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六通北朝造像碑考释

临潼六通北朝造像碑考释
　　李　凇
　　陕西临潼县博物馆收藏有六通北朝造像碑，均出自县内各地。《文物》月刊曾公布了这批碑的详细资料及照片①。从这些资料来看，存在着诸多可疑之处，其主要疑点在于造像碑的宗教属性，即是否有道教内容及如何有道教内容的问题。《文物》所刊资料将这些造像碑描述为一般的佛教造像碑，并认为各碑造像均为佛像，仅称受到了道教影响。笔者对这些描述持怀疑态度，近年两去临潼县博物馆细观诸碑，果然发现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道教造像，分布于六通造像碑。北魏有四 : 正始二年一、神龟二年一、正光四年一、孝昌三年一，另有一通虽无注年，亦可初步认定为神龟二年作。还有一碑之“下元三年“，其时代虽难以确指，但从形制及造像风格看，亦在北朝后期至隋初之间。以下按时间顺序逐一论之。对于《文物》未刊及误刊者，本文亦作补正。
　　1. 正始二年冯神育造像碑
　　该碑四面均造像 ( 图一 ) ，碑侧有词云：“……大代正始几年 ( 公元 50 5 年 ) 秋九月己巳朔廿六日甲午，真道民冯神育同邑二自人等，投委坛静，仲追真果，造立石像……”
　　四面的供养人题名共六类，计“门师”、“邑师”、“录生”、“邑子”、“道士”、“道民”。其中“门师”、“邑师”和“道士”处于最引人注目的位置。门师名为张明玉，其人史籍无载，右手上举提物 ( 铃 ?) ，载冠。“道士”一词在佛教初传中土时曾被用来指佛家僧侣②，但当道教再次兴起于北地时，佛、道两家各自专用称谓已是径渭分明，不再含糊。在陕西各地魏碑中，佛家称“僧”、“比丘”、“沙弥”、“佛弟子”，道家称“道士”、“道女”、“道民”，如耀县藏姚伯多造像碑、西安碑林藏田良宽造像碑。本碑造像主冯神育即为道民，这在发愿词中已点明，不仅是一般道民，而且还是真道民。何为“真道民” ?
　　北魏时期，道教由于流派繁复，本身十分不完备。《魏书·释老志》称，太上老君赐寇谦之《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并对寇曰 :“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寇氏由此开始整顿北魏道教的混乱局面。成于太和二十年的姚伯多造像碑对此有载，其文云 : “当今世道教纷，群惑兹甚，假道乱真，群聚为媚，大道之少清虚为真③。”姚氏所愤慨的“假道乱真”现象，在九年后的正始二年当然还有，这就是冯神育特别标明自己是“真道民”的背景和理由。
　　从发愿文及造像人、供养人姓名得知，该碑由冯神育为首的一批道教徒及同邑二百余人共立，尚未发现任何与佛教有关的文字。从造像样式上，我们亦可得出相似的结论。陕西北朝时期的佛、道造像是有显著差别的，尤其是在北魏迁洛以后的宣武帝和孝明帝时期，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定制。一般来说，佛像为螺髻，着佛衣，双手结印，胁侍着菩萨装，戴宝冠。道像则束发着道冠，早期与佛像一样有髭无须髯，北魏后期开始领下畜须，着道袍，腰束宽带，双手或持羽扇或执莲蕾，胁侍真人着道袍，戴道冠，双手或合十于胸或持笏于前。早期胁侍跣足，北周后期至隋左右着履。佛像与道像这两个图像系统，一般不易混淆。
　　冯神育造像碑之正面主完之像，中尊面部已毁，旁刻有四字 : “此是太上。”二胁侍明显戴道冠。碑阴坐像束发，右手持扇。保存较好的为两侧小龛，像着道冠，束宽腰带，与北魏早期魏文朗造像碑及后来的田良宽造像碑之道像都十分相似。
　　因此，从碑文内容及造像样式两方面看，都足以证实冯神育造像碑的道像性质，而与佛教无关。
　　2. 神龟二年造像碑 ( 之一 )
　　该碑下部有发愿文 : “……天地万物……无为口太空先神仙……转轮割减……神仙奉师敬……开光口当今大魏世神龟二年七月戊寅朔廿日……真容辍……万代不……弥坚奋侠大催道北　日嘱……达通千福地……行天辍口顾儒生……太上君邑子兹　咸师徒普延年同畴三劫寿练身愿更仙……”
