法界无差别论义疏》一卷 法藏
《华严策林》一卷 法藏 《华严三昧观》一卷 法藏
《华严世界观》一卷 (以上六种见于贤首传)
附录二 《清国杨文会请求南条文雄氏送致目录》及寄书时间
《缩刷大藏经目录》一册 《七祖圣教》三卷
《大经会疏》十 峻谛 《科注法华经》十 守伦
《注维摩经义疏》二卷 僧肇 《大经望西沙》五卷 了慧
《大乘义章》二十三卷 慧远 《阅藏知津》二十卷 智旭
《莲门经籍录》二册 《藏外目录》一册(写本)
《因明入正理论科本》一卷
《因明三十三过本作法科本》一卷
《法宗源》 《七十五法名目》二卷
《释摩诃衍论》十二卷 《阿弥陀经通赞》二卷 窥基
《般若心经通赞》二卷 窥基 《弥勒六部经》七卷
《成唯识论述记》二十卷 窥基 《大乘法苑义林章》七卷 窥基
《因明入正理论疏》三卷 窥基 《妙法莲华经玄赞》十卷 窥基
《瑜伽略纂》十五卷 《善导大师传》一卷
《八宗纲要》一卷 凝然 《净土论注显义记》 慧然
《无量寿经义疏》二卷 慧远 《观无量寿经义疏》二卷 慧远
《胜鬘经宝窟》二卷 吉藏 《入楞伽心玄义》一卷 法藏
《法华边游心法界记》一卷 法藏 《华严经问答》一卷 法藏
《华严五十要问答》一卷 智俨 《悉昙字母表》一卷 一行
《无量寿经义疏》一卷 吉藏 《观无量帮经疏》四卷 元照
《观无量寿经正观记》三卷 戒度 《观无量寿扶薪论》一卷 戒度
《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 法藏 《妙法莲华经论疏记》八卷 法云
《妙法莲华经游意》二卷 吉藏 《妙法莲华经玄论》五卷 吉藏
《涅盘经三德指归》十九卷 智周 《大日经论疏》二十卷 一行
《大日经疏》二卷 不思议 《维摩经义释》十四册 一行
《维摩经义记》八卷 慧远 《维摩经垂裕记》十卷 智周
《维摩经广疏》十四卷 灌顶 《无垢称经疏》六卷 窥基
《楞严经通义》六卷 善月 《楞伽经释要钞》六卷 怀远
《梵网经戒本义疏》 法藏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十二册 道宣、元照
《瑜伽论记》四十八卷 遁伦 《辩中边论述记》四卷 窥基
《二十唯识论述记》三卷 窥基 《百法明门论疏》一卷 普光
《异部宗伦论述记》三册 普光 《三观义》一卷 智顗
《悉昙字记》一卷 智广 《三乘玄论》五卷 吉藏
《观经疏》五卷 善导 《法事赞》二卷 善导
《同私记》二卷 良忠 《同见闻》一卷 良忠
《观念法门》一卷 善导 《同私记》二卷 良忠
《同见闻》二卷 良忠 《往生礼赞》一卷 善导
《同私记》二卷 良忠 《同见闻》二卷 良忠
《般舟赞》一卷 善导 《同私记》一卷 良忠
《同见闻》一卷 良忠 《无量寿经连义述文赞》三卷 璟兴
《妙法莲华经疏》十二卷 吉藏 《金光明经疏》十卷 慧沼
《十地论义记》八卷 慧远 《中论疏》九卷 吉藏
《百论疏》四卷 吉藏 《十二门论疏》四卷 窥基
《成唯训论枢要》四卷 窥基 《不空心要》一卷 不空
《无畏禅要》一卷善 无畏 《不空表制集》六卷 元照
《庐山莲宗宝鉴》六卷 《俱舍论记》三十卷 普光
《俱舍论疏》三十卷 法宝 《守护国异章》三卷 最澄
《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十卷 空海 《真言十卷书》十卷 空海
《兴禅护国论》一卷 荣西 《元亨释书》十五卷 师链
(以上九十六种于一八九一(明治二十四)年内寄出)
《华严经文义纲目》一卷 法藏 《华严略策》一卷 澄观
《阿弥陀经义疏闻持记》一卷 戒度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疏》三卷 法崇
《阿弥陀经义疏》一卷 元照 《阿弥陀经疏》二卷 窥基
《仁王般若经疏》三卷 吉藏 《仁王般若经疏》四卷 圆测
《仁王般若经法衡钞》六卷 遇荣 《维摩经记》二卷 湛然
《楞严经集解熏闻记》六卷 《弥勒上生经》二卷 窥基
《金光明经顺正记》三卷 丛义 《药师本愿功德经古迹》二卷 太贤
《梵网经古迹》二卷 太贤 《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八卷 道宣
《同济缘记》八卷 元照 《同行宗记》八卷 元照
《金光明经疏》一卷 吉藏 《十二门论宗致义记》二卷 法藏
《法华论疏》三卷 吉藏 《成唯识论枢要》四卷 窥基
《成唯识论了义灯》十三卷 慧沼 《成唯识论演秘》十四卷 智周
《俱舍论颂疏》十四卷 圆晖 《俱舍论记》十二册 遁麟
《俱舍钞》六册 慧晖 《遗教经论住法记》二卷 元照
《释净土群疑论》四卷 怀感 《游心安乐道》一卷 圆晓
《华严经骨目》二卷 湛然 《原人论发秘录》三卷 净源
《贤首符》一卷 崔致远 《法华传记》三卷 僧祥
《教苑清规》四卷 自庆 《法苑补阙章》四卷 慧沼
《四分律比丘尼钞》六册 道宣 《佛制比丘六物圆》 元照
《义楚六贴》二十五卷 义楚 《祖庭事苑》四卷 善乡
《净土源流章》一卷 凝然 《三国佛法传通缘起》一卷 凝然
《略述法相义》三卷 闻澄 《三论玄义》二卷 吉藏
《唯识略解》十卷 闻澄 《法苑义镜》四卷 善珠
《华严五教章》一卷 法藏 《同冠注》十卷 观应
《起信论义记》三册 法藏 《起信论海东疏》二卷 圆晓
《同教理钞》十卷 湛睿 《悉昙藏》四卷 安然
《略摄八转义》一卷 法住 《净土论》一卷 迦才
《法界无差别论疏》一卷 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二十卷 法藏
《禅门章》三卷 智顗 《金刚顶议决》一卷 不决
《梵网经疏记》三卷 与咸 《悉昙揃》九卷
《仁王般若经疏》七卷 良贲 《梵网经述记》四卷 胜庄
《同经疏》三卷 义守 《俱舍论疏》四卷 神泰(写本)
《华严一乘分齐章义疏》五卷 道亭 《二谛章》三卷 吉藏
《称赞土经驾说》四卷 月筌 《华严孔目章》四卷 智俨
《起信论别记》一卷 法藏 《同海东别记》二卷 圆晓
《日本往生全集》六卷 《杂集论述记》十卷 窥基
《景佑天竺字源》三册 赞宁 《成唯识论义蕴》二卷 道义
《因明入正理论义断》一卷 慧沼 《五教章复古记》十二卷 师会
《同纂要》一卷 慧沼 《大乘止观法门宗圆记》五册 了然
《易行品冠注》一卷 单同 《阿毗达磨俱舍图》一卷 大岭
《诸宗总系图》一卷 大岭 《起信论一心二门大意》 智顗
《律宗纲要》一卷 凝然 《劝发菩提心集》三卷 慧沼
《胜鬘经义疏私钞》二卷 明空 《阿弥陀经义记》一卷 智顗
《华严经义海百门》一卷 法藏 《华严五教止观》一卷 杜顺
《华严一乘十玄门》一卷 智俨 《发菩提心章》一卷 法藏
《观心觉梦抄》三卷 良遍 《护法漫笔》一卷 冠山
(以上九十三种为一八九二年内寄出)
《华严行愿品疏钞并科文》七册 澄观 《梵语千字文》一卷 义净
《因明大疏瑞源记》八卷 窥基(凤潭)《显戒论》三卷 最澄
《显戒论》三卷 最澄 《大乘对俱舍钞》十四卷 源信
《讲演法华仪》二卷 圆珍 《四明十义书》 宋知礼
《选择抉疑钞》五册 良忠 《羯磨疏》八册 南山
《维摩经广疏》(写本)六卷 吉藏 《瑜伽论略纂》十六册 窥基
《五教章梵薪》二卷 师会 《观经记》一卷 法聪
《艺园集》二卷 《起信论义疏》五册 良忠
(以上十五种为一八九三年二月寄出)
《华严行愿品疏钞并科文》七册 澄观 《梵语千字文》一卷 义净
(以上二种为一九八九三年二月四日寄出)
《五法会事赞》一卷 法照 《因明论大疏》三卷 窥基
