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高僧对槟榔屿人文建设之贡献──以妙莲、竺摩为主的探索

汉传佛教高僧对槟榔屿
　　人文建设之贡献──以妙莲、竺摩为主的探索
　　主讲人：姜联招
　　（一）前言
　　佛教是大马华裔的主要信仰
　　从最新（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字发现，槟州现有华人人口58万8693人中，其中明确表明佛教徒身份者有44万2 563人，约占槟州华裔总数之75.18%。比对於全国华人总人口569万1908名中有432万4971名佛教徒之76%，相去不远，佛教显然站稳华裔主要信仰之位置。今天，以此占华裔心灵归信的主要信仰来谈开早期至近代佛教对华裔之影响，是有其重要性的。至少可以揣摩华裔先民在槟拓荒立业之同时，对信仰的追求态度及学佛风气之流变。
　　槟榔屿首座主祀观音的香火庙──广福宫
　　不管是心甘情愿或迫於无奈，是循正途或偷渡，早期由中国南来，又能平安上岸的华人，在殖民时代能掌握的仅是一身肯拼肯搏的劳力，没有多大的文化底子，故其实况仅能以披荆斩棘来描绘。但工余独处时，落寞感又油然而生，千里外的至亲无以安慰，能聊以告慰的除了随身的香袋，而心灵更深处自幼所薰习之信仰者也油然浮现。苦难的中国人在清末民初动荡不安中又何能不默祈佛菩萨的保佑，尤其是被视为救苦救难者化身的观音菩萨。槟榔屿的一所主祀观音菩萨的庙宇──俗称观音亭的广福宫遂应运而生。从历史记载看出，广福宫立庙初意不外让“山隅海澨，舟车所至”之处能有一个使上岸或下车者可祀之神，而广福宫的最原始地理环境正吻合此基本要求。严格来说，列广福宫为本屿佛教发端的第一所佛庙有点牵强，因除其立祀菩萨外，从祀中的包括了道教诸神与中国民间神只，数量都比佛教正统佛菩萨为多，故正确的定位是“佛道儒混合香火庙”，广福宫传统上被称为观音亭，乃基於旧中国“户户观世音”的流风已深印信徒心中，诸神护佑，又岂能不推崇千处求千处应之观音菩萨来坐镇！本文谈及1800年创庙的广福宫除了其年代确实久远，又与佛菩萨沾上关系外，主要目的还是要带出1891年极乐寺的创立者妙莲法师。
　　（二）第一阶段佛教发展──丛林建设妙莲法师（1824-1907）南来
　　妙莲法师是於1888年为募化福建鼓山涌泉寺法堂建设而偕弟子南游各地，抵达槟榔屿时，正值广福宫信理部（当时为官委领事主理）正积极物色新住持以取代被传言困扰的前住持，因缘际会下成了鼓山系统僧人住持广福宫30余年（1888-1920年）的第一人。当年，广福宫之住持乃应聘方式，并须付予信理部若干宝烛傌（金），如《极乐寺志》卷8有载：“前清丁亥岁，妙莲禅师再渡槟城，侨绅邱天德、胡泰兴、林花鐕、周兴扬诸公，因请住持广福宫之香火，而责以2000余金之岁供，名曰宝烛傌，是为鼓山僧住持广福宫之始，历20余年，内外无闲言。”佛教在18世纪的华裔心目中，尚停留在祈福禳灾层面，这可从妙莲法师接任广福宫住持後的“感闹市中不宜习禅修静”，而有意“另寻离市幽静以远离嚣尘”的心情反映出来。1891年，即莲公任广福宫住持之3年後，他找到了一块位於升旗山麓的9英亩山地，在5位侨领张弼士、张煜南、谢荣光、戴欣然及郑嗣文的协助下完成购地，进而建寺之宏愿，并在1900年先後完成了大士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客堂及放生池等的建设，成了初具规模的丛林，再上1927年万佛宝塔（槟榔屿地标之一）完成，东南亚名刹已巍然屹立於鹤山山麓黑水河（AYER　HITAM）边。创建极乐寺妙莲法师顺利接手广福宫进而创建极乐寺，有其天时地利人和之助：首先，本属民间香火庙的广福宫，对遴选住持该宫的出家人并不抱严谨态度，但求有一僧人，早晚上殿礼佛作课，逢年过节，主持法事经诵即可。