　　虽不可通读碑文，然上述文字已呈现出浓厚的道家气息，如“神仙”、“无为”、“真容”、“太上君”诸词。“真容”一词已在姚伯多造像碑上出现过。“太上君”应即太上道君或太上老君，乃当时新天师道和关中楼观道所奉教主。
　　另有几处值得注意的题名，碑之正面中部有“仙童”二人，此为罕见。关于“仙童”之传闻，可以在寇谦之的传记中看到④。龛外两侧刻二供养者，榜刻为邑师王口口和“仙”。
　　碑之造像，正面主龛为道像，着道冠，蓄须，左手持扇于胸。碑阴主像则为弥勒菩萨像，龛上有释迦、多宝并坐像及思惟菩萨像。
　　这是一通融道教和佛教为一体的双教碑。
　　3. 神龟二年造像碑 ( 之二 )
　　此碑未见发愿文与年号。
　　清嘉庆三年，陈树藩、阮贞豫在前碑 ( 神龟二年碑之一 ) 上刻有题跋 : 临潼三区石像，“一为正始二年造，二为神龟二年造。”此三碑被称为“三道士碑”⑤。陈阮二人题跋，当年或有文字为据，从造像风格上看，此碑亦应在神龟二年左右。
　　碑阳与碑阴的造像大致相同 : 坐像戴道冠，束腰带，蓄须，胁侍亦戴道冠。碑阳主尊右手持扇，这两面均为道龛。两则面中一为道像( 如主龛像 ) ，另一侧则为佛像 ( 高肉髻、着通肩衣，手作施无畏印 ) ，佛龛旁刻有“佛弟子刘法　”，其下供养人有佛弟子和道民数人。由此可见，这通造像碑以道教内容为主，融合少量佛教内容。
　　4.正光四年师氏造像碑
　　碑侧发愿文共十行，主要内容为，大魏正光四年 ( 公元 523 年 ) 邑子七十一人等发心立石像一区。文中有很多佛教用语，如“同心乐三宝”、“龙华三会”、“如来大圣”等，虽未标明石像的宗教性质，但佛教的倾向性却比较明确。以下再看造像。
　　碑之正面造像为一坐二立像，头残，中为坐佛，左右为二菩萨。碑阴造像，中尊右手持扇，腰束宽带，二胁侍亦束宽腰带。龛之下方并有道民二人，此面为道龛。碑之两侧，也是一为佛龛一为道龛。由造像可见，该碑佛、道参半，乃双教碑。
　　道教造像碑在北朝常有借用佛教用语的现象，如耀县藏吴洪标兄弟造道教造像碑，其词云 : “道民吴洪标兄弟父叔，仰寻经文，内发慈心，敬造三宝。”还有耀县藏杨阿绍和杨楞黑造像碑，发愿文都有“龙华三会”之词。值得注意的，是临潼这通正光四年发愿文中提到了“佛道合慈”的观点，并将其归纳为“无为”。佛法初传中土时，尤其是东晋中叶以前，依附和汲取道教，如将涅译为无为。东晋孙绰《喻道论》云 : “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不为也。”⑥至南北朝，虽然佛、道矛盾十分尖锐，但也有相互融合的一面，寇谦之并不赞同太武帝的灭佛行为⑦。南朝道教大师陶弘景晚年更是“两教双修”⑧，临终遗令，死后以大袈裟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⑩。这说明佛道的相融在当时比较普遍，并得到上层道教人士的认可。
　　该碑供养者姓名 . 除有一佛弟子为刘姓、一邑师为王姓外，其余皆为师性。因此，这是一通师姓家族所造双教碑。
　　5. 孝昌三年造像碑
　　发愿文过于漫愿，不可通读，可辨者有 :
　　……太上道君石像一躯 ( 碑断 )
　　……妙乐天宫口靓真道……
　　……道士田神……
　　……孝昌三年四月八日
　　其它各面可辨文字有 :
　　碑阴“太守庞口”、“道民放庞道口”。
　　碑侧“父道口”及母、妻、弟。
　　造像方面，碑阴为一坐二胁侍，坐像似蓄须，二胁侍着道袍，比龛即太上道君。侧面，一坐像与二胁侍皆有项光，为火焰纹，胁侍侧立，面向中尊，头戴道冠，手持笏。坐像左手持扇，戴道冠，蓄须。碑另一侧风化严重，似也应为道龛。碑阳造像为交脚弥勒菩萨，二胁侍亦为菩萨。因此，该碑是以道教内容为主，间以佛教内容的造像碑。
　　6. 下元三年造像碑
　　此碑曾被认为是唐代的佛教造像碑，所造诸龛均为佛像⑩。笔者认为此说不妥。
　　该造像四面四完，碑之正面为一坐像二胁侍。坐像有髻，作施无畏印，双领下垂式袈裟，结跏趺坐，应是佛像，二胁侍头戴花冠，着菩萨装，披巾交叉于腹部，跣足，为菩萨像。此面为佛龛。碑阴坐像头戴道冠 ( 图二 ) ，颌下有须，右手持扇，应是道像。其胁侍双手捧笏于胸前，着道袍、履，戴道冠，此面为道龛。两碑侧各有一龛，均为立像。其一为螺髻，作施无畏印，是立佛。另一侧立像戴道冠，左手持扇向下，有线刻须髯，为道像。从造像上看，此碑佛、道内容参半，为双教碑。
