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西方想象中的香格里拉
　　□ 沈卫荣　《文景》 2006年第10期
　　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是莫须有的香格里拉。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拥有他们自己的文明中已经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
　　一
　　去国十六年后回北京定居,每天亲历、目睹国人生活的种种变化,常常感慨万千。一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现象是:西藏似乎是当今中国的一大时尚。小到藏药、藏酒、藏浴、藏獒、藏羚羊,大到西藏的喇嘛、密宗、雪山、高原,凡与西藏沾边的东西都相当的时髦。西藏的活佛常常受到明星、大款、大腕们的追捧,高深莫测的藏传佛教是否他们精神追求的终极目标暂且不论,但在他们看来,若要升官、发财、爱情圆满则好像离不开喇嘛的加持。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西藏更成为国人最热衷的旅游胜地,以至一票难求。国人对西藏的热衷不禁让我回想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西方亲历的“西藏热“。
　　1990年初,我去德国波恩大学留学,专业即是西藏学。初到德国,我颇为吃惊地发现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竟让我这个以研究西藏历史、文化为职业的人自愧不如。
　　在西方十余年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寻踪最终让我明白过来,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过是西方“东方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简单说来,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与现实、物质的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精神化了的虚拟空间,是莫须有的香格里拉。西方人想象中的西藏,拥有他们自己的文明中已经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充满智慧、慈悲的地方,没有暴力,没有尔虞我诈;藏族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民族,人不分贵贱、男女,一律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说穿了,西藏是西方人心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观照自己的镜子,是他们用来确定自己认同的坐标。与其说他们热爱西藏,不如说他们热爱自己。西藏充其量不过是经历了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人的精神超市,寄托了他们的梦想和怀旧之情。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可以纵横驰骋,得到无穷的享受和满足。
　　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西藏何以会变成这么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拟空间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西方人了解、认识西藏的历史作一番回顾。这段历史很长,亦相当的有趣,对它的回顾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日西方世界这种叶公好龙式的“西藏热“的来龙去脉,亦可以让目前对西藏同样有点“发烧“过头的国人有所警觉,将西藏从一个“虚拟空间“拉回到现实世界之中。
　　二
　　一般说来,当我们与一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相遇时,我们通常会寻找这个民族和文化中有什么东西跟我们的相同,又有什么东西跟我们的不同,并对这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东西从我们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作出或是或非的价值判断。此即是说,你对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异民族、异文化的东西所作的价值判断,通常是脱离这些东西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这大概是有史以来不同文化间形成的花样百出的误解的主要根源。西方的西藏形象千差万别,被妖魔化时,西藏人是食人生番;被神话化时,西藏是美丽的香格里拉。从西方人最初与西藏相遇到近几十年前,尽管真正到过西藏的西方人其实寥寥可数,但西藏形象的变化远比西藏本身的变化迅速、巨大。总之,不管是妖魔化,还是神话化西藏,它们都跟西藏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西藏形象的变化反映出的是西方社会自己的变化。
