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松法师与各界名人

持松法师精通内外典，圆融显密，倾心弘传佛法特别是唐密大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崇，并因此结交了一大批国内外友好和同道。现简单整理如下：
　　1910年，17岁，了然法师为持师披剃，一九一二年冬，于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
　　1916年，23岁，冬，去湖北当阳玉泉寺拜谒祖印老法师，叩天台宗大意。
　　1918年，25岁，应慈法师宣读了月霞法师的遗嘱，布告持师嗣法月霞显珠禅师临济宗第四十三世位，法号密林，及继承兴福寺住持职，持师的法弟惠宗和潭月两人为监院。
　　1919年，持师在为学僧讲授《摄大乘论》的同时，编成《摄大乘论义记》十卷，太虚法师和欧阳竟无大师二老读之，顿时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竟成为知已，都说此僧将来必为佛界龙象也，心中都十分器重。
　　1921年，3月，因广州北伐革命失败而急退双溪寺住持息影上海的太虚法师，出任杭州西湖净慈寺住持，并在寺内创办永明学舍，首次邀请持师前去讲经。持师为净慈寺僧众主讲了《八识规矩颂》。
　　1922年，1月6日，持师的师祖冶开清熔禅师（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得政府正式批准，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在常州天宁寺圆寂，持师撰写了一副挽联，联云：
法开虞岭，仰祖印重光入室亲承向上事；
侍疾毗陵，愧孙仪未尽倚龛恳祈再来时。 　　冶祖的得法弟子中有圆瑛法师、月霞法师、应慈法师、明镜法师、惟宽法师五位。
　　5月，太虚辞去净慈寺住持职，被选为佛学院院长后于9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持师被邀请前去作开学讲课，讲授《观所缘缘论》，持师据此编成《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
　　1922年冬天，与大勇、纯密（曼殊揭谛）等赴日，拜高野山大学教授金山穆昭阿阇黎为师学习真言宗。一年后得三宝院流第五十一世阿阇黎位。
　　与持师同学的还有日本的学僧，象后来担任奈良大安寺贯主的河野清晃长老，当时就跟持师住在一起，友谊很深。
　　金山穆昭阿阇黎生于1876年，是古义真言宗中院流第六十三世和三宝院第五十世传法阿阇黎，学问高深，任教于高野山大学，已有很多著作传世，如《弘法大师的佛教观》、《秘密宝钥大纲》、《真言密教教学》、《真言密教教理史》、《大日经研究》、《弘法大师的信仰观》等。
据后来持师的弟子佘贵棣等说，持师未去日本之前，高野山那边已有祥征瑞兆，知道持师将去学取东密。所以，金山师看到持师他们到来，十分高兴，对于持师他们的来学，他倾钵而泻，毫无保留，而且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
　　1923年回国，在常熟兴福寺内留住了一段时间。
　　1924年，杭关监督陈鲸量和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陶叔惠，出面请持师赴杭州开坛传法，于是持师到了杭州菩提寺，设坛结缘灌顶，一个多月中，百余人入坛受法，从持师习咒印、学密法。
武汉也有许多信众来请持师去武汉传密，持师赴武汉途中经过安庆，常惺法师特地迎他到迎江寺，专门为他开欢迎会。
3月，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以及李馥庭、汤乡铭、李开先、陈元白(曾任桂军司令)诸居士，迎接持师担任武汉洪山宝通寺住持。持师在寺内建起了真言宗坛场，自此，讲经、传戒、灌顶，几无虚日。入夏的时候，湖北遭受到大旱，应众人之请设孔雀明王坛禳雨，修到第三天时，就听到天空里雷声隆隆，继而大雨倾盆，众人莫不欢呼，自此，视持师为如来再世，前来结缘灌顶者更络绎不绝。萧督对持师大为敬服，受持师灌顶结缘，皈依密教，并且捐出巨资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和瑜祗堂，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荼罗，希望洪山宝通寺可以成为真言宗在国内的根本道场，恢复失传千年的唐密。
　　1925年，春，直系军阀首领、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字子玉）将军在岳州的军舰上避祸，特地派副官黄澹供到洪山宝通寺，邀请持师前去给他讲解《金刚经》大意。
