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寺办僧伽教学今昔续

因事至寧波七塔禪寺，會晤監院可祥法師。可祥法師為我詳述七塔寺在近代的興廢，特別是八十年代國家落實宗教政策後，住持月西長老對遭受十年動亂嚴重破壞的七塔寺，廢寢忘食、慘淡經營，予以重建，使這座著名唐代古刹恢復舊觀。可祥法師作為月西長老的弟子，又重新殿宇，並在寺內進一步按時代潮流，推行“民主化、制度化、科學化”的管理制度，安裝閉路電視，引進電腦網络及電子消防預警器，在寺内定期举办僧伽培訓班。我感到師徒两人的心血，確使七塔寺新顏換舊貌。
有道是，不是法弘人，而是人弘法。因此，我對七塔寺目前創辦的僧伽培訓班，頗感興趣。恰好，我近來正在閱讀民國期間寧波觀宗講寺弘法研究社主編的《弘法社刊》，發現了1928年七塔寺首座溥常長老在寺創辦七塔報恩佛學院的數則資料。
自清末至民國前期，一方面是外患內亂不止，另一方面，又屢次掀起“廟產興學”的風暴，驅僧人、毀佛像、占寺院，而美其名曰“建學校”，實質上是侵佔寺院財產為個別人所私有。但確也有些不守清規的僧人，敗壞僧風，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因此佛教界的先進人士，決心革新佛教，而其方法中最重要的是：吸取西方近代的教育制度，創辦佛學院和弘法社，對外既可杜“廟產興學”的藉口，對內又可以提高僧人的素質。
寧波創辦這種新式僧伽學校，始自1905年天童寺方丈八指頭陀創辦的僧眾 小學。但因八指頭陀於1912年護教犧牲而告終結束。繼起者則為天臺名宿諦閑法師于1913年創辦的觀宗弘法社。當時限於經費，不對外招生。至1919年，終於擴大為觀宗學舍，招收外來僧人，直至1928年。寧波僅此一所。就在1928年，七塔寺首座溥常法師，適應這一時代潮流，在寺創辦七塔報恩佛學院（七塔寺在清末曾賜名“報恩寺”，故名），於陰曆七月十八日開學。觀宗講寺的退居方丈諦閑法師和他的弟子、觀宗講寺弘法研究社（觀宗學舍發展後的名稱）主講寶靜法師，都前往祝賀，並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演說。諦閑法師演講中指出，在當今佛教危殆之秋，“挽救之方，佛法是尚。然佛理幽深，非興學不能標其旨；經書浩瀚，非設院曷易奏其功”，並提出：“以佛學為體，以文學為用，共秉其堅卓之精神，同求其甚深之智慧”，說明辦佛學院的必要性、途徑和須具有堅決的決心。寶靜法師繼之演說：“本市四大叢林，辦學者已有其二，倘天童、育王，亦能得同樣之創辦，則佛教前途，當有良好之氣象”，他對此表示高興。接著說：“今日佛教處於內腐外摧的衰微之際，欲挽狂瀾，非將佛教真理，力謀闡揚不為功”，但要宣傳佛化，“非辦學造成弘法人才不可，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此也，是即所以辦佛學院，為當代救護佛法刻不容緩之意旨”。他在辦佛學院的必要性上作了進一步闡述。
第一，要認明求學的本志。“既來發心求學，志願必須堅固不移，所學課程，則求行解，所列規則，則守毋犯。三年學滿畢業，初心究竟不二。”他告誡學僧求學必須意志堅毅，學習必須解行一致，嚴格遵守學院規則。 第二、他聯繫“報恩”寺名说：佛學院因寺而定名。報什麼恩呢？一報父母恩；二報眾生恩，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勿犯殺戒；三報國家恩，指出僧為國民，亦盡感化的義務，佛教以勸善來補充法制之不足；四報三寶恩，僧是三寶之一，自己當尊重自己，“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恩，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勿犯殺戒；三報國家恩，指出僧為國民，亦盡感化的義務，佛教以勸善來補充法制之不足；四報三寶恩，僧是三寶之一，自己當尊重自己，“若不傳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七塔寺報恩佛學院的設立，趕上了當時的佛教界創辦僧伽教育的時代潮流，其教學制度採用了西方世俗教育制度的積極因素，如學院分工細緻，設有院長、主講等七職。課程的教學運用課堂制度，與一般講經不完全同，特別是世法系設立國學、尺牘、算學等六課，這在當時中國傳統佛教中是革新的創舉。
從七塔寺辦近代僧伽教學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吸取哪些經驗？我覺得起碼有一點值得借鑒，那就是佛教的發展亦應與時與世俱進，要適應時代潮流，予以革新，而這一革新，也需要與科學的進步一致起來，才能有所創舉。目前，時代與溥常長老時期已有很大不同，七塔寺辦僧伽培訓班，自然應從本寺過去辦學的傳統中有所去取，但同樣要與世俱進，適應中國現代化、科學化的時代要求。可祥法師在教學中運用電腦教學，在本寺管理中利用電腦網络，與溥常長老相比，確有突破和創新。 要在科學昌明的時代，法輪隨著常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