《因明论十题》三卷 《阿弥陀经弊帚录》三卷 慧铛
《辟邪集》二卷 《辟邪见录》二卷
《僧史略》一卷 赞宁 《维摩经略疏》十卷 智者
《续日本高僧传》三卷 道契 《释观无量寿经记》一卷 法聪
《显戒论》三卷 最澄 《瑜伽论略纂》第十六卷 窥基
《起信论义记》五册 慧远 《羯磨疏》八册 南山
《艺园集》二卷 元照 《讲演法华仪》一卷 圆珍
《因明大疏瑞源记》八册 窥基、凤潭 《选择传弘决疑钞》五册 良忠
《四明十义书》一卷 智礼 《大唐内典录》宽永活字本八卷 道宣
《大乘对俱舍钞》十四卷 源信 (以上二十种为一八九三年三月十六日寄出)
《四书蕅益解》翻刻本一卷 智旭 《航西诗稿》一卷 文雄
(以上二种为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二日寄出)
《华严经搜玄记》九册 智俨 (以上一种为一八九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寄出)
《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三册《后记》二册(共五册) 智周
《法华议诀》写本 慧沼 《金刚顶经疏》七册 慈觉
《菩提心义钞》五册 安然 《法界无差别论疏示珠抄》写本 普寂
《法华义记》梁光宅寺八册 法云 《净心诫观发真钞》六册 道宣、允堪
《圣一国师语录》一卷 《永平元禅师语录》一卷
(以上九种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寄出)
《维摩经广疏》(写本)六册 吉藏 《华严五教章梵薪》(写本)二卷师会
《能显中边慧日论》四卷 慧沼 《略论安乐净土义》一卷 昙鸾
(以上四种为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寄出)
《俱舍论校注》十册 藤井玄珠 《华严五教建立次第》一卷 凝然
《读易行品》三卷 通元 《诸宗章疏录》三册
《法华绘贯讲要》一卷 痴空 《法华义缵》
《护法资治论》十册 森尚谦
(以上七种的寄出日期不见记载,但从〈南条文雄书十二〉可推知,它是与前四种一并寄出的,总共为十一种)
附录三 《仁山居士杨文会氏寄赠目录》
(金陵刻经处等刊行本已于大正十二年九月二日夜地震火灾中全部烧毁,甚为可惜。幸有目录免为灰烬,南条文雄誊写,大正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观楞伽记》四册明德清著 《圆觉经近释》通润
《起信论纂著》明真界 《起信论直解》德清
《佛尔雅》海宁周春黍谷 《新赋注》四册智觉
《中庸直指》明德清 《老子解》二册明德清
《庄子内篇注》二册 《憨山梦游全集》二十四册
《居士集》六册彭绍升著 《善女人传》际清
《一行居集》四册 《肇论略注》二册明德清
《维摩诘所说经》 《宗范》三册钱伊庵著
《莲宗辑要》二册 《大佛顶首楞言经》二册
《心经金刚经》注解合本 《金刚般若经偈会本》
《金刚新眼疏经偈合释》 《造像量度经》
《彭际清三经论》 《大乘起信论疏》二册
《显密圆通成佛必要集》 《五百罗汉尊号》清弘宝
《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清凉传》
《揞黑豆集》四册 《参学知津》二册
《净土圣贤录》四册 清彭际青著 《同续》二册胡
《大清龙藏汇记》二册 《阿弥陀经疏钞》五册
《六玄法门·入楞伽心玄义合本》
《阅藏知津》十册明智旭日本刊本翻刻
《梵网经合记》五册明智旭 《神源诸诠集都序》唐裴休著
《华严经决疑论》二册唐李通玄 《华严五教仪》二册清续法著
《西方公据》彭际青著 《妙法莲华经节要》二册智旭节
《林间录集》二册高安沙门释德洪集
《念佛百问》清悟开著 《华严经吞海集》陶恺明道通
《五教仪开蒙》续法著 《龙赞舒净土文》二册王日休著
《东林十八高僧传》李冲元 《菩萨戒本笺要》智旭
《净土指归集》二册大佑 《华严十明论》唐李通玄
《一乘决疑论》彭际清 《三经约》
《省庵法师语录》二册东海若解西方发愿文
《华严经要解》宋戒环著 《净土十要》四册钱唐评刊本
《归元镜》智达拈颂 《西方公据》
《释氏稽古略》五册知妇学人彭际清
《往生论著附略论净土义赞阿弥陀偈》日本刊本翻刻魏昙鸾著
《圣蔓经疏钞》三册日本上宫太子疏唐明空钞
《无量寿经义疏》日本刊本翻刻隋慧远著
《观无量寿四帖疏汇本》日本刊本翻刻唐善导集记
《老子翼》四册明焦纮弱侯转
《安乐集》唐道绰撰日本刊刻翻刻
以上抄出,其余略之下录出也。
《三论玄义》唐吉藏撰日本刊本翻刻
《成唯识论述记》上下二函二十册日本刊本翻刻唐窥基撰
《等不等观杂录》四册仁杨文会著
附录四 《大藏辑要》中所选日藏之书目
经 名 时代及作者 选自
《游心法界记》一卷 唐法藏 续藏
《七字经题法界观门三十颂注》二卷 宋本嵩颂,元琮湛注 续藏
《圆觉经直解》二卷 明德清 续藏
《十地经论义记》八卷 隋慧远 日续藏
《金光明经最胜王经疏》十卷 隋慧远 日续藏
《阿弥陀经义记》一卷 隋智顗说灌顶记日 续藏
《阿弥陀经通赞》三卷 唐窥基 日续藏
《阿弥陀经疏》一卷 唐窥基 日续藏
《转经行道愿往生净土法事赞》二卷 唐窥基 日续藏
《选择本愿念佛集》一卷 日藏
《莲宗宝鉴》七卷 元晋渡 日续藏
《角虎集》二卷 清彭济 日续藏
《入楞伽经心玄义》 唐法藏 日续藏
《瑜伽师地论略纂》十卷 唐窥基 日续藏
《瑜伽师地论记》一百卷 唐遁 日续藏(仅四十八卷)
《成唯识论枢要》十六卷 日续藏(仅四卷)
《成唯识论集解》四十卷 明通润 日藏(仅十卷)
《大乘法苑义林章》十四卷 唐窥基 日续藏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赞述》二卷 唐窥基 日续藏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幽赞》二卷 唐窥基 日续藏
《妙法莲华经义记》三十卷 梁法云 日续藏
《妙法莲华经合赞》二十卷 宋惠法 日续藏(仅七卷)
《大般涅盘经疏》三十四卷 隋灌顶著唐湛然再治 日藏
《大佛顶首楞严经合论》十卷 宋德诀 日续藏
《不空心要》一卷 唐不空 日续藏
《无畏三藏禅要》一卷 唐善无畏 日续藏
《密咒圆因往生集》一卷 宋智广、慧贞 日藏
《毗尼日用录》一卷 明性祗述 日续藏
《三论玄义》二卷 唐吉藏 日续藏
《十二门论疏》六卷 唐吉藏 日续藏
《异部宗论述记》 唐窥基 日续藏
《南宋元明禅门僧宝传》十五卷 清自融 日续藏
《大明释教汇门标目》四卷 明寂晓 日续藏
附录五 弘一致其中堂书店购书目录
书名 目录页数 册数
《日本国宝全集》 五十三 十八
《康熙字典》中本 五十六 四十
《梵网经古迹记头书》 一六四 四
同《资讲钞》(通玄) 同 五
《六物图考略付》(慧淑) 同 四
《净心戒观发真钞》(允堪) 一六五 二
《律宗新学名句》 同 三
《四分律三大记》 同 四十八
《古迹记资讲钞引据》 同 一
《今注戒本》 同 一
《古迹记》春日版 同 一
《衣钵名义章》 同 一
《释门章服仪》 同 一
《十八物图》 同 一
《三衣辨惑篇赞释》 同 一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华严) 一一六四
《行愿品宗通略疏》(冬岭) 同 二
《起信论义记》 一六七 三
《起信论讲义》(村上) 同 二
《原人论发微录》 一六八 五
