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检明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湖南系宗教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省内不仅遍布寺院、宫观、教堂，而且还有享誉海内外的重要宗教圣地——南岳衡山。
　　湖南宗教界人士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都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宣传的就是要人们善以待人，慈悲为怀，奉劝暴力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当日本法西斯军队疯狂入侵中国，劝其向善已不起作用时，湖南宗教界人士也顾不得“不杀生”的戒律，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演出了湖南宗教界抗战杀敌的悲壮之剧。
　　
　　克己献金，支援抗战
　　
　　1938年7月7日下午，省会长沙群众在中山堂举行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献金典礼。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大会上疾呼：“凡有血性之中华儿女，应效前方将士之伟大精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我们湖南人民，素著忠义，早有‘三户亡秦’的光荣传统。这次献金，定会踊跃向前，不肯后人，国家幸甚。”在省政府的号召下，满腔热血的宗教界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为抗战捐款捐物。
　　7月9日，长沙真耶稣教教会召集本市全体信徒禁食祈祷，将全部所得转赠前方将士；
　　同日，一位不愿透露法号的和尚到长沙司门口献金台，代表几十个出家人捐款200元；
　　常德伊斯兰教教徒，捐款4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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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界人士献金数目虽然不大，但他们反应迅速、态度坚定，引起的社会反响非常强烈。那位不报法号的和尚在长沙司门口献金时，慷慨地说：“我们出家人是连父母都不要的，但是我们要国家，要中华民族。”和尚的一席话，赢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常德伊斯兰教教徒献金时说：“如果我们的国家灭亡了，我们的清真寺也保不住。保寺必须保国，献金是为了保国。”教徒的话震撼了广大人民的心。
　　宗教界人士的言行，为湖南的献金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仅纪念抗战一周年献金运动，全省就募得捐款29.7757万元，募得衣服60余万件。
　　
　　让出居所，支持抗战
　　
　　湖南宗教界支援抗战另一举动，就是让出部分寺院、宫观、教堂，为培养抗日人才提供场地。
　　作为宗教圣地的寺院、宫观、教堂，是供善男善女朝供和从教人员研修居住的清静之地，一般是不允许不相干的人居住的，特别是不允许人数众多的外人长期居住和从事与宗教无关的活动的。然而，在抗日期间中，湖南宗教界为了支援抗战，放弃了这一原则，他们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局出发，让出他们本来就不大的空间，供培训抗日人才之用。塘田寺和南岳衡山就是典型的例子。
　　塘田寺，位于武冈县城，是一座规模比较大的寺院。
　　1938年6月，日寇逼近中国中部重镇——武汉，侵略矛头直指湖南。中华危急！武汉危急！湖南危急！面对危急形势，湖南文抗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向中共湖南省委建议，到他的家乡“武冈县塘田寺去办一所培训抗日基层干部的战时讲学院，为日后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吕振羽的建议正合省委“把重点放到军训和民训方面来，把全省3000万民众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保卫武汉，保卫湖南而战。当前就应该抓好湖南的抗战教育，培养出一大批有觉悟、懂军事的抗日干部”的意图。
　　吕振羽等到武冈筹建战时讲学院的工作，得到塘田寺和尚的积极支持，从而使“塘田战时讲学院”只用了2个月的筹备就得以开学。学院于1938年9月15日正式开学，1939年4月被国民党顽固派强行解散。虽然仅存7个月，培训245人，但它在湖南抗战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誉为南方的“抗大”。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前一个时期和展望第二期抗战形势”，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会上，蒋介石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国共合作训练游击干部的建议，并与周恩来具体研究，决定国共两党于1939年2月至5月在南岳举办第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国共两党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南岳衡山寺院宫观的全力支持。此时的南岳衡山，从山下到山上，除了寺院、宫观，别无其他建筑。如若无山上和尚、道士、尼姑的鼎力相助，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短期内是办不起来的。正是因为有了南岳宗教人士的支持，训练班从决定到开学，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游干班在南岳虽只开办3期（1939年4月～1940年3月），但它培训了来自国民党战区校级军官和少数投军青年学生3000人，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人才。《新华日报》在一篇《游击干部的‘熔炉’》报道中说：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在中国抗战史上是新的一页”。
