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前毗尼与法治

现前毗尼与法治

早期佛教重视和合僧，强调依律制（patimokkha） 而共住 （samvasa）。 “共住”相当于英文的communion，指人际间的相知相契，协力互助与互相约束，所不同的是，后者有天人共鉴（covenant）的意涵，属“神”与众人之间的誓约，前者则纯系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行为。

后代佛教轻视律制，不再力行初一、十五的布萨羯磨，即使有“五年学律，三年学经”的出家养成教育，对毗尼的认识，也每每仅止于自我约束的十戒、十善或出家众不得与异性单独相处、过午不食等等，即连十戒、十善的内容，也每每流于字面上的认识，疏忽“戒”与“善”本身往往因社会变迁，而需要配合制戒精神、立法原意（或道德基础），重做诠释，并取得新的共同知见。

以现代人常讲的“法治”为例，佛教往往给人不重法治的印象，好像对教团发展，就只会期待未来佛，对政治发展，就只会期待“转轮王”出世，不要求自己当下承担，如古早印度跋耆国人民一样， “数相集会，讲议正事”，这个 “数相集会”相当于僧团每月初一、十五的羯磨法会，同“界”僧众，定期聚会，讨论问题，面对问题，尝试解决，不断改善。

“转轮王”（raja cakkavatti）不是指英明的领袖，依南传增支部（I,p.109）转轮王指的是“无王之冶（arajaka cakh），无王之冶就是“法治”（Dhammo bhikkuti）。

人与人之间修养再怎么好，都会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利益冲突是生命的必然现象，除非视而不见，或已证“无生”，利益冲突才不复存在。因为利益冲突是常态，对冲突做适当的解决，势必依赖彼此同意的规则，这就是法治。遇到犯规，为提防再犯，要有适当的惩治，这不是报复，这只是提醒，早期佛教称之谓“现而毗尼” （sammukhavinaya） 。要指摘人家犯规或“举罪”，现前毗尼提出四个要件。

第一、审判员（受具足戒）全体出席，全体同意，遇到意见对立时，可先责交专门委员会（ubbahika）研究裁决，如果还不能判决，则再交给同界僧众“多数决”整个过程非常审慎，不像台湾地方法院只要一个法官就可以单独判人死刑，显得草率、野蛮。第二、审诸法条，此相当于现代刑法学的“罪刑法定主义”与犯罪之责任要件，审察是否故意或属于正当防卫。第三、衡诸立法原意，此即制戒十种因缘的斟酌。第四、原告或检举人举证，要有与被告对质的机会，并给被告充分辩白或解释的机会。台湾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规定“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显与事理有违，或与认定事实不符之证据，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规定归规定，执行上，法官常不管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对被告自白之取得，是否有“强暴、胁迫、利诱、诈欺及其他不正之方法”，加上法院的“自由心证主义”，被告的权益（特别是刑事案件的被告）根本没有合理的保障。

现代社会比较文明的司法系统，通常采取告发起诉（对犯罪事实举证）而非审问套取口供的原则，这是对人性尊严的尊重与对良心不可侵犯性（inviolability　of　conscience）的认知，关于这点，早期佛教相当文明，在正式判决之前，除现前毗尼四个要件同时满足之外，还要求被告自己认罪（即“自言治毗尼”)。“自言治毗尼”反对强迫被告做不利自己之陈述，对人性尊严相当肯定。

台湾有很多检察官往往只靠侦讯，作为犯罪事实，对于这点偏差，如果法院方面再不给当事人或辩护律师辩论证据证明的充分机会，冤案可能因此而层出不穷。

早期佛教的“法治”和“现前毗尼”，处处彰显以律法，以包容摄受大众的慈悲情操，有这样的佛教，我们的社会会因此变得比较和谐，我们的人民会因此更能同心协力。

(1991.10.《新雨月刊》第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