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尘化境（2）

　　清及近代文人佛教诗文
　　现在研究居士文学。清初，明代的遗老出了家，取了法住进了僧院，经过清修，确实像个僧人，如方以智，我们就用他的法名无可列到僧人行列里了，但有些则不然，如虽然住进了僧院，还要以五十担书自随的董说。五十挑担子跟着他，简直像个不小的现任官，怎么能放到僧人行列里呢?又如陈洪绶，毛奇龄说他“生平好妇人，非妇女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辄应。”虽然也出过家，但我们还是把他摆在居士行列里。
　　陈洪绶，崇帧中召为中书舍人，入清后削发为僧，改字，悔迟。他有《南旺寄内》云：
　　饥来驱我上京华，莫道狂夫不忆家，曾记旧年幽事否，酒香梅影话窗纱。
　　南旺在山东，这首诗很可能是他应召为中书舍人时作的。他以画著名，曾有《画长公与恒如》云：
　　爱写圆通苏子瞻，一年几得两三缣。老僧乞请伽蓝去，溪水山花白布帘。
　　他爱画苏东坡，而且冠以佛学定语“圆通”二字，可见他是推祟东坡居士的。像陈洪经这类的诗人画家兼为僧的还有八大山人与石涛。石涛以禅法讲画，很有神理，其诗文亦可观。为篇幅所限，仅举陈洪绶一例。
　　董说，祟帧时诸生，晚年出家，法名南潜。焦循的《剧说》与钮玉樵的《觚(gu)塍》都说他“每一出游，则有五十担书随之”。《触》还说他对于“传钵开堂，飞锡住山之辈，视若蔑如”。可见他瞧不起“传钵开堂，飞锡住山”的正业。他杯《漫兴》中云：
　　衣借空阶叶叶缝，杜鹃国里买孤筇。未能逸俗朝评帖，一事如僧夜打钟。眼底三千年旧迹。梦中七十二青峰。人间难着支离叟，只合天台对孤松。
　　杜鹃国即蜀国，孤筑即一根手竹杖。这是他买了一根四川的竹杖，好便于山行；第二联说他为僧之后，未能改掉往日在俗的生活，早上不免要评一评书法，只有一件事还像个和尚，即晚上起来打钟；第三联上句指他这段时期正在研究历史，董说曾著过《七国考》，故说他的案头尽是三千年的历史书。下联指他思家，他的故乡是吴兴市，在太湖之滨，太湖有七十二峰，这是他发抒怀乡之情；末联说，现在人间难容我这个性情古怪的老头子，我只好与天台山(天台宗的佛教圣地)的孤松为伴了。
　　钱谦贞，字履之，钱谦益的从弟，常熟人。他与谦益政治态度完全不同，谦益作降臣，而他则闭门谢客，不屑应酬。有首《庄乐与余数年同病，久失过从，风雨中忽拏舟见访，因宿儿子书楼夜话。追昔抚今，帐然有作》：
　　杖策招寻久未能，扁舟忽有兴堪乘。参商一别看儿女，风雨来过见友朋。算老渐如将去客，论心同是在家僧。南庵若遂比邻约，瓢衲连床夜夜灯。
　　杖策就是拄手杖。第一联是说要拄手杖来访寻你们是不可能的了，不意你们忽然驾着一叶扁舟来了；第二联，参商是天上的两颗星，当参星没入地下，则商星升入天空，反之，商星没入地下，则商星升入天空。这里用来喻见面之难，完全用的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第三联说，人者就如将要逐渐地离开尘世的客人，若论我们的心境大家部是在家的和尚，如果我们能在南面的佛庵觅个住处，我们就是邻居，大家就可以像僧人穿着袖衣，带着僧人用瓢，连床而卧，夜夜挑灯闲话。
　　蒋超，字虎臣，顺治丁亥第一次举行会试便赐进士及第，可见他不是什么遗老之类，曾作顺天学政。大概清初果于杀戮，他是金坛人，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的惨剧，必有所闻见。因此他常。断肉食，喜交方外人，在北京时曾向大博叩问心法。著有《绥庵集》。晚年居峨眉山伏虎寺，在临终时作了半偈(即两句)而化：
　　便向鍑(fu，像瓮子似的锅)中求避热，那从大海去翻身(人生到世上来，无异在鍑中去求逃避热恼，又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去翻身，怎做得到啊)。
　　无疑这是一种对残酷统治者不满所起的一种折射。他的诗很清丽，在《金陵旧院》中云：
　　锦绣歌残翠黛尘，楼台已尽曲池湮。荒园一种瓢儿菜，独占秦淮旧日春。
　　写经过多次兵祸之后南京的荒凉，这里面透露出作者悲凉的情绪。他学佛后的诗则写得十分飘逸，如《文殊院》云：
　　紫玉屏风敬佛楚，诸峰如笋上青天，偶来山寺空无主，惊起白云松际眠。
　　金农，字寿门，号冬心，自称“心出家粥饭僧”。能诗，工书画，特喜画佛像。著有《冬心先生集》，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他叙他画佛时的虔诚态度云：
　　晨起浣沐，画佛一躯。佛着无价宝衣，藉草坐树下(把草铺好坐在树下)。其树周匝(即周围)枝叶庄严，真化城中之妙相也。观我画者，拟我以卢椑阗?/FONT>(唐代专门画佛的大画家)之流，非五浊之人所能为也。画毕合十指爪(双手合雄胸前致敬)，复演说八十四字题卷首云云。
　　看他画佛前后的虔敬，便知道他信佛之深。不但此也，他于七十三岁时自己画自己的像，写了一篇《冬心先生自写真题记》：
　　予今年七十有三，尚客广陵(今扬州市)未归，为僧之愿未偿，各示此轴者，要道眼观我骨相，是佛家弟子乎?禅林野佛乎?不觉掀髯失笑。
　　他的诗做得很清雅，如《宿蹈光飞雨轩》云：
　　隙尘抖擞上方眠，飞雨轩中暂息缘。试问蒲团琳长老，可曾听厌满山泉。
　　韬光在灵隐寺之西，首句抖擞即抖动，振动，隙尘乃身上的尘土。上了韬光，不免要把身上沾带来的尘土抖光，然后才在这样一个名寺眠宿。在飞雨轩里住就会把我俗世的那些人事牵挂得到暂时的休息，使心地宁静。请问坐在蒲团上的琳长老，你对这满山的潺潺的流泉可曾听厌过?他还有首画芭蕉》的诗：
　　绿得僧窗梦不成，芭蕉偏向短墙生。秋来叶上无情雨，白了人头是此声。
　　用语浅显，但十分有韵味。他还有一首《题山僧叩门图》是用长短句写的：
　　光圆头脑，定是前山跛长老。”叩门何事?口念新诗笑倒。草堂尘扫，树团团围抱。蔬饭好，此间无热恼。
　　彭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二林居士，他受善萨戒后，取“际清”为法名，所以又叫彭际清。他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及第，授官不就、后读明末名僧真可的《紫柏全集》，决心学佛，专心修奉净土法门。关于佛教的著作甚多，有《无量寿经起信论》、《阿弥陀经约论》等，佛教史方面有《居士传》、《善女人传》，文学方面有《二林居士集》。
　　他生在乾隆时代。据他自述，他中进士出自卢文弨chao)门下，又与戴震友善，这两人都是有名的考据家，可是他的为学却没有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似乎他不喜作诗，但二林文集》里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即使是说佛理的文字，也主往以清丽的笔调出之。他自称其作文之旨得自佛经，在叙文》中说：
　　然予读佛经而得为文之旨焉，旋乾转坤，沐日浴月， 《华严经》之文也；万斜源泉，千寻飞瀑，《般若经》之文也；空山鹤唳，静夜钟声，《四十二章遗教经》之文也。
　　我们这里不研究佛经文学，所以我们不加阐发。他对当时流行的以阐发儒家经义为主的时文颇有批评：
　　经义之变有三：一曰腐，二日酸，三日俗。
　　批评十分中肯，不难看出他的创作理论与风格。在《书邓自轩先生集后》云：
　　予读先生书，诚服之，欲出一语以赞先生而不得也。八月既望，独宿小园中，夜起立倚槛，于是白云在天，明月在水，清风在户，寒香在树，遂诵先生诗曰：“处处桃花处处津，不知谁是武陵人，从今懒向渔郎问，镇日窗前磕睡频”，盖从容乎乐也。越翌日，书之先生集后。
　　“八月既望”以后这段，写得十分淡雅清丽，没有艰深的字句和典故，然而那幅月白风情好天良夜的画面，就浮现在你的眼前。他有一首《即事》的诗，比较可诵：
　　庭前有遗粟(庭院前面掉了一些谷物)，鸟雀共欣欣(鸟儿雀儿见了谷物，都十分欢喜)。回首见人影，翻然入远云(鸟雀见着人影，都远远地飞入云中去了)。机心如得尽(如果把智巧机诈的心清除干净)，万物可同群(万物都可与我们为朋友，鸟雀见了，也不会飞走)。到处春风里(到处都是春风和气)，何人不共君(谁又不愿与你同在一起呢)。
　　际清与罗有高、汪缙二人关系都很好，他特别推重汪缙，说他的诗“不宋不唐”，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汪缙，字大绅，乾隆时贡生。不乐做官，持戒很严，不吃荤辛，以参禅为务。著有《汪子文录》。他有《野僧》一首，云：
　　直入山中去，山中别有天。把茅黄叶路，洗菜白云泉。山月照初定，松风吹早眠。此心无住处，随处好安禅。
　　完全用的白描手法，意境句法都学王维，而较王维瘦硬。又《中峰读书》云：
　　借来客舍是禅居，爱坐闲窗夜色虚。涧水时闻风断后，竹林渐白月生初。难从支遁亲调鹤，且学天随晚著书。心地喜无元字脚，何妨门外问三车。
　　只有三四联要解释。支遁是晋代的名僧，《世说新语》记载他爱养马养鹤，他是一位杂揉老庄与佛学的僧人。“难从支遁新调鹤”，意即他不会去学支遁那样去养鹤；天随(一本作天亲)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别号，龟蒙著书十分审慎，作成就放在箱子里，不以示人，甚至被人偷去，他也不知道；元字从一从兀，兀字有动摇不安之意。“心地喜无元字脚”，这里用的拆字格，即我为心地平和安静高兴，即使门外停着三种车子也无妨。三车用的窥基的故事，相传窥基是贵族尉迟宗的儿子，玄奘见他很有根器，可以传他的大法，要度他为憎，窥基说：“要满足我三个条件，我才答应，一是不绝男女之欲，二是要吃肉，三是过中以后，我要进食。”玄奘为了慢慢地化诱他，允其所请。于是窥基初当和尚，走到哪里便有三种车子跟着他，第一车是女人，第二车是荤辛，第三车是女乐。大绅提出，只要心地平和安宁，门外有三车装载女人、荤辛和女乐，也妨害不了我的禅静。
