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涅槃圣”竺道生

　　一　道生其人
　　竺道生（355－434），俗姓魏氏，巨鹿（今属河北）人，寓居彭城（今江苏徐州）。其家本为世代官宦士族，其父担任过广戚（治今江苏沛县东）令，受到了县民的热情拥戴，称之为“善人”。道生于童稚时代得遇沙门竺法汰，于是“改俗归依，伏膺受业”。年在志学，已登讲座，年至具戒，而器鉴日深。
　　考察道生之行迹后可见，他一生中三次栖居庐山。
　　第一次时间在隆安元年（397）至元兴三年（404）。史传称其“初入庐山，幽栖七年，以求其志”。此番入庐山，当主要受僧伽提婆的吸引，于是从之而习一切有部。元兴三年，道生与慧睿、慧严等同游长安，受业于鸠摩罗什，被时人列于“什门十哲”、“什门八俊”、“什门四圣”之中。
　　第二次入庐山是在义煕四年（408）。道生由长安抵庐山约当是年夏秋之际，他给刘遗民、慧远带来了僧肇所著的《般若无知论》。义煕五年，刘遗民致书僧肇，于《般若无知论》有所论难。义煕六年八月十五日，僧肇答刘遗民书中叙及他与道生的友情，曰：“生上人顷在此同止数年，至于言语之际，常相称咏。中途还南，君得与相见。未更近问，惘悒何言。”竺道生暂栖庐山大约一年，便于义煕五年“还都，止青园寺”。青园寺之所在，本为皇家菜园，东晋禇氏皇后即此立寺，因以为名。据《高僧传》记载：“（道）生既当时法匠，请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钦重。……王弘、范泰、颜延之，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竺道生居建康青园寺的时间约有二十年。在此期间，他的佛学活动突出者有三：一是景平元年（423）十一月，道生、慧严等请佛驮什、智胜于建康龙光寺译法显所得《弥沙塞律》三十四卷、《弥沙塞比丘戒本》一卷、《弥沙塞羯磨》一卷，智胜传译，道生、慧严笔受参正，至次年十二月译讫。二是约于永初三年（422）至景平元年（423）上半年提出了“顿悟成佛”说，从而在僧俗界引起了一场激烈而持久的关于顿、渐悟之争的大讨论。三是约于元嘉五年（428）提出了“阐提成佛”说，所谓“珍怪之辞”，惊世骇俗，从而招来了滞文旧僧的围攻，被摈逐出建康青园寺，流落至姑苏，与竺法纲同止虎丘寺。《高僧传》记载被摈之事曰：“生于大众正容誓曰：‘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疠疾。若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寿之时据狮子座。’言竟拂衣而游。初投吴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学徒数百。其年夏，雷震青园佛殿，龙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曰：‘龙光’。”
　　第三次栖居庐山是在元嘉七年（430）至元嘉十一年（434）。据释氏传录云：“（道）生以元嘉七年投迹庐阜，俄而《大涅槃经》至于京都。”“生既获新经，寻即建讲。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于庐山精舍升于法座。”道生的“阐提成佛”之说，与大本《涅槃经》所言，合若符契，而舍寿之日，果真如其所誓乃坐化于法座。“于是京邑诸僧，内惭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鉴之至，徵瑞如此。仍葬庐山之阜。”
　　竺道生之三上庐峰，似乎划出了他佛教生涯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有意味的段落。初入庐山，标志着他游学经历的开始：“中年游学，广搜异闻，自杨徂秦，登庐蹑霍，罗什大乘之趣，提婆小道之要，咸畅斯旨，究举其奥，所闻日优，所见踰赜。”再入庐山，标志着他在佛学领域“孤明先发”，“彻悟言外”而又频惹争端时代的到来：“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因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三入庐山，标志着道生佛学的影响愈来愈广泛和深远。“时人叹曰：‘龙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庐山，销影岩岫，山中僧众，咸共敬服。”及道生去世以后，宋文帝犹述其顿悟义，而“时人以生推阐提得佛，此语有据，顿悟、不受报等，时亦宪章。”道生之佛学思想显然乃集毗昙学、般若学和涅槃学之大成，尤以涅槃学方面而深有所得，因而自南朝至隋唐，道生颇受崇拜，以至于有“涅槃圣”之称。
　　二　谢灵运与道生隐隐约约的交往情形
　　汤用彤先生说：“谢康乐与道生交谊如何，今不可知。”的确，关于谢灵运与道生的交往情况，我们所知甚少。目前，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做如下推测。
　　1．初晤于庐山
　　以道生的行迹看，他“中年游学”的第一站是庐山，从僧伽提婆习一切有部，时间在隆安元年（397）。道生幽栖庐山一共七年，直至元兴三年（404）与慧睿、慧严、慧观等北上长安师从鸠摩罗什。这七年期间，谢灵运或许曾两上庐山。一次在隆安三年（399），拜访慧远，“希门人之末“；一次在元兴元年（402），于庐山东林寺凿池筑台植莲花，并参加慧远主持的净土立誓与文咏活动。从时间、地点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所具有的条件看，谢灵运与竺道生初晤于庐山是完全可能的。其可能性的晤面当有两次，一次在隆安三年（399）至隆安四年（400）访慧远而逗留庐山期间，另一次在元兴元年（402）莲社立誓活动中。
　　2．相互切磋、激扬于建康以及永嘉