同《解助览》 同 六
《大华严略策》 同 一
《华严经净行品二玄记》 同 一
《迦才净土论》 一七八 三
《地藏本愿经鉴》 一九五 二
同《头书》 同 二
同《冠注》 同 二
同《鼓吹》 同 六
《药师经纂解》 一九六 四
《占察经义疏行法》 同 四
弘教书院版《缩刷一切藏经》 一九八 百四十九
宋版《大般若经》零本 二OO 一
《华严经卷物》(函) 同 八
《金光明经》黄檗版 同 一
《药师本愿经》山家本 二O一 一
《重刊普贤行愿品》(月谭) 同 八
《净土三部经》高田版 同 四
《释迦御一代记图会》(北二斋) 同 六
《地藏灵验报道编》 二OO 一
《释氏要览》 二O五 一
《佛学三书》 同 一
《释门自镜录》 二O七 一
《释氏蒙求》 同 二
《佛像图汇》 二O八 四
《佛像图鉴》 同 四
《佛像新集》 同 二
《在唐记》(慈觉) 二一五 一
《法宝留影》 二一六 一
第五章 佛学研究事业的兴起与日本
中国人对佛学的精研,盛于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至宋以后,禅宗日盛,虽在佛教实践方面有所发展,但对佛教教理的研究却逐渐趋于淡化。晚清佛教界始受西方冲击,对佛学研究亦给予重视。不过,与古代侧重钻研佛教义理相比,近代西方学者所注重的是历史考证和文献比勘。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逐步走上效仿西方的道路,其影响亦波及到佛学研究领域。与法、德、英等西方国家或日本相比,近代中国的佛学研究事业,初起于对古代传统的复兴,后才有对现代方法的摄取。在摄取现代方法和成果的过程中,其所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颇多。对此,以往的研究涉及较少,下文就其总体情况所作一探讨。
第一节 中国佛教史学的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说起中国人对自身佛教历史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像《释氏稽古略》或《佛祖统纪》等,还很难称得上是研究佛教史的专门著作。追究中国人不善于研究佛教史的原因,不仅归咎于佛教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始终未能获得官方之认可,一定程度上亦与印度人历来不重视历史编年记载习惯相关。最早关注中国佛教史学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其发端大约在一八九O年代。在此之前,虽有南条文雄等留学生赴欧洲学习,但当时欧洲学者仅专精于巴利文和梵文的佛教文献,对于中国佛教史学的了解还几乎等于空白。欧洲学者后来开始接触这一领域,也是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一八九四年,日本学者村上专精和境野黄洋、鹫尾顺敬等联合发起创办了一本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杂志《佛教史林》。有关创办《佛教史林》的缘起,村上专精说道:“当时吾等来到东京,目睹学界完全风靡泰西之学,对于佛教思想几乎无人问津,于是纠集同道数人开始研究。(注释:村上专精《支那佛教史讲话序》,共立社一九二七年版。)”就村上专精本人而言,他于一九O一年开始撰写巨著《佛教统一论》,旨在打破佛教各宗各派的门户之见,归佛教于全一。其中对佛典内容多有分析和批判。认为佛教教义系循历史发展程序流传至今,并开始提出大乘非佛说的观点。(注释:林传芳《近代日本佛教研究的发展》;《狮子吼》(台湾)长七卷第十期。)《佛教史林》杂志仅办了三年,于一八九七年停刊。但在其影响之下,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如前田慧云于一九O三年著《大乘佛教史论》,望月信亨于一九O八年著《佛教大年表》,一九二一年山内晋卿著《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一九二五年以后,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进一步增多,其中像矢吹庆辉的《三阶教之研究》、常盘大定的《中国的佛教与儒教道教》、境野黄洋的《中国佛教精史》、宇井伯寿的《支那佛教史》和道端良秀的《中国佛教史》等一批大部头著作,均问世于此时期。与此同时,佛教史学的研究也引起了一般学者的重视。如东洋史专家藤田丰八、羽田亨以及被称为近代最大的疑古派史学家津田左右吉等纷纷发论文,探讨中国佛教史学中的各类问题。(注释:林传芳《近代日本佛教研究的发展》;《狮子吼》(台湾)第七卷第十期。)
日本学者在中国佛教史学研究上取得的成绩,很快影响到中国佛教界。不过,由于中国人尤其作为佛教信徒,对佛教历史的关心历来比较淡薄,所以最初介绍到中国的并非是上述村上专精或境野黄洋等专门学者的撰述,而是岛地墨雷、生田得能合著的《三国佛教史》及永井龙润的《佛教历史问答》等面向一般信徒的读物。(注释:参见《佛学从报》第一~十一期。)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发表了《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首次把历史观导入佛学研究领域,在中国佛教界掀起巨大波澜。从那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国佛教界对梁启超所持的立场虽贬多于褒,但各方对佛教史学的研究,却显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如山内晋卿的《赵宋以后的佛教宗派》,(注释:传戒译,发表于《海潮音》十二卷十期。)汤次了荣的《三国华严教史》,(注释:观庐译,发表于《海潮音》十二卷十期。)矢吹庆辉的《三阶教之研究》(注释:墨禅译,发表于《海潮音》十六~十七卷各期)。等论著被陆续翻译发表。在此期间,蒋维乔推写的《中国佛教史》也得以问世,它是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佛教史著作。蒋在该书的序言中,亦特殊强调了历史学方法在佛教研究中的意义,曰:“一切学问,均有学理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二种。于佛教何独不然。然我国佛教自大汉输入以来,于教理方面特别发达,且有潜心冥悟。融合西来之义谛,独自成宗者,如天后、华严是也。至于历史,则娄千年来,事实复杂,向无有系统之典籍可供参考。却从而研究之,正如暗中索物不易获得,此其故。由佛教徒缺乏历史观察,在印度已然,我国人亦承受其影响也。虽然研求教理,若有历史为依据,则所得结果,必益精确。是则历史之研究,实足为教理之辅助,岂可忽略哉。”蒋维乔所著之《中国佛教史》,是根据日本学者境野黄洋所著《支那佛教史纲》编译而成。