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本行集经》中的“许”和“者”

《佛本行集经》中的“许”和“者”
　　曹广顺
　　[北京]中国语文，1999年第6期
　　440-4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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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曹广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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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冯春田　1992　《唐五代某些语法现象浅析》，《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2　江蓝生　1988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
　　3　梁晓虹　1994　《佛经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4　余蔼芹　1995　《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中国语文》第4期。
　　5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一
　　1.1《佛本行集经》，隋?阇那堀多译。阇那堀多(Janagupta)，北印度犍陀罗国人，公元523年生，幼年出家，公元559-560年至长安，止于草堂寺，以后渐通汉语，应周明帝之请，为其翻译佛经。公元585年至洛阳，继续从事译经事业，公元600年逝世。生前共翻译佛经39部191卷，是隋朝重要的佛经翻译家之一。《佛本行集经》是其译经中重要的一部。
　　1.2隋到唐初，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可能既包括基础方言的转变，又包括语体的改变），语言中出现过错综复杂的变化，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这个时期的口语文献稀少，又使我们无法作深入的研究。佛经文献因其性质决定，应该是比较接近口语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佛本行集经》的语言，颇有那个时期的特色。例如，处置式中介词已开始用“将”，“把”仅见1例；动补式已开始使用，“得”、“却”已有了状态补语的用法，"Vt+O+Vi"格式也同时使用；结构助词“底”还没有出现，却可见其他词语用法上呈现向结构助词发展的趋势。从这些语法现象看，《佛本行集经》的语言应是早于唐代，但又不远离于唐代的。换言之，说它是隋朝的作品，应当是可信的。因此，我们希望《佛本行集经》能够弥补中古后期到近代前期汉语文献的不足，通过对它的研究了解这个时期的汉语概貌。
　　1.3以上我们说过，《佛本行集经》中结构助词“底”还没有出现，其中使用的类似结构助词用法的词，有“许”和“者”。本文将介绍《佛本行集经》中“许”和“者”的用法。
　　二
　　2.1.1“许”在《佛本行集经》中类似结构助词的用法主要用于代词之后，使用的格式多为“代词+许”，也有“代词+许+名词”。
　　(1)此象谁许，欲将何处？（一三）
　　(2)此一封书是汝释种摩那摩许，遣我送来。此一封是尼娄驮许，此一封是难提迦许，此一封是拔提伽许，此一封书是难陀许，此一封是阿难陀许，自外诸书各各是彼诸释种子，寄与汝来。（二七）
　　(3)汝等当知，彼罗刹女，不久应来，或将男者、或将女者，显示于汝。……汝等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许，我非彼物，非我男女。（四九）
　　(4)又时夜渴，见他澡盥，谓言自许，遂取而饮。（五五）
　　(5)希有我子，大有福业，从生已来，所作饮食，色香味具，倍胜他许。（五八）
　　(6)汝不知乎？从来为此摩尼娄陀所造饮食，恒常十倍胜他人许。（五八）
　　(7)若无因缘，自许眷属，犹不亲近，况复他人。（二一）
　　(8)自许左右，及眷属等，悉舍魔王，诸方奔走。（二十六）
　　(9)犹如童蒙小儿辈，戏于自许粪秽中。（二十八）
　　(10)我今宜以自许报身，往见世尊。（三十八）
　　(11)自许左右，及眷属等，悉舍魔王，诸方奔走。（二六）
　　(12)我等亦为此朋友故，亦复各为自许物，来此林内，求彼淫女。（三九）
　　2.1.2“许”的上述两种用法也见于其他魏晋译经中：（注：以下5个例句转引自梁晓虹1994。）
　　(13)龙王明日现，来与王相见，语王：“王有大恩在，我许女昨行，为人所垂，得王解之。”（《旧杂譬喻经》下）
　　(14)彼等谁最在前出者，即去上衣自恣著而已，随意而去，亦不专求自许本衣。（《起世因本经》）
　　(15)中靥有一鬼，担死人来著前，后有一鬼逐来嗔骂前鬼：“是死人是我许，汝何以担来？”（《众经撰杂譬喻经》）
　　(16)此诸宫殿，玉女营从，尽是我许。（《出曜经》）
