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研究的指导思想“宜宗论而简疏”

因明研究的指导思想“宜宗论而简疏”
　　作者：郑伟宏
　　——吕澂的因明思想
　　吕澂（生于1896年），字秋逸（亦作秋一，鹫子），中国当代著名的佛教学者、因明专家。从1918年起，他协助其师欧阳竟无创建南京支那内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吕澂先生在佛学和因明学方面成绩卓著。他的主要因明著作和编译有《因明纲要》（1926年9月）、《入论十四因过解》（1928年）、《集量释略抄注》（1928年译注）、《因明正理门本证文》（与释印沧合注）、《因轮决择论》（1928年译注），解放后有《因明入正理论讲解》（1983年12月出版）等。
　　吕澂的因明研究，得力其深厚的佛学功底，并且得力其广泛占有梵、汉、藏文因明资料，冶梵、汉、藏文于一炉。他的研究成果，开创了自唐以来汉传因明研究的新局面，在60年间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吕澂的因明研究也有其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忽视了西方逻辑对整理因明学的理论指导作用。
　　吕澂的因明著译汇集在支那内学院20年代出版的院刊《内学》上。本文的评介主要针对这些译著。它们反映了吕澂前期因明思想的全貌，并影响到解放后著作和论文。
　　一、因明研究的指导思想“宜宗论而简疏”
　　吕澂对因明的研究起点很高，他特别重视研读因明的经典著作。他提出“宗论而简疏”的指导思想，摆正了研读论、疏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这就把因明研究的大厦安放在坚实的基础这上。吕澂的因明研究，既继承了唐代玄奘师徒的研究成果，又有所开拓，有所前进。
　　吕澂在《因明纲要·引论》中说：“因明译藉不过三数，后人著述乃累百家（日僧凤潭瑞源记末列著述名目一百余种）其间或录传闻，或出臆解，禀承莫晓，苦于研寻。将尽信耶，广解繁词，疑似无当。将弗信耶，舍此凭籍，怅若失依。吾尝闻陈那八论，及晚上诸籍（约有二十四家五十五种）蕃藏尽在，法称、宝称、无忧、宝作静、法上各家著书，梵籍犹存。必得其解，以为是非，而后本真，宛然可睹。若言汎学，期于闻持旧文，了然所指，意乐立量，能免过疵，则从审慎，宜宗论而简疏。”
　　在这段话中说明了为什么，“宗论而简疏”的理由：
　　第一，“因明译籍不过三数”。陈那的因明论著共有八论，八论相互发明，法称诸师亦有详解。玄奘偏重论证，只选择了《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从汉传因明的典籍说，虽有代表作，但很不完全。武周时，义净翻译了《集量论》，然旋即散失，并未发生作用。
　　第二，所译二论拘于格律，文字比较晦涩，在表面上讲求，有些地方很难得其确解，如加以揣摩，又易流于穿凿。玄奘译经时随闻笔录以成注疏的就有神泰、文轨诸家。因明作为一门新鲜学问，各家理解不一，据所闻而加以发挥、更多有异说。得着玄奘薪传的窥基总结各家异说，著《因明入正理论疏》，成为较为完备的著述。如果与寥若晨星的因明译籍相比，后人的疏记（包括唐疏和日本僧人的疏记）多达一百多种。疏记虽是入门的向导，但尽信疏则可能导致错谬与确解兼收并蓄。吕澂认为，“其间或出传闻，或出臆解、禀承莫晓，苦于研究因明原著，‘必得直取其解，以为是非。’”
　　第三，如果只求对因明作一般了解，“期于闻持旧文”，那么读唐疏是一捷径，可以说舍此无由。但要超越唐人，发前人所未发，就不能满足于嚼别人嚼过的馍。
　　此外，吕澂在其他著作中对奘译提出了质疑。汉传因明历来只依靠奘译进行传习，有局限性。奘译历来被认为是唯一精确直译之文，而吕澂的研究表明奘译是意译，对梵文原典时有增损，这样，阅读原本就很有必要。
　　吕澂通过对奘译《观所缘释论》的研究，提出了三点结论性意见，“一，奘师译文与其谓为忠实之直译，宁谓为忠实之意译。二、奘师意译与其谓为信于原本，宁谓为信于所学。三、奘师所宗与其谓为护法之学，宁谓为晚起变本之说。”“恃其天才，纵横演绎，其短长得失，固有可议”，“奘译喜以晚说改易旧文，谨严实有不足。”从吕澂对《入论》梵藏汉本的比较结果看，以上结论完全适用《入论》之奘译本。
