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的源流（上）

台湾佛教的源流（上）
　　作者： 释慧严
　　谈到台湾佛教的源流，依据诸种资料，如大正8年（纪元1919）三月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以下简称《报告书》）、增田福太郎氏《东亚法秩序序说、南岛寺庙探访记》（以下简称《探访记》昭和17年纪元1942年4月30日）、《台湾本岛人宗教》（台南州卫生课、昭和12年纪元1937年）、《南部台湾志》（台南州共荣会编、1934年9月、南天书局于1994年9月复印）、〈台湾宗教概要〉（《南瀛佛教》11之3）、李添春氏〈台湾佛教特质上、下〉〈《南瀛佛教》18之8、9〉的话，可以知道闽南佛教是台湾佛教的源流之一，这是上述诸资料的一致说法，在此举二、三例来作说明。
　　《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云：
　　然台湾佛寺皆属福州鼓山末流，而鼓山涌泉寺以禅的寺统混和净土思想者。
　　《南部台湾志》中云：
　　本岛的佛教，传自福建鼓山、西禅二丛林。康熙、乾隆年间奉佛的官绅建立寺剎，延请二丛林道德崇高的出家人到台湾住持寺剎。嘉庆以后，禅规大弛僧纲落地，穷夫寒贫之徒，剃发法衣，作度日之计。佛灯顿灭，大寺巨剎或废或存。其存者颓废荒寥，徒留亡教之遗。
　　《台湾本岛人?宗教》亦云：
　　台湾寺院大抵为南支的鼓山涌泉寺或怡山长庆寺等的末徒所开拓，皆属禅宗，但非如内地禅宗纯乎，而是混合净土的教义。
　　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台湾的佛教，自明郑时期至清朝末叶为止，大都传自福建的鼓山涌泉寺及怡山长庆院即西禅。不过基于史料的不足，在此时代往来台闽的僧侣无法确认其生平，但在同治以后有史料可考的，倒是不少，今将之叙述于下：
　　(一)开元寺系统者
　　荣芳师（纪元？～1882）字达源，台湾凤山县人氏，生道光间，自幼出家，诣鼓山涌泉寺授戒，后到嵩山少林寺修禅学武，故精拳法，通禅理。……前清同治间归台，为开元寺住持。
　　玄精师（纪元1875～1921）俗姓蔡名漳，盐水港布袋嘴（新营）的人，生于光绪元年（纪元1875），资性侠直，精通法术，世人称为蔡真人。二十一岁归依龙华佛教，师事西港庄信和堂的黄普宗，后投开元寺成为传芳师的弟子，不久渡鼓山受戒，于明治36年（纪元1903）成为开元寺的住持。
　　传芳师（纪元1855～1918），字清源号布闻，出生于咸丰乙卯（5年纪元1855）2月15日，俗姓陈名春木，台南府上横街人。光绪7年（纪元1881）二十七岁，得荣芳师的介绍，投礼鼓山涌泉寺维修师出家，得戒于怡山长庆寺的复翁师。返回涌泉寺后，初隐舍利窟修禅，继而游兴化，历住泉州崇福、承天两寺后，复返涌泉寺。迨至纪元1913年应开元寺监院成圆师之请，返台任该寺住持之职。[4][4]传芳师圆寂之后开元寺的住持是成圆师（大正8年《开元寺同戒录》）。
　　义敏师（纪元1875～1947），俗姓周名春木，童年投台南开元寺，依妙谛上人祝发出家，二十一岁（即纪元1895年）求戒于鼓山涌泉寺。归台后，驻锡台南开元寺弘法有年。于民国前4年（纪元1908年）率领其高足永定和尚等，振锡于大岗山，[5][5]中兴大岗山佛教圣地，重建超峰寺等数处道场，此为大岗山本山法派之由来也。
