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人有缘的印顺法师

与台湾人有缘的印顺法师
　　／宋泽莱
　　［宋泽莱，本名廖伟俊，一九五二年生，云林二仑乡人，师大历史系毕业，任教于彰化县福兴国中。著作有《打牛湳村》、《台湾废墟》、《弱小民族》等。本文“与台湾人有缘的印顺法师”原刊登在四月十六、十七两天自由时报的自由副刊，经作者同意转载，特在此表示谢意。］
　　四十年来，主导台湾佛教的中国大乘佛教派的流弊，那就是1.无法认知真正的佛义，2.脱离了社会需要，3.非本土化。另外就是我曾在其他文章提到的中国佛教教派的缺乏风骨、党化，我想假若我们要谈一个法师的大贡献，那就不能不注意这些问题。也就是我在想，今天流行在佛教界的所谓大师们，那些人真正的可能给台湾佛教的未来有展望呢？当我想到这些问题，就忧愁起来。我不讳言，大半的中国佛教教派的法师，实际上都只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教派，既脱离佛陀的根本教义，更脱离台湾的现实社会而存在著。真正的能有前瞻性的不多，除非是反抗了这个教派，才能真正地看到未来。我这样想，就不能不谈到印顺。因为他是少许反抗过大乘佛义的人，也受过政治诬陷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优秀学生有许多是台湾人。
　　算一算印顺的著作，包括最近陆续出版的，也有二十本以上，除了演述古人经典的著作以及随笔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对大乘佛教许多宗义的批判。他的论敌往往会把印顺误解是站在小乘的立场来批判大乘，这当然是大大地不正确。同样的，也有人相信印顺对大乘的教义的批评是站在最根本的佛义立场上。这一点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印顺有时会自认为他不属于任何的宗派，对他的立场不愿多说，如果这样，就叫我们无法把握了。其实他的立场大半是中观空学的立场，并且他贯彻空义是很彻底的，不保留什么。简单说，假如有人企图说外境（我们所面对的外在宇宙世界）内在（我们的感受、思想、意志、意识）可以永恒存在，可以立为我的主体，就是他批判的对象。中论的著者龙树就是这样认为的。印顺也自认为这才是杂阿含经的精神。（其实杂阿含经未必如此）。也就是说，假若我们不把印顺的批判当成是龙树中论的化身，我们就不能了解他的批判。所以无论如何，印顺仍然是属于大乘佛教的一个学派，仍然是把小乘贬低于大乘之下的，他的批评如同双面刃，一方面指向小乘，一方面指向大乘。这是贯澈龙树空学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说他的理论不是一种“经验论”，毋宁说仍是一种超越论，但他的一空到底的立场，相对的砍中了大乘其他宗派有所保留的要害，无怪他来台后会得罪“几乎来台的佛教同人”。其实来台之前就已“得罪”了。
　　首先他的重大贡献在于严拒如来藏思想的氾滥。如来藏思想是神我色采的如来藏我，与佛法传统不合，所以佛教界，如瑜伽学者等，都起来加以解说，也就是淡化“众生有我”的色采。他的批评减低了大乘佛教一向追求的“宇宙本体”论，神秘的“大我论”之弊，有助于使台湾佛教回归到释迦一向反宇宙本体论的“无我论”的立场。
　　与如来藏一样，印顺反对了唯识派的唯心主义。这是一种比如来藏更高境界的修证。也就是说，追求神秘禅定经验的人，也许摒除一切外境（甚至摒除了如来藏这种宇宙本体），经验到一切外境实际都如梦中之境，但却保留了自己的心（识）。误认心、意识是最后的存在与真实，他就会说心、意识不灭，在解释万物的产生缘由时，就说什么都是心、意识变出来的。有时也说“我”就是心、意识。情况很像笛卡儿说的“我思故我在”的一种被奥义书同化、污染的佛教思想，它主张“我就是大梵天”、“自我可以永存不朽”、“涅槃就是如来藏”，都背叛了佛陀的教义，也是佛陀一生竭力抵抗的不正确思想，如果它一旦掩盖了佛教，那么佛教就名存实亡。所以他说：“如来藏我……依佛法正义，只是通俗的方便说，但中国佛学者，似乎很少理解到。”又说：“在佛法缘起论的立场，如来藏我本有说，不免是毁谤三宝了。”他劝大乘佛徒说：“富有神秘哲学，结果就夸大了心的实际功能，背离了释迦“心、识不是我”的教说。”印顺说：“万法唯识……说一切是唯识所现，到底是一般人所不容易信解的，所以世亲……陈那……破斥外境实有不能成立，反证唯识所现的可信，近于一般的唯心哲学了！”又说：“唯神、唯我、唯心，追根究源，只是同一内容……自性见（我见）的变形。”也就是说，唯识坚持心能造万物，以及把心当成我，这是不对的，不是佛的真义。印顺的驳斥，也有助于台湾佛教摆脱来台以后唯识及唯心主义佛教哲学的纠缠。