因为“原书所引事实,不免错误,讹字尤多”,所以经“检阅《正续藏经》于其错误者改正之,缺略者补充之”(注释: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序言),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版。)另外,蒋著中比原书又增加了“北魏之南北石窟造像”一节和补充了清代及民国佛教二章,当为创新所在。尤其对于民国佛教的涉猎,于当时尚属稀罕。继蒋著《中国佛教史》之后,又有黄忏华《中国佛教史》问世。此书“则大体仿造宇井的著书”而民,同蒋著一样“都是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的”(注释: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八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总之,综观近代中国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史学领域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始终没有脱离日本学界的影响。即使后来因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成名的汤用彤,在初期撰写的《中国无十宗》的论文中,也“说中国本来没有成实宗、俱舍宗,这些都是跟随日本人(日本有)说的,这也证明早期中国佛学研究跟随日本人的事实”。(注释: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一八页,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第二节 由《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引起的风波
中国佛教界在传统上除了很少关心佛教历史问题之外,对于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佛教文献也似乎没引起过任何怀疑。从近代佛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来看,其特征无外有三,即史学的研究、哲学的研究和语言学及文献学的研究。而其中最能代表“近代”的,则是语言学及文献学的研究。语言学及文献学的研究最早开始于欧洲,即对梵文和巴利文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日本学者对佛教文献的研究,开始于稍晚的明治绒维新以后,但进步较快。到明治中期,日本学者已在梵文和巴利文文献的研究上取得了相当的规模。不仅如此,由于同西方学者相比,日本学者对汉文佛教文献有更多的掌握,所以在梵文、巴利文与汉文文献的对比研究方面,取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在前田慧学等的精研下,梵、巴与汉文佛典之间的关系逐渐得以疏理清晰。既然扫清了文字上的障碍,那么那些只在于汉文而找不到梵文、巴利文的佛典,便变成了无源之水,所以“伪经”问题由是而生。日本学者关于“伪经”之研究,产生震动最大的莫过于围绕《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一场争论,其对中国佛教界的影响,亦属前所未有。
日本学者中最早注意到汉文佛典里存在所谓“伪经”的,是中国佛教史学的开拓者村上专精,但他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第一个明确提出《大乘起信论》并非产生于印度,而为中国人之撰述的,是舟桥尚哉。此说创于一九O六年,但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到了一九一O年,松本文三郎发表了《起信论考》、《起信论后语》和《起信论之作者》三篇有关《起信论》的论文,从此揭开了探讨《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序幕。一九一八至一九二O年期间,望月信亨了发表了《关于大乘起信论作者之疑义》、《大乘起信论支那撰述考》、《三度论起信论为支那撰述》、《起信论与古占察经之类同及关系》以及《大乘起信论之研究》等一系列论著,《起信论》问题遂成为佛教学界关注的热点。于是,村上专精也陆续发表了《对于大乘起信论之史的考察》、《四度论大乘论之著作问题》、《大乘论》、《起信论与华严经》等,以支持望月信亨。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学者站出来为《起信论》辩难,如常盘大定和羽溪了谛,但似乎都没有成为望月一派的对手。经过此番争论之后,以望月信亨为中心的“起信论中国撰述说”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不过,望月一派的学说也并非天衣无缝。
于一九二六年前后,松本文三郎和林屋友次郎等先后向望月一派发起攻击,在指出望月信亨的学说中“含有诈略,不免有欺世盗名之嫌”(注释:吕澄《大乘起信论考证》。)的同时,又提出《大乘起信论》为印度人所著的主张。从此以后,围绕《大乘起信论》究竟是由中国人所撰还是由印度人所撰,便成了探讨的中心。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是日本学者关心的中心,且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中国佛教界最早对《大乘起信论》提出疑义的,是当是主持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九二二年,欧阳竟无在内学院开讲唯识学,从唯识学的立场对《起信论》的直如缘起学说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起信论》乃是一种与分别论相近的主张,其强调“是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常不变,所谓已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以依真如法故,有于无明,则有妄心,不觉念起现妄境界。造种种业受一切身心苦等。”然而所谓“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于者,以香熏习则有香气。世间衣香同时同处而说熏习。净染不相容,正智无明实不并立。即不得熏别说不思议者,则世间香熏则非其同喻。又两物相离使之相合,则有熏义彼蕴此中,一则不能,如遍三性,已遍无明。刀不割刀,指不指指,总不思议,从何安立”。因此,“起信论不立染净种子,而言熏习起用,其熏习义亦不成。”(注释: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金陵刻经版;欧阳竟无《抉择无法谈正智》,《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现代佛教学术丛刊》,(35)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欧阳竟无对《大乘起信论》提出质疑,完全是出自教理方面的考察,其意图是想以唯识思想中的“梨耶缘起说”,来取代《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若从中国佛教理想发展的过程而观,欧阳竟无的这一观点也并非独创,而是自玄奘以来唯识学者们的一般立场。(注释:参见横山纮一《唯识思想入门》,第三文明社一九七六年版。)因此,欧阳竟无对《起信论》所发表的见解,与当时日本学者对《大乘起信论》所做的文献性研究,其结果虽都对《起信论》提出疑义,但出发点和目的却截然不同。