　　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乾隆进士。嘉庆时以批评朝政，谪戍伊犁，不久赦还，改号更生居士。著有《洪北江全集》。
　　他早年不信佛：在《万安僧袈裟塔歌》里第一句便提出“平生不谒旃檀林(指佛庙)。”万安和尚率兵抗元。他有“时危聊作将，世定复为僧”之句，后战死。是很值得歌颂的事，但只有这两句传下来，因此我们在宋代佛教文学里没有介绍他，今用洪亮吉的诗，来表彰这位壮烈牺牲的爱国和尚。
　　平生不谒旃檀林，今日偶访袈裟塔。袈裟塔名由义士，不为西来传佛法。宋家末造僧万安，为僧作将皆偶然。此身所自有君父，不敢浪语称逃禅。
　　……莫谦之，徐道明，方外节义皆铮铮。君不见。子昂不识忠孝字，空写佛经盈一笥。
　　由于万安壮烈牺牲，寻觅不到他的遗体，才用他的袈裟来修塔，故名“万安袈裟塔”。第四何“不为西来传佛性”，那时亮吉还没有遣戍，不甚读佛书时的看法，他只知和尚念经 的一面，不知道僧人为了救世，可以舍弃生命。宋初曹翰是一：个有名的屠夫，他为了攻打南唐的江州(今九江市)久久不下，入城之后屠城，他很得意地上了庐山，见到缘德禅师，缘德很瞧不起他，连一个普通的问讯也没有。曹翰勃然大怒说：“你知道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吗?”缘德从容不迫地答复他：“将军，你可知道有不怕死的和尚吗?”万安正是这种不怕死的和尚。末两句讥讽书法家赵子昂，以宗室投降了元朝，枉自写了一箱子的佛经，他应对万安有愧。
　　亮吉从伊犁得赦后，自号“更生居士”，文集取为《更生斋文集》，这下他就改变了“平生不谒旃檀林”的态度了。他有与释达瑛的诗：
　　日穷西海归东海，到处名山已尽探。正恐欲闲天未许，不妨暂借与茅底。
　　达瑛是清代的名僧。这诗是说他由西方的伊犁回到东海长江下游的常州家乡来，在大难之余，他有休闲的愿望，所以他向达瑛暂时借一僧房住。他还有《跋巨超上人足踏万峰卷子》、《法界楼夜坐》、《酬慧超僧二首》，我们仅选《酬慧超二首》中的一首，以见其余：
　　因观竹柏楼月，远指高吴寺灯。三世佛前老袖，六朝山下诗僧。
　　商旻寺在扬州茱萸湾侧，竹柏楼在镇江北固山，故可以“远指高旻寺灯”。三世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佛，一般佛殿均供有此三世佛。末两句称赞在三世佛殿前念佛的慧超是一位会做诗的诗僧。
　　张问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进士，卒于嘉庆十八年(1814)，曾官山东莱州府。主张诗歌应抒写性情，反对摹拟，与袁枚相好，有《船山诗钞》。他在家里筑了绣沸斋，小一微尘精舍，还曾着过僧装。他的信佛是比较明确的，不过像居士一样，态度非常自由。在《修佛斋》中云：
　　萧斋本无佛，乘醉偶逃禅，偏惹知诗婢，铜瓶借白莲。
　　知诗婢用的郑玄的故事。郑玄研究《诗经》，曾有《毛诗郑笺》之作，由于他治《诗》。连家里的女婢都可以用《诗经》上的诗句互相问答。这里用来说他好佛，连婢女也知佛，把案上的铜瓶也插上象征佛教的白莲花。其《禅悦》云：
　　蒲团清坐道心长，消受莲花自在香，八万四千门路别，谁知方寸即西方。
　　八万四千是印度最常用的数字，极言其多。方寸指心而言，学佛的法门虽多，归根结底还是方寸之地的心。佛家的口头禅“即心是佛”就是此意。其《元夜月下作僧装访沧溟》云：
　　儒衣不着着僧衣，今昔何曾有是非。觅我本来真面目，袈裟也向白云飞。
　　“本来面目”是禅宗公案常用语。六祖慧能《坛经》提出问惠明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公时，那个是(惠)明上座本来面目?”(在你的思想中，不去思考善，也不去思考恶，这时你的心中什么都没有，不正是你的本来面目吗?)据说惠明当下大悟。问陶这诗借儒衣与袈裟作譬喻，穿儒衣固然不是他自己的真面目，现在穿上袈裟也不是他的真面目，如果泯去了人我之见，那袈裟也化作白云飞了。
　　李惺，字西沤，四川垫江人，嘉庆丁丑(1817)进士，有《西沤全集》。其《入罗浮寓宝积寺生日偶成》云：
　　偶然住脚此山中，山鸟山花识此翁。宿命安知非老衲，化身重与现枯筇。百年苦日三之二，南徼流云西复东。明岁今朝定何处，三留桑下真匆匆。
　　宿命即前世，老衲即者和尚。他自以为有禅悟，他前世当是一位老和尚。“化身重与现枯筇”，是指今生因前世为老和尚，所以变成枯了的竹杖。这里的枯筇意指“枯木”，唐代高僧石霜下面的徒众坚持坐而不卧，对这种坚持坐而不卧的僧众称为“枯木众”。似乎李惺也曾习过这种坐而不卧；第三联是说人生百年的苦日子已过了三分之二。南徼指南方的边境，罗浮在广东故称南徼。说明他像流云似在广东没有定居；最后一联是说明年的生日在何处过，我可不知道。三留桑下是佛教用语，佛教为了让人们不要产生恋着，因此告诫不要在同一棵桑树下停宿三晚上。这里用来说明他在罗浮宝积寺只住几天，未免太匆匆了。他还有《古诗杂咏》，很风趣：
　　弥勒挈条布袋，达摩挂只芒鞋，似此未能放下，想渠尚有安排。
　　佛教就是教人一切放下。弥勒拿条布袋，这是指寺庙所常塑的弥勒佛像，他挺着大肚子，笑口常开，负一路都袋，故又叫布袋和尚(真的弥勒佛是指未来佛)，传说他是弥勒转世；芒鞋即草鞋，画家画达摩西归图，常画他挂一草鞋，这两位都是高超的佛祖，他们都没有做到把一切放下。渠意即“他”。末句说：因为他们一个提布袋，一个挂草鞋，似乎还另有安排，还有别的打算哩！他还有一首《舟过大佛岩口占》：
　　嘉州城外晓云开，九顶山前浪作堆，大佛端然无一事，看人过去看人来。
　　大佛即乐山的大佛，九顶山即凌云山，凌云寺，大佛就在九顶山的脚下。末尾写得非常冷
　　有味，“看人过去看人来”，大佛看尽过往的众生，应该十分心中有数。但又“端然无一事”。他用无言之教，默默地关注着众生。张问陶也有一首过乌尤的诗。他偏重写景，“凌云西外古嘉州，碧玉半江绕郭流，绿水丹山望不尽，敲窗三面见乌尤。”张与李的时次接近，可谓异曲同工，使名山古寺生色不少。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底，浙江仁和人。他是文字学家段玉裁的外孙，故他的学问极有根底。道光进士，他又是一位很具眼光的改革家，当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时，他曾预见英军的进犯，建议及早准备。喜读佛书好以禅理为诗文，著述甚富，有《龚定庵全集》。
　　他的诗文如《病梅馆记》、《说居庸关》以及《己亥杂诗·九州生气侍风雷》，都是在许多中学课本读过的。我们现在选录一则《发大心文》的末一段，以见他的信佛：
　　世界无尽，佛力无尽，众生无尽，一切法无尽，我愿亦无尽。
　　他的誓愿是宏大而坚定的，他还作过《龙藏考证》七卷，于嘉庆十九年己亥自称持念《陀罗尼》已满四十九万卷，每天诵念普门、普眼之文。他以《己亥杂诗》最为人所知，那时他已四十八岁，人们仅熟习“九州生气侍风雷”那一首，不知道《己亥杂诗》计三百十五首，更不知其中有关佛教的作品有二三十首。他还自称他已证得“法华三昧”(学法华宗佛学所能达到的高境界)：
　　狂禅尽礼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鸠摩枉译此经来。
　　狂禅指禅宗习禅走入妄境者。第一句说他批评了狂禅，一心顶礼天台(法华宗又叫天台宗，此宗以修《法华经》为主经)。第二句批评狂禅忘我好似从琉璃屏上掉臂回来了。瓶经，谓以瓶煮水，水响有如笙簧。正是在瓶水里面响着笙簧似的乐音，屋外有着花影的月夜，他悟得“法华三昧”，否则就辜负了鸠摩罗什把《法华经》译出。诗后小注云：
　　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二十三夜不寐，闻茶沸声，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证“法华三昧”。
　　这几句短文写得很清丽，不愧名家之笔。此外他还有许多赞天台宗的诗，如：
　　吟罢江山气不尽，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闭阁无言说，重灯天台七卷经。
　　天台七卷经即指的《法华经》。《法华经》七卷，是天台宗崇奉的主要经典。他把自己修的佛阁关闭起来，重新再向《法华经》顶礼，说明了他的信仰。此外他还写了一些词，如《丑奴儿令——将近羽岑别墅，留别沧浪亭僧》：
　　赤栏桥外垂杨柳，似我秋心，一阵秋阴，槭槭萧萧秋更深。
　　佛箭容我摊经坐，细剔龛灯，多谢诗僧，明夜挈舟又羽陵。
　　槭槭萧萧像风吹树声。龛灯即佛龛前点的长明灯，当灯不太亮时，要用小竹条去把灯芯向前移一下。羽岑即羽陵，是他自己的别墅。词本是写柔情的多，然而定庵却把它应用在写佛教上，写得很有情感。前阕写景，引起后阕的深情，搭配自然，音韵铿锵，不愧名作。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今邵阳市)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194)，道光进士，曾做过高邮州知州。主张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文学作品收入《古微堂集》。他比较信佛，在《净土四总叙》、《无量寿经会译序》、《观无量寿佛经叙》、《阿弥陀经叙》、《普贤行愿品叙》的后面都题上“菩萨戒弟子魏承贯谨叙”。可见他是受过菩萨戒的，而且还取上了一个法名“承贯”。他作的诗很古淡而有禅味；用字均很常见，但趣韵很高，如《天台赠僧三首》其一云：
　　松下访山僧，言向石梁去，又携寺涧云，去作何峰雨。
　　如果说这首是学贾岛《寻隐者不遇》，那末其二便可说他白出杼机，另有新创了!