武汉大学校长陈叔蕴其时也邀请持师到该校演讲，持师就以《缘经》为题，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结合密教六大缘起的原则，阐述宇宙万有实质问题，并详为解析，颇得师生们的信服。
秋，东亚佛教大会在日本举行，持师被选为出席东亚佛教大会中国代表团的代表。代表团组成人员有：武昌佛学院长太虚、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武昌洪通寺住持持师、北京弘慈佛学院监督镜容、杭州招贤寺住持伞弘、四川佛学院主讲曼殊揭谛、哈尔滨极乐寺住持倓虚、四川佛学院讲师佛智、上海佛教居士林副林长王一亭、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李荣祥、北京佛教联合会理事胡瑞霖、北京三时学会代表韩德清（清净）、北京三时学会代表韩哲武、北京国立图书馆长徐森玉、佛化新青年会代表张宗载、佛化新青年会代表宁达蕴、佛化新青年会刘灵华代表刘凤鸣、南京支那内学院教授杨鹤庆、南京支那内学院部员冯超如、哈尔滨佛教会理事张景南、道阶侍者开权、太虚侍者满智、恒忏、王季眉、通译潘曾荫、谢寄闲、太虚通译游如渊，共计二十七人。道阶、太虚、王一亭、胡瑞霖被推举为代表团团长。持师在会上被选为教义理事部理事，与当时日本佛教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们，如南条文雄、木村泰贤、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常盘大定、河口慧海等相识并交流，以及在京都的一次聚会中，日方十多位佛学专家，与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起讨论有关佛教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大大地增进了两国学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1926年，持师后来去了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学习新义真言宗教义教轨，受传法院新义真言宗两部传法灌顶，得传法院流第四十九世阿阇黎。随后，持师又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修习台密仪轨。 　　持师离开东京后，再赴高野山，依根本上师金山，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还补习了梵文文法。1927年，金山师更授以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传法灌顶，所以持师又得到中院流第六十四世阿阇黎位。金山师尽将铁塔正传血统一脉传授于持师，又将各种密教法本、法器物相赠，更为可贵的是金山师将他珍藏多年的日本国宝两幅巨幅曼荼罗和十二天画像，赠给持师带回中国，那十二天画像系日本祖孙三代画师花毕生精力所绘制，精美无比，价值连城。 　　1927年春，持师回国，到上海传授密法，被小南门灵山寺住持相林法师热情挽留在寺内居住。冬，持师在上海清凉寺为蒋竹庄（维乔）居士等讲授《十八契印》。
　　1928年，春，在南园简氏故庐（即净业社），为赵炎午、叶香室等传授密法。
　　常惺法师回到上海，请求持师传授真言仪轨，随皈依了密宗，修学密法。
世界佛教居士林组织民众佛学研究会，聘请佛学宿德为指导，指导员有太虚、兴慈、持师、常惺、王少湖、张纯一、聂云台、唐大圆等。
　　1929年，持师为屈文六等居士密宗灌顶，屈文六被称为法贤上师。李隐尘以年来政局多变,也息心从持师学密。
夏，朱子桥将军邀请持师去辽宁参加“仁王法会”，持师路过南京时，在古林律寺为程颂云将军授戒。
甘肃泰安成复初居士之子净念居士，从持师学密，法名超健，曾剌血画佛，以朱写经，蒙持师上师遥传密咒，而朝夕持诵。
到达辽宁沈阳后，在“仁王法会”开始的那天，张学良将军偕辽宁省长翟熙人入坛场接受持师的护摩授戒。
朱将军其时也受持师授戒灌顶，入真言宗嗣，持师赐朱将军法号为超愿。
1930年，4月，持师回到武汉宝通寺，湖北新洲报恩寺传圣法师送弟子本焕到宝通寺从持师受具足戒。
持师到汉阳归元寺，在那里讲授《楞严经》。蔡元培先生带了十几个学生也到寺内入座听持师讲经，并向他请教哲学与宗教大意，持师为此专门写了《哲学与宗教》一篇给蔡先生作答。