　　从以上四条理由来看，吕澂提出“宜宗论而简疏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1、翻译原著
　　吕澂翻译的《因轮决择论》是唯一的汉译本，而《集量论释略抄》则是唐以后所见到的第一个汉译本。
　　《因轮决择论》是陈那因明八论之一，又名《九宗法轮》，内客讲述九句因。九句因最初见于《门论》。由于文字简略，不好理解。《因轮决择论》是通过详析九句因来建立因三相的专论，不仅用实例详列因喻相关之九式，而且附有因轮图，便于传习。
　　吕澂在其所著《因轮论图解》（附有《因轮决择论》译文的前言中说明了重翻本颂之目的：“《因0轮论》旧传为《因门论》。陈那八论之一。梵本久佚，西藏藏经丹珠mdoce帙译存一卷系沙和罗班的达菩提萨埵及比丘达磨阿输迦所出。凡十一颂，附图，共二纸。（奈旦本93页上下，曲尼本92页上下）。颂文简略，颇不易解，费氏印度因明全史（AHistoryofIndianLogic）299页转译其图，并系分析，以为此论尽列因喻相关之九式，剖解真似，由图而明云云。此于论议犹未罄洽，盖本论具陈三相，不仅九句之异同。又次第推移，乃见因轮之合喻，爰重翻本颂，增图附说，以见陈那明因三相之所要据云尔。”
　　吕澂认为《印度逻辑史》的说法有片面性。《因轮决择论》不光讲了九句因，不讲了因三相。九句因只是因之第二、第三相的根据。
　　吕澂对原文十一颂依次作了注解。第一颂后二句是“因法三相轮，决择今当说”。吕澂解释说：“因三相轮决择，是论异名。可知论文详三相也”。他还解释说，第二颂和第三颂的前半颂“此一颂半是因之初相，是宗法轮”。从第三颂的后半颂到第八颂讲述九句因和后二相。九、十两颂释九句因以及相应的同、异喻依。对藏译本，吕澂作了一点删削和补正。《因轮论图解》对九句因的组成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作者转译其图，这对汉地学者研习九句因血三相无疑是一大方便。
　　吕澂的《集量论释略抄注》是唐以后汉地学者所能见到的第一个汉译本。这是一个节本。刊登在1928年南京支那内学《内刊》第四辑上。《集量论》梵文亡佚，仅存藏译。由于《集量论》文词简奥，义理艰深，给翻译带来极大困难。吕译文字精当，义理忠实，当然对于初习佛学、因明者来说仍有诸多不便。80年代初，第二个汉译本《集量论略解》问世，译者法尊法师本人对译文也还未尽满意，可见译事之艰。但吕译略抄本的出现，毕竟为现代因明研究填补了空白，扩大了汉地学者的眼界。丘檗利用吕译来疏解《门论》，编撰《因明正理门论斠疏》，成为《唐疏》之后汉地难得的一本《门论》疏记。丘檗在例言中说：“因明大论，简奥难知，唐疏散亡，末由稽古。丹阳吕译集量论释，大符斯论。属词比义，精确无伦。缀辑互观，寻思易入。”
　　吕澂在翻译《集量论》的基础上，几十年来，对该论作了深入的研究。经他介绍，国内读者了解因明学与佛教认识论之关系。
　　第一，关于《入论十四因过解》中说：“集量开卷云，成立量故摄集一切自论要义。一切论皆释量，集义则集量也。于是有量学而称因明，名乃符实。”本来，喻伽行学派把因明的重点放在论议上，即谈因明只是为了立破，陈那打破这一局限，把它贯串到佛学的全体，成功了一种佛家的认识论，即“量论”。陈那关于量的学说，散见于的八部代表作中，而最能表示其体系的是最后一部《集量论》。“集”就是总结、合而为一的意思。此论是陈那关于疾识论即量论集大的代表作。
　　第二、关于《集量论》的结构
　　吕澂在《入论十四因过解》中说：“集量译量六章。智源现识，故现量章第一。因现推度，为自比量第二。比义悟他，为他比量第三。而斟酌喻言，废立诸量，料简过类，皆因为他而出，复相次为三章。理无不罄，义无不备。理门者，特其第三四六章节本，偏详立破，固不足见因明之全也。”《集量论》计250颂，有陈那自己的注以及另一家的注，所以全书结构，在藏译本中可以具见。论分六品，每品都先明本宗，然后破斥异说。书中破处的分量占的比重很大。明宗部分，大体上是在《门论》的基础上再作一些补充。各品都有陈那独创的见解及对于本宗说和他宗异义的批判。
　　第三，关于陈那量论的要点
　　（１）陈那将当时印度各派所说的六种量（现、比、声、喻、义准、随生）简别为理、比二量。其余各类，不能独立，只录属于比量，而比量又出于现量。
