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迦陵禅师舍利塔”考

　　清代“迦陵禅师舍利塔”考
　　宣立品
　　北京西山大觉寺内有一处覆钵式白塔，矗立于寺庙中轴线的最高点，塔旁有一松一柏将其环抱，这一景观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松柏抱塔”。“松柏抱塔”作为该寺庙的一处人文景观，多年来被游客广为关注，记载的文章也不胜枚举。然而，对于此塔的来历，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甚少，以讹传讹者甚多。此塔多被后人认定为清代雍正初年大觉寺著名禅师迦陵和尚的舍利塔而广为传颂。迦陵和尚，讳性音，号迦陵，别号吹馀，生于康熙十年（1671），圆寂于雍正四年（1726），曾任杭州理安寺、北京柏林寺、江西归宗寺和北京大觉寺等多处寺庙住持。①因大觉寺是迦陵禅师最后住持的一所寺院，所以后人多认为大觉寺内白塔就是迦陵的舍利塔。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说法有不同意见。那么这座塔到底是不是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呢？如果不是，这座塔是一座什么样的塔？为何被后人所一再误传？那么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又在哪里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翻看一下史料中比较有代表性意见的相关记载。

　　一、大觉寺白塔是否为迦陵禅师舍利塔
　　1、史料中关于大觉寺白塔的相关记载
　　大觉寺藏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重修大觉寺碑》记载：“大觉寺者，金清水院故址，明以灵泉寺更名。运谢禅安，蔚为古刹。康熙庚子之岁，皇考以僧性音参学有得俾往住持丈室，御制碑文以宠之。及圆寂归宗，复命其徒建塔於此。”②《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原黑龙潭北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建……又寺内龙王堂辽碑一，僧志延撰，咸雍四年立。寺旁有僧性音塔。”③《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大觉寺，即辽清水院故址也，在黑龙潭北十五里……乾隆间又修，寺旁有僧性音塔。”④《鸿雪因缘图记》记载：“大觉寺在妙峰山麓……康熙五十九年，世宗在潜邸时，特加修葺，命僧性音住持。乾隆十二年，高宗重修……右置精舍曰憩云轩，前为七堂，左设香积厨，坛后有塔，塔后有塘，塘后有楼……”⑤通观以上清代史料，我们都可以看到迦陵塔与大觉寺之间似乎存有某种关系，但是“复命其徒建塔于此”的“此”就是指大觉寺内吗？“寺旁有僧性音塔”这一个“旁”字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史料似乎都没有明确大觉寺内白塔就是迦陵塔的意思。
　　民国时期《西郊游记》记载：“最后一层在半山中，有一座塔叫藏经塔。塔后有一个泉……”⑥《旧都文物略》记载：“寺在西直门外西北六十里……最后山顶有舍利塔一座，为乾隆时造塔。”⑦《燕都名山游记》记载：“再西北行八里，到妙峰山麓有大觉寺……大悲坛的后面，有座藏经塔，长松环绕，势甚挺秀。”⑧《北京旅行指南》记载：“寺建于山腰，别院有四宜堂、憩云轩、领要亭诸胜，寺后山顶建有舍利塔一座。”⑨这样看来，民国时期的史料，也没有确指大觉寺塔即迦陵舍利塔一事。
　　直至1953年7月25日，罗哲文先生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大觉寺》文章以后，关于这座塔才听到与以往不同的说法：“舍利塔在后院正中，是清代乾隆年间所造的。塔旁有一棵巨松，仿佛给塔打了一把伞。这座舍利塔是一个和尚的墓。塔的形状和北海白塔差不多，下部是八角形的‘须弥座’，中部是圆形的塔肚，上部是细长的‘相轮’，顶上装有‘宝盖’。”⑩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这个白塔就是迦陵和尚的舍利塔，但是它却至少明确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这个塔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第二，这个塔是一个和尚的墓塔。这两个问题就足以使后人将迦陵和尚与这座白塔联系在一起。1980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上又见到一篇署名为孙秉友先生撰写的《游大觉寺》文章，该作者在罗哲文先生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拾级而上，是一座白塔。据说，这是大觉寺主持迦陵的舍利塔。迦陵原是大觉寺的烧火和尚。有一年，乾隆皇帝在大觉寺剃度受戒，坐禅时打盹作梦笑出了声，迦陵和尚操起戒尺便打。乾隆皇帝不得不承认‘门阙少缘分，凡尘属寡人。’悄悄地回宫了。人们都为迦陵和尚担惊受怕。后来，乾隆皇帝特意派贴身太监来看望迦陵和尚，迦陵就成了大觉寺的主持。” 这篇文章里，作者尚使用了“据说”二字，那么随后的文章，如1981年《旅游参考》：“同时在大悲坛的后边，为寺内已故的主持迦陵和尚，建筑了一座秀丽玲珑的舍利塔，形状和北海的白塔相似。”又如1982年《旅游》：“泉旁有一座秀丽玲珑的八角砖雕舍利塔，当年是专为已故的寺内主持迦陵和尚而建的。” 这些文章都明确了此塔即迦陵禅师舍利塔的说法。至于以后的文章，大多因袭此说，于是，大觉寺白塔也就“确确实实”地成为了迦陵和尚舍利塔。
　　2、考证史料得出的结论——大觉寺白塔不是迦陵禅师舍利塔
　　综上史料，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清代至民国时期，未见大觉寺白塔即迦陵舍利塔的明确说法。
　　第二，大觉寺白塔为迦陵和尚舍利塔的说法始于解放以后，即1953年罗哲文在《北京日报》上称“大觉寺白塔是清代乾隆年间建造的一座和尚墓塔”；1980年孙秉友在《北京日报》继称“据说此白塔就是大觉寺主持迦陵的舍利塔”；1981年以后便开始出现“大觉寺白塔是为寺内已故主持迦陵和尚所建”的确切说法。
　　通过以上史料考证，我们可以明确“大觉寺塔即迦陵和尚舍利塔”的说法为以讹传讹，是没有历史根基的。由乾隆十二年《御制重修大觉寺碑》“皇考以僧性音参学有得俾往住持丈室，御制碑文以宠之。及圆寂归宗，复命其徒建塔於此。慈恩眷顾，圣迹攸昭……” 可知，为僧迦陵性音建塔是在“乾隆皇考”时期，即雍正年间，所以，罗哲文先生认为此塔为乾隆年间所造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孙秉友先生那个关于乾隆皇帝挨烧火僧迦陵痛打的传说更是子虚乌有，迦陵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被雍亲王胤力荐至大觉寺任住持，雍正元年（1723）即离开大觉寺“飘然南游”，雍正四年（1726）圆寂于江西庐山。迦陵既没有在大觉寺当过“烧火僧”，更不可能在圆寂后再度被乾隆皇帝由“烧火僧”提拔为住持。既然这种“据说”不能成立，那么之后的确指就更没有根基了。