5月25日，中国佛教会于上海觉园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举圆瑛、太虚、王一亭、关絅之等36人为执行委员，让之、持师、赵朴初、简玉阶等18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谛闲、印光、梅撷云、沈惺叔等12人为监察委员，文质、江味农等6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圆瑛继续当选为会长。
　　1931年，朱子桥入陕与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遥、慈善会诸善长及陕中缁素，共同发起于慈恩寺内创建慈恩学院，并延聘太虚、持师、妙阔诸大法师主持学院教学工作。
10月，杭州昭庆寺传戒的时候，持师被邀前去担任教授。
1932年，持师在武昌抱冰堂设真言坛场，先后为湖北省主席夏灵炳和剿匪总指挥徐克成修炽盛光尊胜佛顶大法。
1933年，持师《贤密教衡》和《释惑》两篇被《海潮音》结集出版，由于右任题“海潮音文库”并落款。
1935年，持师随默满大师回荆门沙洋故里，写诗赞颂贺龙将军率中国工农红军九师攻克沙洋，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中有“谁知骤雨狂风势，为迎降龙伏虎人”之句。 　
1936年，3月，持师决定再去日本，有一天夜里，持师得授记，将来成佛，号曰‘松华如来’
4月，持师回到上海，朱子桥、王一亭、屈文六、太虚、圆瑛、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赵朴初、简玉阶、关絅之等229人和14个佛教团体联合发起，组成了163人的理事会，请持师在觉园上海佛教净业社建“丙子息灾法会”。后花三周时间写成密教名著《密教通关》，作为近代密教不可多得的入门书包含了持师学贯显密的精深学问。
其时，适逢湖北省主席杨永泰遇害，应家属的请求，持师为其普结法缘，灌顶修法七天。
1937年，欧阳竟无大师在上海淡水路57号找到两厢一厅的楼屋，出巨资8000银元购下并改建成一座寺庙，并亲自题书“圣仙慈寺”四个字在门眉的匾额上，请持师迁入居住。
胡建宁得持师指点，后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建筑绘画艺术家，并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持师在上海觉园为政府建百日调伏法会。国府主席林森派参军长吕超，及函嘱王一亭、屈文六等居士入坛代表致敬。
1938年，有杨俊生者，江苏淮安人。早年为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开始，即回国参加革命。此时严拒日军要求，毅然拜持师为师，身披袈裟在家参禅读经。
　　1939年，蒋维乔、李圆净诸居士同应慈法师一起共同发起组织华严疏钞编印会，推举应慈为理事长，朱超愿、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蒋维乔为副理事长，月晴、僧昙、关絅之、李耆卿、范古农、黄幼希、李圆净、费慧茂、孟望渠、钱重知、徐春荣等为常务理事。为此，持师对整个华严教义的脉络做了一次总结，撰成《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拾卷三册。此篇论著成为近代研究华严宗的重要典籍之一，体现了持师在华严宗领域中的大家风范。
1940年，李圆净居士约了持师的众皈依弟子帮忙，化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把持师的文稿分成显、密二编，并加以校对后，由哈同夫人罗迦陵及姬觉弥居士捐资印行，集名为《师奘全集》，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
　　1941年，上海沦陷后，侵华日军驻沪司令河田大佐让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出面，到圣仙寺邀请持师出任上海市佛教会会长一职，黄金荣遭持师严正拒绝，无功而返，河田看黄金荣出面也无济于事，不甘心，又派人到圣仙寺纠缠，对持师威逼利诱，持师称病坚拒，闭门不出，表现了持师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2年，10月，弘一法师示寂于晋江温陵养老院，世寿六十三，僧腊二十四。持师悲不自胜，以极为真挚的感情和超众的文采写下了《悼弘一法师》一文并赋七绝三章。
　　1943年，1月27日，欧阳竟无大师卒于江津之内学院。持师衷心悲痛，知遇之情常常激励持师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弘经著述。