　　（２）陈那对现、比量的定义，还有独到的看法，认为离开概念的为现量，运用概念的为比量。同时，他对概念的构成也有特殊的说法，认为概念都不是从正面表示意义，而是通过承认另一方的方法，所谓“遮诠”构成的。例如，青色的“青”为非“非青”。由否定一方（遮）来表示另一方（诠）。这种遮诠说，也是陈那量论的一个特点。遮诠说的本来意义，涉及概念而不涉及命题的质，遮诠不是否定命题。这一点对于纠正不少因明著作把遮诠当否定命题的错误非常重要。把遮诠误解为否定命题便不可能正确描述三支作法的逻辑结构，因明与逻辑的比较研究也就不准确。
　　（３）陈那对“过类”作了特别的简别。以前的正理学派和佛家中的古因明师都曾经讲到“过类”（有时所指并非真正的过失）。《集量论》作了简另，专门列为一品，名《观类品》。
　　第四，关于汉传因明的特点
　　陈那的门下自在军、天主等，都在有关论证的一方面特别的发挥，我国玄奘传译、弘扬的因明理论，也偏重于此。吕澂认为实在不能算是完整的。今人也有与吕澂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正是玄奘慧眼卓识之处，只译因明代表作而不译量论。
　　以上对《集量论》的评介，有助于我们认识因明学是一种与佛家认识论密切联系的逻辑学说。
　　2、对勘梵、藏、汉文
　　对勘梵、藏、汉文是吕澂因明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因明研究方法的革新。这种方法有助于准确理解梵文原著的观点。对勘研究之法，为黄树因居士首创于佛学。吕澂深受其影响。
　　黄树因是南京支那内学院同人中最先研究梵藏典籍之学者。吕澂在树因研究成立在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追述了黄树的因为其教授梵、藏文及对勘研究的情况。1917年起，黄树因在山东、北京刻苦学习梵文、藏文，长达七年。“初返，授余梵文，惟举弥陀金刚诸葛亮经。再返，乃出蕃本掇论，历历指示唐译有待印证番文者，披解豁然，为之称快。三返，则携安慧庄严经论释，谓半迻译以补兹文这残缺。”吕澂继承了黄树因之遗志。在演讲中，他还论述了藏汉对勘研究的重要性：“盖我国译经文义不备者极多，旁资蕃藏以印证补订，最为今日之要务。西藏佛学当奘师学成而后乃渐传入，译籍大盛则在唐僖宗时。我国译事已成弩末，西藏继此代兴，故蕃藏所存，有别开生面之观。”（《内学》第三辑第18页）
　　（１）关于藏文之参考著作
　　《入论十四因过解》说：“今者梵藏诸籍大出，治学探源，无拘拘于注疏附益，因明之说，抑有甚焉，愚研入论，尝资取蕃藏数种以为参考。”
　　参考著作共五种：《因明入正理门论》（奈留旦版）；《因明入正理论》（安土版）；《集量论释》（第二译安土版）；《正理微释疏》（圣彼得堡版）；《翻译名义大集》（京都版）。
　　（２）关于上述各书之简评
　　对于藏本奈留旦版的《因明入正理门论》，吕澂指出“此为梵本入论之翻译”，他还认为蕃藏无《正理门论》，即称此本为《理门》，作者亦题陈那也。早岁印人费氏S.Ch.Vidyabhusana据此著述，绎词举例，大同我国《入论》。日人宇井伯寿见而疑之，以蒙《理门》之名而取《入论》之实，不类也。由于当时《入论》梵本尚未发现，吕澂认为，藏地学者及日人宇井伯寿“但据译名推测，甚无当也，入论梵籍不存（直到1930年到1931年才有两个梵本重新出版，本文作者注），得此可当原本读”。在《入论十四因过解》文末附注中，作者又说，“顾犹有憾者，宇井氏不认藏译正理门论即是入论梵本直译”。吕澂纠正了藏传因明中的一大错误。他认为《入论》与《门论》相比，“文词愈约，侧重显然”，《入论》不能完全代替《门论》。长期以来，藏传因明不知有真正的《门论》，至为遗憾。
　　吕澂介绍说，安土版的《因明入正理论》是根据奘译本重翻的。“译家知为前书异译，故卷末注云，此本中土名入正理，藏人则通秒理门也。……译时盖对照旧本而后著文。”他还指出，对勘之两种《入论》译本，“以知唐译与梵本出入之如何，最为便利。又论之作者，亦依旧本改为方象（即陈那意译）”。
　　关于安土版的第二译《集量论释》，吕澂认为“此为陈那因明之根本论”。由于因明家解《入论》多据《门论》，而《门论》又通《集量论》，因此，“凡理门译文艰涩之处，复按集量皆易知也。”《门论》难解，历来为因明研习者头痛。吕澂介绍了一条研习《门论》的途径。
