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真大德　世间伟丈夫——记吴立民(信如)先生

初见吴立民(吴信如)先生，是在1995年冬的北京广济寺。他正由女儿吴年生陪同，乘车前往八大处佛牙舍利塔参加佛事活动。几句话，便结下了奇特的缘分。他清瘦而矍铄，温厚而明澈，不分长幼都叫他“吴老”。后来才知道，“吴老”这一称号是比他大近20岁的当代维摩诘赵朴初先生最早叫开的。
　　赵朴初，吴立民，佛门这两位大德的相交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1952年，吴立民作为唐生智将军的秘书来到北京，随唐参与了筹组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他与赵朴初从那时起，到后来的几十年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最近笔者读到赵朴老于1998年元月11日致吴立民先生的信，其中写道：“久闻大德得金刚阿阇黎位，今乃证实。昔顾老师曾传蒋维乔居士某种法，蒋习之，夜夜放光，此蒋老亲告我者。高观如居士言顾老正知正见，惜我无缘一遇。大德既是顾老嫡传，今后当多请教。”
　　信中所说的“顾老师”，即吴立民的师父顾净缘居士。净缘大士系顾炎武后裔，精通儒、释、道三家，创办长沙二学园道场而为掌法。1929年在日本三宝院醍醐流受东密两部传法灌顶，1937年与贡噶活佛参学藏密。顾大士后来传法于吴立民先生，使吴先生正式成为东密传人。现在日本陆续有人来华朝拜，盖因此也。
　　做人成佛，本来不二；世出世法，理应圆融。一切行人的果地成就，皆取决于其因地愿行。从吴老那不寻常的生涯中，我们会受到许多启迪。历史的烟云在撩动着我们的思绪……
　　吴立民先生号吴明，法名信如，1926年诞生。祖籍湖北阳新，5岁丧母，7岁丧父，先是被人收养，后因日军入侵中国，收养者生活无着，将他送到武汉孤儿院。武汉沦陷后，孤儿院被迫解散，于是他在街头流浪一年，辗转来到长沙，被唐生智将军和顾净缘掌法收为义子，让他在二学园道场修学佛法。由于吴立民自幼天资颖悟，勤奋好学，深得师父厚爱，后来不仅把东密传法许可灌顶印信及藏传密籍亲授于他，而且将爱女许配给他。
　　唐生智将军与顾、吴师徒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这位爱国名将早年参加讨袁、护法诸战役，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等职。彭德怀、贺龙、陈赓等都曾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在顾净缘居士处受三皈五戒，并命令全体将士皈依佛教。由于这个原因，他不仅从未与中国共产党打过仗，而且还济困扶危，修庙、办学校、办孤儿院，从事各种慈善事业。解放前夕，吴立民先生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在唐生智身边做地下工作，协助他举行湖南和平起义。蒋介石、白崇禧闻讯派人来抓唐生智，吴立民先生掩护唐将军迅即转移，并将唐的眷属安全护送到上海。途中敌人的子弹从吴立民的脚边擦过，险遭不测。
　　解放后，唐将军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和政协副主席等职。吴立民先生一直做他的秘书。同时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还担任湖南代表团党支部秘书。后来，吴立民又担任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秘书长、省政协文史委主任、历史学会理事长、船山学社社长、哲学学会顾问等一系列职务。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前后，特别是在随侍唐生智将军期间，吴立民先生有幸成为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有时甚至是参与者。例如：
　　吴立民记得，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先生发言阐述他的人口理论，邵力子先生在他之后发言表示赞同，还献出一个不知从哪里搞来的“宫廷秘方”：女人吃了蝌蚪可免怀孕。而毛泽东却说：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晓得人有两只手。……
　　“文革”中，唐生智、顾净缘、吴立民三人都受到迫害。有人逼唐生智揭发贺龙，被唐拒绝。他们抡起棍子把唐打了一顿。顾净缘居士于1973年去世。吴立民受唐、顾冤案株连，被排入湖南省“黑鬼”名单，第一名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张平化，最后一名是吴立民。以后的命运自然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挨整挨批，关牛棚，进“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等等。
　　历史真有意思。吴立民被“落实政策”之后，回到省委统战部担任副部长，他分管的工作恰恰是落实政策工作。为了替一些无辜者洗去不白之冤，吴立民不遗余力地到处奔走呼号，直到他们彻底平反昭雪仍不罢休，还要做好安排亲属等善后工作方能安心。至于吴老自己的亲属如何安排，他概不过问。
　　尽管几十年来公事繁忙，文牍如山，吴立民始终没有中断佛法的修持和佛教文化方面的研究。因他离休之前，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盛情邀请他来京主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他非常崇敬赵会长，为此他考虑了一年之久。最后，他终于做出决定，要把新的弘法利生之重任担负起来。
