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相生忘年交 德法蜚声海内外——印光、弘一述论

山水相生忘年交 德法蜚声海内外——印光、弘一述论
　　作者：俞朝卿
　　内容提要：印光和弘一两法师，是中国当代佛教史上的两颗巨星。他们两人互有特点，各有所重，一个弘扬净土，一个弘阐律宗，共扬佛法，各展所长。弘一法师始终心悦诚服地对印光法师躬行弟子之礼，请法师开示，时时切磋讨教；印光法师对弘一呵加爱护，两人共行“心交”。两法师悲心救国，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这是他们在佛教事业上最杰出之处。他们所持的目标是共同的，以振兴佛教来挽救人心。不同的是一位更多注目众生可接受性，一位侧重佛门自身提高素质，殊途同归。他们的人格风范，道德文章，则于今人亦有普遍启示意义的。
　　作者俞朝卿，1932年生，苏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印光(1961—1940年)、弘一(1880—1942年)两法师，是我国近现代佛教史上先后出现的两颗巨星，是名符其实的两位高僧大德。他们的业绩，不仅光照佛门，且多方惠及社会众生。他俩结成忘年“心交”，在敬业、待人、律己或曰事业观、人生观、道德观等方面，不仅在当时，为佛门内外所景仰、称颂，即在商品大潮把一些人冲击得晕头转向之今日，亦颇多令人启迪之处。本文拟就“共扬佛法，各展所长”，“互重互爱，悉心关注”，“继往开来，垂范后人”等三方面，略以论说，以期引起今人更多注意。这或许也是我们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方面吧!
　　共扬佛法 各展所长
　　在中国佛教史上，自隋唐以降，宗派纷呈，僧才辈出。其中以净土宗最为源远流长，社会影响广泛；禅宗，作为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则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影响，尤为深广；律宗，自唐道宣实际创宗以来，虽几经兴衰，至明清以来，几成绝学。近现代，有人称为“末法时期”，意即各宗、各派之总趋势，处于衰微状态。在此历史大背景下，印光大师，僧腊六十，始终以弘扬净土宗为圭臬；言传声教，悉以念佛往生为依归；洋洋数十万言之《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编，针对不同层次的佛徒信士，以净土为总持法门，反复弘传。本世纪30年代，印祖移居苏州，先报国寺，后于灵岩山寺辟建净土道场，直至1940年归西。他一生道行精严，道风清正。灵岩山寺在其言传声教下，戒规森然，管理有序。因而，印光大师被佛界尊为莲宗十三祖，灵岩山寺成为民国时代十方丛林之冠，而享誉海内外。
　　弘一大师于中年后奉佛，是他屡经人生波折后的慎重抉择。于佛教诸宗中，他专修南山律宗，更是审时度势，多方面深思熟虑的结果。据其得意门生丰子恺介绍：“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而且“他自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他断食共十七日”。他的陪伴者还特为他摄一个影。他欣然在照片上题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丰子恺先生就此说“李(叔同)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按浙江省立师范授音乐、绘画等课)一变而为‘道人’了”。其后，又皈依佛教，直至圆寂，计僧腊二十四，他“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矩)，做人认真得很。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几乎)断绝，直到弘一法师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1]
　　如上所见，一位是净土第十三祖，另一位为律宗十一祖。弘一大师归西，只迟于印光大师二年(1942)。以佛门年资说，弘一为印光之弟子，是以律宗之严，身体力行，甘执弟子之礼。就社会影响言，两大师互有特点，各有所重。弘一大师以其早年参与柳亚子等的南社活动，后留学日本。出演《茶花女》，为中国话剧运动之滥觞。他精通绘画、音乐、金石、诗词等多种艺术门类，且时有佳作精品问世。特别近年，由大居士赵朴初题名的《弘一大师》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先后用二个频道放映，更使弘一大师在中土神州，几乎妇孺皆知。而印光大师，则以其专修净土，雄文《印光法师文钞》四册、两编(正、续)，刊发海内外。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为公认之佛门宿老。以此，精通佛学的学界巨子、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为《文钞》作序云，“古德弘法，皆觑破时节因缘，应机调伏众生。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2]可见，印光大师以佛法道行影响佛门内外更著。真所谓“闻道有先后，择业有专精”是也!