　　
　　组织队伍，投身抗战
　　
　　随着抗战日益激烈、残酷，湖南部分宗教界人士决定走出“清静之地”，投入抗日洪流。
　　湖南宗教界最先走出禅房的是南岳福严寺的巨赞法师。1939年4月，他联络上封寺的知客僧演文等5人密商在南岳各寺庙中发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并定名为“佛僧青年救亡团”。事后巨赞起草了该组织的宣言和简章。
　　巨赞等人的行动获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和帮助。当时，正遇上身兼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正在南岳游干班讲课。周恩来到南岳后，广泛地接触僧、道、尼，和一些人交上了朋友，暮笳就是其中之一。在交谈中，当暮笳拿出自己的纪念册请周恩来题字时，他欣然题写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字。周恩来的题字不仅使巨赞等受到极大鼓舞，同时也得到启发，即：“杀贼”和“学佛”并不矛盾，只有杀贼除寇，才能救生事佛。为了组织更多的人“杀贼”，他们将“佛僧青年救亡团”更名为“南岳佛教救国协会”。
　　更名后，演文和暮笳一起找到时任南岳游干班副教育长的叶剑英，请教名称是否合适。叶剑英首先肯定了他们的爱国之举，并建议将团体名称中的“佛教”改为“佛道”，因为南岳不仅是佛教圣地，而且还是道教圣地，改为“佛道”，有利于把佛、道两教教徒团结在协会周围；将“救国”改为“救难”，更为符合“救苦救难”之教义，比较有利于争取和团结宗教界人士。叶剑英的建议进一步“点化”了他们的悟性，他们遂将团体更名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1939年4月23日，南岳200多位僧、道、尼汇聚圣帝殿，举行抗日救亡动员大会。随后各寺院宫观又相继举行联系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统一救亡组织，经过半月准备，湖南宗教界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南岳佛道救难协会，终于在5月7日诞生。
　　至此，南岳的许多宗教人士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70多名年轻僧、尼、道在祝圣寺接受一个月集训后，由巨赞、演文、暮笳和尚率领，分赴长沙、湘潭、衡阳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军营服务活动。
　　他们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除了大肆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帮助抗日军队抢救伤员，为阵亡将士诵经祈祷外，还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做瓦解日军的工作。他们根据日本国民大多信奉佛教的特点，向日军散发画有佛像并有佛的遗教的传单，向他们宣传“不可残害众生”的佛理。
　　这些宗教界抗日战士的斗志是顽强的。他们时刻谨记自己的信条：作为佛的子弟，要学佛的精神，要把自己的躯壳，放在抗战的烈火中焚化，使自己的灵魂熠熠生辉。在斗争中，他们坚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精神，不怕苦，不怕死，奋勇向前。在湘潭一次敌机轰炸中，他们冒着炮火，不顾自己安危，奋力抢救伤员、难民。
　　
　　上马杀敌，英勇抗战
　　
　　“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不杀生”，是宗教教义的基本精神。然而宗教教义并非一味鼓吹心慈手软，对“恶”退让，任其逞凶。它也主张“救苦救难”，超度恶人到极乐世界去。日寇是残害中国人民的“恶人”，超度他们是履行教义，湖南宗教界一些人士据此组织了抗日游击队。
　　1944年4月，面临失败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又丧心病狂地调集40余万兵力发动打通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的战争。5月，日军向湖南进攻，仅两个月，就攻下长沙、衡阳等30多个市、县。日寇的野蛮烧杀，激起了湖南宗教界人士的强烈愤慨，也激发了他们决心杀敌报国的豪情。6月，碧野、弘愿、悟本、义真、悟惮、修智等，将湘潭、衡山寺庙僧侣聚集起来，组成了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僧侣游击队”的抗日游击队。
　　这支活跃在湘潭、衡阳一带的特殊游击队，开始人数并不多，武器更为原始，不要说没有枪，就连梭标大刀也没有，只好用竹尖子作武器。他们伪装替日军作挑夫，利用日军中许多人信佛的心理杀敌。游击队才成立两天，他们就杀寇8人，夺得机枪1挺，步枪7支，改变了自己的装备。
　　由于策略得当，队伍迅速发展，很快扩到120余人，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抗日武装。借“恶”制“恶”，借“恶”发展。在获得日军的枪支弹药后，“僧侣游击队”又在潭衡公路沿线开展游击战打击日军车辆，抢夺军用物资等。用碧野和尚的话说：“我是用日本鬼子的枪弹，打日本鬼子。”
　　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支持下，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湖南宗教界人士的抗战救亡的举动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戏剧家、《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就赋诗赞扬他们：“锦衣不着着缁衣，敢向人间惹是非，独惜潇湘春又暮，佛前伽坐竟忘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