　　竺道生师从鸠摩罗什约四年时间，于义熙四年（408）从长安南下，经庐山暂栖一年后于义熙五年“还都，止青园寺”，直至约元嘉五年（428）因倡“阐提成佛”说被驱逐至姑苏虎丘山，其间约二十年，竺道生一直住止建康青园寺，在都城进行了有声有色、几乎是轰轰烈烈的佛学活动。这期间的二十年中，谢灵运或仕或隐，其去留京都的情况大致是：义熙元年入仕后至义熙八年主要跟随刘毅镇守长江中游历阳（今安徽和县）、姑熟（今安徽当涂）、豫章（今江西南昌）、江陵（今属湖北）等地，八年间一直外任军镇幕府。义熙八年改依刘裕后，于次年春二月回建康由太尉参军改官秘书丞。义熙十一年至义熙十二年先后任刘道怜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改任世子刘义符中军咨议、黄门侍郎等职。义熙十三年至元熙元年（419），谢灵运两次往返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和建康之间。此后四年一直居官生活于建康。永初三年（422）秋至景平元年（423）秋出守永嘉。其后辞官，归隐始宁。元嘉三年至元嘉五年在京任秘书监、侍中。随后再度归隐始宁。如此看来，在竺道生居止建康的二十年中，谢灵运断断续续任职京官的时间大约为十年。
　　谢灵运、竺道生同在建康的大约十年中，不可能没有交往。在建康僧俗界，谢灵运与竺道生堪称宗教新闻人物，他们颖悟力超常，往往新论迭出，倍受人们的关注。在建康，《华严经》的翻译及润改活动持续了大约四年的时间，佛陀跋陀罗主译，慧业、慧严、慧观、谢灵运等百余人都参加了译经活动。竺道生与慧严、慧观皆为鸠摩罗什的高徒，又都受到刘裕的崇敬，均为建康佛学义解名僧，那么，竺道生极有可能也是这“百余人”中的一个。这就是说，建康期间，谢灵运与竺道生之间存在着直接交往的可能性。
　　顿、渐悟之争，始于永初三年秋之后，即是说乃紧接着《华严经》译事的结束而展开的，并且也不妨说乃直接受了《华严经》中“十住”、“十地”之说的触发。竺道生、谢灵运是初期顿、渐悟之争的中心人物，又共同力主“顿悟成佛”之说，相互支持和激扬，这又进一步促使我们推想：竺道生“大概一定是”参加了《华严经》的翻译活动，并且，正由于谢灵运也参加了《华严经》的润改，所以，他们也就有可能在译经活动期间，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切磋、讨论。
　　谢灵运出守永嘉后展开的的“顿、渐悟之争”，只不过是竺道生、谢灵运译经期间切磋、讨论的扩大和深化，以此而演化为刘宋初僧俗界关于宗教话题的带给佛教发展以划时代意义的一场新玄谈。
　　“顿、渐悟之争”的初始阶段，以谢灵运与永嘉“同游诸道人”讨论“新论道士”竺道生的“顿悟”主张始，以竺道生回复王弘并赞赏谢灵运的“折衷”见解终。从这一颇带有策划运作意味的佛学玄谈情况看，谢灵运与竺道生一唱一和，遥相呼应，淋漓尽致地畅说了他们的“顿悟成佛”主张。即此又可以认为，顿、渐悟大讨论期间，虽然谢灵运出守永嘉，竺道生居止建康，但此间他们的间接交流，其实际上又应该属于直接的交往。
　　3．诀别于庐山
　　竺道生被驱逐出京后居姑苏虎丘寺约两年，于元嘉七年三登庐山，居东林寺，直到元嘉十一年去世。谢灵运几乎与竺道生同时离京，竺道生流落姑苏，谢灵运归隐始宁。三年后，谢灵运因与孟顗构隙最后一次来到建康。停留的几个月中，谢灵运参加了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改治。元嘉八年（431）冬，谢灵运被外任为临川内史。元嘉九年春，谢灵运赴任临川途中经过庐山，其《登庐山绝顶望诸峤》诗中写道：“山川非前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淹昏旦，遂复经盈缺。”这几句诗表明，赴任临川途中，谢灵运滞留庐山至少有一个多月。
　　谢灵运盘桓庐山而不去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归结起来，约略有如下数端。其一，庐山是一处美丽而清净的所在，风光怡人，足可幽隐求志。其二，庐山慧远是曾经令谢灵运向往而又颇感无奈的高僧，而今，慧远去世都已经十六年了，往事历历，又恍如梦幻，仕与隐的矛盾着实使谢灵运备受折磨与苦痛。他或许犹然埋怨慧远法师，假如当初“希门人之末”之“诚愿”得遂的话，何至于仕隐反复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呢？仕而无功，隐又不甘，此时身临庐山，忆及慧远，难免徙倚徘徊。其三，故地重游，隐逸习佛中人如雷次宗者乃旧日于庐山结识的故友，此番相聚，促膝叙旧，自是情理中事。另外，从雷次宗往临川回访谢灵运，谢灵运作《送雷次宗诗》之事看，谢灵运与雷次宗间交往的历史很长，而友谊亦很深厚。其四，竺道生乃因倡“阐提成佛”之说而被摈逐辗转至庐山的。道生“孤明先发”，其说竟与经本契合，终于赢得众人的刮目相看和广泛尊崇，真乃可喜可贺之事。而谢灵运刚刚参加了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改治，他将新的《涅槃经》带至庐山，与道生深入切磋交流，究寻“文义”，这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赴任临川，谢灵运乃奉诏而行，尽管“庐山情结”，犹然未解，但上了山还得下山，不得不告辞道生而去。于是乎元嘉九年（432）谢灵运与竺道生的告别乃成诀别。第二年冬，谢灵运被杀于广州，第三年冬，竺道生坐化于庐山。
　　三　谢灵运、王弘、竺道生间的顿、渐悟之争
　　如前所说，“顿、渐悟之争”的初始阶段，以谢灵运与永嘉“同游诸道人”讨论“新论道士”竺道生的“顿悟”主张始，以竺道生回复王弘并赞赏谢灵运的“折衷”见解终。因此可见，在“顿、渐悟之争”初始阶段的舞台上，由竺道生、谢灵运合作导演，并有王弘、慧琳等参加，他们共同扮演了重要的论辩与玄谈的角色。
　　王弘（379－432），字休元，琅邪临沂人，出身世家大族，历仕晋宋两朝。他是在谢灵运的安排下走上辩论会演讲台的。且看王弘的《与谢灵运书问辨宗论义》：