　　西方人认识西藏的历史始于神话传说时代。据传,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历史》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西藏的记载。其中提到印度北边有一个民族,其居住的地方有硕大的蚂蚁,擅淘金沙,它们在地下做窝,集聚金沙,可白天总有淘金者过来把它们聚集的金沙偷走。这个故事大概是西方人至今相信西藏有大量金矿的由来,尽管它没有任何的历史依据。令人诧异的是,在流传于今拉达克地区的藏族自己的民间传说中,竟然亦有这种蚂蚁淘金的传说。希罗多德之后,西方文献中再次出现有关西藏的记载见于公元一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其中不但提到了西藏,而且还提到了一座铜色的山。铜色山是藏族人民心中的一座圣山,它是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隐居的地方。于此,历史与传说杂糅在一起,委实匪夷所思。
　　自公元后一世纪到马可波罗以前,西方人似没有留下许多有关西藏的记载,他们较多地了解西藏是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的。事实上,马可波罗也没有到过西藏,却留下不少添油加醋的记载。他说西藏人是最擅魔术的人。西藏和克什米尔的“八哈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元朝皇帝忽必烈每年去上都避暑,途中就有喇嘛用魔法来为他护驾。即使周边地区风雨大作,但大汗车驾所到之处一定是朗朗晴空。因为几乎同样的记载亦见于元代的汉文文献中,让人不得不倾向于赞同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说法。
　　西方人与西藏的直接接触始于传教士时代。第一个到达西藏的西方人是葡萄牙耶稣会的传教士Antonio de Andrade。他于1624年从印度来到西藏西部的察布让地区,在此停留不久返回印度。后来他写了一本名叫《重新发现大契丹或西藏》的书,于1626年在里斯本用葡萄牙语出版,接着很快就被翻译成其他各种欧洲语言出版,影响极大。Andrade书中的西藏形象相当正面,他说西藏人学而有识,彬彬有礼。有意思的是,他明明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可却说他“重新发现“了西藏,因为他发现西藏实在是一个天主教的王国。在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Andrade发现了太多的相似之处。例如罗马有教皇,西藏亦有一个教皇,似乎连称呼都一样。蒙元时代到过中国的传教士鄂多里克记载西藏的大喇嘛名叫帕巴(papa),听起来颇像西文中的“教皇“,即pope,或者papst。鄂多里克所说的帕巴实际上指的是元朝的帝师八思巴。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一样崇拜舍利,喇嘛留光头,穿红袍子,亦与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一样。天主教重洗礼,喇嘛作法事、授灌顶时亦有水洗之礼;罗马有“三圣“,西藏有“三宝“等等。这一“重新发现“曾让罗马天主教会非常尴尬,本来他们去西藏的目的是传播福音,救赎心灵,拯救西藏的,不幸的是他们的这一套把戏早已经在西藏存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Andrade本人对西藏颇具善意,可他的兄弟们就没有他那么宽容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解释这种相似性的由来,有人干脆说这是魔鬼的创造,是魔鬼对罗马天主教的挑衅。所以罗马天主教士要用真正的福音来消灭这一魔鬼的作品。有人则说藏传佛教本来就是天主教的一支,为此他们不惜捏造出一种荒唐的历史联系。说西藏黄教的教主宗喀巴年轻时曾在西部藏区遇到过一位来自西方的喇嘛,这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喇嘛教了宗格巴很多的教法。所以宗格巴所传教法实际上都是这位西来的喇嘛教给他的东西,它们本来就是天主教的教法。可惜的是,那位西方的喇嘛死得过早,没有能够将全部的教法传给宗格巴,所以天主教会还有必要继续派传教士来传授那位西方喇嘛未曾来得及传授的教法。待新教于欧洲兴起,并开始向东方发展时,罗马天主教与藏传佛教的这种类似性正好授其以话柄,跟罗马天主教水火不容的新教徒当然乐于在罗马天主教与西藏喇嘛教之间划上等号,说他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而拯救西藏生灵的使命便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们新教徒的头上。