　　别山已十日，遥望空徘徊，举头望白云，知从师处来。
　　又如《经古寺二首》云：
　　已登云外峰，更宿云中境，莫云僧产无，门外云百顷。
　　上举三首，字句都平白易晓，。不须解释。他在诗前有时冠以短序，也写得清丽空灵，《北岳五台看雪行》的序上说：
　　凡山之能出风云奔走万国者为岳，而浑源州与上曲阳之山皆无有焉。古今帝王民庶华夷所景仰朝宗者，北惟五台与岱华相并，洵乎岳莫斯宜也。
　　意思是：凡山能出风云使万国奔走来朝拜者为“岳”，但是在浑源州与上曲阳之间的恒山实在不具备上述条件。古今帝王民众，内地和少数民族都常来景仰参拜的，在北方只有五台山可与泰山华山相比，因此我以为五台最应当称作“北岳”。
　　北岳是恒山，几千年相传如此。他要翻这个大案，只用厂寥寥数行字。他为什么要尊五台为北岳，还不是为宣扬佛改的缘故么?
　　徐韦，字仲书，曾出家为僧，法名喻筏，后来还了俗，有一钵诗钞》、《洪乐集》。诗集取名“一钵”可见还了俗仍对佛教有信仰，这和唐朝贾岛一样，应列入居士文人行列里。他有《秋夜留别蔡朴底处士，却尘、云帆两上人(上人即和尚)》云：
　　沧江万里挂孤篷，旅雁三更叫朔风。城上清笳 楼上笛，一时并起月明中。
　　写得很挺拔。他有《宿巴东》一首：
　　独卧巴东夜，孤灯照客愁。万山青作县，六月冷如秋。峡险黄牛出，城高白帝浮。听猿多少泪。洒下大江流。
　　巴东在西陵峡内，六月到过巴东的人才会体验到：万山青作县，六月冷如秋”的美。我曾经多次乘船过巴东，都不由得想起这首诗。西陵峡过巴东时江面最窄，两岸青翠的高山几乎要碰到一起，六月峡风吹拂，顿忘暑热，完全写的实景；黄牛滩是西陵峡中最险的滩，“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朗三暮，黄牛如故”，便是形容古时木船过黄牛峡的实况。它在宜昌县西北八十里。白帝城在奉节东，过此即入瞿塘峡。这里是借来与上句“峡险黄牛出”作对句用的。他还有一首《对月》：
　　愁心化为水，荡漾明月光，将心比明月，堕地忽成霜。
　　很显然是学李白“床头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但他并非照抄，特别是“将心比明月、堕地忽成霜”之句应该说别有新意，是他的呕心之作。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年二十从军新疆，甲午之役，奋起救国。他先从吴嘉瑞，后从杨仁山学佛，主张以大菩萨道融合儒家王道大同之说，为改革施政之本。以参与戊戌政变死难，为“戊戍六君子”之一。著有《仁学》一书，影响当时思想界甚剧，其诗文收入《莽苍苍斋诗》、《秋月年华之馆丛腔书》。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信末称“合十顶礼”，或称“和南”，(梵语中的敬礼)，或称“通眉刍谭嗣同顿首”。
　　当即比丘的异译，通眉当是他法号，可见他是以和尚自命的。他有《金陵听说法诗》多首，这次金陵说法会据他自序：“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异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选其一首云：
　　火劫冰期接混茫，小之陵谷巨沧桑。有形潜逐人心改，创世谁怜我主忙。明日观身今非昨，微身归命向何方。文殊师利维摩诘，随顺重开大道场。
　　这首诗里有一些基督教的问题，也有一些当时接触到西洋科学宇宙如何生成的问题。第一句的火劫便是说宇宙原是天空中的一团火云，冷却后分化成为众星，地球便是其中的一份。冰期指地质学上的冰河期，混茫指宇宙初成的那种状态；第三句说明’地球形成后，小的变化是山陵变为深谷。深谷变为山陵，大的则沧海变为桑田，桑田又复变成沧海。第四句是《圣经》上的传说．我主即上帝，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又创造了人类，他非常忙碌，由他创造出来的人却有的变了心；第三联第一句说，从明天来看我，已不是昨天的我。接着又说，我的渺小的生命要归向何处?末联归结到信佛，文朱师利是佛的大弟子，维摩诘是最著名的居士。我要顺随他门重开大道场，劝化大众。
　　作诗到清未有一巨大变化，即引进新词汇，上面便是一个典型。那些新词汇是译意，还有译音的，《金陵听说法诗》，其中一首有如下一联：
　　纲论横似喀私德，法会极于巴力门。
　　喀私德Caste即印度等级制度的音译，巴力门Parlia—ment即英文议会之音译。他另有首《丁酉金陵杂诗》，就没有上面两首塞用新词的情况，也比较好懂：
　　吴松半江水，湘中一足天。年来都剪得，持入秣陵烟。裘带文章灿，壶歌礼乐闲。何如抛节钺，来看六朝山。
　　丁酉即戊戌政变前一年，他曾任江苏知府，以徐致靖荐，加四品卿衔，参加军机处工作，作军机章京时写的。因为最末两句“何如抛节钺，来看六朝山”，节钺指符节与斧钺，一般是军政封疆大吏才有赐节钺可能。这两句诗充分看出他已预感到戊戌政变的先兆；“剪得吴淞半江水”是名句，湘是嗣同的老家乡，故云“湘中一尺天”，袜陵即南京，这四句是说近年来他既回过湖南，又到过上海，现在又到南京来了；第三联用晋羊枯的故事，叙他来南京轻裘缓带的优容风度，这时他的文名已遍全国。投壶是一种古代的高级游戏，这是叙述他与南京的朋友进行文酒之会所进行的文娱活动。
　　谭嗣同死得太早了，殉难时才三十四岁。据说事变前夕曾有人透消息要他出走，他说：“中国的事不用壮烈的形式，足以成功，走是为了改革，死也是为了改革，嗣同愿以身殉。”可见他意志的坚定。这种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歌颂和效法的。

　　魏晋佛教文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写一本关于中国佛教文学的书。一要拉出一个系统，二要不漏掉重要僧尼及有关佛教文学的重要人物，三要不引较长的原文，四要作些必要的简明的解释，还要注意到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其一心为读者的心地好的。但这些要求不但对于我是难题，恐怕对于任何一位同志也不会轻松，把这个任务压下来，使得我大半年不敢外出，我常改秦观的《满园花》"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为"近日来，任务压的紧，佛也须眉皱"来解嘲，但任务还是摆在面前，还得硬着头皮走。
　　中国佛教文学必须具备特色，它既不同于一般佛教史，也不同于一般文学史，它必须首先体现僧尼的文学活动与作品，然后才是文人居士的文学活动与作品，佛教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客观地恰如其分地表现他们，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最近出了一些文学与禅之类的书，它们使我受到不少的启发和教益，但似乎还缺乏系统，还缺乏整体的佛教文学史的现念，因此我还得从头做起。
　　本书的编写一般是先作概况介绍，然后是诗文、文艺理论及笔记与翻译，先僧尼后文人居士，但宋明清三代由于享国较长，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兴起，小说、戏曲占了文艺作品很大的比重，因此我们在这几章内就添了小说与戏曲，希望能反映这些时代佛教文学一个粗略的轮廓。
　　虽然薄薄的十五六万字，但由于编辑要求的条件多，哪些作品可以进引文，哪些作品不可以进引文，既要作品不烦难，又要作品有代表性，还得要考虑到它们是清新健康的，这很费踌躇;有些僧尼居士在佛教义学上有极高成就，但他们并无文学作品，而有些有文学作品，就要查明他们是否是居士或有佛教信仰，从宋代起居士称号开始泛滥，有取居士名号而毫无佛教文学作品的，甚至全是道教作品的如张抡，因此什么人应人选，也很费周折，这部分我们原拟名为"居士文学"，终觉得它涵盖不周，最后改为"文人佛教文学"，其故就在于此。
　　本书原拟名为《中国佛教文学史》，后把它改为《灵尘化境棗佛教文学》;坦白承认，我是没有这个条件采写佛教文学之类课题的，因为我不懂梵文。陈寅恪先生在五十年前曾说过，他的知识范围限于"禹迹之内"，依陈先生的环境条件，学问之广博专精，懂得语言门数之众多。尚且如此谦逊，鄙陋下走如我，谈不上“禹迹之内”，更谈不上"佛教文学"，因为它要涉及印度，涉及梵文与巴利文。这是必须郑重声明的。中国佛教文学涉及面太宽，其中史实的考订，诗文的注释与翻译，诗文背景的笺释，必有纰谬之处，请读者赐教指正是幸。

　　五代佛教文学
　　现在我们要转到五代时期的佛教文学研究。
　　唐朝末年，中国又由统一分裂为军阀割据的场面，所谓“五代十国”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北方由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统治着，而南方则由前蜀、后蜀、荆南、楚、淮南、吴越、南唐、闽、南汉九个地方的霸主统治着，加上汉亡后山西刘氏的北汉一共十个国家。而号称中央政权的梁、唐、晋、汉、周他们的政令实际达到的范围也很小，享国一共只五十多年，汉朝尤其短促，仅四年便亡了，最长的梁朝也不过十六年。这种走马灯似的改换朝代与地方割据，人民的痛苦可知。北方社会秩序严重破坏，加上周世宗的限制佛教，佛教当然受到影响。而南方由于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相对安定，加上各霸主的崇佛，佛教反较北方有所发展。
　　五代南方禅宗和天台宗比较盛行，各地霸主无不在自己的地盘内外罗致一些高僧来点缀自己的政权。如前蜀王建延请了名僧贯休，吴越钱谬罗致了希觉，荆南迎请了齐己，甚至凶暴如刘仁恭父子也招回了僧人可止。敦煌僻处西北，没有受到中原战乱更迭朝代的影响，先后由张承奉及曹议金与曹的后代统治着。而曹氏传世尤久，故敦煌文献的写卷年代以五代时为最多，其中佛教文学作品不少。
　　北方僧人能文略有可述的为可止，后唐明宗敕住洛阳长寿寺，他有一首《小雪》云：
　　落雪临风不厌看，更多还恐蔽林峦，愁人正在书窗下，一片飞来一片寒。