　　弘白：一悟之谈，常谓有心，但未有以折中异同之辨，故难于厝言耳。寻览来论，所释良多，然犹有未好解处。试条如上，为呼可容此疑不？既欲使彼我意尽，览者泠然。后对无兆，兼当造膝。执笔增怀，真不可言。王弘敬谓。

　　“一悟之谈”，意即“顿悟之论”，关于“顿悟”的主张。所谓“折中异同之辨”，指谢灵运《辨宗论》中折衷儒、释两家，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之主张。王弘认为，像谢灵运这样折中儒、佛之论，过去还从未有过，虽然看到谢灵运在与“诸道人”的往返辩论中多有解说，但仍觉得多有费解之处，所以向谢灵运提出了几个问题。王弘说，之所以有所质疑，目的是通过商榷辩论，使双方各自的意思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使大家有一个透彻的了解。从王弘《与谢灵运书》中“寻览来论”一句可知，谢灵运将他与永嘉“同行诸道人”的往返问答辩论寄呈远在江州的王弘，其目的一方面是征询王弘对于“顿悟”说的看法，而另一方面当是为了使“顿、渐悟之争”的活动搞得更有声有色一些。这与谢灵运将他与永嘉“诸道人”的往返问答辩论寄呈于虎丘寺的慧琳、法纲，其意图是一样的。就是说，谢灵运发起的顿悟、渐悟大讨论，主要是学术讨论，属于晋宋之际好尚“文义”风气下的新玄学、新玄谈的性质，也是法友间的特殊交往形式。这与后来道生因倡“阐提成佛”被摈逐、慧琳因有“邪论”“贬裁佛教”遭放逐的情形与性质是大不一样的。道生、慧琳被逐事件中，既有宗教思想分歧的因素，又有政治是非的和人际恩怨的复杂因素。道生、慧琳与其对立面的矛盾关系，不是法友间的关系。谢灵运演述竺道生之“顿悟”说，有所发挥，他是在主动地并且是积极地寻找“论敌”，以切磋“文义”。
　　再看谢灵运的《答王卫军书》：