　　本圆师（纪元1882～1947）俗姓沈，基隆市人。十六岁时（纪元1897年）拜基隆清宁宫住持释元精为师，纪元1898年善智、妙密二师回台于清宁宫弘法，本圆与善慧二师同时亲近之。1900年得戒于鼓山涌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1908年返台；1910年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宝海师圆寂，接任凌云寺住持，后发展成北台湾三大道场之一。
　　得圆师（纪元1882～1946）字印如，俗姓魏，名松，嘉义县店仔马稠后人。光绪25年（纪元1899）18岁归依龙华佛教，同38年（纪元1905）礼开元寺住持玄精师为剃度师，翌年纪元1906年与捷圆师同往鼓山涌泉寺得戒于妙莲老方丈。住涌泉寺1年，后游学于泉州崇福寺，宣统元年（纪元1909）回台，大正10年（纪元1921）8月，继任开元寺住持。
　　捷圆师（纪元？～1948），俗姓周名狮，台南市安南区海尾人。13岁礼玄精师出家，纪元1906年与得圆师同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宣统2年（纪元1910）回台之后，于大正5年（纪元1916）任台南竹溪寺住持。
　　照圆师俗名杨庭，二十五岁时，往福建省闽侯县鼓山涌泉寺出家。昭和6年11月回台。
　　(二)灵泉寺系统者：
　　善智师，字常慧（纪元1852～1906）俗姓胡名阿红，基隆市草店尾人，三十八岁以前，仍拜在基隆当地龙华教派掌教，也就是代明宫源斋堂张太空普汉为引进。光绪17年（纪元1891）39岁，与同参参妙（妙密？）同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礼景峰老和尚为师。……纪元1898年相偕回台湾，驻锡基隆市玉田街奠济宫（俗称圣王公庙）的后殿清宁宫。纪元1904年，带善慧、善性等多人往福建鼓山涌泉寺受妙莲老和尚之具足戒。
　　善慧师（纪元1881～1945）俗姓江名清俊，基隆市人。纪元1896年，随其母归依龙华佛教，拜基隆市代明宫源斋堂张太空普汉为引进纪元1904年二十四岁，由善智师引导至鼓山，礼景峰和尚出家，法名常觉，并受具足戒，嗣即返台，弦开法化，与善智师同受时人誉为台疆二甘露门。善智师圆寂后，负起兴建灵泉寺之责，后使灵泉寺成为北台湾三大佛教道场之一。
　　德馨师（纪元1882～1952），俗姓邱名妈盛，基隆市人，纪元1900年18岁时依善智师出家，纪元1906年得戒于鼓山涌泉寺妙莲老和尚。大正15年（纪元1926）10月10日继前住持林妙元之后就任台北宝藏寺住持，昭和5年（纪元1930）任灵泉寺住持之职，昭和7年（纪元1932）为基隆市宝明寺副住持，同10年（纪元1935）为汐止街静修院主任，13年（纪元1938）兼任士林街启明堂管理。
　　德融师（纪元1884～1977）俗姓沈名阿番，纪元1900年十六岁时皈依龙华斋教，为源信堂的信徒。1907年依善慧师出家，该年赴鼓山涌泉禅寺受具足戒。因精通日文，故为灵泉寺善慧师与日本总督府或在台曹洞宗沟通的桥梁。1908年赴日留学，1909年入曹洞宗第一中学林读书，可惜因灵泉寺的需要，中途辍学返台，辅助善慧师在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校务推广等的工作，贡献很大。昭和13年（纪元1938）奉日本曹洞宗管长之命，任灵泉寺住持。
　　(三)法云寺系统者：
　　妙果师（纪元1884～1963）派名腾悟，号西来，中坜郡安平镇人，纪元1902年十九岁依觉力师披剃出家，二十九岁大正元年（纪元1912）4月8日得戒于鼓山涌泉寺的振光老和尚，大正2年（纪元1913）迎请鼓山的觉力师来台，共创苗栗大湖郡下法云禅寺，大正5年（纪元1916），创建圆光寺于中坜。