　　西方的启蒙时代曾是一个浪漫化的东方时代,例如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儒家文化情有独钟,而德国人则对印度的宗教和思想顶礼膜拜。东方的文化、思想,乃至社会制度曾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取之不竭的文化源泉。有人甚至说欧洲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步,除了让康熙皇帝来做主宰,欧洲大概是没救了。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西藏依然被当成典型的东方世界,即一个专制、愚昧、落后、非理性的世界而受到启蒙思想家们的批判。西方人习惯于把东、西方截然地分成两块,以文明、民主、理智、个人作为西方的象征,而东方则是非理性、愚昧和专制的代名词,西藏更是东方专制的典型代表。从写《社会契约论》的卢梭,到文学家巴尔扎克等都曾以非常负面的形象描写过西藏,其中以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的话最有趣。他说他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西藏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做,却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房子里,面对着墙壁两眼发呆,这到底有何意义?后来黑格尔还专门对西藏活佛转世制度作过理性的批判,他说达赖喇嘛既是人又是神,神人合一,这是矛盾的,是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继启蒙时代而起的是殖民主义时代,此时整个东方都成了西方侵略的目标,它自然应该是落后、愚昧的,需要他们来拯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方的西藏形象当然不会太好。曾有一位加拿大的女医生,同时也是一位传教士,和她的先生一起到西藏传教,不幸孩子夭折,丈夫又被土匪杀害。她回到西方后写了一本书,名为《与西藏人在寺庙里和帐篷中》。她说她在西藏生活了十一年,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位喇嘛,与他哪怕可以谈谈任何最基本的人生、哲学的东西。在她看来,西藏的所有喇嘛都近乎白痴般的无知,更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了,所以西藏受到殖民侵略实在是在劫难逃。在这些传教士对藏传佛教肆意诋毁的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东方学家们亦对藏传佛教非常地不屑,认为藏传佛教是离原始、正宗佛教最远的、最堕落的一个分支,它根本就不配被叫做佛教,而只能被称为“喇嘛教“。
　　西方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这种妖魔化形象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三
　　与对西藏的妖魔化形影相伴的是对西藏的神话化。希罗多德《历史》所载淘金蚂蚁的故事,令今天的西方人依然相信西藏遍地是黄金,开了神话化西藏的先河。从Andrade书中对西藏习俗的记载中,有人读出了非常哲学的东西,譬如说西藏人用死人的骨头做成花蔓,拿死人的头盖做成酒杯等等,这都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哲学。西藏人每天可以如此从容地与死亡对峙,用这种方法来超越死亡,这是一种西方人永远也达不到的境界。
　　尽管康德眼中的西藏形象相当负面,可他亦曾说过,古希腊哲学中的有些概念可能来自西藏。许多古老的哲学观念在西方永远丢失了,而它们却在西藏被保存了下来。此即是说,远在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即希腊罗马时代,西藏和西方已经有了联系。相信西藏保存有西方失去了的原始智慧一说者代不乏人,以至于像希特勒这样的纳粹魔王亦曾派了一个以歇斐博士为首的考察团到西藏,考察西方亚利安人种的来源,考察哪些物种是西藏原有的,而西方没有的。我在德国慕尼黑国家图书馆中曾看到过希特勒和当时的西藏摄政王热振活佛的来往信件。就是现代西藏学的诞生亦与西方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一位名乔玛的匈牙利人来西藏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匈牙利人的根。他从匈牙利到俄国,再到蒙古,寻寻觅觅,一直找到西藏,匈牙利的根没找到,自己却成了世界藏学之父。
　　近代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寻找他们失去了的智慧,开始到埃及的尼罗河畔寻找,然后又找到印度,但一次次地失望。因为这些地区不但已被异教徒占领,而且亦经过了殖民统治的洗礼。最后,他们将其寻找智慧之旅的终点定在了西藏,因为只有西藏尚未受西方的殖民统治,还保持着原始的风貌。直至当代,真正去过西藏的西方人屈指可数。连大名鼎鼎的法国女探险家大卫妮尔到底有没有到过西藏都很难说,不少人怀疑她的游记中多弄虚作假之词,书中的几张照片也可能是伪造的。但西藏地理条件的不可接近性给西方人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说到神话化西藏,我们一定要提到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风靡西方世界的神智学(Theosophy,或译通灵学、神灵学)。