　　那是1990年，位于中南海东侧的北长街27号，一个普通的北京小院落，这便是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办公的地方。吴立民先生初到这里，吃了两年食堂，晚上常靠方便面打发。他有很多构想。他提出了一系列亟需落实的重要事项。作为所长已够操劳的了，他还担负起主办《佛教文化》双月刊、主编《佛学研究》年刊的重任，并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以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这意味着他集行政、编审、教学、研究于一身。但他不负赵朴老的重托，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运转着这一切。此外，他不仅在大陆、香港等处讲学，而且还要出访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交流佛教文化。佛教文化圈内外的很多社会活动也不断找到他的头上。他还得伏案著书，有大量的文稿要写。
　　吴立民通儒、释、道及诸子百家乃至书、画、乐等技艺，文字般若造诣很深。他的著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可谓符契相合，文质彬彬。这些著述有的已经面世，有的则尚未付梓。此处略举其要有：《药师经法研穷》、《地藏经法研究》、《佛教各宗大义》、《楞伽经讲记》、《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禅定述要》、《周易象数研究》、《序卦研究》、《黄庭经研究》、《丹法述要》等等，吴老每一部著述均能深入该领域的堂奥，发前人所未发，足以开启来者，造福众生。
　　且让我们看看国内外对于吴立民先生研究成果曾经作出的反应。最引人注目的是吴立民对中国陕西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的破译。1987年发掘法门寺地宫时发现4枚佛指舍利及2000多件稀世珍宝。这些举世瞩目的文物是按照佛门的什么法度仪轨摆设的?从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等角度都得不到完满解释。由于吴老自幼从师学密，又有广博专精的文化根底，所以见地宫宝器如睹故物，感到别样熟悉而亲切，均能一一加以破译；甚至连法器上的图案、文字(包括梵文)都能一一指划明白。经吴立民考证揭示：法门寺原是唐密祖廷，地宫完全是按照唐密曼荼罗的形式配置安放各种法器及其它物品的。国家文物局认为这是继法门寺地宫发掘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指出：“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发现，十分了不起。”
　　1994年10月，吴立民先生在日本举行的第五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和日本真言宗各派总大本山在智积院邀请的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的讲演，首次向世界公布其破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的成果，引起很大震动。日本报刊评价：“吴立民所长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报告。”“此论文是迄今世界历史上有关法门寺的空前研究成果，必将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国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新闻媒体也都对此作了报导。谢慈悲先生当时深有感触地撰文：
　　……与当年出土地宫佛指舍利的那些考古学家们一样，“出土”地宫曼荼罗的吴立民、丁明夷、韩金科、许力工等佛学专家，他们的名字都将为历史所铭记。但是，应当郑重指出的一点是，对于吴立民先生而言，如果历史也像今天的新闻媒介一样，只是简单地记下他的“学者”身份或“教授”头衔，那肯定失之浮浅。因为这中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仅仅依靠“佛学”的学术训练和素养，也许可以稍稍“接近”地宫的曼荼罗真面目——事实上，在1990年就已经有考古学家做到了这一点，在地宫某个具体法物上指证出曼荼罗意义来——然而，导致最终明了那个神秘地宫全部意义、“揭秘”和“破译”全部曼荼罗的——只能是那种既具备佛学知识、更怀有真正的信仰直觉的悲悯心灵，是谓“佛缘”。赵朴老之“佛缘”举世尽知，不烦赘言，吴立民先生亦少小学佛，师从密宗大德，学东密、台密，固有“佛缘”在焉。说来也巧，许多年后，1994年正月初二，他在前往北京佛牙塔朝拜之际，忽遇瑞雪，当月底，在前往西安察看佛教文化遗迹时，他再次遇到倏忽之间天降瑞雪的奇迹。老人凝望满天飞雪，一时间数十年学佛经历都来眼前，不禁动容。再后来，当法门寺地宫奥秘大白于世之后，他回想起这年初的两场奇遇，仍要悄然自问：这究竟是密教所说佛加持的不可思议境界呢，还是昭示发现地宫曼荼罗时机业已成熟的真佛缘?1992年初，在上海某名寺之中，有一密宗坛场甚小，经过者甚众而大多不予注意，惟吴先生驻足凝视良久，并为诸人细致解说，时本文作者在侧，印象甚深。作者相信，后来吴先生在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方面的成就，端赖此种“佛缘”，岂能仅仅局限于报刊间所谓佛教“学术”之力!