1947年，上海市佛教会尊重住持德悟法师及全寺僧众愿望，于是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召集诸山长老、护法居士一百四十持师人及全寺僧众二百多人，举行会议，一致决定该寺改为永久十方丛林，在会上，各方也一致认为持师三十多年来为佛教事业功绩卓著，三渡日本，二上高野学密取回唐密，于全国各地讲经传法，著作等身，且敌伪时期，高风亮节，坚持民族正义，种种懿言硕德，深密观行，久为众所钦佩，于是公推持师法师为改制后首任住持，兼任静安佛教学院院长。既蒙允请，持师即日升座应职，并登报敬告国内缁素大德、社会贤达，共同维护静安寺改制选贤成就。即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及居正等上层人物纷纷赶来静安寺探望持师。吴国桢及居正也是湖北人，此来既为持师祝贺，又为静安寺有此贤能住持而放心，吴国桢并亲自为持师送座。
持师接办静安寺佛教学院后，又任命白圣为副院长，育枚为教导主任，圆明、守成、妙然先后任监学。师资也一时称盛：原金陵大学哲学系主任本光法师讲授佛学概论、比较宗教学、唯识论等课程，道源法师讲授“贤首教仪”，度寰法师讲授因明学，林子青教授讲印度佛教史，关德栋、陈诒先教授先后讲国文，秀奇法师讲授美术。来院作讲座的先后有太虚大师、北平中国佛学院院长周叔迦、法舫法师、能海上师、雪嵩法师、暨南大学牟润孙教授、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倪青原教授等。持师系统地创建了僧珈教育体制，注重学僧素质的全面提高，学僧行后就读者近百人。学风严谨，学术气氛甚浓厚，僧材济济。
　　从华严大学到法界学院再到现在的静安寺佛教学院，持师培育了众多杰出僧才，陆续分散各地，成就突出。如著名高僧大醒、常惺、苇舫、苇乘、存厚、正道、福善等，真禅、德悟、度寰等均得到栽培，当年出色学僧圣严等早已经在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地开一代新风。
　　为募集助民基金，持师发起了敦请海内书画名家捐赠作品，举行义展。当时就有张大千、邓散木、白蕉、郑午昌、马公愚、施叔范、张炎夫、唐云、申石珈等三十多位名家义赠了书画扇面等作品二百余件，在朵云轩进行展卖。
1948年，1月，贾劲松等学僧自己创办了《学僧天地》杂志，持师亲题刊名，并兼任名誉社长，在他言传身教亲切辅导下面，《学僧天地》办得品位不俗，除发表本院学僧研究文章外，为《学僧天地》撰搞的著名人士有南洋慈航法师、佛教学者大醒、法尊、霭亭、南亭、雪嵩、演培、苇舫、邵福寰、林子青、育枚、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季羡林、著名教育家、作家叶圣陶先生等。接着，持师又兴办了静安寺图书馆，请到著名学者黄忏华老居士掌管。
1950年，9月，为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上海佛教界发大慈悲心，在静安寺启建孔雀明王护国息灾法会七日，由持师主法。会前持师的弟子们已经请张大千的弟子王慧兰、潘贞则、王智圆绘好了孔雀明王巨幅图像，又邀请汉口易蔼如师兄来上海协助修法。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当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修葺静安寺。为此专门成立了修复委员会，由圆瑛、持师、苇舫、清定、赵朴初等十四人为委员，圆瑛任主任。面对修缮一新的寺宇，持师激动万分，挥毫写了他用以自勉的话语：“生生世世常居地，此我世尊学习精神也。”
韩惠安的女儿韩菁清，本名韩德荣，韩菁清是她的艺名。她喜欢唱歌，不顾家庭的强烈反对，走上歌星之路。1946年8月，当选上海“歌星皇后”。1949年出走香港，在那里成为影星。后来前往台湾。此时回沪拜谒持师，赠送给持师一套珍贵的《三希堂法帖》全集十二册，持师如获至宝，在此后几近的二十年间，反复临摹，观爱无比。韩菁清是时也皈依持师，修持密法，持师也赐以法名。
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广济寺召开，出席会议的华东区代表有：应慈、持松、大悲、苇舫、达圆、阿檀、妙华、映澈、范成、静权、亦幻、月涛、善灯、澹云、崇善、月西、月海、义方、根如、慈舟、盛惠、妙莲、隆海、真寂、续道、高鹤年、简玉阶、徐森玉、袁家声、方子藩、黄忏华、钟慧成、游有维三十三位，持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6月10日，静安寺举行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上海代表传达会”，持师任执行主席。