继欧阳竟无之后,梁启超于一九二二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该文是以佛教文献为依据对《大乘起信论》所进行的一次颇为详细的考证,乘起信论》所进行的一次颇为详细的考证,其材料和观点基本取自望月信亨、松本文三郎和村上专精等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梁启起考证《大乘起信论》的目的,不令迥然别于望月信亨等日本学者,亦与唯识学者欧阳竟无不同。他考证《起信论》为中国人撰述之后,不但不加以指责,却反而感到兴奋不已,叹曰:“抑吾更有言者,无论此书作者为谁,动机何等,曾不足以稍损其价值。此书实人类最高智慧之产物,实中国印度两种文化结合之晶体。”“夫老子五千言已为国学之至宝,而此论之可宝,实驾出老子五千言之上不知其若干倍,其可为国宝也。”(注释:梁启起《大乘起信论考证》;非心,《评大乘起信论考证》,《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尽管梁启起的用意是善良的,但在事实上却为中国佛教界的内部纷争埋下了一颗种子。因为《大乘起信论》毕竟曾以一万言奠定了中国佛学思想的基调。隋唐贤首、天台二宗即依傍此论而兴起,入宋以来,弘赞此论尤盛,禅、净各家莫不以此论为入道通途。(注释:参见徐清祥、王国炎、王国炎《欧阳竟无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至晚清,杨文会又加提倡,是故以《起信论》入佛门者不计其数。而梁启超此刻却突然将《起信论》指为由中国人撰述的所谓“伪经”,这无异于从根本上截断了中国佛教的脉流。其对中国佛教传统所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另外,梁启超在《大乘起信论考证》的序言中,又有意无意地将欧阳竟无拉入自己的一方,言“我国近年善言佛典者,对于本论已不免有几分怀疑,如欧阳竟无居士即其一人也”(注释:梁启起《大乘起信论考证》序,《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而事实上,欧阳竟无的所谓“怀疑”,与梁启起的真伪考证之间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但对于当时中国佛教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欧阳竟无,还是梁启超,均不免被视为传统佛教的叛逆者。加之梁启超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后的一段时间里,又利用在金陵东南大学讲学之余,就学于欧阳竟无门下,听欧阳竟无讲解唯识学,其文在发表之前,又曾得到欧阳竟无的“大致嘉许”。于是,以欧阳竟无和梁启超为中心的佛学阵营,便这样得以形成。面对上述局面的出现,作为传统佛教的维护者,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而纷纷起来反驳。在反驳过程中,则形成了以太虚为中心的另一大阵营。
针对严重动摇《起信论》,是“因为他的思想——中国佛教传统的思想,是和《起信论》一致的,是把这样的思想作为佛陀根本教法的。如《起信论》后起,或被人推翻了,那他的思想根源,以及中国佛教所受的威胁,是怎样的可怕。所以特为方便会通,尽力出来扶持”。(注释:印顺《起信平议》,《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他先于一九二二年冬发表《佛法总抉择谈》。(注释:《海潮音》第三卷十二期。)“依唯识三性抉择大乘三宗,并据《起信论》反驳欧阳竟无之《唯识抉择谈》”(注释:《大虚大师学术年表》,《中国近代学术经典·太虚卷》,第六八三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从太虚的根本出发点来看,他并非想以《起信论》来反对唯识学,因为他也是唯识学的极力倡导者,只是力图化解唯识学典《起信论》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起信论》说的很好,唯识宗所讲的也不错。”至于其间的矛盾,他认为“一、《起信论》所说的真如与唯识所说的真如是不同的。唯识义的真如,是偏于理性的,而《起信》的真如,是包括理性与正智的;二、唯识家说有漏种子为生有漏,无漏种子唯生无漏。而《起信论》说有漏其无漏相互熏生。而《起信论》依等无间缘来说熏习的,这是菩萨应有的境界,与唯识学约因缘说不同。凡夫是有漏生有漏的,佛是无缘生无漏的,惟有菩萨才有漏无漏展转相生。这样的熏生,约等无间缘说。有漏无间生无漏,无漏无间生无漏,这在唯识家也是认可的”(注释:印顺《起信平议》,《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辩》。
一九二三年初,太虚又作《评大乘起信论考证》,以反驳梁启超。(注释:以非心为笔名发表于《海潮音》第四卷一期》。事实上在梁启超发表《大乘起信论考证》的当初,并没有引起太虚特殊注意,他只是认为“若论学者忠实之态度,则颇为失之矣”。不过来自社会上的压力,如“武汉佛教会各学者及黄陂佛教会谢铸陈、安徽佛教会赵寿人、宁波佛教学者洪樵舲、长沙佛教会周稼孙等”,纷纷叠请太虚“以一言评判”(注释:非心《评大乘起信论考证》,《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35),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于是太虚才不得不表明态度。然而,由于异常烦琐的考证之学,实非太所擅长,所以对于梁氏,他只能采取避实就虚的方式加以对阵。他首先对望月信亨等日本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起信论》出自北方地论师的说法并无根据,因为“南北朝诸国分合起灭不安定,而佛教各派学者亦分合起灭不甚安定,往往有为北方佛教徒不容,而投南者,有与南方佛教徒龃龉,而投北者,抱一经一论以为终身之业者,是非杂出,好恶纷错,为地论为尤甚也。《起信论》译于梁,乃于真谛航海初抵中国时译,但真三藏后译诸经皆在陈朝译,著在真谛录中,而此论及大总地玄文论等,以非在陈朝所译,遂未入录,隋法经未详其不录之故。据陈录入此论以疑,误矣”。其次,他又对日本学者“毒迷于西洋人思想学术发达进化之偏说”进行了批驳,认为“用西洋学术进化论律东洋其余之道术,已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况可以之治佛学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徒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惘”。(注释:非心《评大乘起信论考证》,《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