　　除了破译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外，赵朴老还多次委托吴老出面解决一些别人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如为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塔地宫重新庄严设计(注：“庄严”是具有特殊含义的佛教用语)。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0年，开始在“招仙塔”原址的旁边重建新的佛牙舍利塔，于1964年完工。此塔内部有七层殿堂，底层为地宫，上有佛牙舍利堂，以七宝金塔供奉佛牙舍利。以上六层，分别供养着汉、藏、蒙、傣等各民族佛教的经像和法物。为了适应国内外信众朝拜的需要，重新庄严设计佛牙舍利塔地宫的重大任务提上了日程，并自然地落到了吴老的身上。
　　1994年春节，吴立民带着赵朴初的重托来到位于八大处的佛牙舍利塔。此时瑞雪初霁，天朗气清，吴立民入塔朝拜时，众皆见佛牙放光。吴老按照“在经典上有根据，在历史上有传承，在当机上有创新，在方便上有特色”的原则，精心设计了新的佛牙塔地宫佛牙舍利供奉仪轨。如地宫内除了供奉佛牙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肉身舍利之外，吴老还提出供奉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舍利”的方案；法身舍利不光包括历来传诵的小乘佛教的“缘起偈”，而且还包括大乘佛教的“三是偈”和密乘佛教的“十缘生句偈”。赵朴初先生亲自书写了以上三个能够代表释迦牟尼佛法身的偈子刻在碑上。在佛牙舍利塔的外面，一幅巨大的书法艺术杰作雕刻在塔后的翠微山的崖壁上：那是赵朴初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也是吴立民整体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宫的重新庄严设计工作接近尾声，吴老用他那端庄凝重的魏碑体楷书撰写了《佛牙塔重修碑记》，碑文说：“双身舍利，圆融光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护国兴教，弘法利生。唯斯塔也，通显密于相好，会金胎于妙体；聚七宝以庄严，融二世以示现。其恩被于娑婆世界，加持于人间净土者，重重无尽。不可思议者也。”
　　上个世纪末，吴立民又一次应赵朴初之请，为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石经归藏地宫这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花费了许多心血。1999年9月9日9分9秒，中外闻名的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石经终于成功地归藏于密闭、充氮、恒温、恒湿的新修地宫内。这次石经归藏大法会的整个仪轨都是吴立民亲手设计。吴老还亲自撰写了石经回藏缘起碑文。吴老在他恰好1999字的《房山云居寺辽金石经回藏缘起碑》的碑文中指出：“房山石经乃佛教石经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保存最全之民族文化瑰宝，亦为人类文明史与世界文化史上之壮举。其铿锵斧凿之声，至今犹如天鼓雷音。”“石经回藏，实为中国文化历史连续性和民族凝聚力之体现，以此告慰先祖，昭示后人”。
　　自从太虚法师说了“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这句话后，几乎人人加以认可。吴立民尊重前人但却不因袭前人，他认为，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如果完整地表述应当是：“中国佛教的特质在宗与教。”“宗”是禅宗，“教”是教下，即天台。“宗教”一词即来源于此。中国佛教只有天台宗是中国和尚自己创造出来的。佛教的很多道理都是天台宗讲的，后来禅宗不讲这些，只讲顿悟，很容易流于狂禅。故天台可以补禅宗之不足。应当既通宗又通教。关于天台宗的传承法系和“法华三昧”，吴立民考索至详，解说至精。1998年元月吴立民应邀赴韩国讲天台宗，引起热烈反响。与会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天台宗的最高成果。
　　禅宗与天台宗一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当今真正能够继承它的法脉的是谁呢?笔者认为，吴立民应当算一个。他显密双修，通宗通教，在禅的修行上也是有见地、有行履、有功夫。有人曾在港报上载文说：“见吴老如见历代祖师。”
　　中国禅宗原分为南北二宗，北宗神秀提倡“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渐修，南宗慧能主张“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顿悟。吴立民认为，这本来是修持方法的差异，并不是禅的本体有什么不同。自从神会和尚力弘南宗、极排北宗之后，中国禅宗就倾向“只讲顿悟不讲渐修，不重行而惟重智，不主内定生慧而惟主以慧摄定”的极端，“积习相成，每况愈下，乃至不知圣教何所说，不知修行何所依，坐都不能坐定，参从何处起疑。正行还未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遂云眼前见性，于是野狐禅行天下，满街都是圣人矣”。吴老借喻明理云：“北宗如塔基，南宗如塔尖，其实塔基塔尖是塔的一个整体，渐修顿悟也是禅修的一个整体。”“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上乘功夫，南宗之高于北宗犹塔顶高于塔基，然若离开塔基，其塔尖不是悬空而挂，落于实地不将粉碎吗?”