是年，上海市各界在玉佛寺为祝愿世界和平启建水陆法会，为期49天。当时主法的是虚云大和尚，圆瑛、应慈、静权、持师、妙真、大悲、如山、守培、清定和苇舫十大法师也莅会主各经坛。
　　1954年，持师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出席了人大的会议。12月12日，上海市佛教协会成立，赵朴初居士任首任会长，持师、苇舫、方子藩任副会长，应慈老法师、静权法师任名誉会长。 　　赵朴初居士时为持师的归依弟子，后来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对持师评介极高，曾说：“近代辞章精妙，学识渊博，熟谙内外典，唯持松尊者，余无人能及。”
1956年，11月，持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在加德满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及南传佛教国家纪念佛陀涅般2500周年庆典。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蓝毗尼园”就在尼泊尔境内。出访前，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北京集中，意外地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国务院周恩来总理要接见大家，大家听后心情都十分激动。代表团全体来到中南海在一个会议厅里等候总理的到来时，每个人都觉得时间太慢太慢。后来，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都自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都显得有些慌忙，总理却笑容可掬地走到持师面前，与他亲切握手。当时总理感觉持师的手冰凉，便抬头环顾四周，发现原来这个会议厅里没有送暖气。工作人员报告说，大厅送暖设备发生了故障，总理立刻对持师说：
“持松法师，真对不起呀，我向你作检讨。”
持师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总理却风趣地对大家说：
“怎么能把持松法师打入冷宫呢？对不对？”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总理爽朗地说：
“咱们说改就改，来，咱们换个地方！”
就这样，在家随总理到了另一间会议厅。然后，总理同大家一一握手。落座后，总理询问了大家出访准备得怎么样，又讲了很多鼓励的话。接见结束的时候，总理再次握着持师的手，亲切地对他说：
“我们新中国成立还不久，一些外国人对我们新中国还很不解。你们到了国外，总有一些人会提出一些问题，甚至叫人一下子难以回答，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用新中国巨大的建设成就，用社会主义国家佛教徒的生动事实，去打消他们的猜测和疑虑。国际上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共产党不尊重佛教，说什么我们国内没有一个真和尚”，总理讲到这里的时候，指了指身边的持师，说：“难道持松法师不是真和尚？”听到这里访问团的全体成员都哄然笑开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所有信仰宗教的人”。
持师一行的飞机在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一着落，就受到了尼泊尔人民的热烈欢迎。马享德国王和王后并在皇宫设素筵为持师等接风洗尘。
在尼泊尔王国蓝毗尼园的群众大会上，数万群众夹道欢迎，持师应国王之请为数万群众说法，授“三皈依法”，当时有数百群众要求持师收为弟子，持师欣然应允，为他们一一摩顶、祝愿。
12月19日至22日，上海市佛教协会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推选持师为会长，副会长苇舫、如三、阿檀和钟吉宇。持师同年又被选为上海对外友协上海分会、中柬友协理事、上海市中国书法篆刻研究学会会员。
1957年，持师身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撰著《我对佛教史籍整理的几点意见》和《佛教研究工作计划》，提出了佛教应适应时代要求的主张。