　　对于佛陀在人间形象的被抹除，印顺也有很好的批判。他的评判对象就是日益走向临终往生用途的弥陀信仰。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大乘佛教派几乎是以信阿弥陀为主流了。凡是中国大乘佛教派弘化区，不论是寺庙、人家，多多少少就会供奉阿弥陀。有时墙壁、车窗也会写著斗大的阿弥陀佛四个字。人们去世了，大乘佛教就为他们念一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甚至诵弥陀往生的生意都有人热衷在做了。阿弥陀也就和死后、死亡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假如一旦阿弥陀成了佛教的代名词，则佛教就成了和死亡不可分的宗教了，佛教也就批上了一层灰色的色彩。
　　印顺法师的批评是重新强调弥勒佛、阿閦佛、药师佛这些净土信仰（它们都较有人间味，又叫人间净土），来平衡席卷一切的弥陀信仰；同时，鼓励修行的人自力去创造净土世界，而少依赖佛之净土。
　　他说：“西方净土（弥陀净土）盛行之后，佛法被人误会为学佛即是学死，到此，阿弥陀佛的净土思想，可说变了质。”又说：“不知庄严净土（自力创造），不知净土何来，而但知求生净土，是把净土看成神教的天国了。”又说：“中国人特重西方净土……忽略了菩萨的证智大行（阿閦佛国净土）；又忽略了现实人间净土（弥勒净土）的信行；这已经是偏颇的发展了。”
　　对于阿弥陀信仰的来源，印顺法师也指出它和印度西北部的关系，也就是说，和波斯有了一定的关系。他把握了文献上的证据说：“波斯 (Parasya ) 的琐罗斯德(Zoroaster)教，无限的光明的神，名 (Qrmazd)，是人类永久幸福所仰望的；与阿弥陀佛的信仰，多少有点类似。”
　　这种对阿弥陀信仰的批评既犀利又实在的说词，曾引起大乘佛教派的不满，无怪乎谣传儒、佛不分的李炳南居士及其门徒想烧印顺的书了。
　　但是，印顺的努力，多少也可以遏止将来台湾佛教被弥陀信仰席卷专擅的可能性。
　　对于法门“修持方法”的不当，印顺的批评也是很深刻的。我已提到，“不二法门”是大乘佛教的一种激烈的有后遗症的修行方法。在初浅的阶段，它会导致诸如“干净与肮脏没有分别”这种观念和行为，在严重的一面，它会导致佛魔同体论。很不幸的，它刚好是般若思想的一部份。这种流弊，我们是不可以等闲视之，它是摧毁佛陀正见，破毁三宝的可怕魔手。印顺专就“烦恼即菩提”做了批判。指出：“误解烦恼（为）即是菩提，那真是颠倒了。”又说：“有大乘人以为：受五欲，对修道是不妨碍的，只要不执著他。对于这种见解，龙树是不以为然的。”又说：“一般人不知道这是随宜说法，以为究竟理趣。”至于说把男女的相伴、相抱，也解说成止观双运或悲智双运的“秘密大乘”的某些做法，印顺感叹那是众生心如水之下了。
　　总结，印顺对大乘佛义的展开批评，是既深且广的。大半凡是有违三法印（印顺认为三法印也是一种相印──空），都是批评的对象。虽然他对仅存的龙树空学并没有展开批评，但因如来藏心性说、超越佛，是渗透到大乘各宗各派的，也连带的诸如禅宗、密宗、天台、华严，都与唯识、净土一样，遭到了波及。我们知道佛教各宗派都是自成一个有机体的，也就是说义义相连，当它的一部份宗义被否定时，其他的宗义也就会被摧垮。只要把印顺的批评贯彻到底，那么我不认为龙树后的大乘佛教教义不会全部被扯垮，大乘佛教就不得不转回龙树前的原始大乘，或根本的释迦佛教去求续命，这样也许是更好的，但印顺是不明显那样做的，因为他毕竟还是大乘龙树的门徒，只是超出了龙树一小步而已。但这一小步正是未来台湾佛教的一大步。
　　印顺法师从民国四十三年后，踏入了一条似乎是晦暗的人间的行路。看来，也许他并不完全的在那年以后孤寂，但对照一些赫赫有名（诸如白圣）、肥胖有劲的大法师们，他又仿佛是大孤寂了。说什么凭他的戒行及佛法的著作，都不应该是那种样子的。那就是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他被人诬告“为共产党铺路”事件所造成。
　　诬告的理由是来自于印顺民国三十八年所写的《佛法概论》。在这本书里，印顺依经解释了佛教传说中“北俱罗洲”。他说：“北俱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结果国民党命令给中佛会，协助取缔这本书。国民党也展开了印顺的调查，案件堆积不少，到了四十六年，风波才平息。在这之间，风风雨雨，对印顺构成生活及布教的无穷干扰。在四十四年，他的身体不好，肺结核，足足躺了六个月，料想也和这件事有关。