　　灵运白：一悟理，质以经诰，可谓俗文之谈。然书不尽意，亦前世格言。幽僻无事，聊与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难，词徵理析，莫不精究。寻览弥日，欣若暂对。辄复更伸前论，虽不辨酬释来问，且以示怀耳。海峤岨回，披叙无期，临白增怀，眷叹良深。谢灵运再拜。

　　王弘于永初三年（422）进号卫将军，时在江州刺史任上。谢灵运回信说：“顿悟”之说，显然是圣贤经典之外的讨论。不过，古人亦云，书不尽意。荒远之处，闲来无事，遂与同行道人推求圣贤言外之旨，探赜索隐。承蒙垂问，所言皆有理有据，研究得十分深入。数日来一直在研读推敲华函高论，今且欣然以对，就此前所论作进一步申说。虽未必能够圆满地回复解答您所提出的质疑，但暂且以此表达我的思想与心意吧。天涯幽僻，山高水远，此信不知何日能够送达。临纸叹别，思念之情无以言表。
　　据慧皎《高僧传》记载：“（道）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道生在究寻佛典的过程中，显然从魏晋以来关于“言意之辩”的玄学大讨论中受到重要的启发。他的意思是说，佛经万卷，设象而已，象外之意即佛之真理，多守滞文者则莫能舍象取意。拿这番意思，对照一下上引谢灵运《答王卫军书》中“一悟理，质以经诰，可谓俗文之谈。然书不尽意，亦前世格言”云云者，中心思想并无二致。由此可见，在倡“顿悟成佛”说方面，竺道生与谢灵运的确在一唱一和，彼此激扬。只不过，竺道生叹芸芸僧俗中人，得佛陀真谛者少，得意入理者寡，堪与言道之知音者稀，故措辞较为尖刻；而谢灵运乃言之于致友人之书信中，所以语意尤其宛转。
　　那么，王弘到底提了些什么问题，谢灵运又是如何回答的呢？且看王弘与谢灵运关于“顿、渐悟之争”的问答：

　　论曰：“由教而信，有日进之功；非渐所明，无入照之分。”问曰：由教而信，而无入照之分，则是暗信圣人。若暗信圣人，理不关心，政可无非圣之尤，何由有日进之功？
　　答曰：颜子体二，未及于照，则向善已上，莫非暗信。但教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关心。赐以之二，回以之十，岂直免尤而已，实有日进之功。
　　论曰：“暂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无常，常知无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暂为用，用暂在理，不恒其知。”问曰：暂知为假知者，则非不知矣。但见理尚浅，未能常用耳。虽不得与真知等照，然宁无入照之分邪？若暂知未是见理，岂得云理暂为用？又不知以何称知？
　　答曰：不知而称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为名，非暂知如何？不恒其用，岂常之谓？既非常用，所以交赊相倾，故谏人则言政理，悦己则犯所知。若以谏时为照，岂有悦时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谈，犯知者沉惑。推此而判，自圣已下无浅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论曰：“教为用者心日伏，伏累弥久，至于灭累。”问曰：“教为用而累伏”为云何伏邪？若都未见理，专心暗信，当其专心，惟信而已。谓此为累伏者，此是虑不能并，属此则彼废耳，非为理累相权，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数，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异，一倚一伏，循环无已，虽复弥久，累何由灭？
　　答曰：累伏者属此则废彼，实如来告。凡厥心数，孰不皆然，亦如来旨。更恨不就学人设言，而以恒物为讥耳。譬如药验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岂复循环，疾痊安能起灭？则事不侔，居然已辨。但无漏之功，故资世俗之善。善心虽在五品之数，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谓冬日之阴，辅嗣亦云远不必携，聊借此语以况入无，果无阻隔。