经过上述一番争论之后,由《起信论》问题引起的风波不但没有得到平息,却反而愈演愈烈。继欧阳竟无发表《唯识抉择谈》之后,其弟子王恩洋又发表《大乘信论料简》一文。与欧阳竟无的旁敲侧击相比,王恩洋则把欧阳竟无的唯识观和梁启超的考证结果杂糅在一起,对《起信论》采取了全面否定性的攻击。如指责“《起信论》非佛教论”,理由是“背法性故,坏缘生故,违唯背故”。就《起信论》的作者,他认为是“出于梁陈小儿,无知遍计亦何深罪”。谈到《起信论》的危害,正所谓“青蛇入座,秕糠迷目,法丧久矣,能不慨然”。(注释:王恩洋《大乘起信论料简》,《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面对王恩洋对《起信论》的颠覆性攻击,作为太虚一方的代表如陈维东、唐大圆、常惺、守培等也不得不纷纷发表文章积极应战。不过,论战发展到此时,双方似乎都已失去了应用的理智,而把驳倒对方视为唯一的目的。陈维东首先站出来针对王恩洋的《起信论料简》发表了《料简起信论料简》,强调“起信论者,真大乘论也”,“《起信论》是佛教大乘论,契法性理,符缘生相故,如成唯识论等”。王恩洋“不信大乘佛教法论故,如小乘及外导等”,只能“以盲引盲,贻误何已”。(注释:陈维东《料简起信论料简》,《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
其次,唐大圆先后发表了《起信论解惑》、《真如正诠》、《起信论料简之忠告》等一系列文章,对反《起信论》的“三君”做了简明的剖析,指出:“欧阳因谈起信而及马鸣历史,任公则专谈历史而不顾一切,欧阳氏因抉择唯识而旁及起信,王君则专攻起信而不遗余力。”对于王恩洋的《大乘起信论料简》,由于他“未善法相,又与王君曾通笔札,感情方洽,对于料简起信之当否,未便妄评”。因而仅提出忠告曰:“佛法本离言说文字心缘等相,其或不得已而有言说文字者,则宜再三审慎,以新缘正其祈响,否则随兴之所到,虽欲指鹿为马,命白为黑,固非难事。”对于以历史考证的方法研究佛教教理,唐大圆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王恩洋“明斥远西哲学,而暗效倭人诡辩”,“未免以明月之珠,弹千仞之雀,窍为仁者不取。彼倭人好以历史考据家研究佛学,其与考据法研究者,斯于法相未尝无补,其以历史研究者,则不知佛法本超时间,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同时旁及梁启超曰:“任公考据,全取倭人,自又辩护。愿仁者且高著眼,勿但率从可耳。(注释:唐大圆《起信论料简之忠告》,《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另外,还有常惺撰《大乘起信论料简驳议》、守培撰《撰写起信论料简驳议》,主要用以驳斥王恩洋的《大乘起信论料简》。
综上所述,围绕《大乘起信论》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最初引发于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佛教界的特别反响。梁启超依据日人研究成果著成《大乘起信论考证》以后,沉寂状态才骤然被打破。紧接着下又有王恩洋的《大乘起信论料简》出笼,其《起信论》之攻坚最猛,但同时也将自身弊端暴露无遗,以致成为对方攻击的靶子。对于以太虚为首的维护中国传统佛教的一派来说,来自唯识宗的一家之言似乎并不可怕,因为“站在唯识学的立场,评论《起信论》的教理不对,这不过是立场的不同,衡量是非的标准不同,并不能断定了《起信论》的价值”(注释:印顺《起信平议》,《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更为棘手的则是梁启超的所谓历史考证法。实际上,梁氏当时所依望月信亨等提出的《起信论》中国撰写说,在日本学界虽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但对中国佛教界来说,则如晴天霹雳,以致措手不及。对此,作为论战另一方的太虚只好采取转进迂回的办法,强调以西洋之学的方式来研究佛法本身就是误入歧途。对于为梁启超提供依据的日本学者,则从佛教信仰的角度指责“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注释:非心《评大乘起信论考证》,《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此次论战的最终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然而,经过此番大规模的论战之后,作为战的双方都对自身的立场和观点进行了调整,同时对佛学研究的力度也有所加强。如作为欧阳竟无的继承者吕澄,在后来发表的《大乘起信论》中(注释:撰写于一九四O年前后。)首先就将日人的考证学根据排除掉,以专就教理的发展沿革去讨论《起信论》。作为太虚弟子之一的印顺,则对太虚完全否定西洋之学和无视考证方法的观点有所修正。但同时提出,“即使考证得非马鸣作,非真谛译,《起信论》的价值,还得从长讨论”。由此可见,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双方的立场和观点已出现趋同的迹象。这不能不说是双方经过努力钻研佛理及考证之学所带来的结果。
第三节 佛教文献的研究与日本
佛教自印度产生以后,即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所到之处,又大都伴随着不同文字经典的出现。如早期的梵、巴文藏经、稍后的汉文藏经和更晚出现的藏、蒙、满等文字的藏经。这些藏经之间虽有系统的联系,但因受到流传时间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也出现较大差异。晚近以降,随着各地佛教文献的陆续被发现,各种佛教文献之间的比勘研究亦显得越来越重要。此类研究首先只在一些西方学者的间进行,继而影响到日本。总的来说,中国在佛教文献的研究上起步较晚,与西方及日本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不过,佛教界为之做出的努力,却从未有过间断。其中亦直接或间接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