　　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陷害。主因是在于印顺住持善导寺和出席日本佛教大会，得罪了所有的来台的国民党僧人。印顺不认为他的北俱罗洲的解说是有问题的，他说：“佛法概论……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还受到太虚大师的奖金……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就是上拘卢……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当时抗战时期……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州（福地）隐隐然的指共产区而说吗？”其实要陷害，怎怕找不到理由，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即使已是公元一九八九年的今天），只要它高兴，随时都可以使人坐牢的。
　　我想这一件事，台湾的佛教界是不可以不注意的，它直接地影响到了今天台湾佛教界的佛学知识没落。原来在国民党来台之前，台湾并不是没有佛教，在日据时代，台湾已移入了诸如禅宗、华严……各宗的日本佛教，十九世纪末开始，日本佛教就已朝向了现代化，不论大小乘的研究都上了轨道，视野是宏大的，台湾佛教随著日本佛教已同时走向一个大的路向，但国民党来台后，第一批的僧人诸如慈航、白圣、南亭、大醒……采用了中国戒法，去除了日本佛教的影响，日本重法义的研究风尚消失了。这一批中国僧侣本身的佛法研究都不行，像慈航的著作也仅寥寥数本，且只是通俗佛理介绍。当国民党打击重打法义研究的印顺后，佛义的研究就告消灭。造成四十年来佛法研究的真空、沙漠状态。假若印顺（他是由香港来台的第二批法师）能取得僧侣的教育权，台湾佛教不会像今天一样成为群盲相聚的状态，这可以说是台湾佛教的大不幸了。
　　另外，我总想，在台湾，佛教徒的被压迫是贯串在整个台湾的历史中的，印顺虽然不完全是台湾人，但在印顺的例子中，让我们瞧见了台湾佛徒被被迫害的自我图像。
　　在印顺法师的自述“平凡的一生”里，他提及在早年（二十五岁时）由故乡的浙江北上到北平去念“菩提学院”，却无法如愿，最后却在普陀山附近福泉庵归依一个闽南人老和尚。四十一年又意外到了台湾，和闽南人在一起，四十三年起在菲、星、马一再弘法，对象也是闽南人，堪称与闽南人有缘。印顺说：“有人问我：你是一浙江人，为什么从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觉得因缘是微妙的。现在回忆起来：师父是闽南人，师弟（还有徒弟厚学）也是闽南人。自己到闽南来求学，也一再在闽院讲课。而妙钦、妙解、常觉、广范、广仪、正宗都是闽南人，而有过较长时间共住，而我所游化的，是菲律宾（五次）及星马，也是以闽南大德为主的化区……一切是依于因缘，我想，也许我与闽南有过（平淡的）宿缘吧！”
　　但我以为，不论如何，在说闽南话中的人，他还是与台湾人最有缘，从三十九年（？）后，他就不曾离开台湾呢！台湾也算是他的第二故乡吧！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台湾的佛教徒来爱戴他吧，把他当成道地的台湾人，把他的著作当成台湾教徒的随身法宝吧！
　　从地理位置看来，台湾恰好是位在日本、中国、南洋、美国的交会点，它形成各类世界思潮的交会点，文化性格是十分开放的，任何思想文化想独占台湾必受挑战。台湾佛教自斋教以来，渊源流长，在变化中身具创造性。但自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所属的中国大乘佛教派，取得了台湾佛教的主导权，它的法义没有批判地氾滥在台湾，其弊端浸淫了文化思想界。这是一种极其偏差的现象。其实任何思想只有展开批判，才不会流于陈腐，才能有新的创造性思想产生。这是我为什么在印顺的生日时，要写这篇介绍文的原因。
　　我和印顺法师没有任何的师徒之宜，亦未谋面，但我看了他的书，也写了三封信去确定他的若干佛义思想。我自觉个人对佛义的看法和他有很大的差距（相异要更多于相同），本不宜介绍他的思想，不过我深切地了解他的可贵，尤其是他的批判精神及孤高的风骨在台湾已难可觅。我自认是一位佛教的自由主义者，坚信台湾佛教只有走向自由研究，广纳世界诸佛教派才有未来可言，所以特别写文以援印顺法师。但我也不以为台湾佛教徒应停留在印顺的法堂上，他的学生居然有人把他的著作捧为“最高权威”（这四个字多么坏！）料想也是印顺所不许，我们应该以他的法堂为起跑点，发起一个往前迈步的竞赛才对！(1989.5.《新雨月刊》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