　　南方第一个要介绍的诗僧是贯休。他俗姓姜，金华兰溪人。他七岁时便投本县和安寺圆贞禅师出家为童侍，日诵《法华经》一千言；他不但会做诗，还善于书法绘画，以画罗汉出名。先后谒见过当时地方军阀钱谬，荆南成讷，都没有终其礼遇，最后到了巴蜀，时王建正欲称帝，礼邀四方贤士，得休甚喜，署号“禅月大师”。因他的诗里有“一瓶一体垂垂老，万水干山得得来”之句，蜀主尝呼之为“得得和尚”。乾化二年卒(912)，葬于成都北门外驷马桥。有《西岳集》十卷，后由他的弟子县域更名《宝月集》。
　　他提倡直说，平生亦以此遭忌。在《阳春曲》中云：
　　为口莫学阮嗣宗，不言是非非至公，为手须似朱云辈，折槛英风至今在，男儿结发事君亲，须学前贤多慷慨，历数雍熙房与杜，魏公姚公宋开府，尽向天上仙宫闲处坐，何不却辞上帝下下土，忍见苍生苦苦苦。
　　阮嗣宗就是阮籍，他以口不言是非逃避了猜忌的司马氏；朱云不畏权贵，曾参奏帝师安昌侯张禹，成帝认为他胆敢“廷辱师傅”要判他死罪，他攀着殿槛，槛为之折，最后由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授叩头流血，然后皇帝才饶了他。贯休劝人莫学阮籍，而要学朱云那样冒死直谏”。房是房玄龄，杜是杜如晦，魏公指魏征，姚公指姚崇，宋公指宋璟。这五位都是唐代前期的贤相，他们都逝世在天上闲住，为何不下到人间，一拯苍生的苦啊！他还写了一首《酷吏词》，是他在荆南高氏时居龙兴寺写的，战斗性很强，兹摘录一段：
　　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叹自语，云太守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吴姬唱一曲。等闲破红束，韩娥唱一曲，锦缎鲜照屋，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不惟哭，亦白其头，饥其族。
　　韩娥是古之善歌者，吴姬指江浙一带的年轻妇女，除这两个词不大好讲外，其余一见就懂，“宁知一曲两曲歌，曾使千人万人哭”，他控诉了太守的豪奢，而太守的豪奢则是“掠脂斡(挖)肉”得来的。大概因讽刺太过，被人诬陷，为成讷黜之于公安(今湖北公安县)，后受弟子之劝，才入蜀的。
　　他还有首《读唐史》，也充分表达了他的个性：
　　我爱李景伯，内宴执良规，君臣道昭彰，天颜终熙怡，大簸怕清风，糠粃缭乱飞，洪铲烹五金，黄金终自奇，大哉为忠臣，舍此何所之。
　　李景伯在中宗时为谏议大夫，宴侍臣及朝集使，喝酒醉了，命各自为《回波词》，有的借《回波词》诌言媚上，有的借作《回波词》企图得到高位，独景伯作《回波词》为箴规语以谏中宗。头四句诗就是歌颂的这件事。下面四句是说真金不怕火烧，一阵风来只会吹走糠粃。最后赞美忠臣，必须忠谏，别无它路可走。
　　对于唐代的后期卫国战争，他也十分关心，如《古塞下曲七首》云：
　　下营依遁甲，分帅把河湟，地使人心恶，风吹气焰慌，搜山得贪卒，放火猎黄羊，唯有南飞雁，声声断客肠。
　　这显然是为保卫河湟写的。“遁甲”古代的一种占卜术，行军要按这种占卜去扎营寨；“河湟”指甘肃河西走廊及青海东北一部分地区。唐代白天宝安史之乱后，河湟常为吐善所侵扰，曾沦陷七八十年，以后虽能恢复，但亦时有兵警。他另有《古寨曲》三首，其第三首末联云：
　　凯歌何日唱，磧路共天遥。
　　两者配合，前者叙述保卫作战的艰苦，后者表明作者希望祖国的胜利。至于他的有关佛教诗，我们亦不能不介绍一点。首先要说，他是信天台宗的，他是浙江兰溪人，距天台不远。他七岁为童侍即日诵《法华经》一千字，他的诗集里也以咏吟天台山为最多。在写佛教诗上，他那种豪侠精悍之气收敛了，如《天台老僧》就写得清冷，符合禅宗的口味：
　　独住天人处，松竞岳色侵，僧中九十腊，云外一生心，白发垂不剃，青眸笑转深，犹能指孤月，为我暂开襟。
　　腊是僧人从正式剃度起，到他圆寂时为僧的年龄。有九十腊的僧人，至少也在百岁以上，又《送僧归天台寺》云：
　　天台四绝寺，归去见师真，莫折枸杞叶，令他拾得嗔，天空闻圣磬，瀑细落花巾，必若云中老，他时得有邻。
　　枸杞是一种药用植物，久服轻身延年。拾得是天台国清寺的和尚，与寒山为友，在论寒山、拾得的诗篇已介绍，不资。贯休送僧归天台，拾得当然已故去了，此地拾得泛指天台真正的学佛者。五代时天台佛道并存，贯休的案子里还有匿天台道士的诗可证。颔联是劝僧要好好去学佛，不要去折枸杞叶以祈长生之道，否则拾得就会嗔了。
　　南方第二个最有成就的是诗僧齐已。《宋高僧传》说他姓胡，益阳(今湖南益阳市)人。庄宗入洛，高季昌便割据荆南。于龙德元年(921)礼请齐己于荆州(今荆州市)龙兴寺住持，并命他作僧正。他与当时有名的诗人郑谷常有倡和，传说他带着自己的《早梅》诗去见郑谷，齐己原诗有一句为“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为他改为“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一枝开”才能把“早梅”的早写得突出。
　　五代居士文学值得一‘提的有李后主。有的书上说他从小便知礼佛，尝言他是和尚后身，即位后，受皈依戒，师事文益、德韶等高僧。《南唐书》说他在宋兵围城的情况下，还在净居寺听沙门德明、云真、义伦、祟节讲《楞严》、《圆觉》等经。他擅长作词，也能写诗，在他的诗里有两首是有关佛教的。第一首《病起题山舍壁》，其颈联云：
　　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悟天生。
　　彭涓是三尸神之一，道教传说他们兄弟三人于庚申日上奏人的罪恶，因此第一句便是哀求彭涓不要上报，是信道教的；下一句“悟无生”，便是谈学佛。又在《病中书事》云：
　　病身坚固道情深，宴坐清香思自任。月照静居唯{扌寿]药，门扃幽院只来禽。庸医懒听词何取，小婢将行力未禁，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
　　这首诗便完全是信佛了，里面提到“宴坐”、“道情”、“赖问空门知气味”，没杂有一点道教味道。他虽以词著名，但可惜却没有一首表现为佛教写的。大概词是“倚红刻翠”之品，不适宜表现禅寂与参悟罢。
　　最后想稍谈一下唐五代的敦煌文学与唐五代的翻译文学，本来打算写一个专章，附在唐五代文学之后，一是篇幅所限；二是许多作品，甲校过去，乙校过来，学术界还一时难于作出结论；三是许多作品文学水平不高，歌辞甚至不能琅琅上口，文章甚至还未做到文从字顺。所以只能在此略提。
　　关于敦煌文学作品有两三部书，读者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是《敦煌变文集》，其中有关佛教作品相当多，特别是《庐山远公话》、《太子成道经》、《破魔变文》、《目连变文》，它们是我国俗文学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二是《敦煌歌辞总编》，它是敦煌辞曲的总集，大部分是佛教作品，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词的起源问题，过去词学家把词的起源压得很晚，如胡适。由于神会的《五更转·南宗定邪正》在敦煌石窟发现以来，便把词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神会的时代，而且这正是和尚对于文学创作的贡献，尽管他的词造境不高。二是在占一半以上的佛教作品中，仍有质量较高的，如《苏幕遮棗五台曲子》，与还可以诵的《望月婆罗门》，但它们毕竟数量太少；三是有关王梵志的作品，可参看张锡厚的《王梵志校辑》，他收的梵志作品较全。梵志的作品《全唐诗》没有收，《外编》收了，但不全。
　　唐五代没有专门翻译佛教文学作品，但有两部书值得一提，一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许多故事，如《月中免》、《蚕种》、《鹿女》等；二是义净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事》，里面也有不少的故事，如《群猴捞月》、《神童大药》等。玄奘的书是史地之类的书，义净的书是关于律宗的书，都不是专门为佛教文学译的，而且其中许多故事作品已为佛教故事选之类的通俗读物所选人，因此就不在此讲了。

　　明代小说、戏曲、文艺理论与佛教文学
　　最后论述明代的小说、戏曲中的佛教文学以及与佛教有关的文学理论。
　　以宣传佛教为题材的小说，在唐代已有唐临的《冥报记》。但是它以宣传佛教因果报应为主，仅是一些短篇的汇集，规模既不恢阔，而就内容来看，又不健康。所以我们没有提它。在唐代敦煌变文里已有较长篇的《庐山远公话》。发展到宋元，说书事业发达、有关佛教小说较以前有所发展：《都城纪胜》已说：“说话有四家，……说经，渭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到了明代，便产生了以写佛教为主的长篇个说《西游记》。
　　《西游记》共一百回，在它之前宋代已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杂剧中也有一些类似《西游记》中某些回目的单篇故事杂剧，如吴昌龄的《哪吒太子眼睛记》，高文秀的《木叉行者锁水母》等。到了吴承恩手里，才把它们揉和加以自己的创作，写成今本《西游记》。
　　吴承恩，字汝忠，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贡生。曾做过浙江长兴县县丞及荆王府纪善等小官。退休以后以卖文、经商为生。他不但精于诗文，还兼长绘画。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在他的文集里有篇《古梅为僧赋》，表现了他对佛教的信仰：
　　……高梅吹笛任摇落，诸幻空中互生灭。因因得果了然见，葆蕾初敷子先结。奇酸入口定何日，顿使尘心失焦渴。酸耶与否那得知，分付瞿县广长舌。
　　“诸幻空中互生灭”，这是完全用的佛学观点。佛教认为一切 事物，均非真实，人们所认为真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在梅树下用笛吹着《落梅花》的曲子，它表现的也 就是这尘世互相生灭的幻境。人们种下梅核，它会成为高大的梅树，含苞，开花，结子，这完全体现了佛教因果的原理。梅于是酸的，它什么时候能入口呢?酸与不酸，那只有分付具有广长舌的如来佛才会知道。他还作《钵池山劝缘偈》。钵池山在承恩的家乡淮安，上有景会禅寺，岁久失修。两位僧人惠晓、秋月愿把他们攒积多年人们给他们的施舍，重修庙宇，复恐不足，因此请一居士(承恩自称)写这一化缘的偈子。最末有几切重要的话是承恩皈依佛法的极好自白：