　　特别要提起的是，吴立民为了在世法上弘扬中华文化，同时在出世法上倡导实修实证之风，用心良苦地独创了《药师茶供会仪轨》，将茶与禅，禅与密结合起来。赵朴老为此于1998年元月先后两次致函吴立民，表示“无任①(注释：无任：非常；十分(用于感激、欢迎等)。)欢喜赞叹”，并征询吴老意见：可否将此印成书?如需密传，可否以电脑印若干册?
　　吴立民在《药师茶供会仪轨》前言里说：“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一大贡献。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无相，不即不离。”而“茶禅文化兴起之时，正是唐密隆盛之期。”“药师法是中国早期密法，唐代弘扬最盛”。这是释迦、药师、大日非一非二，本师本尊一具之法，是法性法相双融之法，是圆通显密、圆融世出世法之大法。“药师法的本质就是药师定”，“药师定者，融秘密禅修色之要、会如来禅修息之奥、通祖师禅修心之妙”，把生活中饮食、呼吸、睡眠三方面与修持结合为一体，是眼前脚下做人做事之真正的生活禅。吴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既契禅密法义，又合茶道原则，盖茶禅一味，而禅密一体也。”
　　大家知道，举世闻名的日本茶道源于中国。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从中国留学回国后，将茶种植于禅寺，并著有《吃茶养生记》。后来又有大应国师等好几位日本禅僧来华学习茶道并成为茶师。其后日本大德寺一休和尚传茶道于弟子珠光，创出富有东瀛文化特色的茶道。日人山上宗二在其茶书中写道：“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归依。”而东瀛之禅同样是由中国传入的。吴老本人深得茶道三昧，他在《与瀛洲茶人聚会口占》那组诗里有一首这样写道：“一壶清凉水，满盏甘露味。参得其中趣，法证无生位。”
　　吴立民有感于中国茶道失传已久，而今日丛林生活中之禅密修持、国家精神文明之建设、茶禅文化之弘扬，均亟需中国自己之茶道。所以，他根据师传药师经法之精神，参考《瑜伽施食仪轨》，借鉴日本茶道，创编了《药师茶供会仪轨》，并分为繁、简两种用本，繁本供药师法会大供用，简本供一般茶会用，以作为中国茶禅学会创演中国茶道之法本。此法本即可为禅门清修供施之仪，又可为佛家表演茶道之用。吴立民拟在条件成熟时请寺庙的僧人依此法本先行演练，然后再逐步向国内外推广。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方在而立之年的吴立民先生曾先后受到三次特殊的邀请。第一次是1957年，中国大数学家华罗庚想调他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尖端数学课题；第二次是1959年，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著名哲学家李达想调他担任武大历史系主任；第三次是1962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一次会议上与他谈了两个小时的宗教问题，大为赞叹，想调他到中国佛学院担任教授。每一次都因湖南省委不同意放人而未能成行。
　　吴老现已步入耄耋高龄。他女儿吴年生告诉笔者：老人家心中久久盘旋着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把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和北京佛牙舍利安放供养于重新庄严设计的地宫里。他受赵朴初会长之托，为北京佛牙塔地宫庄严设计；并应法门寺静一法师之请，为法门寺地宫庄严设计。以上的心愿现已圆满实现。第二件事是由中国佛教协会筹划重新编修一部汉文大藏经，其必要性、紧迫性及其重大意义，吴老已多次论及。这是一个关系中华文明长远建设的浩大工程，需动员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这部新编汉文大藏经一旦问世，将大大优于日本所编的《大正藏》。但目前世界最为通行的却是存在明显错误的《大正藏》。这对于中国这个泱泱文化大国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不能安睡的问题。此事正在等待机缘的成熟。第三件事就是把顾净缘先生和他本人编着的大量著作刊行于世，为中华文化大厦添砖加瓦，这件事正在进行当中。
　　最近，吴老的一部60多万字的新著《楞伽经讲记》(上、下)已经问世。这本书付梓前吴老写了一篇自序，我大饱眼福地欣赏着这5页墨迹尚新的魏碑体小楷，只觉得铁画银钩，力透纸背，一股金石之气扑面而来。“书者，如也。”字如其人。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眼不花，手不抖，也不用在白纸上打格子，就看那支“戴月轩”制作的紫毫小楷毛笔在老人手中迅速移动，落在纸面上的文字横竖成行，犹如刻镂而成。由此一斑，可以窥见吴老那颗清净而凝定的心。
　　我相信：中国会进一步熟悉吴老，世界会进一步了解吴老。吴老也正在同大家一起，为着转娑婆为净土的人间伟业而工作。他预示：二十一世纪将是东方文明的世纪，也一定是净琉璃光加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