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研律明戒

佛陀遗训修学“当以戒为师”。佛门律学繁复，需要精专的研学方可通达。具体地说，为了便于僧人依律修持，必须对止持、作持二方面的戒行规条内容进行完整而准确的分疏。正基于此，弘一大师深感《四分律》中比丘戒相名目繁多，不便初学，便决定以简明的形式，作一列表式的摘记。通过三年的不懈努力，一部佛教戒律学入门之著应世而刊，初步解决了初学律者“研寻本律(即《四分律》)，每以罪相之文，繁复纷杂，融贯为难”的老大难问题，为出家比丘僧提供了一部种种细微戒相均“朗然昭列”的学律用书，这便是弘一大师的传世之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从其凡例可知，弘一大师所撰之《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具有如下三大特点。

　　首先，依《四分律》摘录比丘戒相，条理律文，以列表摘记的方式加以科列，从而突出戒相，是本著作的最大特点。弘一大师注重律文本义，以律行为准则，对于律文繁冗者，加以删节；对于字句简略者依义增释；对于字句未明者，申明律意。经过上述分释达到晓畅易诵的实用性。

　　其次，对于每戒所列犯缘，弘一大师大都准以正制、别制、附制三种形式，列表说明。对于《四分律》初分比丘戒相相属并列的具体戒相，别引他书加以略记，以示内容之全面、准确，方便佛教僧人依律修行。

　　最后，表明自己宗归南山系律学的弘阐取向。弘一大师诠解《四分律》皆以道宣、灵芝为宗归。凡戒目标名、具缘成犯之句，悉依南山《行事钞》，别参灵芝，完全忠于南山道宣系对《四分律》的释义立场。当然，弘一大师研律虽以南山为宗归，同时亦重视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及《灵峰宗论》中有关持戒的劝诫语类。他认为学人常加披览，依此而修，定可获益无尽。

　　佛门僧人依律修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应该对僧律的具体细行了然于心。因此，为了更进一步方便初学者诵习律藏，弘一大师还专门撰著了《学四分律入门次第》。其总体原则以“先习止持，后习作持”。止持与作持属于佛教戒律学的两大规范行为，通称为“持”。所谓止持，止为制止，意即制止身、口、意不作诸恶，依止而保持戒体；戒体依存于止持细行之中。所谓作持，作为造作，即策励身、口、意造作诸善业，依作而保持戒体；戒体显发于作持之中止持注重防范而保持戒体不失，乃是僧人必须持戒修行的主体精神之所在；作持注重培养而保持戒体不失，则可说是僧人持律而修证解脱的根本归向、旨趣之所在。因此，弘一大师在《学四分律入门次第》中，着重解决出家僧依律修行的一大核心问题，即在明确“止持为先，作持居后”的原则下，如何才能在佛法实修中真正切实有效地止持。依弘一大师本人多年来研习律学的修学体会，他认为学律的有效门径不外为以下数步。

　　第一，“应先熟读背诵《戒本》”。具体言之，中土律学因以南山为宗归，故“宜诵南山删定戒本，并参阅《四分律含注戒本》，及佛陀耶舍译《四分戒本》、怀素集《四分戒本》。”

　　第二，熟读背诵《戒本》后，习律者应详阅《四分律》初分，及第四分中《调部毗尼》，并参阅灵峰智旭《重治毗尼事义集要》前10卷、见月读体《毗尼止持会集》16卷，及智旭《四分戒本如释》。

　　第三，在详细研究《四分律》初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参阅灵芝元照阐扬南山律学的《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在此，弘一大师特别告诫学律者，“今人未尝穷研本律，即诵疏钞，故罕有能入门者。冀后之学者依次修习，毋速就。”认为对《四分律》当依次修习且忌速成，这是弘一大师对于研习《四分律》的重要心得之所在，同时也是他研读南山律学的经验之谈，值得后世研习律学者的高度重视。

　　第四，弘一大师认为，在研习比丘律后，还应略加研习比丘尼律。了解比丘尼律，主要检阅《四分律》第二分一至九卷，《毗尼事义集要》第十六卷及第十七卷，以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下卷《尼众别行篇》。弘一大师对比丘尼律的关注，不仅表明其律学思想的整体性，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导引作用。

　　研习止持之后应研习作持。如何研习作持，弘一大师同样从律学元典中摸索出了独特的心得。他主张要循序渐进，并提出了修学的四条次第。首先，应熟读南山《随机羯磨疏》，并参阅怀素集《四分僧羯磨》。其次，熟读羯磨后应详阅《四分律》第二分十至终卷。在此，弘一大师特别提醒学律者：研阅羯磨应随时作一些节要记录，既便于记诵忆持，又利于日后检索。他还提出，有必要补阅灵峰智旭《毗尼事义集要》，然后再阅读灵芝元照所著的《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

　　弘一大师正视律宗衰落的历史现状，同时也尊重由历史演变至当前，习律者既有重视有部律者，亦有研习四分律者的客观现实。尽管大师本人以南山律学为宗归，但他同样研习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并尝撰《毗奈耶犯相摘记》。就中土律学而言，弘一大师坦诚地指出，“若有余力，再博涉《续藏经》中律部诸作。怀素、允堪二师，虽与南山、灵芝异其轨辙，然各有所长，学者宜悉心详览焉。”于此可见，弘一大师自己虽归宗于南山一系的弘律立场，但他在自己用力最勤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中，所表明的仍然是弘倡佛教戒律学的整体立场，而非拘限于一宗一派之得失。正是这种“无我”慈悲，使其弘律志行在民国佛教界独树一帜，格外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