有关梵文、巴利文和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最早开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当时,这一研究只集中于少数欧洲学者之间进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走上仿效西方的道路。其中对佛教界产生的重大影响之一,便是派出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等留学僧赴西方学习。南条文雄在英留学八年,主要跟随牛津大学的麦克斯·谬勒学习梵文和文献学知识。一八八四年回到日本后,即在东京大学开设梵文讲座,后来研究梵语者多出其门下。作为日本巴利语研究的开创者,是另一位留学生的高楠顺次郎。同南条文雄等一样,高楠也曾受业于麦克斯·谬勒门下主修梵文,但同时兼修巴利语。回国之后,高楠即在东京大学开设梵语和巴利语讲座,投其门下学习者亦不少。继高楠顺次郎之后,又有荻原云为、渡边海旭和长井真琴等一批专门研究巴利学的学者陆续出现,遂使日本的巴利学研究走向普及化,这一点与欧洲的情况略有不同。
在众多的佛教文献中,藏文文献以数量庞大而着称。这是因为佛教传入西藏具有相对特殊的路径。佛教最早传入西藏,大约在八世纪前后的松赞干布统治时期。至樨德祖赞迎金城公主入藏以后,唐的佛经开始流入藏地。樨松德赞(七四二~七九七)即位以后,佛教在西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就建立于七七九年。桑耶寺建立以后,即不断有僧人从内地、印度以及于阗等来到藏地,从事传法和译经事业。尤其到了榍祖德赞统治时期,除校勘了前有的经典之外,仍继续支持大量译经。而且从这一时期起,梵译藏成了译经事业的中心,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又陆续有来自各地的佛经被译出,使藏文佛经的数量不断扩大,以致逐步发展成为佛教大藏经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注释: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另外,由于梵文佛教在印度的被毁以及汉文佛经的大量流失,此对现代研究者来说,保存相对完全的藏文佛教藏经,无疑具有著极其诱人的魅力。
近代日本最早涉足西藏佛教的,是几位探险僧人。他们的探险活动稍迟于大谷光瑞等对西域的探察。一八九七年六月,黄檗宗僧河口慧海从日本神户出发,从止于西藏边缘的大吉岭,开始学习藏语。一八九九年一月,他取道尼泊尔进入西藏,成为最早入西藏的日本人。入藏以后,他即进入被称为西藏学术中心的色拉寺学习喇嘛教。后因身分暴露而被驱逐出境。一九O四年,河口慧海试图再度赴藏,但不成功。不过在尼泊尔却获得了大量的梵文佛典。一九一三年,他第三次出发,入藏后即谒见班禅,并约定以日本黄檗版大藏经典西藏大藏经交换。另受达赖喇嘛之托,从西藏携回赠予东京国大学的藏译写本大藏经一部,且搜集到大量的其他版之藏经、佛像、佛画、法器等。回国后,他开始讲学于东京宗教大学(大正大学之前身),并从事藏文和梵文佛典的翻译。主要著作和译著有《西藏佛典》、《奈塘版西藏大藏经甘珠尔目录》、《汉藏对照国译维摩经》、《汉藏对照国译法华经》、《汉藏对照国译胜鬘经》、《入菩提灯论》、《法句经》等。(注释:参见河口慧海《入藏之回顾》、《现代佛教》第一O五号;《佛光大辞典》,第三三三四页。)由河口慧海搜集的梵藏文典集。后来被分别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库、大正大学等处,后来赴日留学僧显荫对此也有所介绍。
能海宽(一八六八~不详),法名法流,号石峰。一八六八年生于一个净土真宗大谷派的家庭。十九岁时入本愿寺派的普通教校,学习宗乘及一般课程,同窗有后来主持编撰《大正藏经》的高楠顺次郎博土以及赴印度留学的东温让。其赴藏地探险的想法从这时已开始萌生。从一九九O年至一九九三年,他先后入庆应义塾和哲学馆(东洋大学的前身)学习。结束后,返回故里即开始筹划赴西藏探险之事。从一八九六年开始,能海宽又入南条文雄门下学习梵文和西藏文典。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赴善邻书院从宫岛大八学习汉语。如此又两年有余。(注释:南条文雄,《能海宽君略传》,《能海宽遗稿》,能海宽追忆会,一九一七年版。)在此期间,他得到南条文雄的大力支持,因为赴藏地考察佛教及搜集佛教遗经也是南条文雄多年来的心愿。他早年从英伦归来之时,即有过这方面的打算,但未能如愿。归国之后,他也曾多次与友人谈及此事,且希望有后辈继承他的事业,而能海宽则有“我来继承”(注释: 《能海宽遗稿》。)的回答。另外,当时也有太田宝一郎等西藏研究者与他保持联系,并对他寄予厚望的。(注释:太田宝一郎《西藏般若心经出版之缘由》,《能海宽遗稿》。一八一九八年十一月,能海宽从日本京都出发,经辗转到达四川打箭炉。他本打算利用十年的时间在藏地学习,但由于当时藏地的群众排外情绪异常激烈,所以几经周折,最后仍未能达到入藏的目的。一九O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他由云南大理寄给南条文雄最后一封信,以后便下落不明。(注释:南条文雄编《能海宽来信集》、《能海宽遗稿》。能海宽的入藏活动先后持续将近四年,除了翻译了藏文的《般若心经》外,还搜集到三百多部藏文经典,现藏于大谷大学图书馆。
寺本婉雅(一八七二~一九四O),滋贺县蒲生郡人。一八九五年二十三岁入真宗大学学习。一八九八年六月退学后赴北京,旋即受本山指示追随能海宽入西藏。因不成功,又折回北京。遂有邀雍和宫喇嘛赴日之举。翌年,又以翻译官身分服务于北京公使馆师团司令部。一九O一年十月,受外务省派遣再度赴西藏。先后在哲蚌寺和扎什伦布寺学习,一九O五年经由印度回国。后任教于大谷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西藏语及研究藏文经典。经过上述几位僧人努力,使日本在西藏文佛典的研究领域,一跃成为世界之先进。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最早对梵文佛教文献产生兴趣的仍是佛教复兴之先驱杨文会。我们知道,杨文会于一八七八年跟随曾纪泽赴伦敦后,不久就寄信给南条文雄和笠原研寿。在此之前,杨文会已从日本驻英外交人员末松谦澄处得知南条等正在牛津学习梵文。因此第一封信除常规的寒暄之外,其余则主要谈到与梵文有关的问题。如提到:“现在所诵梵文,是否三藏教典?今文典古文同异或何。大乘经论流传印度者,尚存几部?上人当能洞悉底蕴,详细见示为幸。”并希望南条在“功课之暇,将印度字母谱写出一纸,以英文配其者,以汉文注其法,俾弟亦稍知崖略,则感荷无涯矣”。(注释: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与笠原研寿、南条文雄书这一》。)南条文雄则在回信中详细为杨文会做了解答:“现在所诵三藏教典,与彼等罗什、玄奘等之原本无异。其中佛经梵文,别存一体,往往有以方言代古语者。是以虽印度学士,甚难读之。大乘经论,尚流传印度东北尼波罗者,其数颇多。晚近印度及太西学士,得其为本刊行布世者,已有数部。弟等曾得唐日照所译《方广大庄严经》之梵本,此其一些。——印度子母音表二样,写以应高谕。若夫详解,则讲读文法书。唐僧广著《悉昙记》,其梵字即尼波罗文字也。而注发音之法,如稍详者。今别抄出,以供参考。不知其配音文字,果妥当否?请赐教之。”