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佛法到部派佛教

　　从佛陀亲证诸法实相、向众生说法而创立佛教，到佛教在印度本土衰亡，走过了大约一千六百年的历程。近代以来，研究者通常把一千六百年的印度佛教划分为五个阶段：本师释迦牟尼佛住世时期，为根本佛教；佛灭后至部派分立之间百余年时间，为一味和合的佛教；佛教内部形成各部派至大乘佛教初兴，为部派佛教时代；大乘佛教成为主流的时代；晚期的秘密佛教时代。有时，也将根本佛教时代与一味和合时代合称为原始佛教。已故释印顺法师则从内容和时代佛教的主流角度，将印度佛教史析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个时期，其中，佛法（与后二特殊型态相区别的一般意义上的佛法）时代包括根本佛教、一味和合、部派分立三个阶段。
　　一
　　佛陀所说的教法、即佛法，是后世佛弟子闻思、观行的可靠依准。然而，佛陀住世时，佛法是以音声的形式口耳相传的，尚未形成统一的书面文字这一载体。佛陀入灭后，为了防止彼此诤议而淆乱佛法，常随佛学的长老比丘们便有了结集圣典这一历史性任务。
　　据《佛说长阿含经?众集经》，世尊于夜晚说法多时，因背痛需要暂息，遂令舍利弗代他为诸比丘说法。舍利弗提到，波婆城有位尼乾子在命终后不久，他的弟子们便分为二部，各执己见，相互诤讼。有鉴于此，舍利弗认为，“我等今者，宜集法、律，以防诤讼，使梵行久立，多所饶益，天、人获安。”（《大正藏》第1册，第49页下。）这一倡议传达了统一法、律的想法，而努力保持世尊所说教法、所制戒律之统一性的做法，确为防止法义纷争而“使梵行久立”的根本举措。
　　世尊住世时，佛弟子在学修中遇到的疑惑都可在世尊那里获得解答。世尊入灭后，四众弟子正陷于无尽的悲伤之时，却有位跋难陀比丘认为从此摆脱了世尊说教的拘束，可以任意而为了。大迦叶看到跋难陀的言行有别立眷属、破坏正法的隐忧，认为结集圣典已经势在必行。遂在佛灭当年（这里取公元前486年说）的雨季，大迦叶召集已证得阿罗汉果的五百位长老比丘，于王舍城结夏安居，请戒律第一的优波离结集《律藏》，多闻第一的阿难结集《经藏》。《经藏》分别集为《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杂藏》等五部（汉传为四阿含，南传则有五部）。此次结集，史称“五百结集”。
　　世尊入灭后一百年，印度东部的跋耆族比丘提出贮备咸盐、日稍过午亦可进食等十事为合法（净法）。时有上座比丘耶舍召集七百比丘，于毗舍离城集会，通过了“十事非法”的议题，史称“七百结集”。
　　以上两次结集，是佛教界公认的。第一次结集基本完成了世尊四十五年当中在各地说法、制戒、事迹等内容的裒集整理工作，由于是在佛灭后不久，加之是大迦叶和亲随佛学的上座比丘们共同进行的，此次结集的《阿含经》最能反应世尊一生言传身教的真实情况，因而后世佛弟子及研究者们同奉《阿含经》为“根本佛法”。“阿含”意为法本、法归，是一切法的源流，包括声闻藏和菩萨藏。第二次结集表明，佛灭后百年，时代变迁、地区差异等因素，客观上造成了僧团内部在对佛所制戒的行持问题上发生分歧，但也通过民主的形式僧团集体公决而获得统一。
　　结集虽然主要是为了回忆、考订佛说以为后世之规范，但也具有统一僧团之思想与行为的意义，因此不妨将其作为佛教的一项消弥分歧的制度来加以对待。结集的公信力保证了佛灭后百余年的佛教是一味和合的。此后还有多次地区性的结集，虽然去圣日远，范围也不大，但都有树立正法、防止相似佛法的侵入、进一步阐扬佛法的意义。例如，佛灭后二百三十六年，目犍连子帝须主持的华氏城结集，对抗了外道思潮，将佛教远播于东南亚诸国。汉传佛教似乎未能引进结集制度，然而鸠摩罗什译场、释玄奘译场实际上也具有圣典结集的意义，均为信众契入正法提供了规范的文本。
　　二
　　世尊说法的体例即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其中一分为“论议”（梵音“优波提舍”），指世尊及弟子们归纳、解释法义的言说内容。尽管佛经中有大量的论议内容，却未独立成书，相传第一次结集时，是大迦叶诵出了《论藏》。无论如何，大迦叶、舍利弗、目犍连等大弟子，肯定存留下大量解释佛法的作品，这些作品应为《阿毗达磨藏》的早期形式。印顺法师认为，现存的经、律的集成时间应在部派分立以前，即完成于公元前三百年，《论藏》则代表了佛法的部派分立时代。阿毗达磨是《论藏》的通称，意为大法、无比法、对法，简言之即学问僧按一定体例对佛法（境、行、果）予以分类总结的解经著作。此类著作仿世尊说法的“论议”体例，一问一答，逐层深入以显明法义。汉传佛教的讲经模式采用主讲与都讲的轨式，应与此相关。
　　关于阿毗达磨的成立意义，印顺法师指出：“佛陀入灭，佛教界的中心任务，是佛说（经）的结集，教义的整理，僧制的纂订。等到四《阿含经》结集完成，佛教界的中心任务，就从结集而转移到进一步的整理与发扬。对於散说而集成的一切经，作缜密的整理，论究，抉择，阐发，完成以修证为中心的佛法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佛法的系统化，理论化。这就是阿毗达磨论成立的时代任务。”（《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第64页。）这一过程势必造成法义解释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