在妙莲法师抵槟前，即1887年左右，承包该宫香火的僧人被传不守清规，传言愈传愈烈，引起信众极度不满，招致当时殖民地政府插手干预，并委任侨绅胡泰兴、许武安、邱天德、许心美及谢德顺等约20位入主广福宫，授权彼等物色新住持以息众怒。这批肩负重整宫誉的理事在1888年遇上抵槟募化的妙莲法师当然就如获至宝，再三礼请了。其次，来自中国福建鼓山的妙莲法师，在方言群以福建人占多的槟岛也占了优势，当时广福宫的信理部结构上与现今大同小异，乃由闽籍与粤籍人士各派代表10名组成，在急於安定民心，恢复广福宫清誉的情势下，粤派理事显然也不反对莲公出任斯职。。至於人和方面，我们看到当时莲公的声誉隆盛，受各方景仰，其中不乏槟榔屿侨领商翁，从支持莲公购地建极乐寺的五大护法来看，赫然包括了4位清朝驻槟领事──张弼士（振勳）、张煜南、谢荣光（春生）及戴欣然（春荣）。身为方外之人，我们确然警异於其交际手腕，在短短3数年内结交了如斯多权贵人士，惟笔者在翻阅极乐寺出版之《海天佛地》第9期时，从莲公之遗偈中倒窥见了几许消息，偈云：身不入俗，则功行无成；心不离俗，则尘障滋长。诚然，他入尘俗乃为完全功──建设一所离俗脱尘之宝刹。如依上述偈语（也可说是莲公遗言），我们不难理解，其高徒，即极乐寺第二代住持本忠和尚在极乐寺全山建设近完工而市区车水路的观音寺及油较路的玉佛寺已鸠工兴建之际，坚辞广福宫住持之职的本意。此是後话。在当时，妙莲法师须兼顾广福宫法事及极乐寺建设工作，并各处募化，周旋於钜商权臣之间，势所难免。以广福宫诸信理员背景观之，少点自持定力都可能卷入红尘纷扰，火宅无安之地。要禅修不辍已属不易，更遑论弘法度众。故历史中，莲公在佛教硬体建设上留名多於法坛留迹。莲公对槟榔屿的贡献除了创建极乐寺，使它成为槟城百年来远近驰名的地标性佛教胜地，尚有开南洋流通中文大藏经首倡的请经之行（1904年，赴京请得光绪皇帝御赐龙藏，现珍藏寺中，为南洋仅有一部）。另一影响则见於後代，其闽省法嗣依师足迹，相继来南洋弘法，其中佼佼者为本忠（1868-1935），与虚云两位法师。
　　妙莲之後──本忠与虚云
　　本忠法师为极乐寺第二代住持，原以专修净土法门为务，经妙莲法师邀请同赴南洋，才到槟榔屿落脚，其间曾大力辅助极乐寺之初期各项建设，俟稍告一段落，又以修行为由请辞归鼓山，当妙莲上京请经时，被请回极乐寺暂代，越年，莲公告老退任，本忠即在年39岁时（1906年）出任主持。其中，最大的作为即创设“念佛莲社”，成为南洋诸地莲社组织之先驱，大力提供念佛法门。至於响应中国佛教界大团结之呼吁，联同寄禅和尚入京争取立案，保护佛教寺产。并在回槟後组立中国佛教总会南洋支会，显示他有革新之志。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他任内，中断了鼓山一系僧人住持广福宫的传统。依史料分析，正如前引莲公遗偈所说，是从修行方面作观，本忠所力倡的念佛法门无以施展於此香火庙相信是一大诱因，故有另创观音寺於车水路以别苗头；另广福宫於当年（1919年）实施公开投标住持僧，并以价高者得（即宝烛傌多寡）之方式取人，法师对此应有微词，故以1年为限，自求辞住持职，表明其“不欲争此蝇头”的高志（《极乐寺志》卷8〈辞住广福宫〉）。自此，其弘法根据地转至车水路之观音寺及油较路之玉佛寺（极乐寺下院），大力倡导念佛法门。
　　虚云和尚，被视为民国以来佛门四大师之一、禅宗泰斗，其传奇是除了历三朝（清、民国、共产中国）活120岁，一生多苦多难却历苦弥坚。他与槟榔屿结缘3次分别在66岁（1905）、68岁及69岁时。第一次来槟就差点被误判病入膏肓而枉死在木寇山。安抵槟岛後在极乐寺开讲法华经。第二回是经南洋运藏经去滇（云南）及护送妙莲长老灵骨回来极乐寺安奉，迎灵骨仪式在观音亭（即广福宫）举行。第3次则由泰国回槟募化鸡足山建变经费时宣讲大乘起信论及普贤行愿品於极乐寺，当时讲经盛况与本忠法师念佛法门可谓相得益彰，极乐寺也俨然成了20世纪初槟榔屿的佛教弘化重地。