　　妙吉师（纪元1903～1930）派名腾照，号瑞祥，新竹州人，大正6年（纪元1917）出家于法云寺礼觉力师为剃度师，大正10年（纪元1921）得戒于鼓山振光老和尚。后游学于闽南佛学院，华严大学，大正14年（1925）毕业返台，旋赴东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返台后热衷于各地从事演讲。
　　真常师（纪元1900～？）派名今圆，新竹关西人，大正4年（纪元1915）十六岁投大湖法云寺觉力长老门下，礼达圣师出家，大正8年（纪元1919）得戒于鼓山振光老和尚。后留学于闽南佛学院，昭和8年（纪元1933）为台中后里毘卢寺的嘱托教授，着有《佛学浅要》一书。
　　以上列举诸师往鼓山涌泉寺受戒及往闽南佛学院留学的史实，其前往鼓山的年代，约在妙莲地华至振光古辉任方丈，纪元1854年至1924年，正值清末民初的时期，而诸师前往鼓山的目的，可说大都是为了受戒取得僧侣的身份，为什么？因为此时台湾佛教界还没出现有足够条件传戒的道场。关于这一点，《报告书》中云： 然元来台湾无传法授戒的大道场，凡本岛僧侣之上乘者，皆以游鼓山而彼等亦不致敢想说法布教，只依样于龛前看经礼拜而已。然彼等多数严守持斋，不娶妻，慎嫖赌，不违戒律这些方面是远在内地（指日本）僧侣之上。
　　又云：
　　想记述台湾僧侣，到福州鼓山接受戒牒的状况。台湾人而想成为有相当地位的僧侣者，必定要赴福州鼓山受戒，得到僧侣的资格。这在现时的制度里，身为台湾僧侣，是因非得要这样资格的公认不可，不如此的话，难以得到世间一般信徒的信赖，留锡鼓山者三年为一期。一年沙弥戒，二年比丘戒，三年而成菩萨戒。修行无过失者，惯例是一年进一阶，三年满时允许退山。三年后授戒圆满者，称之为和尚，取得住持的资格。还有想成为大和尚者，不可不再进一级。授戒费约要四、五十圆，其时期定为每年阴历四月八日及十一月十七日二次，豫先于鼓山涌泉寺广告之，所有的初出家僧等参集之。授戒行状日数是七日，而于此间，教导僧侣该有的行为二百五十戒。最后一日称为授戒记，于头顶上点了三个乃至十二个炙。……还有在授戒中，想当戒元及都戒元者，必须招待同期的受戒者。又想作大和尚者，必须公布奉献五百圆的净财。因为不堪于负担其费用的缘故，得此等称号者，极为稀少。
　　此《报告书》是出版于大正8年（纪元1919）3月，而此《报告书》是因大正4年（纪元1915），台湾发生了西来庵事件。由于此事件与在家佛教即斋教有密切关连，因此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旧有的宗教，实施全面的调查而作成的《报告书》。因此《报告书》的内容，实足以反映大正时代以前台湾宗教的实况，当然也包含佛教在内。依据《报告书》的话，可以知道当时台湾尚无传法授戒的道场，台湾僧侣想取得僧侣的身份，只有选择到鼓山去受戒。不用说，这些到鼓山去受戒而回台湾的僧侣，其身份地位自然与众不同，除了较易取得社会大众的信赖之外，也是能身居住持地位的保证。曾景来氏在《台湾宗教?迷信陋习》开元寺物语中说：“据闻大正7年释传芳师辞退住持的职务为止，开元寺的历代住持都是于福建省闽县鼓山涌泉寺受戒修学的。”
　　又从笔者上述所列举的诸师略历来看，传芳师时代以后的开元寺历代住持以及与开元寺有联络的重要寺院如大岗山超峰寺、竹溪寺的住持，都是到鼓山受戒的。此外灵泉寺、法云寺当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此值得注目的，是如此的情况正也告诉我们，当时台湾佛教僧侣并不是人人出家之后，都能经历戒场生活的。一趟鼓山之游，除了要旅费之外，尚须四、五拾圆的受戒费，当时四、五拾圆可不是小数目，可能不是一般出家僧侣能负担得起的。或许是如此的情况，形成台湾佛教僧侣中有外江僧、长毛僧、香华僧、长毛僧道士的不同身份。