　　自佛行中国，于今数千年，若有半米错，一刻行不去，吾今告大众，愿汝信不疑。因信生欢喜，千界皆欢喜。
　　可见承恩写作《西游记》不是偶然的。《西游记》描绘的最重点人物孙悟空，在第一二回里描写他投师学的七十二变化“可好在人前卖弄”，不算得真解脱，但他凭仗这个本事。竟闹了玉皇大帝的凌霄殿。玉皇是道教神系的最高主宰；经过众仙会同佛教的观音、道教的老君才把他拿住。第七回老君把他锁在八封炉里锻炼，不但没有烧死悟空，反而把他炼成火眼金睛。最后还是逃不了佛祖的掌心，将他收伏。这里就透露了吴承恩重佛抑道的思想，五皇、老君奈何不得的孙悟空，只有佛祖才把他降伏了。吴承恩生当明嘉靖皇帝重道约时代。嘉靖于宫内建皇坛。祟祀把玉皇大帝，承恩在《两游记》如此颂扬孙悟空大闹天空，玉皇奈何他不得，木能说毫无所指。又九十八回写到佛祖那儿，最后因没有“人事”取得一大部藏经都是没有字的，这也决不是没有所指的，这分明具用小说来揭露人间的丑恶。如果单纯地把《西游记》当成神魔小说，那就太低估了吴承恩，也低估了《西游记》。
　　他的为人也不错，《大泌山房集》说他“今案其集，率自胸臆出之，以彼之才，仅为县远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攀缘“附丽，岂不贤哉?”真说到点子上。他看透“人事社会”，但却保全了自己的清白，小官不做了，还得经营生意糊口，这种不追求合拍以得富贵，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他有首《游金山寺》的诗：
　　何年地涌金山寺，四面空涛卷雪流。佛性真同秋月净，客身暂为水云留。龙宫夜久双珠现，整背 秋高片玉浮。醉倚石栏时极目，霁霞东起金银楼。
　　金山寺在镇江市。吴承思时代金山还在江心，没有与陆地相连，故云“四面空涛卷雪流”。第二联歌颂“佛性”‘如同秋天的月亮皎洁明净。客身指吴承恩自己，在镇江不过像水云一样地暂时留住。金山寺对岸是瓜洲，有一著名的龙王庙，传说在夜深时会出现双珠。金山的最高处叫金鳖峰，金山因在长江的水中，又名浮玉，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显出金鳖的高耸。浮在长江中如一片碧玉。末联说在醉酒之后，倚着金山寺塔的栏杆远眺，还可以向东望见远处的焦山修得金碧辉煌的楼阁呢。
　　“佛性如同秋月净”，可见吴承恩不但信佛，还以高超的笔法描绘非常难讲的佛性，所以在《西游记》凡描写佛迹都极有文学韵味，如九十八回写他们僧徒四人到了佛国：
　　步上灵山，早见那雷音古刹，顶摩霄汉中，根结须弥脉，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岩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惠，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烧金；白鹤栖松立枝头，浑如烟捧玉，彩风双双，青鸾对对……
　　《西游记》一书，妇孺皆知，特别是孙悟空更为孩子们所乐道，吴承恩在悟空身上倾注了不少精力。他经常以“心猿”称悟空，在回目上以“心猿”标目的计有14，30，35，36，4l，46，5l，54，56，75，80，83，85，88，共十四回，占了百分之十四。这完全用的佛理、人心的散动就和猿猴喜动棗样。《维摩诘经·香积佛品》就说“以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有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伏”。所以我们成语有“心猿意马”来说明人心的不走，对放要把善动不定的心调伏，就必须注意修持。《慈思传》几说“守察心猿，观法实相”，便邑这个道理。吴承思在十四回首先用“心猿”标目，也就是这回悟空打杀了六贼。六贼便是佛经常说的眼、耳、鼻、舌、身、意。三藏骂他，他负气而去，唐僧奈何他不得，最后由观音菩萨做了一顶花帽，叫唐僧设法给悟空戴上，又授与三藏《定心真言》，也就是著名的“紧箍咒”。从此三藏便有了制伏孙悟空的法宝，就是念《定心真言》。可见最善动的悟空猿猴)要调伏，必得先定心，人如要修道，也得要先定心。看《西游记》的人只看见紧箍咒有趣，很少有人注意到吴承恩在这里宣传佛教。
　　明代的小说《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都有不少涉及佛教的回目，但它们仅只限于个别回目而已，在以文学作佛教的宣传上很难与《西游记》比。《三言》、《二拍》也有一些宣扬佛教的题材，不过多限于因果报应，篇幅所限，我们介绍《西游记》一书就算作代表了。
　　明人除做小说外，戏剧传奇也是他们的特长，《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明人孙仁儒把它改编成一本传奇《东郭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夫。徐渭把元人《月明和尚度翠柳》改编为《玉禅师》。但我们仅介绍戏剧家汤显祖。
　　汤显祖(1550一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万历十八年(1590)上书《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大学士申时行，调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改任遂昌县知县。以不附权贵而被议免官，遂不复出。里居二十徐年卒。
　　他一生正直，在丁丑(万历五年1577)与庚辰(1580)会试，权臣张居正为了要让他的儿子取状元，需人陪衬遮眼，均曾有意以高名次相劝诱，招纳他为门下士，他都加以拒绝。平生信佛。最崇拜者为李卓吾与达观、祩宏、无去，他在《与无去上人》中有云：
　　秋净尚图借一臂袈裟地，听龙门说法也，四香戒如教上。不乱财，手香；不淫色，体香；不诳惑，口香；不嫉害，心香，常奉四香戒。於世得安乐。
　　从上可见他是严格奉戒的。不但他信佛，他还劝人结社信佛，在《栖贤莲社求友文》中，甚至还忏悔自己创作了许多剧本。他说“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即写剧本)，为情转移，信于痎(jie)虐，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按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他已六十五岁，痞虐即两天一发的痞虐，他把勤劳写剧本，视为“痞虐”。在这篇文章里，他要求自己：
　　应须绝想人间，澄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与归矣。
　　既然有这样浓厚的宗教感情，必然要反映在作品上，他常以禅理入诗，如《梦亭》云：
　　知向梦中来，好向梦中去。来去梦亭中，知醒在何处。
　　全诗文字浅显，但包含禅理却很深。他把一切人间现象都看成梦，他创作的《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因其主要的情节均为梦中情节，故合称《临川四梦》(因为他是临川人)。又因他的家有个玉茗堂，所以又叫《玉茗堂四梦》。在亲自观看演唱《邯郸记》、《南柯记》时，他还写了一首《唱二梦》：
　　半学依歌小梵天，宜伶相伴酒中禅。缠头不用通明锦，一夜红氍(qu)四百钱。
　　江南人自称曰“依”，即我或我的。宜伶指演二梦的演员，江西宜黄人善演戏，故称“宜伶。“半学依歌小梵天”，就是你们所学唱的二梦正是我所要表现的“小梵天”，你们与我相伴喝酒是酒中参禅。维摩诘酒肆茶坊均可参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要通过演二梦悟出人生之梦。氍是演戏铺的红地毯。他诗里吩咐演员们一夜戏四百钱就够了，不要去争取更多的“缠头”，如高贵的通明锦之类的东西。古代以“缠头”赠送演毕戏的演员，由于古代演员，表演时以锦缠头，演毕，观者以罗锦之类为赠，叫做“缠头”，后来转变为赠送演员财物的通称。这首诗既表现了显祖对自己作品二梦的看法，也表现他勉励艺人，不要片面去追求票房价值。值得令人注意的是：《邯郸记》以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为本事，它写卢生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授枕入梦，在梦中由行贿取考试胜利，以后一帆风顺，出将入相，一生享尽富贵荣华，醒后发现主人所蒸黄粱末熟，因此得梧学道。这本与佛教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却把它与宣传佛教的《南柯记》等量齐观，视为“小梵天”，可见他受《金刚经》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思想之深。
　　《南柯记》是以唐代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为本事，它描写淳于梦梦入宅南一棵大树的蚁穴内，这里被称为“大槐安国”，被招为驸马，从此官运亨通，任命为南柯太守。在郡二十年，政令大行，王甚契重，又赐爵位，当首相，后为人所谗，遭到疑忌，被送回家，一觉醒来才是一梦。李公佐对淳于梦的结局写的是“生感南柯之虚浮，悟人世之恢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从“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得不出淳于棼学佛的结论。可是汤显祖在《南柯记》的《禅情》、《情著》、《转情》等出，却大大地宣扬了佛教，如《转情》中的生净对答云：
　　(生)小生青天白日被虫蚁扯去作者属，却是何因?