　　据极乐寺的寺志所记，本忠和尚之後的第3任住持是圆瑛法师，任期是1938至1953年，长达16年。但实际上，圆瑛在槟城时间恐不及1年，他1938年来南洋并在槟逗留，主要的还是为募化中国抗战时期的僧侣救护队的经费，答应出任极乐寺住持应属情势需求。当目标已达，加上抗战趋烈，他於1939年即率众回上海，从此长留中国，未曾再渡南行，余下的任期仅属挂名。而圆瑛圆寂後，即1954年开始後的15年里，极乐寺甚至连名誉上的住持也阙如（有志崑法师代之，惟长年静养，未陞座），寺务完全陷入停顿状态。妙莲法师传法脉建丛林於槟，是15世纪马六甲王朝兴起後灭亡的早期佛教再度复兴的徵兆，也开了汉传佛教再度弘扬大马之先河。而其因缘肇始於一所香火庙──广福宫的事实，说明只要运动得宜，民间乃至官方力量是可以成就佛教专业的。
　　（三）第二阶段佛教发展──教育开拓
　　竺摩法师（1913～）飞锡槟屿
　　如果说极乐寺由於住持一度悬空而阻碍了其发展弘化工作，间接使法音有中断之虞，适时出现赓续圣责，但路线又与极乐寺理念迥异的是竺摩法师。
　　独立前後的新一轮佛教事业
　　1954年竺摩法师正式踏足槟屿，受聘出任菩提学院导师，时年42岁。
　　被视为近代大马汉文系佛教之父的竺摩法师对大马佛教之具体贡献，据继程法师在《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座谈会上所说有4点：
　　一、开讲经说法之风气
　　二、开着书之说之风气
　　三、开艺文弘法之风气
　　四、开培材植僧之风气
　　据此分类，须声明的是，首项贡献所指并非之前没有法师讲经说法，而是随缘性的占多数。俟竺摩主锡槟岛後，讲经说法成了定期的主要法务，除在菩提学院的讲课不计，法师正值壮年，法席不辍，先後开讲了金刚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法华经、普门品、地藏经、善生经、盂兰盆经、弥勒下生经、般若心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十善业道经、药师经、法常住经、天请口经、佛问阿难吉凶经、弥勒上生经、理趣般若经皈依三宝品、施色力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以及劝发菩提心文、慈悲三昧水忏等。虽然有些经典未讲完整部，或以其中数品，或只讲其要义，但对马来亚佛教界而言，这真是难得而殊胜的讲经法会了。毕竟本邦佛教徒，能有机会较有系统地听经闻法，并不容易。
　　由於法师健步广泛的走动，深入民间，学佛人听经的风气遂大开。
　　另一方面，法师文笔流畅，除口宣法义外也手写佛学专论，常将佛法中的要义通过报章杂志发表，已停刊的《星槟日报》早年的年刊中多有法师的专稿。加上将他创刊大陆的《无尽灯》移至大马出版，也开拓了佛教徒发表心得体的空间，让“文以载道”的实际功能彰显出来。
　　竺摩的诗书画──接引信众的妙方便
　　法师编辑成册的着作，其中虽大部份为讲经说法的法语整理，但在当时正信佛教刊物出版物匮乏的时期，确为大马佛教界作了“法音流布”的贡献。
　　竺摩法师书画三绝，属才子型僧人，故在艺林颇受欢迎，讲座、书画展、互为馈赠，都对接引文人雅仕学佛更得心应手。
　　大马艺坛本来就寥寂，以法师笔法脱俗峭拔的书画，顿时成了各方索求对象。据笔者观察所得，大马50-80年代成立的佛教组织或寺庵，泰半会向法师求取墨宝，或为组织或寺庵名牌，或为大殿楹联，或为挂墙壁饰，皆以能得一字一画为荣，尤其是自成一体的书法，顿为广告字流行的市容注入清流。
　　至於影响深远之“培木才植僧”的行动，具体呈现在其一手创立的马来西亚佛学院中。
　　“慈慧勤舍”培育佛门人材
　　马佛学院创立於1970年3月3日，距今30多年，已培育了12届约500位毕业生，在各地或弘化或住持的僧材不少，溶入社会各阶层服务的在家学生也有。
