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钱塘杜明师

“杜明师”其人
　　谢灵运最早接触并曾长期相处的方外之人是“杜明师”。钟嵘《诗品》曰：“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玄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钟氏此语，出自南朝宋刘敬叔《异苑》。
　　据《云笈七签·杜昺传》可知，“杜明师”即杜昺，字叔恭，钱塘人，“明师”是他的道徒弟子为他所上的谥号。不过，关于杜氏的名和字，史书中的记载不尽相同。其姓名，所见者有：杜昺；杜炅；杜炯；杜恭。其字，所见者有：子恭；叔恭。谢文学考证认为：“杜明师名昺字子恭。唐高祖李渊之父名昺，为避其讳，改杜昺为杜炅，或迳称其字。《宋书》、《洞仙传》、《道学传》、《南齐书》撰于唐朝前，原本不当避唐讳，今本乃唐人所改。宋以后的著作，有的改回，有的沿用，遂成混乱。古书上的杜昺、杜炅、杜子恭、杜叔恭、杜恭实为一人，即杜明师。”（《钟嵘〈诗品〉谢灵运条杜明师考》）。比照相关文献，的确能够看出，“昺”与“炅”，形近且义同；“炅”与“炯”，则义同音亦同；而“杜恭”显然是“杜子恭”或“杜叔恭”之苟简。
　　既言“钱塘杜明师”，则杜昺之“杜治”乃在钱塘。作为该教区的领袖，他的影响巨大而广泛，“远近道俗，归化如云，十年之内，操米户数万”（《云笈七签·杜昺传》）。换言之，他的道徒弟子至少也在十万以上了。
　　“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
　　对于杜昺，《异苑》与《诗品》均未直呼其名字，而是称说其谥号，这意味着杜昺在晋宋之际甚至在整个南朝时期，正是一位家喻户晓且有相当影响的明星人物。史书曰：“初，钱唐人杜炅，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南史·沈约传》）“通灵有道术”，可征之以王羲之的故事。据《太平御览》卷六六六引《太平经》曰：“王右军病，请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余日果卒。”这里“恭”指“杜恭”，即杜昺。按，“病不差”，意谓此病已不可救药。《方言》曰：“差，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王羲之《十七帖》曰：“冀病患差，末秋初冬，必思与诸君一佳集。”杜明师既曰“不差”，王右军当然也就“没治”，而王羲之“十余日果卒”。
　　事钱塘杜昺为弟子的“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都有哪些人物呢？《云笈七签·杜昺传》及《三洞珠囊·道学传》等文献中记载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六个故事。一是杜昺回答“时为吴兴太守”的谢安关于“黄白光”之问，预言谢安将来“当位极人臣”。二是杜昺传授陆纳“灵飞散方”，令其“大厄得过”。三是杜昺告诫桓温关于北伐的时机，桓温不从其言，“遂至此败”。四是杜昺回答谢玄问淮肥克符坚之计，结果正不出其所料。五是杜昺向桓温发出预警，谓卢竦将因兵变而亡身，后来果如其所言。六是王羲之问病于杜昺，杜谓弟子曰王所患已是不治之症。故事涉及到的重要人物有五个：一是谢安，后贵为太傅，时称“贤相”；二是尚书令陆纳；三是大司马桓温；四是车骑将军谢玄；五是右军将军王羲之。不难看出，这些人物都是东晋统治集团中的高层骨干、风云人物，包括了政治界的和军事界的。人生中的生老病死之大事，他们要问之于杜明师，甚至有关社稷祸福、战争成败之大事，他们亦卜之于杜明师。他们将杜明师奉若神明。钱塘道馆“杜明师”杜昺，不仅在民间令“远近道俗，归化如云”，而且在“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这样的贵族政治阶层中，也的确具有着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中人物，属于王、谢门阀士族的有谢安、谢玄和王羲之。而这些人物都与谢灵运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谢安是谢灵运的从曾祖，谢玄是谢灵运的祖父，王羲之是谢灵运母亲的外祖父。另外还要注意到，不仅“（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晋书·王羲之传》），“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晋书·郗愔传》），十分崇信道教，而且王羲之之子，亦即谢灵运母亲之舅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他们也是崇奉道教的。史载会稽内史王凝之之事曰：“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所害。”（《晋书·王凝之传》）王凝之痴迷道教，竟然已经发展到了走火入魔的严重地步。无疑地，上述史实不仅说明王、谢世家皆信崇道教，而且意味着谢灵运受道教的影响，既是不可避免的，同时还会是很深刻的。谢灵运之所以出生后不久被送入杜明师之道馆养育，上述史实也无疑地从王、谢世家道教情结这一特殊的角度，解释了其中深层的宗教原因。