　　(净)彼诸有情，皆由一点情，暗增上 痴受生边处，先生情障，以至如斯。
　　这里充满了讲因果，讲情障，纯是从佛典里出来的。他自己在《南柯梦记题词》中云：
　　白舍人之诗日：“蚁王乞食为臣妾，螺母偷虫作子孙。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一虚空中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白舍人即白居易。居易信佛，本书唐代部分已有所叙述。这四句最重要的两句是“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照佛家的解释，富贵、功名只是假名，一切都是暂时的因缘聚合，夫妇、家庭亦如此，哪里有什么思，什么怨?所以世人不应把“眷属富贵影像执为我想”。甚至在他最有名的《牡丹亭记》，他写题词时也说：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这段话是为杜丽娘梦中和书生柳梦梅相爱，醒后相思，郁郁致死，三年后梦梅在南安养病发现丽娘自画像，深为爱慕，丽娘感而复生，最后成为夫妇的故事作辩护的。世人认为丽娘还魂与梦梅结合为“理之所必无”，照汤显祖看来则是“情之所必有”。这两句话又见于他《寄达观》的信中：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旺)。
　　原来这两句话是达观讲的。达观就是明代有名的紫柏老人，法名真可，一生热心救世，常以劝止矿税为平生三大负(三大责任)，后终因言矿税得罪当道，被当道另假以罪名下狱致死。汤显祖还有《紫柏不受紫衣口号》赞扬他的品德，可见他们情谊之深。在《寄董思白》信中还说：
　　卓、达二老，乃至难中解去，开之，长卿，石浦，子声转眼而尽，董先生阅此，能不伤心。
　　董思白即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卓、达二老即李卓吾与达观，他们两人均以富于正义感，死狱中。他伤心地问董其昌“阅此，能不伤心”，可见他一生爱憎分明。他的作品词句典丽生动。排场佳妙，《牡丹亭》中的“闺塾”、“游园”在良曲里改为《春香闹学》与《游园惊梦》，现在也还在演唱，尤以《皂罗袍》一曲最为人所传诵：
　　原来姹紫嫣红开遗，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面船，锦屏人 看的这韶光贱。
　　汤显祖在戏剧界的影响很大，学他的人都叫“临川派”。明代文学理论家首推李贽。贽字卓吾，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福建泉州晋江人；因泉州是温陵禅师(宋僧戒环)住地，故他又号温陵居士；嘉靖三十一年中举，做过河南辉县教渝，南京刑部主事。于万历四年在南京开始研究佛教，一改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的态度，把自己“幼读圣教”“尊孔子”说成是“矮人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并自己嘲笑自己是“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开始以佛理去解儒经，在《解经文》中说：
　　吾之色身洎外而山河，遍而大地，并所见之太虚空等，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
　　他这样就用了“万法唯心”去解释宇宙，也开始反对封建道学，形成了他的十分独特的文艺观，在明清甚至五四时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万历五年至八年在云南任姚安府知府，屡与上官意见不合，因辞职，于万历九年赴黄安依耿定理。万历十六年(1588)剃发，自称“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在他六十八岁那年《与汪本柯》信中写道：“丈夫生于天地间，太上出世为真佛，其次不失为功名之士”，可见他在学佛道路上又有所前进。他把在麻城龙潭湖的隐居改名为禅院，有时自称为“菩萨”。万历二十八年(16Q0)由于他提倡卓文君为善择佳偶，李斯为才力名臣，孔子的是非为不足根据，被赶出麻城。万历三十年(1602)被言官奏刻下狱，在狱中自杀，死年七十六岁。他的著作很多，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有关佛教文章，多集中在《焚书》、《续焚书》内。
　　在文艺理论上，他反对明代的复古主义，主张创作要从“绝假纯真”的“童心”出发。他很重视小说、戏曲，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水肿传者，发愤之作也，……故有国者不可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
　　《水浒》，统治者视为倡乱的书，正统学者要求读经读传，理学家讲明心性、哪会重视起《水济》来。他还批点过《西厢记》、《琵琶记》、《幽闺记》，对以后金圣叹深有影响，实为我国最早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和研究家，五四时代曾把他捧为“打倒孔家店的先锋”。他在狱做有《系中八绝》，其第二为《杨花飞絮》：
　　四大分离象马奔，求生求死向何门，杨花飞入团人限，始觉冥司亦有春。
　　四大，佛学士指地、水、火、风，是构成人生命的四种基本要素。四大分离，即生命枯竭，也意味着即将死亡。他在狱里已七十六岁的高龄，古代监狱极端黑暗，他自己感到死亡的临近，因而写出了“四大分离像马奔”，但他仍十分镇定，故末尾以“始觉具司亦有春”作结，对生死十分坦然。第七首为《不是好汉》：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志士不声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两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又见于《万章下》，是孟子常爱说的话，他说君子应当在艰难的情况下固穷，即是死了没有棺材，就在沟壑之中死也不懊悔；元指脑袋。一个勇敢为正义的人就不怕丢脑袋。这是何等的大无畏精神I而支持李贽这种精神的不仅是孟子，《五灯会元》八：“宋大将军曹翰入庐山寺，缘德禅师不起不揖，翰怒河曰：‘长老不闻杀人不眨眼将军乎(时曹翰攻江州，正屠了城)?’师熟视曰：‘汝安知有不惧生死和尚耶?”李贽曾作过《重刻五灯会元序》，他必然看到过缘德和尚不畏强暴的故事。他这首诗创作时已受佛教影响很深，他已有不惧生死的气概，因为他有两种精神作支柱，他敢于与当时虚伪的道学绝裂，这是值得称道的。
　　除李费外，汤显祖、袁中郎、钟惺在文艺理论上均有所建树。汤显祖主张认真、主张情，他在《复甘义麓》的信里论他的《二梦》(即《南柯记》与《邯郸记》)时说：“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因此他强调“自然”，他认为“四六之言，二字而节，五言三，七言四，歌诗者自然而然，乃至唱曲，三言四言，一字一节，故为缓音，以舒上下长句，使然而自然也。”所以他与吴江派沈璟意见十分不合，他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进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他极力反对摹古，反对格律。纯任自然。在前后七子复古倾向十分严重的明代，无疑是一种突起的异军。而袁中郎的公安派与钟惺的竟陵派也是这样主张的，袁中郎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尾语耶?”他也强调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李贽、袁宏道、汤显祖他们均有来往，思想上常常交流，李贽的“童心”，袁宏道与汤显祖的“自然趣味”是一脉相通的。袁宏道就说过：“世人所难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婴儿，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正等正觉最上乘”是佛学名词，可见他们的文学理论受到佛学影响之深。
　　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观点对清代及近代产生过影响，清人郑板桥的散文，袁子才的诗论，以及近代林语堂的“论语派”，都多少从公安、竞陵两派吸取过营养。林语堂提倡“闲适幽默，抒写性灵”，提倡写小品文，在三十年代曾影响部分作家和读者，正是效法袁中郎的结果。

　　元代佛教文学
　　元代由我国少数民族蒙古族建成，从元世祖于中统元年(1260)在北京建都时起，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逃出北京灭亡时止，共百零八年。元代国威远播，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对域外人十分尊重，因此对基督教、回教比较包容。大都(即北京，元代的首都)便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和文化的中心。
　　元代的宗教政策，则比较重视喇嘛教。当八思巴死，元世祖曾赐他以“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以后为帝师的尚有亦怜真、答儿麻八刺乞列……等人。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这些帝师都带有统领天下释效的职衔，对汉地佛教进行管理。
　　除重视喇嘛教外，元代还比较重视全真教。全真教创于金代的王重阳，他主张三教融合，常以《道德经》、《心经》、《孝经》教人，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影响元代文人学士至深。由于成吉思汗十分重视全真教，在他西征军事倥榴之际，在西域召见了全真教主丘长春。以后各帝均守着他的规范，对全真教进行保护，如大德八年(1304)元成宗以去年“平阳、太原地震，宫观摧记者千四百余区，道士死伤者干余人，命赈恤之”。太原、平阳都是山西重要地区，难道就没有佛寺坍倒，僧人压毙(按晋阳有右窟寺，平阳有光严寺)，可是就没有受到职恤，足以说明汉地佛教在元代诸帝的心目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有了这根线索来研究元代宗教文学，我们将会发现，元代的诗歌、词曲，大量以全真教为主，特别是一些有地位的显宦，他们与道士的来往应酬之作，比僧人应酬作品多得多，其中甚至以道士自命的也不少，如许有壬几弟兄，便自称“渔溪上，道士而今惟许”；二是三教合一，这是在梁武帝时已具备了这种刍形，到宋元之际更愈演愈烈，张养浩在《寄阅世道人侯和卿》云：
　　披一领熬日月耐风霜道袍，系一条锁心猿意马环条，穿一对圣僧鞋，带一顶温公帽，一心敬奉三教，休指望神仙上九霄，只落得无是非请闲到老。
　　头两句是道士服装，“穿一对圣僧鞋”是指的佛教徒所穿的鞋。温公指司马光，代表儒家。这种敬奉三教思想影响下，明清之际许多县里还修建了兰教寺。
　　因此元代文学家的作品，同一作者，一忽儿咏道，一忽儿咏禅，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了，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元代佛教文学应当介绍的第一个僧人是明本，他是原妙的入室弟子，号中峰。他有时住在一只船上，有时佃住城角的土屋。他称自己的居住场地叫“幻住”，并作一篇文章《幻住庵记》来表达他的观点。他在《雁荡除夜》云：