　　弘一大师进入佛门，后于印光37年，即1918年。然，既入佛门，即潜心闭关阅藏，谢绝世俗往来。其于入佛后10年(1928)，前往闽南普陀寺等，奋力创设南山律学院，并亲自授课，弘扬南山戒律。还先后精心撰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及《佛学丛刊》、《护生画集》等主要佛家律宗著作。又用其所长，著有《三宝歌》、《清凉歌》等著名佛曲数十首，脍炙人口，传唱至今。尤为可贵之处，其于南闽期间，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此种国难当头的爱国主义精神，很快得到僧俗各界的共鸣、响应。
　　总之，两法师可称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之双璧，各展所长，相映生辉。为佛教事业，双双始终信、念、行统一贯彻；自重重人，道德、文章并美，共为僧俗各界引为楷模!著名作家叶圣陶，早在20年代，就曾指出“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而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3]看来，这不仅是体态外形的描绘，更是品德道风之形象展示。
　　互重互爱 悉心关注
　　弘一大师尽管早已声名远振，但于佛门印光老前，或面请开示，或书信往还，始终心悦诚服地躬行弟子之礼。如本世纪20年代后期，叶圣陶老《两法师》[4]著名散文所记，有一次，弘一法师带叶圣老及其他数位学者居士，同去上海某寺往访印光老时，弘一法师刚到寺门，先是拿出早已备好的“一件大袖的僧衣来，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常地静穆”，接着，当见到印光老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便对这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祥”，继之，由弘一法师向印光老介绍几位同来者，并合掌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此间互有问答，弘一法师向印光老，连续三次合掌请求“开示，慈悲、慈悲，神态始终安祥。”当最后，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走出寺门，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这一系列细致的动作记述和描写，在在说明，弘一法师对印光老，出自内心的敬重和执礼行迹。
　　扬师盛德，是弘一大师对印光老重爱之另一表现。在《略说印光大师之盛德》一文中，弘一法师指出“大师盛德至多，今且举常人所能随学者四端略述之”。即“习老”、“惜福”、“注重因果”、“专心念佛”是也。关于“习老”，弘一法师记述云：“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自从余(弘一)于民国十三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64岁，……事事躬自操作，决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按即印光在苏州灵岩山圆寂前夕)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为常人作模范。顿见有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所谓“惜福”，即饭食等诸常用，历行节约。“余至普陀山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碗，无菜。……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其他惜福之事亦类此也。”另据《轶事略记》载，“民国十五年，与真达和尚上灵岩山以及下山，虽为备轿，皆不(能)坐。以为折福故”。这是“惜福”又一佐证。还有，“大师一生最注重因果，尚语入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云云；更有“专心念佛”一则，“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弘一就此特别强调： “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生疑义。此盖大师盛德之感化有以致之也”。由此简介之四端盛德，可见印光老，于作为律宗祖师，学问道行又至为渊博的弘一法师心目中之地位!毋怪乎，著名时贤作家叶圣陶，早于20年代后期的《两法师》中即赞道“在佛徒中间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印光)的《文钞》里，见有许多信徒请求他的指示……。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