　　当年的创院宗旨，法师归纳入“慈慧勤舍”4字中。“慈”则不忘佛教根本精神，即不错失每一可度之众生；“慧”则学佛之结晶，离迷成悟关键在於开启智慧与否；“勤”则修学有成，精进於一处或多方皆能见功；“舍”则佛教济世的本怀，不执於功果以渡人为先决即是。
　　基於严谨的理念，以5年为一期的系统佛教教育，法师掌院至今未改。在短期课程大行其道的今日，身为院长的他总不希望“速成文化”在其创立的佛教教育机构中出现。
　　植僧而不任用
　　在这教育环节上，我们发现法师展现了一个与现今较庞大的僧团组织──如佛光山不一样的作风，即这批大部份受了正规佛教教育後，又皈投在其门下剃度的出家人（以“继”字辈为主），留在其身旁的少之又少，形成一种“培植而不任用”的微妙现象。
　　法师本人并没有针对这种看似“浪费”的行为作出解释，而根据其简谱整理者，也是高足之一的继程法师分析，法师极可能基於“佛教界人材，佛教界共用”的精神，任由徒儿视因缘与发心随缘发挥。这层道理，如果我们回头看佛学院院训之“舍”字，显然是可以相提并观的。继程法师高度认同其师父这种理念，因较之教界中“用而不植”，或“滥用其所植”的一些作法，都显得明理与健康。
　　当然，以较倾向於文士型学问僧的竺公而言，组织也不是他的强项吧！
　　合力创佛总
　　法师表现在组织上最积极果断的是合力促成马来亚佛教总会的设立。
　　据法师61年在《荡执成智》──文中谈到的：
　　“全马各州僧伽，监於过去各寺院庵堂没有一个总的组织，精神散漫，不能集中力量，发展佛教工业，乃於1955年冬，由金星法师等出面亲访菩院，邀笔者出组大马佛教会。固辞不获，亦为其热诚感动，乃与之联合全马各地教胞，在极乐寺组织马来亚佛教总会筹备会，选出释志崑、胜进、竺摩、金明、振敏、金星、本道、黄松波、陈宽宗、王弘法、寂晃、如贤、妙义、心一、宗监、清亮、性海、陈少英、释祥空、吴宽定、释明德、妙荣、林忠亿、释真果、定光、理胜、广余、龙辉、邱金枝等29人为筹备委员。推笔者与金星、胜进、金明、明德、林忠亿、王弘法7人起草会章及宣言。於1956年3月1日呈请政府注册，至1957年9月13日由社团注册官批准。遂遵办进行筹备工作，分别向各州登记寺庙，徵得团体会员400余单位，个人会员约3000，初步工作完成。笔者即於此时受美国夏威夷中华佛教会之聘请，赴檀弘法。至1958年尾返国，始发动进一步之工作，并於1959年4月19日假极乐寺开成立大会。请本邦（国父）东姑阿都拉曼主持剪彩，全马各州代表300单位，及政府长官，地方缙绅，各佛教国驻马使节，中西来宾共约2000余人，情况空前热烈，掀开马来亚佛教史新页……”
　　综观当时的大环境，一来马来亚建国前後，各种对产业权、公订假日之确定势必对佛教生存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故有此“义不容辞”的积极行动，共同促成马佛总成立，继而争取卫塞节被列为全国公共假期等成果。二来当然与他学德俱备，享誉国内外佛教界有关。顺理成章地被推举筹委会主要领导，并成为继後12年佛总主席。
　　虽然声誉日隆，甚至深受佛教界知识青年之敬仰，然法师的心还是系於佛教教育的。
　　三慧讲堂确立新风
　　法师本身创建的道场当年也是独树一格的。在众多寺、庙、宫、院、精舍之外，首置“讲堂”名堂，足以表示法师深明“信佛者众，明理者少，故宣讲佛理，极为今日所需要。”之事实，而欲“荡执成智”的苦心。“三慧讲堂”之创立正透露其一心引导道场信徒与僧众，依闻、思、修次第来入佛知见，其以佛法教育为矢的目标确能一以贯之。这面正信的旗帜，在60年代，成为大马佛教由传统的膜拜形式而转趋理性化的研修佛法带来全新契机。
　　曾任马佛青总会总会长之继程法师如此归纳其恩师的行谊；竺公以“佛教建设为重，个人事业为次；法义宣扬为重，道场建筑为次；僧材培植为重，经忏佛事为次；总括的话：三宝为重，其他一切为次。”诚不虚也。