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位半仙式的俄国妇女,人称Madam Blavasky,布拉法斯基夫人。她自小热衷于神神鬼鬼的东西,十七岁时嫁给了一位总督,但不到两个月就分道扬镳,从此浪迹天涯,寻求神智。她最初的兴趣和职业是灵媒,曾到埃及学灵媒法术,未能如愿通灵。随后到了印度,最后到了西藏,自称在扎什伦布寺附近的某个地方随一位喇嘛学了七年的密法,终于找到了开启神智的钥匙,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真的到过西藏。随后,她在喇嘛的指引下来到纽约,创立了神智学会,很快风行一时。她创立神智学会实际上为的是和进化论、现代化对抗。现代科学证明基督教的不少说法有漏洞,使西方基督教信仰面临严峻的挑战。布拉法斯基夫人于此时站出来,说尽管天主教、基督教不灵了,但不等于说人类就不需要宗教了。她要找回已经丢失的神的智慧,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宗教,来对抗科学、对抗达尔文进化论。
　　布拉法斯基夫人一直说她与西藏喇嘛有心灵感应,说喇嘛通过心灵感应向她传达密法,并教她如何向他人传法。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书至今充斥于美国的大小书店之中,她的名著《西藏密法》中夹杂了一些藏文字,一看就不像是一位随喇嘛学了七年密法的人写出来的东西。书中内容其实是东、西精神学、神灵学的大杂烩,与藏传佛法实在不搭界。这位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的崇拜者遍布世界,通灵学会发展神速,全世界都有其信徒、会员。其中汇聚了很多鼎鼎大名的人物,像日本的铃木大作、法国的大卫妮尔、意大利最著名的西藏学家Tucci、瑞士的心理学家荣格、英国最著名的佛学家孔兹(Edward Conze)等等,都曾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信徒。孔兹坚信布拉法斯基夫人是宗喀巴的转世。
　　尽管神智学会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西藏人,但西藏和西藏密法却已被布拉法斯基夫人及其信徒们炒得沸沸扬扬。进而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的是《西藏死亡书》的出版,而其作者亦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粉丝”,一位生性怪僻的美国人伊文思·温慈。此公曾在斯坦福大学学人类学,对东方的神秘智慧特别着迷。他曾追随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足迹作寻求智慧之旅,最后他也到了印度、西藏,并和一位喇嘛合作,把藏传佛教宁玛派所传的一本密法仪轨翻译成英文,题名为《西藏死亡书》,从此这部《西藏死亡书》变成了西方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有意思的是,在西方世界妇孺皆知的所谓《西藏死亡书》,在西藏本身却并没有那么有名。我记得曾有一位来自中国社科院的藏族学者访问德国时悄悄地问我《西藏死亡书》到底是什么东西?当我告诉他所谓的《西藏死亡书》实际上指的是藏文中的bar do thos sgrol,即《中阴闻解经》时,他才恍然大悟。
　　四
　　今天在西方一提到西藏,人们就会想起香格里拉,因为西方人几乎将西藏与香格里拉等而视之。晚近云南的中甸竟被正式认定为香格里拉,成为今日中国的一个旅游胜地。从开发旅游资源来讲,香格里拉的开发颇具创意。但如果你了解一些香格里拉的来历的话,或许会令你大倒胃口,因为它散发着浓厚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气息。
　　1933年,一位名叫James Hilton的人发表了一部题为《失落的地平线》的小说,一路畅销至今,被后人称为遁世主义小说之母。这部小说讲的是二次大战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战前的中国,外国人正慌乱地从中国撤离,有一架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从一个不明的地点飞往中亚的白沙瓦,结果被劫持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当时飞机上有四个人,一个是英国的公使,名叫Robert Conway,还有他的一名副手、一名女传教士和一位正遭通缉的美国金融骗子。当这四个人坐的飞机中途迫降在雪山丛中时,他们发现这个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雪山丛中,有一个“蓝月谷”,一座巨大的宫殿耸立于中央,最上面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 Lama),香格里拉的居民汇集世界各路精英,管家是一位文雅、世故的汉人,还有一位漂亮的满族小姐。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来得及于世间公布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只是所有的西藏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他们的“高喇嘛“已经活了两百五十多岁。那位看上去很年轻的满族小姐实际上亦已经接近百岁了。