除梵文之外,南条在信中又提及巴利语佛教文献的存在:“小乘三藏教典,今尚存于赐兰岛,其文所谓巴理语者,而非大乘教典之梵文之类也。(注释: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之一——附来书。》)”有关巴利语佛教文献的情况,对于杨文会来说也许是首次所闻,不过巴利语仅为小乘教典所采用,这也许是没有引起他注意的主要原因。在后来的交往过程中,杨文会又不断向南条文雄求教有关梵文文献的情况,并从南条文雄处获赠《般若心经》、《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尊胜陀罗尼》、和《法集名数经》、等梵文经典。一八九一年以后,当杨文会委托南条文雄等大批量从日本购书时,亦求购了《悉昙藏》(安然著)、《悉昙揃》(佚名)、《悉昙字记》(智广著)、《悉昙字母表》(一行著)等梵文学用书(注释:南条文雄《清国杨文会请求南条文雄送致书目》(写本)。)此外,杨文会也有过派人赴南条文雄处学习梵文的打算,但因故未能如愿。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杨文会的功绩多在开拓,重视佛典比勘亦为其一。换言之,杨文公本人虽未能亲自利用他所搜集到的梵文佛典及学习用书等,但对后世治佛学者来说却多受裨益。杨文会逝世以后,作为继承者之一的欧阳竟无就深受其影响。如在谈论治佛学之途径时,即特别强调“藉助梵、藏文,其中要籍未翻者极多,参阅多所依据,立论乃确”(注释:欧阳竟无《今日之佛法研究》,《内学》第一辑。)的重要性。并将现学之科目划分为十类,其中第九类为“梵、藏、英、日文学”。(注释:欧阳竟无《与章行严书》、《内学杂著》,金陵刻经处版。)欧阳竟无的思想也贯穿于他的办学精神和培养弟子的活动中。在欧阳竟无的众多弟子中,最令他满意的要属黄建。因为在欧阳竟无看来,唯识学之所以“千数百年枯槁沉沉,润泽发明一无足凭”,是由于“后人精唯识学能梵文苦不兼具”,以致造成“宝不易遇,遇不知贵,贵不能显”。(注释:欧阳竟无,《黄建事略》,《竟无诗文》,金陵刻经处版;《海潮音》第四卷第九期。)而黄建就是他理想中的“善唯识能梵文”者。
黄建,名树因,广东顺德人,一八九八年生。自幼随家侨居南京。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南洋中学,由于姚伯年的引荐,到南京延龄巷金陵刻经处。(注释: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第六O七页,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因听“竟无居士讲梵、藏文典于佛学上重要,即喜学梵文”(注释:东初《近代中日交通史》,第七一六页。)一九二O年,由梅光义介绍,到山东济南,从德人雷兴(Ferdinend)学梵文和巴利文。时梅光义任山东高等检察厅厅长,予树因生活上不少帮助。一年后又由济南北上,到北京大学从俄人钢和泰(Stael-Halstein)学习梵文,从雍和宫喇嘛学习藏文,同时在北京大学任梵文翻译职,如此学习了几年,在梵文上有浓厚的造诣。(注释:《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第六O八页。)在北京期间,他多方搜求藏文法典籍,或抄或购得十六种,以期“归支那内学院次第翻译,并计划远游印度,搜索梵文典籍,以竟玄奘未竟之业”。然而遗憾的是,在黄建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其宏大理想,即于一九二五年病逝世于北京卧佛寺,遂使其志化为“一切乌有”。(注释:欧阳竟无,《黄建事略》,《欧阳竟无先生内外学》,金陵刻经版。)黄建的离世,给欧阳竟无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为了纪念黄建和继续他未竟之事业,欧阳竟无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支那内学院内设立了“树因研究室”,勉励同人继承黄树因遗志,以梵、藏佛典订正、补充汉藏之不足。(注释:《欧阳竟无先生学术年谱》,刘梦溪主编《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澄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同时又设“西藏佛学研究室”,并购得西藏大藏经一部,以供校勘之用。
除黄建以外,吕澄是另一位受欧阳竟无影响颇大的弟子。吕澄,字秋逸(或秋一、鹫子)江苏丹阳人。十八岁时曾入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部学习,后东渡日本学习美术,一年后归国。二十一岁时,受刘海粟之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在此期间撰写了大量美学著作,并成为中国近代美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二十四岁时,应欧阳竟无的邀请,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工作,开始了佛学研究的生涯。(注释:《吕秋逸先生小传》,刘梦溪主编《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澄卷》。)吕澄除徒黄建受学藏文外,又兼通英、日、法、梵语言,且以“超敏缜密”见长。因而在校勘和整理佛典上,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欧阳竟无评价值道:“先师付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吕秋一可以整理。”(注释:欧阳竟无《黄建事略》。)“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诞、蛰居不离者有吕秋一”。(注释:欧阳竟无《经版图书展览缘起》、《内学杂著》,金陵刻经处版。)。
从一九二二年以后,中国佛界先后有几位僧人赴日本留学。他们的主要目的虽在于学习我国早已失传的密宗,但与梵、巴、藏等佛典亦多有接触。大勇是太虚的弟子,因受太虚之委托,于赴日留学期间对梵学尤为关注。如“星期一、四、五,均往大学林受曼荼罗梵文法(转声语尾变化在内)”,并感慨“甚为复杂,比英文难”。(注释:大勇〈上太虚法师书〉,《海潮音》第四卷第三期。)遇有所感所得之时,亦及时向国内佛教界传递。如在上太虚书中说:“日本梵文现有古新二派,古派又分中天竺音韵与南天竺音韵,此二种音皆系唐时流入日本者。新派则现今印度人之音韵,不但音与古殊,即字形亦甚差异。徒现所受学者,音则以新派为主,阇梨言日本梵语古音之发音多有讹误,故今大学内不授古音也),亦兼学古者,以便参照。故字形则以古派为主,因经轨中梵字悉古形故,亦兼学新字形,书写方便故(注释:大勇《留学日本真言宗报告》、《海潮音》第四卷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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