　　茅屋三问冷似冰，灰头土面十余僧，扫除自己闲枝寸，不打诸方烂葛藤，就手揭开新岁历，和光吹灭旧年灯，顶门别具摩醯(xi)眼，越死超生似不曾。
　　摩醯乃梵文“大”字音译，(也是大自在天摩醯首罗之略译)。这里代表作者自己佛学所达到的境界，吉他学到这个程度来考察生死，似乎他还不能超越生死。明本并没有忘掉当时的客观世界，他有一首《田歌》云：
　　村南村北春水鸣，村村布谷催春耕，手捧饭盂向天祝，明日插秧还我晴。
　　在吃饭这一问题上，他与农民有共同的愿望，“手捧饭盂向天祝，明日插秧还我晴”说明他还是有接近农民的想法，并非一味去搞禅静。据他的传记上说，宰相大臣以五山主席交聘，他予以谢绝，后来朝廷特赐金襴袈裟，进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召见阙廷，他也没有出山。可见他人品还是很高的。
　　其次我们要介绍行端。他非常景仰寒山、拾得，因此自称“寒拾里人”，他尝拟寒山子诗百余篇，得其神似。兹录其一，以见梗概：
　　木落秋水寒，千峰正本寂，惟闻虎啸声，不见 人行迹、霜露湿崖莎，月轮挂空碧，此时观此心，独坐盘陀石。
　　他还有首《题水月猿图》写得很冷峭：
　　水中明月轮，可玩不可觅，猕猴徒自狂，触破寒潭碧。
　　猴子捞月，是印度的古老民间故事，见于《摩河僧祗律》卷七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二十。我们在介绍义净的翻译文学时已谈到过，可见它已被改成绘画，而行端又为它题了诗。
　　石湖禅师宗衍，在至正初住石湖楞伽寺。他做诗学杜甫，颇多伤时之作，对于宋朝的亡，他十分感伤，写了《钱塘怀古》、《次韵春日西湖怀古二首》特别是后者第二首更是缠绵悱侧，钱塘父老眼看天，国破犹能话昔年。江草忽嘶关北马，风帆不返海南船。空林落木无人扫，废苑余花只自妍，此日西湖回白首，功名若个在凌烟。
　　颔联上句“江草忽嘶关北马”，指元军进入临安，下句“风帆不返海南船”，指陆秀夫、张世杰负帝昺投海死。颈联叙述宋朝亡了，宫内的树木花草都没有人照管，尾联责备那些亡国之际的大臣(汉代把有功之臣，图像于凌烟阁)没有尽到保卫祖国的职责。使国土沦亡，他们当然就上不到凌烟阁把。
　　他的有些诗十分清丽，如《吴江晚泊》云：
　　无数舟航共晚晴，大星先见月初生，背人白鸟双飞去，隔水幽花一树明。
　　这就很有点像苏舜钦所作的《淮中晚泊犊头》：“春阳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的风味了。他的小诗写得更有意外之趣，令人退想，如《题小画》云：
　　秋高山气佳，木落江水静，意图不在鱼，鱼惊钓丝影。
　　大概画的是“秋江垂钓”吧，头三句都写的静景，最后一句“鱼惊钓丝影”则写的动景，把鱼的动作与心理写活了，把一幅静止的图画写活了，于此既看出了石湖禅师诗技的高超，也看出绘“秋江垂钓”的绘画技艺。
　　圆至，字天隐，别号牧潜。他于咸淳十年(1274)出家，著有《筠溪牧潜集》。他亲眼看见宋朝的覆亡，当然不免有亡国之痛，如《逢故人》云：
　　共看成淳上苑花，锦笺综句敌春华。白头相见钟陵市，我亦如君未有家。
　　咸淳，指的度宗皇帝年号；圆至在未出家时曾和这位故人共同参加了当时的考试，故云“共看咸淳上苑花”。钟陵即现在的南昌，圆至是江西高安入。在南昌碰见这头白的老友，可能这位老友也是出了家的，故末句云“我亦如君未有家”。他还有一首《元夕观傀儡》，也透露出他对临安过元霄时繁华的追忆；
　　锦被丛里斗腰肢，记得京城此夕时，一曲《太平钱》舞罢，六街人唱看灯词。
　　白云上人英，字实存，俗姓厉，别号“白云”。他弃官为浮图，结茅天目山中。所著有《白云集》。其《家则堂大参南归》中云：
　　故国衣冠已变迁；灵光此际独依然，一身幽冀三千里，两鬓风霜十九年，归去午桥非旧日，梦飞秋寒隔遥天，江南遗老如公少，青史名高万古传。
　　按家则堂乃家铉翁的字，于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曾任签书枢密院事，又曾充祈请使，入元与元求和。因签书枢密院事，故称“大参”，使元被留不降。宋亡馆寓河间，至成宗时始准南还，领联“一身幽冀三千里，两鬃风霜十九年”便是咏他在河间拘留了很久。十九年是说他和苏武使匈奴，曾被留十九年的事相似。颈联“归去午桥非旧日、梦飞秋寒隔遥天”，是说家铱翁虽然放回来了，他家里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午桥庄是裴度退居洛下的别墅，这里借指家铉翁的家园；家铉翁是四川眉山人，他要回乡可远着呢。家铉翁后来流寓江南，并死在江南。那时距宋亡已二三十年了。像他这样没有投降元朝归来的宋代大臣是很少的。
　　他的诗写得清绝，如《山中二绝》其一云：
　　一声山乌啼，幽梦忽唤醒，起来开竹扉， 日上山峰顶。
　　子庭禅师祖柏，是四明(今宁波市)人，俗姓史，是史弥远的后人。他生性滑稽，好做一些讽刺诗，在僧人中十分具有特色。至元三年丁丑1(1337)“民间讹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时嫁娶殆尽”，子庭作诗嘲云：
　　一封丹语末为真，三杯淡酒便成亲，夜来明月楼头望，惟有垣娥不嫁人。
　　由于朝廷要选美女，民间只好忙着把女儿早日出嫁，逃避这种苛政。“三杯淡酒便成亲”便是形容这种急于办理婚事，来不及准备喜酒，只好胡乱弄点劣酒，便把婚结了，虽是讹传，但确见于《元史·顺帝纪》二。像这种事例，历史上还多。末联讽刺性极强，言世间能嫁的都嫁了，只有月亮中的嫦娥还没嫁。
　　有一天，他撞了某官的道，官的从人便把他捉起来见官，官一问，知道他是善于写滑稽诗的子庭，便指着他张开的大伞(古时大吏外出，都要有人撑伞，以示级别和威风)，要子庭赋诗，子庭便应声说出下面四句：
　　百骨攒来一线收， 葫芦金顶盖诸侯，一朝撑出马前去，真个有天无日头。
　　伞用许多木制骨子做成，官打的大伞上面安上了葫芦似的金属顶盖，把它撑到马前去，就把太阳遮住了。末句是用来形容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在他们的统治下，看不见阳光，十分辛辣。可是是官喊做的，也只好将他放了。
　　他还有一首《朝令移栽栝子松于内苑》的诗，讽喻朝廷 诛求无厌，连民间一棵好点的树木也要搬到宫苑内去。诗云：
　　大夫去作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今夜月明风露冷，吴他千里鹤飞来。
　　相传秦始皇上泰山遇雨，在大松树下避雨，松树由于为皇帝遮了雨，雨霁之后便封它为五大夫，所以这里的“大夫”就是指的括子松。把括子松移到宫内去作了高级的用途，这里当然就没有松树的清荫去覆盖绿苔，可是山主人的鹤再飞回来，在那里去栖息啊！
　　于此可见于庭是很能作讽刺诗的，不论高官与皇帝，都在他做讽刺诗的范围内，这在封建时代是比较少的。对于讲究“忍辱”的佛徒，是更少有的。另外他还作了一些清雅的诗，如《题赵仲穆看云图》、《虎溪三笑甲》，比起他的讽刺诗来说，艺术价值高，但社会价值就差些，何况僧人写清雅的诗多得很，所以我们就对它这方面的诗不介绍了。
　　元代僧人不但能诗，比丘尼也有能诗的。有一位失去姓名的梅花尼，她遍访名僧大德，历数十年，对禅理始终也未能理解。一日偶见梅花开放，豁然大悟，做了一个偈子，表达她大悟的心情：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诗做得很好，表达解脱了悟的心情十分亲切。因为失去了姓名，后来便叫她“梅花尼”。这和宋比丘尼正觉的绝句：
　　春朝湖上兼风雨，世事如花落又开，退省闭门真乐处，闲云终日去还来。真可说得上“双绝”。
　　元代第一个佛教居士又能诗文的，当推耶律楚材，他是辽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不过他的家族汉化极深，因此从小便博览汉籍。在燕京被围期间，他拜名僧万松老人为师，皈依佛教。以后成吉思汗西征，他常随在幕下，作过一些与人民很有好处的建议。窝阔台即位，他被任为中书令。著有《湛然居士文集》。王国维对他进行过研究，还为他写了一部《耶律文正公年谱》。
　　他处在三教同源之说流行的时代，他并不是很纯真的佛教徒，他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倾心于佛教的．他拜万松行秀为弟子，还依法系取了一个法名叫“从源”。一个人写“自赞”，应该是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他的文集里，有两处《自赞》，卷八《自赞》云：
　　有发禅僧，无名居士，人道甚似，我道便是，尘尘劫劫露全身，纸上毫端何处避?
　　这是他对自己心灵的独白。而在卷十的《自赞》里也说他是“美髯中书，白衣居士”。楚材任过中书令，有比较长的胡子，故称“美髯中书”。而他倾心向佛，所以又是一个“白衣居士”。他在西域添了次子耶律铸，作了一首《自叙》：
　　信流乘坎过西天，钵里吞针亦偶然，只道一花刚点额，不知三子略登肩，既来此世能逃数，且应前尘未了缘，俗眼见时难放过?并赃陈首万松前。
　　坎，代表艰险，流，代表顺境。这就是说，楚材到西域既经过了顺境，也经历了不少艰难。“钵里吞针”与“三子登肩”用的是鸠摩罗什的故事。《佛祖通载》八记载罗什自己曾说，每当讲说时，有两个小儿爬上他的肩头。这是想得到性满足的朕兆，从此他就不住僧房，别立了自己的别室。其他僧人见了，便要仿效。这时罗什便在自己的钵里，放满了针，说；“如能把这钵针吃下去，就可以另立别室娶女人。”于是他就将钵内的针，像平常吃饭一样地吞下去，其他的僧人不敢这样作。“钵里吞针亦偶然”，借来说楚材结了婚，是偶然的事情。“只道一花刚点额”，是说楚材学了佛，刚得到他的老师万松的印可。“不知三子暗登肩”，既然结了婚，当然就难免有性的要求，添了三个儿子。颈联“既来此世难逃数，且应前生来了缘”，是说儿子既然来了，这是前生修造因缘的结果。末联说是大家见到他添了儿子，如果用佛教戒律眼光来责备他，他只好将儿子这项罪状，在万松老人面前首过了。
　　元朝像耶律楚材这样作大官信佛的还有两个，一个是刘秉忠，一个是李溥光。
　　刘秉忠，初名侃，少补邢台节度府令史，后为僧，法名子聪。因海云印简的介绍，忽必烈命他掌机要事务。及忽必烈即位，令他还俗，赐名秉忠，拜光禄大夫，太保。至元十 一年卒。著有《藏春集》刘秉忠的诗文里，有关佛教的诗不多；这大概是环境变了，心情也就不同了。在《元史·刘秉忠传》里附了他上世祖的书说：“君上，兄也；大王，弟也(那时世祖居藩，仍未正位)，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载一时，不可失也。”可见他已学起儒家的口吻，要世祖学周公了。不过他的传上说，他“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澹然，不异乎昔”，而死也是“无疾端坐而卒”。他有首《宿中山乾明寺》中的颔联仍表达了他对禅静的怀慕；人辞故里九三载，僧到伽蓝自一家。
　　可见他还是以僧自居的。伽蓝即佛寺，和尚到了庙里，就像回家了。
　　类此的有李溥光，字元晖，大同人，自幼为头陀(即行者，遵守严格清苦戒条的僧人)，号雪庵和尚。后被沼蓄发，授昭文殿大学士，玄悟大师，有《雪庵集》。他似乎具备了两重身分，一是昭文殿大学士，这是官；一是玄悟大师，这是僧。他的《寓定州禅宁三首》，之一云：
　　幽鸟避人飞去，好风恋竹频来，为爱僧家庭宇，莫教踏破苍苔。
　　写得十分清雅，仍不失僧人风味。其第三首云：
　　再见封侯万户，立谈白壁一双。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
　　“立谈白壁一双”，言取功名来得之快速。古代说客，往往凭嘴巴善说取胜。故立谈一次，即可获得白壁一双的上赏。耦耕，古代的一种农耕方法，两人并耕，是很辛苦的。他认为再次封侯万户与立谈赐白璧一双，都未必胜过在农田内耕作生活。这大概在仕途的倾轧，伤了点心吧!