　　关于它的年代，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证，即风格样式和文字内容。该碑造像样式有一个特征十分显著，就是坐像 ( 佛像与道像 ) 均无座，像趺坐于龛之下缘，衣裙下垂至龛外，衣褶繁密，在龛内为浮雕，延至龛外为线刻，其外形共同构成一梯形，上窄下宽。此乃北魏后期至西魏时流行的样式。在此之前，无龛外之繁复的梯形衣褶，如正始二年冯神育造像碑及更早的魏文朗造像碑。此后，坐像有座并逐步独立而去掉下垂龛外之衣褶，如北周李昙信造像碑( 耀县藏 ) ，及西安碑林藏北周武成二年造像碑。又，胁侍菩萨的飘带于胸腹部交叉，造像头大但较瘦弱，碑身线刻画繁密，供养人高举荷莲于体侧，这些都足以证实该碑为北朝后期所作。同时，碑刻文字的字体为典型魏碑，这亦为有力估证。
　　该碑发愿文如下 ;
　　“夫形　生兮自然至真…… / 难侧形易是矣当今圣阴虽…… / 党泽减同哈生体善是以诸…… / 季味体道灵机　雕象珍故能达大福口 / 迁载之下元三年岁次甲辰朔八月十五日 / 仰为诸邑子等业达无像四面真容二　 / 口曜秦土众外道一上愿皇帝天子王 /……愿先师七师前生父母邑子妃口 / 福地早　佛道 /”
　　其中与年代有关者为“下元三年岁次甲辰”。查国中正史，并无“下元”年号。若设为唐代“上元”之误刊，则有两点不符 : 其一是像式像风不合 ; 其二，唐高宗上元三年为岁次丙子，不是甲辰，唐肃宗上元年号仅两年，其后的代宗宝应元年为岁次壬寅。亦不合。因此，不可能是唐上元年号之误刊。然而，上元不可解，甲辰却可解。在北朝末期左右，有两个甲辰年，其一为北魏正光五年 ( 公元 524 年 )，其二为隋初开皇四年 ( 公元 584 年 ) 。我们有临潼的正光四年师氏造像碑作对照，它距正光五年( 甲辰年 ) 仅一年，显然二碑风格差距甚大，时间不可取。开皇甲辰距北周仅三年，其造像应与北周一致，下元三年碑接近北周风格，从时间上说得通，可取。
　　“下元”作为一个中国文化术语，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它既是道教术语，与宇宙生成及个人修炼的教义有关，又具体指农历十月十五日，还为术数家推算历法所用。术数家认为，一百八十年为“天地一变”之周始，其为三个甲子，分别为上元、中元和下元。中国的纪年与历法，更与政局关系甚大。北周大象元年 ( 公元 579年 ) 隋文辅政，“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宾为华州刺史。”又与人共议造新历，开皇四年撰成奏上，颁布天下⑾。这个张宾，在北周的废佛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照理应属楼观教团，但道教的史籍中没有记载他的活动。身为道士又在道教重镇华山所在地担任刺史，并作为皇帝的朋友参与主持新历法的制定，是否会与“下元”有关呢？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和饱学之士的指教。
　　注：
　　①⑤⑩赵康民“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文物》月刊1985 年 4 期。
　　②《法苑珠林》七六《咒术感兴缘》，宗密《盂兰盆经疏》下。
　　③韩伟、阴志毅“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 1987 年第 3 期，第 25 页。
　　④《魏书》卷一四《释老志》、《二十五史》第三册，第2507 页。
　　⑥僧佑《弘明集》卷三。
　　⑦同④，第 2505页。
　　⑧ 《 茅山志》卷十二。
　　⑨《南史》卷七六《弘景传》，《二十五史》第四册，第2875 页。
　　⑾《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二十五史》第五册，第3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