　　(17)“识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识。”因指北壁有一囊挂锡杖及钵云：“此是杯渡许，今因君以钵与之，并作书著函中，别有一青竹杖。”（《高僧传》）
　　这些“许”字的用法和《佛本行集经》中一样，也都是用在“名词+许／名词+许+名词”两种格式里。
　　2.2.1以上两种用法中“代词+许”的一类，尤其值得重视。在现代汉语里，“代词+的”表示领有，是“的”字的功能之一。但在古汉语中，“者”和“之”均无此功能，直到唐代以后，“者”才出现了类似用法，（注：以下6个例句转引自冯春田1992。）如：
　　(18)麦地占他家，竹园皆我者。（《寒山诗》）
　　(19)休佑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酉阳杂俎》）
　　(20)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客。”即取自己者食之。（《幻异志》）
　　(21)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文，竞不知是何祥也。”（《开天传信记》）
　　(22)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唐国史补》）
　　(23)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野者上、园者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茶经》）
　　以上六例，前三例用在代词之后，后三例用在名词之后。“者”字的这种用法被认为是唐代新出现的。此后，结构助词“底”也有了类似的用法：
　　(24)洞山云：“就师乞眼睛。”师曰：“汝底与阿谁去也？”（《祖堂集》五）
　　2.2.2结构助词“的”在现代汉语里可以出现在以下6种格式中：
　　A名词+的+名词（我的书）　　　A′名词+的（我的）
　　B形容词+的+名词（新的书）　　B′形容词+的（新的）
　　C动词+的+名词（买的书）　　　C′动词+的（买的）
　　其中A、B、C是古汉语中“之”的功能，B′、C′是古汉语中“者”的功能，A′在古汉语中没有一个相应的词，中古以后“许”开始出现在这一位置上，填补了以上系列中的空缺。或者我们可以说，现代汉语结构助词“的”，从功能上看，应该有三个来源，名词前作定语的来自“之”，动词、形容词之后的来自“者”，名词之后的来自“许”。这正如我们过去曾指出的，现代汉语许多虚词的功能，就好像是从侧面看一块沉积岩，其上的每一条花纹实际上都是一层历史的沉积，当我们展开它们的时候会发现，一个虚词在历史发展中可能不断受到其他虚词的影响，融进其他虚词的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讨论一个虚词的历史来源时，应该把视野扩大一些，要把时代相近、功能相关的词放在一起去考查，而不能仅局限在一词、一字之中。如果局限在一词、一字之中，我们就很难说清这些虚词的历史。
　　余霭芹先生《广东开平方言的“的”字结构》一文中介绍，在开平方言中，定语和名词之间没有标志(A、B、C)，名词化(A′、B′、C′)的标志用“个”（“个”用作结构助词的产生过程和它在近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我们曾专门介绍过（注：“底”的发展过程请参阅曹广顺1995。））。开平方言中“的”字结构情况提示我们，现代汉语中结构助词“的”的功能可能可以分为两大类，而其前身，也可能是分两个步骤聚合在一起的，A′和B′、C′的合流是其步骤之一。《佛本行集经》中的“许”正好提供了说明这一合流步骤的原因和过程的材料。
　　2.3中古“许”字用法比较丰富，其中有两种用法可能和上述用法的“许”字有关。
　　1.表示处所。如：
　　(25)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主客无间。（《世说新语?文学》）
　　(26)我欲赴沙门许受戒，此蛇何以当我前？（《众经撰杂譬喻经》上）
　　(27)如来世尊，今者外许，别有五百客比丘来。（《佛本行集经》三六）
　　江蓝生先生(1988)认为，“X许”原意为“X那里”，经过词义虚化，变为“X的”义，表示领有。
　　2.梁晓虹先生(1994)认为，佛经中除“许”外，“所”也有类似的用法，而“我所”是“我所有”的省略，“所”再影响到“许”，使“许”有了表示领有的用法。
　　佛经中“所”字确实有例子类似结构助词，例如：
　　(28)谁能救济我所寿命，我当终身善好奉事。（《撰集百缘经》）
　　这样的例子在佛经中似很少见。同时，如果“我所”是“我所有”的省略，那么，在没有中心语时，“X所”应该是用作转指，指代其后省略的中心语。但是，在实际使用中，“X所”却经常作为表示“自指”的助词使用。如：
　　(29)王子佛所，生尊重心。（《佛本行集经》三）
　　就我们所见的材料看，虽然不能说“所”和“许”表示自指和转指是处于互补状态，但是“所”多用于自指，“许”多用于转指的倾向是明显的。因此，说“许”是由受到“所”的影响而产生了表示领有的用法，有一定的困难。
　　比较两种意见，从处所引申出表示领有可能更合情理，在汉语中除此之外也还有类似的例子。
　　三