这些僧侣的身份名称，是代表什么呢？在此先依增田福太郎氏的《探访记》介绍于下：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外江僧侣者，是言在支那的大丛林里修行过的人，是住在寺庙，菜食无妻。但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可分为出家僧、香花僧、长发僧。长发僧普通也叫长毛僧是辫发的俗人，参与丧葬仪式者，肉食带妻，住于市井，一名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
　　又《报告书》中，也作了如下的介绍：
　　台湾僧侣中，有外江和本地之别，云外江的僧侣者，是在支那大丛林修行过的人，致于说本地的僧侣者是在台湾修行的人。……长毛僧又叫长发僧，或对沙门而称缁门，对道士叫僧士，多属漳州人系统。
　　长发僧住于市井，应众庶之请托，行葬仪或当祭仪作当事者的补助。
　　根据举《报告书》及《探访记》，可以知道外江僧者，是指的曾到中国大丛林参学过的僧侣，不过实际上是指的到鼓山受戒参学或来自鼓山的僧侣及其子孙而言。依据李添春氏的说法：“日本领台前后，来自对岸福州鼓山寺的僧侣，频繁地来往于台闽之间，现在散住在全岛各地的僧侣，大部份是在此时渡台僧侣的子孙，其人数约有三四百名之多。”再由李添春氏借用《南瀛》卷5之4，页61，总督府自大正15年至昭和元年调查结果的总计表，是专指外江僧来看，可以知道昭和元年末的外江僧人数计有409位，而其分属于五大寺院，即台北凌云禅寺、基隆灵泉寺、新竹法云寺、台南开元寺、高雄超峰寺等，此都是福州鼓山的末派。
　　至于长毛僧、香花僧，说是属于本地的僧侣。所谓本地的僧侣，我想是指的没有力量到对岸去受戒参学的人，其人数也依上述总计表的话，总计有324位。比外江僧来说是少了一点，但也不少。这些僧侣的工作，长毛僧已如《探访记》、《报告书》中所述，至于香花僧，李添春氏介绍说：“所谓香华僧者，本岛人僧侣，这一类的人，虽住寺庙，但基于寺院财政都被管理人掌控，出家人在衣食上也感到不自由的情况之下，无暇研钻佛教教理，只孜孜于为俗人祈祷引导，遂致如道士似的成为职业化。”依李氏的介绍，香华僧，也就是今日我们一般所说的经忏僧。也如《报告书》中所说：“只能在本岛依师僧读诵《禅门日诵》或《日课便蒙》之文，学习普通仪式的本地僧。”（页74）。虽说外江、本地，而实际上的差别，只是在于有否受戒而已。没有能传法授戒的道场，这在台湾佛教界而言，表示它未能完全独立，必须仰赖鼓山而生存，当然发展也受了影响。不过如此的情况，到了大正时期，出现了改观的环境。这是由于大正6年曹洞宗台湾佛教中学林的成立；临济宗妙心寺派于大正7年也创办了镇南学林；净土宗也在大正8年4月，开设台南学堂于台南，对台湾僧侣实施宗门的教育（《报告书》页75）。这三所宗门学校在日后，虽有镇南学林合并于台湾佛教中学林，而且中学林也改制，逐渐成为以一般人民子弟为对象的学校，但其创校初期所发挥的功能，委实不能忽视。还有南瀛佛教会成立之后，在各地举办的讲习会，也是提升台湾佛教僧侣素质的要素之一，这些因素促使台湾所谓五大寺院，逐渐有能力应时举办传戒大会。这也就是说，在日本领台之前，台湾僧侣中稍具有知识身份者，除了少数的例外之外，均是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或是来自鼓山的，如法云寺的开山祖觉力师。虽然这类人数并不多，但在日本领台之后，由于他们经常与日本佛教界人士接触，进而合作，加上他们与鼓山的关系也似不错，以至于有能力在台湾当地传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