　　圣彼得堡版的《正理微释疏》是法上解释法称著作的书。法称根据《集量论》“废立因明，作正理微”，法上逐字研寻，详加解释。“自来因明术语无的解者，此释一一详之”，并且别有梵本一种可对校。
　　京都版的《翻译名义大集》是一种辞书。“西藏新译著家，锐意改订前后译籍，集梵藏对翻辞书一种以为准式，即此本也。藏传因明术语原文如何，检此书一九九、二ＯＯ诸章，大半可得。”
　　（３）藏汉对勘研粉的成效
　　《入论十四因过解》说：“取前诸籍审察名相，辩析言辞，而后入论义解大体刊定，略无遁形，旧疏得失亦可得而言焉。”作者认为通过词、句的审察辩析，《入论》的本意义大体可以确定，唐疏的得失也可说得出来。
　　吕澂在书中举了几个主要的例子：
　　如汉译本“宗等多言名为能立”一句，藏译本为“宗等多言说名为立”，根据藏译，回避了所立、能立的划分的古今异说。吕澂认为《大疏》（卷一第二十二页左）关于这一句中的宗不是能立而是所立的解释是错误的，可删除。本来，在奘译中，“能立”有二义。八门相对而言时，宗、因、喻三支皆为能立；在一个论式内部，宗是所立，而因喻才是能立。汉译“宗等多言名为能立”是就八门中的能立而言，因此，此能立包括宗、因和喻三支。吕澂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他从藏译中找到了旁证。
　　又如汉译本“宗者，极成有法，由极成能别以为差别”。吕澂认为，根据《入论》藏本并参见藏本《集量论》，“有法能别本非相互”，而《大疏》（卷二第十页左）说“一切有法及法互相差别”，这与藏本说只能由别去差别有法不合。
　　关于因的第一、三两相，藏本《入论》和《集量论》以及法称的《正理微》都作“谓是宗法性”和“异品定无性”，而汉译本为“遍是宗法性”和“异品遍无性，”吕澂指出“应知增益”，就是说奘译增加了两个“遍”字。而藏本中第三相“异品定无性”中的“定”字，是有针对性的，“此相犹豫亦复成过，必致定言以料简也”。汉藏两种译本的不同，反映出汉、藏译者对因的第一、第三两相的理解侧重不同。
　　再如藏本同法喻谓说因与同品有性，而《大疏》以因同品为读，别开宗同因同之说，吕澂认为支离。按照藏本，同喻体的逻辑形式应是“因与同品有性”，的确没有因同品一说。此外，吕澂在他参照梵、藏本作了精密校勘的支那内学院藏要本《入论》中，也为汉译本“若于是处显因同品决定有性”一句作注说，“二本此句意云，显因于同品定有”。（转引自吕澂《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第15页）准此，梵本在此处亦无“因同品”一词。从对勘梵、汉、藏三种文本关于同喻体的表述，可以看出藏本是直译，而奘译是意译。这一对勘很有必要，它告诉我们汉译和基疏对梵本有所增益。但据此断定窥基《大疏》有因同品”一说为支离，理由尚欠足。设因同品一说的利弊得失还需要探讨。陈大齐在《因明大疏蠡测》一书中列举种种理由为《大疏》助力，可资参考。
　　吕澂对《入论》中十四因过用藏本详加刊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指出在有法自相相违因中，“唐译已依晚出学说有所改动”，即是说藏译“正用无著世亲以来之胜论古说”，而奘译“依护法清辩时代之胜论说。”这为“奘译喜以晚说改易旧文，谨严实有不足”又提供了一个例证。
　　吕澂用藏汉对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是他与释印沧合注的《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
　　《因明正理门论本证文》是为研寻《门论》义理而作。序言说“证文者，借原本之复按，得章句之刊定，苟欲义解切实，舍得道莫由也。”玄奘组织翻译的《门论》是新因明奠基作。但是文辞简拗，唐疏散残，有待考证之处，比比可见。吕澂和释印沧对勘藏本《集量论释》，“审其正宗即从理门录出，牒引文段，十同六七。理门原本虽不存，旁资此释以为格量，固绰然有余。因援证文之义比次勘之，庐面渐真，积疑涣解，盖亦研学因明一大快心事矣。”
　　这个注释本为汉地因明学者研习《门论》提供了重要工具。它对汉传因明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