　　灵运始入“杜治”的时间
　　如何确认谢灵运始入“杜治”的时间，学界争论的焦点落在如何理解钟嵘《诗品》“旬日而谢玄亡”这一句上，由此则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今阐说个人意见如下。
　　第一种观点以为，“谢玄亡”乃“谢安亡”之误。谢灵运生于太元十年（385），这一年，谢安去世，三年后，谢玄去世。基于此，或指出，“此云后旬日谢玄卒，当系谢安之误”（丁陶庵《谢康乐年谱》）；或指出：“谢安当时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谢氏能与王氏并称王谢，可说全在此人，他的死亡，在谢家当然是大事。魏晋时人多半迷信，谢家遇到这样的大丧，不祥孰甚？于是不敢把新生的小孩留在家里，而把他送到旁处去躲避。此即《诗品》所谓：‘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杜家是信奉五斗米道的，此举总有借宗教之力祓除不祥之意。”（郑骞《钟嵘诗品谢灵运条订误》）
　　按，第一种观点很令人生疑。其一，谢安去世之时，谢玄、谢瑍犹健在，如何会产生“子孙难得”的感慨？其二，更特别要思考的是，谢安是谢玄的三叔，而不是谢玄的父亲，谢安去世，谢玄、谢瑍一门又如何会产生“子孙难得”的感慨？显然，以“玄”改“安”之说，于情理未通，不能成立。
　　第二种观点以为，“谢玄亡”乃“谢瑍亡”之误。《宋书·谢灵运传》曰：“父瑍，生而不慧，为秘书郎，蚤亡。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持此观点者，或指出，“仲伟殆误其父瑍为祖玄欤”（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或指出，“本传有父瑍早亡之语，则玄为瑍字之讹无疑矣”（郝立权《谢康乐年谱》）。
　　按，第二种观点也与史实矛盾。《晋书·谢玄传》曰：“玄既舆疾之郡，（太元）十三年，卒于官，时年四十六。追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献武。子瑍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所谓“嗣”，意思是“继承”。《尔雅·释诂》：“嗣，续也。”既言“嗣”，则必为生者“嗣”死者。由此可见，谢玄去世时，其子谢瑍犹在：谢玄卒，子瑍嗣；瑍卒，子灵运嗣。显然，以“玄”改“瑍”之说，不能成立。
　　第三种观点以为，“‘谢玄亡’当为谢玄‘稚子’亡之误”。《晋书·谢玄传》载谢玄上疏云：“臣所以区区家国，实在于此。不谓臣愆咎夙积，罪钟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数月之间，相系殂背。下逮稚子，寻复夭昏。哀毒兼缠，痛百常情……”孔颖达曰：“子生三月父名之。未名之曰昏，谓未三月之死也。”据此，有论者认为：从谢玄的上疏中，“可以知道谢玄当时痛不欲生的不安心情，而刚生下的‘稚子，寻复夭昏’，谢瑍又是个白痴，谢玄自己亦病魔缠身，怎能会不产生‘其家以子孙难得’的忧患，将刚生下的小孙子灵运送到杜明师治所避灾呢？”“不过，钟嵘转引的是刘敬叔《异苑》中的话，那是小说家言，因此，也就以讹传讹了。”（谢文学《〈诗品〉谢灵运条“谢玄亡”考辨》）
　　按，刘敬叔以字行，彭城人。他先后在晋、宋两朝为官，与谢灵运是完全同时代的人。约义熙十一年（415）正月，谢灵运任刘道怜咨议参军；义熙十三年，刘敬叔任刘道怜骠骑参军。元嘉三年（426），刘敬叔为给事黄门郎；这一年，谢灵运任秘书监，旋迁侍中，时从弟谢弘微为黄门侍郎。作为同僚，刘敬叔对于谢氏豪族尤其是当代名人谢灵运之事迹的记载不至于出现重大失误。况且，既言“谢玄的‘稚子’死时还不足三个月，当然他不会有名，所以，谢玄在《疾笃疏》中说‘稚子’”；那么，刘敬叔在《异苑》中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名字的“稚子”该如何指称和叙写呢？“谢玄亡”与“谢玄‘稚子’亡”，这两者之间，怎样才可能出现文字上的讹误呢？没有确凿的依据，不可辄言历史文献字句之讹。
　　即此看来，以上三种观点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都不能成立。