　　竺公对佛教的贡献当然不止於此，以下补志一二：
　　─1970年成立的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马佛青总会）得助於竺公甚多，第一届马佛青全国代表大会即假马佛总大厦召开，时为宗教顾问的竺公表达了对佛青的殷切期望，并以佛总主席身份予以实际支持，如联办短期出家，共组全国佛学考试委员会，出任训练营讲师等，为佛青运动的萌芽注入养份。
　　─接引社会贤达共襄佛教事业：这可从法师筹建佛总大厦暨佛义校舍时所招揽的贤达看出，当时华堂的主要领导如拿督许平等、拿督庄汉良等都受法师德行宏愿之感召成为建委会成员。尤其拿督许平等，一家人与法师毗邻而居，成了法师熏化的第一代佛化家庭，其德泽惠及现任槟州首长许子根博士，造就其谦和亲民的性格。许博士视法师为恩师，甚至儿提及学生时代亲近法师的事迹还记忆犹新。
　　─助成佛教义学新校舍完成：也是法师於佛总主席任内，佛教义学这所佛教徒倡办，基於佛教慈悲济众，协助失学青年再受教育的夜间教育机构，为求一永久校舍来造福更多学子之际，毅然赞同广余、如贤等法师建议，以联名筹款方式来发展车水路的佛总地皮，即将大厦2楼辟为佛义永久校舍。今日马佛总大厦俨然是一所教育中心，佛教义学在2楼，3楼则是马佛学院。
　　最早的佛教注册组织与佛青团
　　最後要带上一笔的是，於1925年创立的“槟城佛学院”。这所最早由在家居士缘於念佛共修而倡组的佛教会（是ASSOCIATION而非INSTITUTE），其成员多为受西洋教育之中上层知识份子，财力颇雄厚，是战前率先向殖民地政府依法立案的佛教单位。迄20世纪50年代中，又领先设立佛教青年团，并礼请被誉为“佛青之父”的美籍比丘苏曼迦罗领导团务，多有创新之举，并在继後几年中，将一股学佛青年化之风气吹向全国，成了佛青团组织纷纷在大马成立的滥觞。
　　（四）结语
　　以妙莲与竺摩一先一後的两位来自中国的华僧，带出槟榔屿自19世纪末至今的概况，虽略嫌单薄，但不容置疑的是，两位法师确是这百年来佛教紮根槟屿的功臣。凡本国佛教徒，无人不知极乐寺，也无人不晓竺摩法师，且两方面的着力点仍延续迄今──极乐寺建设日新月异，愈建愈堂皇；马佛学院在母体即马佛总的擘划下，也有了筹建10层教育大楼的愿景，以扩大僧教育工作。凡此种种，我们乐观地说，在宪法的保障下，正信佛教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在华裔占多数的主观优势下，槟榔屿佛教徒的力量应该是庞大的，足以支持一切有利佛教良性成长的计划与行动。
　　（稿於安之书斋12/01）
　　附注：
　　·据《刱建广福宫碑》碑文：“昔先王以神道设教，其有功斯世者，虽山隅海澨，舟车所至者，莫不立庙，以祀其神，今我槟城屿开基以来，日新月盛，商贾云集，得非地灵人杰，神之惠欤，於是萃议刱建广福宫，……”
　　·60年代的所作统计，广福宫诸神佛包括：韦驮菩萨、南海佛祖、天母佛祖、观音佛祖、南天佛祖、太岁、大帝爷、上帝公、虎爷、明武亦帝、注生娘娘、亦光元帝、明清佛、普贤菩萨、益东圣母、金莲佛、北斗仙君、荣光君、原平大帝、如来佛、地藏皇、南极仙翁、封金元帝、吕仙祖、南斗星君、清光菩萨、明光佛、文殊菩萨、上君元帝、三太子、大伯公、周仓、关帝、关平、文昌（孔子公），的确庞杂。（参阅《广福宫历史与传奇》页46，王琛发编着，槟州政府华人宗教（社会事务）理事会与广福宫信理部联合出版）
　　·参阅《虚云和尚年谱》页38-45，岑学吕编，香港佛学书後出版。
　　·首长许博士曾在1996年一项名为《竺摩法师佛教教育与艺术》座谈会上透露说，其30年前赴美国深造时，法师曾赠予一首对他有深切默化作用的诗偈：“苍海茫茫前路遥，天边云彩丽多娇，留心陷阱脚边在，莫把头儿昂过高。”至今仍是他面向从政生涯的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