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的佛教思想

　　宋濂的佛教思想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又号无相居士。浦江(今属浙江)人。他博通经史，明代礼乐制度多出其手；以儒家经典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深得明太祖欢心。同时，对于百家之说，他也都能得其旨要；至于佛、老之学，研究尤精，并常与太祖论究佛经奥义。

　　宋濂自称“尽阅三藏，灼见佛言不虚，誓以文辞为佛事”(《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銮坡前集》卷一○)。朱元璋在蒋山兴国寺举办法会时，他曾作《法会记》；在他与朱元璋研讨《楞伽经》后，又写下《新刻楞伽经序》。辞归之后，终日闭户，披阅佛经，修习禅观。他平生所撰写的大量佛教论著以及经序，后来被袾宏辑为《护法录》。他还撰有数十篇沙门塔铭，被人们誉为当时的佛教史。他的佛教思想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宋濂的佛教思想，重点在于对心性之学的阐述。他认为，自佛教东渐，规模日益扩大，人们“解佛之言，行佛之行”，归根到底是要“究夫妙湛圆明之性而已”(《四明佛陇禅寺兴修记》)。因为，“一性之中，无一物不该，无一事不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诚不可离而为二”(《送天渊禅师睿公还四明序》，《銮坡前集》卷八)。心性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这是沿袭了禅宗的基本观点。

　　但是，为适应时代佛学思潮，宋濂同样提倡禅教一致说和禅净兼修论。他说：“禅则直究心源，以文句为支离；教则循序进修，以观空为虚妄。互相訾嗸，去道逾远。……轨辙虽若稍殊，究其归极，则一而已，奈何后世歧而二之？”(《金华安化院记》，《芝园前集》卷七)禅的顿悟只是对上上根性者而言；对于一般根性者，必须以文字语言给予谆谆教诲。在禅净关系上，他重视禅僧兼修净土。他称赞慧照禅师说：“至大也，师智度冲深，机神坦迈。昼则凝坐，夜则兼修净业。真积力久，至于三际不住，觉观湛然，非言辞之可拟议”。(《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大千禅师照公石坟碑文》，《翰苑续集》卷六)正是禅净兼修，使慧照声誉雀起，并为士大夫所依归，“多倾心为外护”。

　　宋濂在提倡佛教内部调和论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儒释的相资并用说。他认为：“宗儒典则探义理之精奥，慕真乘则荡名相之粗迹。二者得兼，则空有相资，真俗并用，庶几周流而无滞者也。”(《送璞原师还越中序》，《銮坡后集》卷八)因儒、释各有所偏，故若能相资并用，使之“一贯”，则可任运自在。他曾反复以自身为例，劝导世人儒释兼通。

　　儒释为何能相资一贯？宋濂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心性学说的相似和孝道理论的一致。他说：“为东鲁之学者则曰：我存心养性也；为西竺之学者则曰：我明心见性也。究其实，虽若稍殊，世间之理其有出于一心之外者哉？”(《夹注辅教编序》，《翰苑续集》卷九)儒家的“存心养性”与佛教的“明心见性”，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圣人之学，源于一心。“其心同其理同也”，推及具体修心养性功夫，两者也就一致同归了。

　　宋濂在《金华清隐禅林记》中又指出，佛教的孝道与儒家的孝道没有分歧，它们共同反映了基本的社会伦理准则。他说：“予闻《佛说毗奈耶律》云：父母于子，有大劳苦，护持长养，资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报父母恩。由是观之，大雄氏言孝，盖与吾儒不异。”(《芝园前集》卷四)在他看来，佛教同样以孝道来“化度众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士大夫学佛，也应包括学习佛教的孝道。

　　宋濂论儒释相资一致，最终要贯彻“化民成俗”、“使人趋于善道”的既定政治目的，满足“王化”的需要。他一再指出：“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无非觉悟群迷，出离苦轮；中国圣人受天眷命，为亿兆生民主，无非化民成俗，而跻于仁寿之域。前圣后圣，其揆一也。”(《金刚般若经新解序》，《芝园前集》卷七)“天生东鲁、西竺二圣人，化导蒸民。虽设教不同，其使人趋于善道，则一而已”(《夹注辅教编序》)。

　　宋濂认为，上述思想与朱元璋的治国方针是一致的，或者说正是为配合朱元璋的思想统治而设计的。他说：“钦惟皇上，以生知之圣，一观辄悟；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治心缮性，远恶而趋善。”(《新刻楞伽经序》，《芝园前集》卷五)“皇上自临御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礼乐刑政，粲然备举。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无所不用其极；今又彰明内典，以资化导，唯恐一夫不获其所”(《金刚般若经新解序》，《芝园前集》卷七)。

　　事实确是如此，朱元璋在对佛教加强控制和整顿的同时，从维护王朝利益的角度，不仅承认三教可并行不悖，而且认为佛教能劝人为善，具有暗理王纲的功效。他的《三教论》写道：

　　三者之道，幽而灵，张而固，世人无不益其事而行于世者，此天道也。……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明太祖集》卷一○)

　　朱元璋认为，佛道之教能“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释道论》，《明太祖集》卷一○)，如果注意引导，它们就会对社会产生良好效果。他甚至援佛入儒，以儒释佛，说佛教也讲“三纲五常”(《心经序》，《明太祖集》卷一五)这实际上是要将三纲五常引入佛教，把理学的伦理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朱元璋的佛教理论虽然比较贫乏，但它的主题十分清楚，那就是，佛教思想必须有助于现实政治，佛教徒应该为封建王朝效力。因此，他确认佛教“实而不虚”，强调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去恶扬善作用。他一方面对“造愆而犯宪”、不持戒律的僧侣坚决“论如律”(《僧犯宪说》，《明太祖集》卷一五)；另一方面则对高僧大德表示尊重，鼓励他们还俗为官，“由此而扬名，欲出为我用”(《拔儒僧文》，《明太祖集》卷一五)。

　　宋濂的佛教思想，基本上是对朱元璋佛教政策的阐述和发挥，使佛教有效地为明王朝服务，从中也体现出他们之间默契的君臣关系。宋以后，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不断强化，佛教更多地依赖于王权政治，佛教思想更多地适应理学精神。宋濂的有关思想，奠定了有明一代佛教思想的基本格局，在佛教思想史上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