4月30日，以持师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周年纪念大会，团员有义方法师、郭朋居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送行的有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何成湘局长、刘郢处长以及中国佛协其他负责人和中国佛学院学员共四十余人。柬驻中国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先生也到机场送行。持师率团在柬期间，从15日到18日四天中，每天中午西哈努克亲王都派副官送饭给持师和义方法师吃，5月18日大会的最后一天，受到国王和皇后，以及西哈努克亲王的亲切而隆重的接见。持师也被邀为当地各界群众说法、摩顶皈依。
5月，结束了在柬的活动，代表团回国途中经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了越南。在越期间，代表团受到了胡志明主席以及祖国战线委员会孙德胜委员长的亲切接见。
　　会后又赴缅甸和日本等国友好访问。代表团回到北京后，于6月20日，持师发表了题为《衷心的感谢，虔诚的祝愿》的向柬埔寨王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播词。
9月，持师接待以阿难陀法师为团长的印度、锡兰、尼泊尔、柬埔寨、泰国、越南七国僧侣代表团访问上海，在宴会上致欢迎词，并陪同代表团随喜静安寺。
10月12日，日本佛教访华亲善使节团一行十二人，在竹村教智代理团长率领下由中国佛协副会长周叔迦居士陪同到达上海，13日使节团一行参观静安寺，应慈老法师、持师、苇舫法师等出席了欢迎座谈会，并向使节团介绍了上海市佛教界的情况。
1960年，年末，辞海中国哲学史部分的编写人员集中在陕西北路457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开会，当时写佛教条目的有二位法师，一位是苇舫法师，另一位是持师。当时持师写有《金胎两部》和《即身成佛》的条目，收录在中国佛教协会后来出版的《中国佛教》第四辑中。这两个条目可以说是密宗最为重要的教理内容，持师权威性地作出了解释。
　　程宅安为持师皈依弟子，20年代时即受灌顶。后又随日僧学东密。其两女其庄、其芝也成为持师的皈依弟子。程后来境况欠佳，其芝逢在静安寺密坛修法时常来助修，无工作，也未结婚，除向上师求法外，生活上也常得到上师的照顾。
1963年，10月，持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再次访问日本。代表团的团旗，及日本佛教界友人赠送的礼品，现均陈列在“持师法师纪念堂”内。
　　在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持师写下七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鉴真大师的崇敬之情，诗云：
教阐邻邦愿力坚，几番困阻几番前。
五篇七聚开宗范，众艺百工示秘诠。
文化交流功绩伟，法缘深结谊情牵。
殷勤此日同伸敬，报德崇恩理宜然。
1964年，7月，持师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门和平会议。这是持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访日。
1965年，3月，持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途经香港访问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还与当地的华侨一起做功课。印尼政府警察总监请求持师收其为弟子，持师欣然为其说“三皈依法”，并举行了佛教仪式。
1966年，文革开始，持师就受到冲击和迫害，被戴上了“反动佛学权威”的黑帽子，他的住处也常有人来监视，不准他跟人来往，也不准他继续著述写作。面对劫难，持师毫无怨尤和芥蒂，从不以此影响观修。
1971年，社会上不少人对气功情有独钟，好多人到静安寺找持师想让他指点定功。持师为此写了《几种呼吸法》。
1972年，画家谢之光与持师住处相近，二人常相切磋。有一天持师去谢之光家拜访，因谢不在，他留了一张便条，结果谢将这纸便条裱就装框挂在家里，常常观摩并以志纪念，持师听说后捧腹大笑。
　　持师寂灭，持师的法弟惠宗法师及持师弟子杨毓华、超方等参加了火化仪式。 　　　　　　　　　　 　　（参考：《持松法师年谱》、《持松法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