　　按，“论曰”云云，指谢灵运答永嘉“同行诸道人”之辞中的观点。王弘所提问题主要有三，谢灵运就其所问逐一作了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既然说通过教化而崇信，只称渐修，谈不上“顿悟”，那么，这也不过是避免了“非圣”之过错，又如何能说有日进之功呢？
　　谢灵运回答说：颜渊与圣人仍有差距，未臻圣明之境。但向善即崇信，有求理之志便意味着关心。子贡闻一以知二，颜渊闻一以知十，这就不只是避免过错了，而确实是在不断进步呢。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说“暂知”为“假知”，那也总算是“知”了。只不过相对于“真知”来说，入理有深浅之别，又怎么可以说就不能达到彻悟的境界呢？假如说“暂知”算不得“见理”，那么，“理暂为用”之“理”是什么？又凭什么把“不知”也称做“知”？
　　谢灵运回答说：把“不知”而称做“知”，也正是权且以“假知”之“知”这么指称罢了。“假”与“暂”，都不能称做“常”。既然并非永恒不变，所以“假知”、“暂知”者所谓的“理”，总是摇摆不定，徇私随意，取舍矛盾。这些中等智慧的人，言“理”又废“理”，其所谓的“理”自非“真理”可知矣。而所谓的“知”，或谓之“假知”，或谓之“暂知”，姑且名之为“知”吧，究其实，并不是“真知”。由此可见，圣人以下，无所谓“浅深之照”。要么顿悟，入照见理；要么“暂知”以为假象，始终徘徊于“渐修”之途。
　　第三个问题是：你在答永嘉慧驎问时提到，接受教化以修行的人，心中世俗牵累会一天天地隐遁起来，长期地平息牵累，直到灭绝。请问，“教为用而累伏”是说什么东西隐遁了呢？两种相悖的思虑不能并存，此起彼伏。信教与牵累正是这样，属此而彼废，并不是“理”、“累”彼此变通推移能使“累”伏的情形。如此说来，信教与牵累，一倚一伏，无限循环，时间再长，“累”又如何能灭？
　　谢灵运回答说：关于“累伏者属此则废彼”，以及“凡厥心数，孰不皆然”之论，你说得不无道理。而灭累惟在顿悟，伏累乃在渐修。消除烦恼是为无漏，但无漏之功，本就需要借助世俗之善。向善之心虽然属于儒家勋、劳、功、伐、阅“五品”范畴之内，但佛家以为修之向善，同样能够超脱欲界、色界、无色界这生死流转的人世“三界”之外的。
　　就上述王弘与谢灵运的问答情况来看，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围绕在三组范畴或概念上，即：“渐修”与“顿悟”；“假知”（“暂知”）与“真知”（“常知”）；“伏累”与“灭累”。他们重点辩解的是这些范畴或概念各自的特殊含义，以及相关范畴或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王弘本人对谢灵运的答辩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疑议，这可以从王弘的《答谢灵运书》中看出来：

　　更寻前答，起悟亦不知，所以为异，正当尔耳。已送示生公。此间道人，故有小小不同，小凉当共面尽。脱有厝言，更白面写，未由寄之于此，所散犹多。

　　在王弘给谢灵运的回信中，有两条信息值得注意。其一，王弘指出，江州义解僧人对谢灵运所述道生“顿悟”说仍然存有一些疑问，具体有关观点来日相见后当面讨论细说；其二，王弘说，他将有关“顿、渐悟之争”的问答辩论，“已送示生公”。显然，在这场“顿、渐悟之争”的活动中，谢灵运在担任着编导和主演的角色，而竺道生所担任的似乎是幕后指挥兼总顾问的角色。竺道生收到王弘送呈的问答辩论后，有《答王卫军书》曰：

　　究寻谢永嘉论，都无间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为欣。檀越难旨甚要切，想寻必佳通耳。且聊试略取论意，以伸欣悦之怀。以为苟若不知，焉能有信？然则由教而信，非不知也。但资彼之知，理在我表，资彼可以至我，庸得无功于日进？未是我知，何由有分于入照？岂不以见理于外，非复全昧，知不自中，未为能照耶？

　　竺道生在给王弘的回信中，除了就王、谢问答中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申说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谢灵运关于“顿悟”说的演述，给予了充分的和极高的评价：“究寻谢永嘉论，都无间然。”竺道生指出，对谢灵运所论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推敲后，他认为谢论几乎无懈可击。竺道生对谢灵运辨宗述顿悟的肯定性总结和评价，实际上也正是对自我所倡“顿悟成佛”论的欣赏和赞美。
　　另外，从以上三人来往书信及问答用语看，谢灵运、王弘、竺道生等共同开展的“顿、渐悟大讨论”活动，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乃发生在永初三年（422）秋之后、景平元年（423）秋之前，亦即谢灵运出守永嘉期间。其时，谢灵运在永嘉，王弘在江州，而竺道生仍在建康。“顿渐悟大讨论”，成了谢灵运与竺道生友谊中的一大亮点。
　　（《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