　　香格里拉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给自己描绘的一个天堂,这个天堂不是为西藏人而设的,生活在香格里拉的西藏人不过是些没有文化的奴仆。这部小说于1937年被拍成了电影,影片中的西藏人除了会笑,似乎什么都不会。香格里拉的真正主人是西方人,连管家亦是深通西方文明的汉人。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个充满着帝国主义腐臭的地方,是西方人向往的东方乐园。可幸这个世外桃源并不存在,西方人最多只能在遍布东亚的豪华酒店——香格里拉大饭店中重温帝国主义的余梦。说起来难以置信,美国总统休假的营地戴维营一度也叫做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于英语中有“莫须有“的意思,或说是一个“不明的地方”,比如说美国发射导弹的地方叫香格里拉。可随着Hilton的小说和电影中的香格里拉形象于西方深入人心, 渐渐地西方人把西藏和香格里拉等同了起来。原本藏传佛教传说有一个名称香跋拉的佛国,早期有不少修行高深的喇嘛曾有缘厕身其中,但越到后来越难进得去,最后只能作精神之旅,在冥想中得观佛国神采。西藏人自己从来没有把西藏当成香跋拉,或者香格里拉,而西方人却把两者等同起来了。
　　嬉皮士实际上是1970年代开始盛行的所谓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干将。新时代运动与神智学会先后相应,二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新时代运动的参与者想建立一种没有权威的,极端个人的社会,享受直接的、有另类选择的宗教和精神体验。新时代是从双鱼时代到宝瓶时代的飞跃,在这个新时代里面,人们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喜欢的信仰,所以新时代的信仰体系是一个大杂烩,汇聚了所有东方的宗教因素,像中国的道教就甚得新时代运动者的青睐,老子的“无为“,曾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中国的豆腐亦是他们的最爱,从此进入了美国的所有食品超市。而西藏及其藏传佛教当然亦成了新时代信仰大杂烩中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譬如说,1990年代以来风行世界的《西藏生死书》,严格说来,它不再是一部西藏的书,而是新时代运动的典型作品,作者索甲活佛把许多根本不属于西藏佛教的东西塞进了这一部西藏佛教密法之中。
　　说神话化西藏我们最后还必须提到好莱坞。好莱坞是世界上最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的地方,可许多好莱坞明星自称是西藏佛教的信徒。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Richard Gere,一边风花雪月,阅尽人间春色,一边自称是达赖喇嘛的密友,每天打坐念佛。还有一位功夫明星,大名Steve Seagul,本来以打打杀杀为生,可居然亦自称是达赖喇嘛的信徒。还有一位女明星Uma Thurman,她的来历甚为传奇。她爸爸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宗喀巴教授Robert Thurman。此公早年是哈佛大学学生,因恋爱不顺,幼时又失去过一只眼睛,故厌弃尘世。他先去新泽西拜见一位蒙古喇嘛,一见之后就双腿发软,跪下来皈依了佛门。后来去了印度,正式出家当了喇嘛。可仅过一年半,他就还了俗,重新回到哈佛大学。最后当了哥大教授,还娶了Timothy Leary的前妻,生下了这位明星女儿。Thurman教授曾被评选为1997年度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五位人物之一,他对当今西方神话化西藏的形成举足轻重。这位宗喀巴教授的学术著作读起来像是喇嘛的说教,他将西藏和西藏文化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譬如他说藏传佛教是心灵的科学,喇嘛是心灵宇航员,他们探索心灵科学所达到的高度远远超过了西方现代科学所能达到的高度。西藏的喇嘛俨然是当今最为杰出的科学家。
　　西方妖魔化和神话化西藏的历史实际上是西方人的一部心灵史,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变迁史。妖魔化也好,神话化也好,他们所说的西藏与现实的西藏没有多少关系。当今西方人对西藏的热爱,不是对一个真实的西藏的热爱,而是对他们所虚拟的、想象的西藏的热爱。而他们对西藏的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地妨碍了他们与一个现实的西藏的交往。说西藏人没有现代人的七情六欲,说西藏人从来就是一个精神的民族,说西藏是一个绿色和平的标本,听起来不俗,但无助于现实西藏的进步。只有去掉西方人强加给西藏的那些虚幻的东西,西藏才能回到现实中来。今日国人亦对西藏显露出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希望他们不仅仅是把西藏当作寄托自己梦想的地方,而是真正地关心这片高原洁地。
　　沈卫荣,德国波恩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