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社

僧社又叫法社、莲社、净社、香火社等，是崇奉佛教的官僚贵族和在家居士同僧人结成的信仰团体。最早的莲社是由净土宗的先驱者，东晋高僧慧远创办的。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伟，风鉴朗拔”。他对祖国文化的深厚修养，以及风度魅力，对士大夫很有吸引力，使得“宿儒英达，莫不服其远致”。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一百二十三人，都“弃世遗荣，依(慧)远游止”。慧远于是和他们集于庐山北面般若云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西方净土。这样，中国的第一个莲社便产生了。莲社的创立开辟了僧俗交游的新蹊径。当时人选的条件比较苛刻，连著名诗人谢灵运一度被拒之门外。谢灵运通佛学，主张顿悟说，把《大般涅槃经》整理成南本。他的十世孙、中唐诗僧皎然对他十分推崇，曾说“康乐公(谢灵运)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诗式》卷1)唐末诗僧齐己否定“心地更精”的说法，认为“谢灵运欲入社，远大师以其心乱，不纳”，“谢公心乱入无方。”很可能由于顿悟说尚未被当时的佛教界普遍接受，谢灵运主张顿悟说，佛教界的正统派人物认为他“心乱”，为了加以压制，以便不惹出麻烦，干脆连佛教的外围组织也不让他加入。
　　到了唐代，僧社普遍发展起来。入社的士大夫成分也颇为复杂。由于历史的原田，庐山东林寺和西林寺仍然是僧社中活跃的处所。此外，洛阳和其它一些佛教寺院都有一些僧社。
　　士大夫怀念僧社和社友，为被邀入社而高兴、欣慰，反之，则会失望，在下列诗句中有所反映。
　　权德舆《酬灵澈上人以诗代书见寄，时在荐福寺坐夏》说：“碧云飞处诗偏丽，白月圆时信本真。更喜开缄销热恼，西方社里旧相亲。”
　　白居易《与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诗说：“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做主人。”又《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满晦三上人》诗说：“一训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头陀会里为逋客，供奉班中做老人。……最惭僧社题名处，十八人中空一人。”
　　李涉《游西林寺》诗说：“十地初心在此身，水能生月即离尘。如今再结林中社，可羡当年会里人。”
　　周贺《秋晚归庐山留别道友》诗说：“已许衲僧修静社，便将樵叟对闲扉。”
　　张枯《题苏州思益寺》诗说：“会当来结社，长日为僧吟。”
　　韦蟾《岳麓道林寺》说：“何时得与刘遗民，同人东林远公社。”
　　戴叔伦《与友人过山寺》诗说：“谈诗访灵彻，人社愧陶公（陶渊明)。”
　　刘禹锡《广宣上人寄在蜀与韦令公唱和诗卷因以令公手札答诗示之》诗说：“若许相期同结社，吾家本自有柴桑。”
　　郑谷《次韵和秀上人长安寺居言怀寄渚宫禅者》说：“旧斋松老别多年，香社人稀丧乱间。”陆龟蒙《奉和袭美夏景无事因怀章来二上人次韵》诗说：“还闻拟结东林社，争奈渊明醉不来。”
　　温庭筠《长安寺》诗描绘了自己游长安寺所见到的美景后，感叹说：“所嗟莲社客，轻荡不相从。”《重游圭峰宗密禅师精庐》诗说：“百尺青崖三尺坟，微言已绝杳难闻。戴颐今日称居士，支遁他年识将军。”
　　僧人也有相应的反应。贯休《题峄桐(一作择词)律师院》中说：“如结林中社，伊余亦愿陪。”
　　诗歌创作是唐人文化生活的一大宗内容，这也就规定了僧社活动的主要内容。《全唐诗》中儒释间互相奉和酬答的诗为数颇多，就是儒释联句的诗，也有将近六十首。当我们读到这些诗歌时，往往会听到僧人、士大夫信仰的回声。僧社活动的具体情况囿于资料的贫乏，今日已不可详知，下面一些零星资料，披露了一些消息。牟融《游报恩寺》诗说：“山房寂寂筚门开，此日相期社友来。雅兴共寻方外乐，新诗争羡郢中才。茶烟袅袅笼禅榻，竹影萧萧扫径苔。醉后不知明月上，狂歌直到夜深回。”温庭筠《寄清源寺僧》说：“石路无尘竹径开，昔年曾伴戴颐来。窗间半偈闻钟后，松下残棋送客回。帘向玉峰藏夜雪，砌因蓝水长秋苔。白莲社里如相问，为说游人是姓雷。”
　　白居易在洛阳，“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栖，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勺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唐才子传》卷六)僧社的宗旨是期望往生西方净土，实际修行，戒律修禅，双管齐下。除了宗教活动外，还有一些其它活动。把上述考察，可知僧社活动是作诗，兼或品茶、唱歌、下棋、清谈、游赏，僧社成员平时靠书札进行联系，若相离太远，还写诗表达类似若干周年社庆之类的贺意。实际上是僧人和士大夫双方自愿举办的诗歌讲习班。和士大夫家容僧尼相对而言，僧社为佛寺容纳士大夫。
　　这样的社会生活在今天看来是奇特的，而在当时是自然的，这是由唐代诗歌创作的普及化所衍生的。另外，儒释主张的调和也是重要的条件。士大夫思想受佛教影响，以居家出家的修行法，是能够为社会承认的。僧徒的不染尘俗，自然不参与世俗活动。诗歌所反映的内容其实是尘世的事。就连写诗已为司空图一语道破：“解吟僧亦俗。”
　　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说：“以诗为佛事。”尚颜《读齐己上人集》诗说：“诗为儒者禅。”李涉甚至赞美四川的道器法师是“冰作形容雪作眉，早知谈论两心知。如今不用空求佛，但把令狐宰相诗。”这样，士大夫和僧人各自向对方靠拢，彼此和悦地同处在一块空间，以相近的心情陶醉在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方外之乐中。在这种场合里，他们几乎是以平等的诗友身份结合的，于是乎无僧无俗，无长无少，无贵无贱，只有才思的敏捷迟钝之分，表达技巧的高低之分。“贵侯知重曾忘势，闲客频来也悟空”，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士大夫平素在衙署里是官吏，在家庭中是家长或后辈，受着种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不得不峨冠博带，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循规蹈矩，维持着榜样的形象。当他们在僧社时，才感到暂时摆脱了种种约束，放肆地“科头箕踞”，感到全身心的舒展，全身心的解放。只有在这种场合，他们的自然属性和本来面目坦露出来，才显示了自己是真正的人。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真正地归真返璞了。可见，僧社是区别于一般社会的特殊社会，是区别于污秽龌龊尘世的“净土”。因此，僧社中的儒释友谊便显得十分纯真和谐，没有虚伪欺骗，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当士大夫知道僧社中僧人去世的消息时，一方面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说他已到“西方作主人”，自己不必惆怅，一方面又从世俗的角度出发，“故山弟子空回首”，寄托无限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