　　修持弘法，时时切磋讨教。这是弘一法师敬重印光老之又一表现。查《印光法师文钞》收两法师间通信共有四札。其中三封印光“复弘一师书”，一札为“与弘一上人书”[5]。由内容窥见。初则弘一法师于如何证三昧，达不可思议感而请益印光老；继则为弘一拟刺血写经而请示如何准备，如何躬行等情；再则，为如何弘法开讲《起信论》请示印光老。印光大师则一一予以开示。尤于剌血写经事，引古论今，以选择开始时节，以至细及如何刺血、积血，如何和合、墨、金、血，以及书体要求，用何色纸方更明显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周到妥贴，无以复加。后此事虽因故未行，然于此可见，弘一法师请教至诚至详之心。而印光老亦慨然悉心示知。故在复书中两法师共引为“心交”。弘一师还曾总结性认定，印光老为智旭大师之后“千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至于印光老之器重弘一法师，亦多处可见。首先，请为《文钞》作序。《印光法师文钞》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版四册全书，曾请甚多人士题词作序。弘一师特排名首序，而大居士、学界名人梁启超居然位列第四。可见，弘一在印光老心目中之地位。次为建议暂缓剌血写经。鉴于弘一师之身体状况及其他种种因缘，印光老在《复弘一师书》中特意建议“刺血写经一事，且作缓图，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恐血精人衰，反为障碍矣。身安而后道隆，……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是则是效。但得一心，法法圆备矣。”这里，既是印光老对后学子弟之珍爱，更显对弘法利生事业之悉心关照。再次，为佛门交往，平等相待。印光老对人对己，于道风要求精严外，平日交往，则是平等相待，从不居功自傲，依老卖老。即于弘一法师亦如此。如上引书函中，就有语嘱，“座下信首，亦当仍用印光二字，不得过为谦虚，反成俗套”云云，故凡收入《文钞》之复弘一信函，均冠以《复弘一师书》字样。虽似小处，乃见态度平等之大度。由此联想到，叶圣陶老于1927年10月8日写《两法师》发表后之第4年，当有关书报重刊该文时。叶老细心其事地加注云：“据说，佛家教规，受戒者对白衣……皈依弟子，是不答礼的，弘一法师是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礼甚恭，一方点头受之。1931617日记”。[6]叶圣老非佛教陡，故文中用“据说”；他之4年后郑重加注说明，以文中对印光老的记实描写，恐读者有误解而特为之。此既见叶圣老之文德，亦反证印光老从来是道风严谨，而待人平等的。
　　继往开来 垂范后人
　　特定的人生选择，蕴含着民族、家国的苦难，透视出一种历史责任感。印光、弘一两大师，虽年庚属二辈，入佛有先后。但共处于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岁月，同为国学深厚之巨子，各自在人生历程之关键时刻，均择定入佛弘法，为挽救世道人心之不二途径。对此，人们不能等闲视为“迷信”、“消极”而巳，勿宁说，这是一种特定的人生选择。虽说信仰是自由的，各人可自选。人们不是说尊重人、理解人吗，那尊重和理解人之人生选择，该是核心之重点。特别是历史人物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那种人生抉择。在这里，印光如此，弘一更如此。著名南社创始人、诗人柳亚子，为此曾赋诗云：“君礼释迦佛，我信马克斯(思)，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
　　“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应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7]在此，于马克思和释迦牟尼之间，看到其共同点(救世)，实是柳亚子先生的睿智灼见；他疾恶如仇之呼喊，与后来弘一师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佛”之箴言懿行，实是南北呼应。由此足以说明，柳李之间不仅少年是南社同志，进入壮年以至晚年亦是默契共鸣的知音!再如，叶圣陶先生，从他对弘一法师临终作偈的第二首、后二句：“华枝春满，天心月园”和“悲欣交集”四字的解释中，表明一位时贤、大作家、对弘一法师的深刻理解。他(叶)说：“依我的看法，这是描绘他的生活，说明他的生活体验：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园”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至于“悲欣交集”、我(叶)以为这个“欣”字该作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还说，“悲见有情，欣证禅悦。一贯真俗，体无差别。”最后，叶总结性地说：“无论信教，不信教，只要认真生活的人，谁不希望他的生活达到‘春满’、‘月园’的境界?而弘一法师真的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依我不参佛的人来说，就在于此”。[8]显然，深知弘一身世的叶圣陶，不止是解释偈语，实是对其生平作人的总评。毋怪乎，弘一法师一手保荐去日本留学的得意门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著名画家丰子恺，为《弘一大师全集》作序时赞崇说：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象人的一个人”。他强调：“象弘一法师那样十分象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现实社会，“其中九分象人，八分象人的，也巳值得赞誉；就是五分象人的，在最近的社会(按1947年)也巳经是难得的‘上流人’(按：人格)了”。当有人对弘一弃教(师)入佛感到惋惜和困惑时，丰子恺认为：“这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因为当你追到最后“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这里丰子恺把“真正的佛教”理解为一种哲理文化来看待，非一般人认为之佛教。也许有人以为这里间有师情，教情的双重因素。但如证于《全集》，则决非过誉之辞，实是对弘一法师一贯人生态度和人格的真实写照。作为弘一法师同时代的上述三位的评说，表面上似乎见仁见智，各有所论。但对其为人之人格，和人生选择之深刻理解和肯定，则是共同的。我们今人，对此难道不无启示吗?