　　3.1“者”在古汉语里是结构助词，主要用于B′、C′两种格式中，唐代以后“者”变为“底”，功能扩展到A、B、C、A′四种格式里，逐步形成了现代汉语“的”的语法格局。（注：“底”的发展过程请参阅曹广顺1995。）上一节中我们介绍了《佛本行集经》中由“许”构成的格式A′，以及唐代“者”进入格式A′的情况。但是，“者”进入A′并不等于它可以进入A、B、C，因为二者的功能并不相同（如果A、B、C和A′、B′、C′中的结构助词的功能相同，古汉语中“之”、“者”的区分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我们把A类的功能看作是限定，A′类的功能则可能是表示具有某种性质或特征。A′类有可能变成A（当把某种性质或特征和物体联系在一起时），A类却较难变成A′（把限定的对象去掉时，限定成分无法表示具有某种性质或特征的事物）。由此推论，其变化过程应是从A′到A。《佛本行集经》反映的语言正好在变化之前，应有一个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3.2《佛本行集经》中出现了一些“之”、“者”连用的例子，如：
　　(30)五种衰相出现之者，尊必不久，当下兜率，生于人间。（五）
　　(31)时彼场内所有人民，观看之者，悉唱呼呼叫唤之声。（一三）
　　(32)外方邻邦亦无侵夺，欲共圣子斗战之者。（一七）
　　(33)汝诸人辈，所问之者，是何妇女？（三九）
　　(34)又如诸龙雪山最，飞行之者空最高。（三九）
　　(35)是时至处，无有一人能解如是议论之者。（三八）
　　(36)若有女能供养于此神明之者，其女所可有心求愿，即得成就。（四五）
　　(37)彼人以此虚妄语故，受是尊重供养之者，彼人头破，作于七分。（四六）
　　以上8例，前5例“之”用如助词，“者”用如代词，意为“……的人（龙）”。例(35)、(36)、(37)则有所不同，这三例中“之者”也用在动词性短语之后，但动作的施事或受事，在句子的前面已经出现过了，其中的“者”无法解释成代词。此时的“之者”应该是连用的结构助词，它们构成的是一个格式C′。“之”进入格式C′带来两种可能：1.“之”受“者”的影响，A类格式中的名词可脱落，产生A′类；2.“者”受到“之”的影响，进入格式A。从后来的发展看，唐代进入A类格式的“者”呈增加的趋势，“底”出现后发展加快，到宋代时，开始全面出现在A类三种格式中；“之”则始终没有出现在A′类。（注：唐代“之者”连用及“者”用于格式C的例句，请参阅冯春田1992。）
　　魏晋其他译经里，也出现过上面介绍的两种“之者”连用的用法，前者如：
　　(38)佛说四非常，在之者，众祸殄，景佑昌。（《六度集经》三）
　　后者如：
　　(39)彼兔王者，或能值见飞鸟走兽命尽之者，为我作食。（《撰集百缘经》四）
　　3.3《佛本行集经》中也有个别例子“者”用在格式C（动词+者+名词）中：
　　(40)时净饭王为于太子，造三时殿……拟冬坐者殿一向暖，拟夏坐者殿一向凉，拟于春秋二时坐者，其殿调适，温和处平，不寒不热。（一二）
　　类似的例子从汉代起就可以见到，如：
　　(41)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2)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于郿。（《三国志?魏书?袁刘传》注引《英雄记》）
　　这样的例子虽然出现的较早，但使用却一直不多，这可能是因为“之”、“者”的分工在古汉语中始终比较清楚，限制了这种混用例句的出现。唐代前后“之者”连用的情况增多，模糊了二者的界线，才使混用的例子有所增加，并最终导致了兼有二者功能的结构助词“底”的出现。
　　四
　　4.1以上我们讨论了《佛本行集经》中“许”和“者”的使用情况，在近代汉语结构助词“底”的来源上，我们倾向于吕叔湘先生的意见，认为从功能上看，“底”更近于“者”，应是从“者”演变而来的。《佛本行集经》中的“许”和“者”，前者给“者”进入格式A′的演变添加了一个环节，后者为其进入格式A、B、C提供了一个基础。就现有的材料，其演变过程可能是：古代汉语中“者”用在B′、C′两种格式里；中古后期，“许”的出现产生了格式A′，同时，“者”和“之”混用的情况增多；唐代以后，“者”进入A′，接着又演变为“底”，先较多地用于格式C，然后是B，宋代进入A。其演变顺序，受到语法、语义限制的影响。其他词语（如王力先生主张“之”、冯春田先生主张代词“底”）虽然也有演变为“底（的）”的可能，但从功能上看，都有较大差距；从材料看，也缺乏一个完整的变化过程。
　　4.2我们曾指出，从量词发展来的助词“个”，可能从形成之初就是一个有方言色彩的词。同样，从处所词发展来的“许”，也有这种可能。“许”出现的时间、文献范围都比较有限，它和“者”替换的时间又正好是中古到近代的转换时期，不少学者主张，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转变是一个基础方言的转变，“许”的消失，或许也是这一转变的结果。
　　4.3汉语不同方言之间，相同的语法功能却往往采用不同的虚词承担。例如，被动式北方采用蒙受义的“被”和“叫”、“让”，南方有些方言采用给予义的“给”；完成助词大部分地区采用“了”，但西南有地区采用“到”，等等。在结构助词上我们似乎又碰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北方沿用古汉语的结构助词“者（底）”，南方则选择了从量词来的“个”，或许还有什么地区曾经选择过“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