　　刘敬叔《异苑》，据四库馆臣考证，虽卷数与《隋志》著录相合，亦大致完整，但毕竟不是原本，而是明代胡震亨辑缀整理而成，故“疑已不免有所佚脱窜乱”（《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今存《异苑》中“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一段，当为胡震亨据《诗品》辑佚而得。这其中，我们恐怕要注意一个“初”字。此“初”字至“即灵运生于会稽”数句，是插叙往事。“旬日而谢玄亡”句，当是上承“初……”句之前所叙某事。当然，这“某事”为何事，今不得而知。即是说，“旬日而谢玄亡”这一句，文字不误。但自这一句以下，所叙皆非太元十年谢灵运生、谢安卒时之事，而是太元十三年谢玄卒后之事。谢玄去世，谢瑍弱智，谢灵运年幼，此门庭一脉单传，飘若游丝。于是，“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这一年，谢灵运四岁。
　　客儿“十五方还都”
　　杜明师之道馆当在钱塘飞来峰、下天竺寺一带，或者就在灵隐山，杭州灵隐山北坞有所谓“客儿亭”之遗迹。唐人诗中又有关于“梦谢亭”的歌咏。例如朱庆馀的《梦谢亭》诗云：“梦后何人见，孤亭似旧时。褰开诚得地，冥感竟因诗。不往过应少，悲来下独迟。顾惭非谢客，灵贶杳难追。”又例如白居易对《余杭形胜》中“梦儿亭古传名谢”一句诗自注曰：“州西灵隐山上有‘梦谢亭’，即是杜明浦梦谢灵运之所，因名客儿也。”这里“杜明浦”显然是“杜明师”之误。鲁鱼亥豕，繁体的“師”，与“浦”形近易讹。所谓“梦谢亭”，说明此为当初杜明师梦见谢灵运之所。另外，在下天竺的莲花峰一带有一座“翻经台”（北宋契嵩《镡津文集》卷十二谓在灵隐山南坞）。相传客儿年幼时常常在此翻译佛经，故有此称。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卷二有一则故事语及谢灵运寄居浙西飞来峰翻译《金刚经》事，虽为记梦情节，但对研究了解谢灵运早年的钱塘经历很富有启发意义。
　　客儿“十五方还都”，关于其“还都”的原因与时间亦可作些推论。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谢灵运“十五方还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他已到了总角之年，亦已到了“志学之年”。当然，掌握了杜昺的史传材料后还可以发现，杜明师的仙逝也是谢灵运“还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云笈七签·杜昺传》中有文句描述杜昺仙逝的一些情形：“隆安中，琅琊孙泰以妖惑陷咎，及祸延者众。昺忽弥日聚集，纵乐无度。敕书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作衣衾，云：‘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体寻小恶，至期，于寝不觉，尸柔气洁。”这些描述表明，杜昺死于其弟子孙泰被杀之后。从史书所载可知，会稽孙泰被司马道子谋杀之后，其侄孙恩逃至海上，图谋报复。隆安三年（399）十一月，孙恩率义军攻浙东，先后攻克上虞、会稽等地，杀会稽内史王凝之（谢灵运之二舅爷）、吴兴太守谢邈（谢灵运之从祖）、黄门郎谢冲（谢方明之父、谢惠连之祖）等。徐州刺史谢琰（谢灵运之从祖）击退孙恩，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王凝之乃王羲之之子、谢道韫（灵运祖姑）之夫，他笃信天师道，孙恩攻城时，他犹跪咒于静室，指挥空中，称“已请大道出鬼兵，诸津要各有数万人”，然最终被义军所杀。
　　综上所述，孙泰被杀在隆安二年十二月，杜昺去世在次年三月，孙恩攻打浙东在十一月以后。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孙泰被杀导致两浙地区政治与宗教形势复杂和恶化，钱塘已成是非之地。从情理上推测，谢灵运“还都”的时间则应当在杜明师仙逝之后不久，至迟也应在孙恩攻打浙东之前。
　　谢灵运被寄养于钱塘杜昺之道馆，与杜明师朝夕相处，长达十二年之久。由于这样的特殊生活与经历，所以，“灵运小名客儿”（《宋书·谢弘微传》）。家人或管他叫“阿客”，其从叔谢混尝云：“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宋书·谢弘微传》）他有时自称“越客”，其有诗句云：“梦人心昔绝，越客肠今断。”（谢灵运《道路忆山中》）后人则多称之曰“谢客”，如钟嵘曰：“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钟嵘《诗品·序》）
　　与杜明师朝夕相处的十余年道馆生涯，无疑地培养了谢灵运浓厚的宗教情结，并且无疑地也深刻影响了谢灵运此后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