　　张可久，字小山，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市)人，曾做一些小官。他专力作散曲，创作很多，集子名叫州、山乐府》。他的作品佛道兼有(那个时代的风尚就是如此)，但以佛教作品为多。在《集庆方丈》中云：
　　月桂峰前方丈，云松径里禅房。玉瓯水乳洗诗肠。莲花香世界，贝叶古文章。秋堂听夜讲。
　　可见他还在晚上到集庆寺去听过夜讲。他写了一些《佛会》诗，说明他还是参加过佛会的。有一首《越调·天净沙》，是写来自述的：
　　白头多病维摩，青天孤影 娥，相对良宵几何。玉人留坐，莺花十二行窝。
　　可见他是以维摩居士自命的。在《双调·沉醉东风·秋夜旅思》里，他曾慨叹：
　　百年人尘纸虚名，得似璩源阁上僧。
　　他与璩源芝田禅师很要好，所以他认为活一辈子不过百年，猎取点虚名也是够艰辛的，倒不如随着自己的老朋友芝田禅师，去作一位僧人。他曾有《寄璩源芝田禅师》及《夜坐寄芝田禅师》，在《寄璩源芝田禅师》中云：
　　龙耿山上云屯寺，别是一乾坤。僧参百丈，雪深半尺，梅疲三分。
　　几时亲到，松边弄水，月下敲门。相思无赖，烟萝洞口，立尽黄昏。
　　百丈是唐代名僧，曾以订立僧规为佛教徒所遵守和钦仰，这里用来指芝田禅师禅法高妙。
　　张翥，字仲常，云南晋宁人。曾师事理学家李存。至正初，以隐逸荐为国子助教，曾参修宋、辽、金三史，有《蜕庵集》。其《蜕庵岁晏，百忧重心，排遣以诗，乃作五首》的第五首云：
　　久悟无生法，从容与化迁。机忘槔俯仰，道悟蜜中边。宇县犹多垒，干戈巳十年。吾惟待其定，归种故山田。
　　五首的第一首第一句说“开岁七十五”，可知此诗是七十四岁岁暮作，正当元末农民起义，所以他说“宇县尤多垒，干”戈已十年”。在暮年之际，他看到元朝统治的摇摇欲坠，因此悟了无生法(即佛法)，学了佛法之后便心中泰然，从容随社会变化运转。桔得，古代井上取水器具。《庄子·天运》：“且子独不见乎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不得罪于人”。中国古代从井里取水的桔槔，利用了简单的机械杠杆原理，横木中间放在木架上作为支点，另一端系一石头，作为重点，然后在一端系桶，用力一按，作为力点。“引之则俯”，就是用力一按，把桶按下井去，等到桶水满，然后徐徐地放，桶水就上升至井外，则就是“舍之则仰”。庄子用这个比譬来说明人要像桔槔一样处事，俯仰不得罪于人。桔槔是机械，没有机心。这就是张翥的“机忘槔俯仰”。机忘就是“忘机”，也就是没有机心。中边是佛家的中观派的基本理论，“道悟蜜中边”是说他自己学了中观派的理论之后，他完全觉悟了，从此他懂得了人生的真话。其《岁晚共寒，偶成四章，录示北山》云：
　　我诗犹偈子，一问北山禅。
　　国清寺为寒山、拾得出世之地，位于天台县城北五公里。北山禅当即指此。可见他在诗创作的方向上，也想向寒山、拾得学习了。
　　吴镇字仲硅，嘉兴人，善画，与黄公望，倪瓒、王蒙有“画苑四大家”之称。隐于武塘，所居取名“梅花庵”，自己署名“梅花庵主”。将死命置短褐于坟上，题曰：“梅花和尚之塔”。有时还自称“梅沙弥”。
　　由于他信佛，因此他的题画诗极富禅意，如题《董源山阁谈禅图》：
　　山阁深沈树影凉，瀑流飞沫溅匡床，多君相对坐终日，话到无生味更长。
　　又题《李公麟大阿罗汉图》：
　　潇洒龙眠不可呼，彩毫犹喜未模糊；天台五百知何处，还向图中证有无。
　　李龙眠是宋代最有名的佛画家，他已作了古人，当然是不可能呼之再出，但他作的《大阿罗汉图》彩色还未失去。天台山的五百阿罗汉塑造是有名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了，要看也只能在龙眠的《大阿罗汉图》去证实它的有和无了。证有无既是实指按图一一去寻找，同时“证有无”也是佛教最常用的语句。按佛教说法，有者常见，一个人执持有我，有法，这是常人最易犯的病；另外一种人则坚持无我，无法，这是断见，这是反对第一种人的偏见，都没有证得圆融无碍的佛理。因此吴镇这首诗写得十分空灵，把深奥的哲理寓于诗句中，不但点明了作者的观点，对龙眠的画也更有进一步的认识。
　　他的题画小诗写得清绝，且极富哲理，如《竹谱》云：
　　初画不自知，忽志笔在手，庖丁及轮扁，还识此意否。
　　庖丁出自《庄子·养生主》，他屠牛十九年，把牛的生理已烂熟心中，因此该怎么用刀，刀在什么骨头处当转弯，非常熟悉。他心中已无全牛，故他的刀用了十九年还像新磨过的；轮扁出自《庄子·天道》，轮扁是一位做车轮的木工，要把车轮做好，就要把轮上的榨头做好，样头做宽了，轮子就松滑而不坚固，榫头做紧了，必然涩滞安不进去。因此要把榫头做得松紧适宜，有个诀窍，要得心应手可不容易，这个诀窍他无法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这个诀窍。综合两个典故，屠牛与所轮看来是些平常的工作，但要做得好，就必须在熟练里才能生巧。画竹也是如此，画到神来之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画，我甚至忘记我手中的笔。这和文与可的“成竹在胸”是一个类似的故事。最后两句反问庖丁与轮扁，你们可也知道，我的画竹也和你们一样，是经过劳动，观察，多次学习才能达到这个境地的吗?
　　顾瑛，一名阿瑛，昆山人。世代豪富，在界溪建立大型园林别墅玉山草堂(有钓月轩、芝云堂、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春晖楼、秋华亭、绛雪亭、听雪斋、来龟轩……等)，日与诸名土唱酒做诗其中。他因不愿为张士诚的官，断发在他母亲墓旁守孝，又从事翻阅佛经，自称“金粟道人”。金粟如来是维摩诘的前身，称“金粟道人”，说明了他对维摩诘的敬仰。谢应芳也说他在“同里法喜寺楼居，日抄佛书，至午而止”，可见他确是在信佛。他有集名《玉山璞稿》。他的《以柳塘春水漫分韵得柳字》五古诗，说明他削发学佛的由来：
　　剥啄谁知门，乃是忘年友，远从商溪来，过我绳枢脂。入门无一言，但觉惊我丑。我丑我自知，削发事之有。学佛亦何补，用以脱尘垢。
　　“绳枢牖”，指用绳索建立起来的捆绑房子，当然与他大型园林别墅很不相称，这是虚伪的谦称。三有是佛学名词，即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佛教认为欲界众生所居，层次较低，要修“四禅定”后，才可以生色界，修了“寂空定”才可以生无色界。“事三有”便指这种修持进程。他还对自己一生作了概括：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性，歹陵鞍马洛阳街。
　　儒衣、僧帽、道人鞋，这表示三教集于他一身。“五陵”指汉代的长陵、安陵、阳陵、平陵、茂陵。汉代皇帝每当修陵墓，把四方的富家豪族、均迁至陵墓附近居住。因此后来的诗文常以“五陵裘马”比喻豪富的少年。杜甫《秋兴》之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即指此。顾斑最后一句“五陵鞍马洛阳街”也正是用来表达作者的少年豪华生活；“洛阳街”是用来比喻京都，并非实指洛阳。
　　他写的佛教诗，有禅意，但不艰深，如《写拍子庭卷》云：
　　虚舟元不系，湖海至今称，悟得庭前柏，方为物外僧，空空无我相，落落有谁应，肯向东山住，东山气倍增。
　　这首诗是写与祖柏的。祖柏字子庭，他的小传我们前面已介绍过，他有《不系舟集》，故诗的首联便是写他《不系舟集》在全国得到称赞。额联是用的佛家典故，《古尊宿语录》说有个和尚问赵州从谂禅师，“什么是达摩祖师西来意?”从谂说：“你去看庭前那棵老柏树吧”这段公案是很有名的。顾瑛用这个公案来说明，必须把这个公案弄懂，才可以为超然物外的僧人。用“庭前柏树子”来谐“拍子庭”的名字，真是巧语双关。颈联“空空无我相，落落有谁应”，佛理认为去“我相”最难。到了无我相的境界，就成了曲高和寡，所以“落落有谁应”。尾联的东山指东山的法门；东山在湖北黄梅县的东面，相传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均于此传法，故称东山法门。这里用来称祖柏的佛法高妙，如果他肯向东去住和传法，东山必然为之增辉、吐气。
　　元代以戏曲为文学特色，但戏曲家在散曲中表现个人情趣偏道教的多，像张可久那样比较偏佛教的少。有个吕侍中写了《正宫·六么令》，虽然没有注明题意为什么而作，但根据内容看，他是写船子和尚的。只是也不可据以推定作者的宗教倾向，更何况吕侍中是何人、何时，也无法弄明。元代戏曲以佛教为题材的确实不少，略叙几个，以补这方面的不足。
　　第一个叙到的是孔学诗，他写了一本《地藏王证东窗事犯》，这就是后来《说岳传》中秦桧女人王氏在她家中东窗下与秦桧合谋害死岳家父子的张本。
　　孔学诗，字文卿。他在十六岁时，亲眼看见赵淮起兵溧阳，兵败被执就义，故他赞成他的父亲诣军门投降。因此主帅奇之，带他北上，所以他谈不上有什么忠正之气。他尝大书“性”字于座右，对人说“能循性之自然，则无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称之“性斋”。写《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当系根据民间因恨秦桧误国，利用佛教团果，用地藏王的权威，代替人民对秦的惩罚。从这方面说，它还有一点进步的意义。
　　第二个提到是李寿卿。他的有关佛教故事戏曲有《月明三度临歧柳》与《船子和尚秋莲梦》。据孙楷弟先生《元曲家考略》说，元代有四个李寿卿。在未考察出他们的宗教倾向之前，我们很难推断是哪一个李寿卿作的。因此只能等到资料多一点时再加研究。
　　第三个提到的是高文秀。他的佛教戏曲有《泗州大圣锁水母》与《志公和尚问哑禅》，高是写《水浒》题材的戏剧专家，专爱写黑旋风。据孙楷弟先生考证；高文秀曾作过达鲁花赤，似乎他不是汉人。
　　第四个是王廷秀。他写了一部有关佛教的戏曲《石头和尚草底歌》。石头和尚即希迁。但与王廷秀同名的人也有三个，作曲家王廷秀究竟是哪一位，连孙先生也说“亦不知此三人孰为曲家王廷秀也”。因此我们也无法更深一步探讨他的宗教倾向，论证他写《石头和尚草底歌》的思想背景。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吴昌龄。他写了《唐三藏西天取经》，郑振铎以为今传《西游记杂剧》即此剧，它应当是《西记》小说的原始来源之一。据孙楷弟先生考证，吴昌龄曾任奉议大夫骛源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但《 源县志》均不载有吴昌龄。因此似亦可疑。又吴的身事亦不 详，也很难说出他的创作思想。
　　此外还有无名氏撰写的《行孝道目连救母》、《化胡成佛》、《苏东坡误入佛游寺》……。目连救母在唐时已演。但剧本未传下来，它是最早的佛戏。这样我们就把元代的佛教文学作了比较详细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