　　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这是两位大师在佛教事业上的最杰出之处。印光法师至辛亥革命前后，已届天命之年，自然各方面均较成熟。他既目睹康、梁以儒学为舆论的“托古改制“(变法)的失败于前，又亲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未能解除人民苦难于后。因而，在他这位虽孔学根基深厚又明知光依儒学说教，已不足以挽救当时世道人心，故认定佛教高于儒教，且于佛教诸多宗门中，择定净土宗为总持法门，认为它对当时中国社会是最为“契理契机之法门”。从世俗观点看，这是当时众生最便于接受的。印光老既以普度众生为己任，且终身弘传专一不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净土宗虽说渊源于东晋，实创立和盛传于唐代(善导)，传至宋、明，尚相当兴隆，至清代民国则日益式微。印光大师是富于独立思考的。既继承前人，但决不宥于前人定见，而有所超越。比如，他极为推崇前祖益智旭大师，而智旭，在佛门则主张“禅净合一”的，然印光老则力主“禅净分开”，专弘净土。何以如此?鉴于时势不同而切实之选择；弘一法师则慧眼别具。他较多着眼于佛门本身之弊端，所谓戒律松驰，僧不像僧，欲使佛教更有效影响于众生，必从振兴佛门戒律入手。故而他身体力行，继绝学，兴律宗，奋力创办南山律学院，研究讲解，培育僧才；疏注律典，阐发精(经)义等等，不遗余力。尤以严持戒律，自律示人，故佛门公认，弘一法师“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律法，护持南山律宗”，他“遍考中外律丛、校正三大部及其律藏，二十年中，几无日不在律藏中，研讨探究，发扬深显，务期戒律一藏，大著僧海，普及四众”，从而“使南山诸律，大放厥光”。[9]所以，弘一法师，便难能可贵地成为近世对佛教律宗有突出贡献的人!
　　由上可见，两位法师所持目标是共同的，即振兴佛教以挽救世道人心。只是视点有所不同而巳。一位更多注目众生可接受性；另一位侧重佛门自身提高素质着想。其实乃殊途同归。故二法师间交往甚密，自称“心交”，实为确切写照。
　　印光、弘一两法师。虽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人，似乎离我们巳远。但他们毕竟是佛界明星、专家、上人。就其处事、为人、人格风范等各方面，勿宁说，与我们今人是很近的。诚然，本文所述，只是他俩的事业、道德、学问之一斑而巳。就两法师之精神品格言，则是于今人有普遍启示意义的。环顾当今社会，一般说，每人均有个工作岗位，明明白白具有社会积极作用。然而，并不是都在敬业、乐业；对自已从事的岗位、事业，真正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仰者，看来，不是雪泥红爪，亦乃屈指可数。在人际关系(含僧俗、僧际之间)，人们不是慨叹“物质丰富，道德滑坡”吗，并不是罕见的“表面上客客气气，骨子里咬牙切齿”，人们似乎有点见怪不怪。真正做到“净心”“净土”互重互爱，如印光、弘一两法师然!如能向两法师发愿，学习、继承、弘扬上述诸精神，则不仅佛门幸甚，社会、后代亦幸甚!
　　注释：
　　[1]以上“”号中语，均见《弘一大师年谱》附录中丰子恺《为青年说弘一大师》一文。凡()中字系笔者所加，下同。
　　[2]《印光法师文钞》第一册(四册本)1—2页。
　　[3][4][6]均见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叶圣陶散文》甲集，又见钱谷融主编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灯下漫笔》中《两法师》一文。
　　[5]《文钞》第一册66，71页；第二册41页。
　　[7]《弘一大师年谱》309页。
　　[8]同上《年谱》附录第24页。
　　[9]引自明旸法师《佛法概要》3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