　　二、大觉寺白塔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塔
　　在初步推翻“大觉寺白塔即迦陵和尚舍利塔”这一论断后，我们不妨静下心来仔细欣赏一下这座白塔。塔为典型的藏传覆钵式白塔，砖石结构，分为地宫、塔基、塔身、塔刹四部分。塔高约15米，下有八角须弥座，中部是圆形塔肚，上方是细长的相轮，顶上饰有宝盖。塔基高0.5米，呈四方形。塔座为八角形，正面朝东，上枋和下枋雕刻仰俯莲花，四周由祥龙、葵花、牡丹、莲花、西番莲等图案砖雕构成。塔身上宽下窄，正面有焰光式塔门。塔身上面的相轮共有十三层。最上面是华盖，金属华盖上雕刻有一圈“佛”字，共16个，华盖下还悬有风铃8个。塔旁有松树柏树各一株，据古树专家估测，树木已有五六百年以上的树龄。古树的树龄、白塔的形制、塔身的纹饰、以及大觉寺殿堂内供奉的多尊具有明代早期藏传佛教特色的佛造像，似乎都在印证着这座白塔的身世。如今，已有很多专家推断这应是一座建于元代末期或明代早期的“佛塔”。所谓佛塔，是为珍藏佛家的舍利子和供奉佛像、佛经之用，而非某个僧人的真身舍利塔。另据大觉寺现藏清代道光八年（1828）文札记载，当时寺院住持真觉和尚向宛平县衙禀报大觉寺内各处建筑等渗漏、坍塌、损坏的情况，其中提到“佛塔一座，不齐。龙潭栏杆鼓闪，龙王堂瓦片脱截……”那时即把大觉寺白塔称之为“佛塔”。至于该白塔确切的建塔年代，恐怕只能有待于求证到更明确的文字史料、或者对于该塔进行考古性发掘后而得出的结论了。

　　三、迦陵禅师舍利塔到底在哪里
　　既然寺内的这座白塔不是迦陵和尚的舍利塔，那么他的舍利塔到底在哪里呢？经过多方考证之后，我们也很快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复命其徒建塔於此”的“此”和“寺旁有僧性音塔”的“旁”实际是确有所指的。
　　据国家图书馆藏《性音和尚塔记》拓本记载：“性音和尚塔记，清雍正六年（1728）十月刻。石在北京海淀区大觉寺塔院。拓片碑身高56厘米，宽54厘米，额高16厘米。正书‘圆通妙智大觉禅师传临济正宗三十四世迦陵音和尚塔’。”大觉寺塔院，是大觉寺南约1.5公里处的一座寺庙附属建筑群，是清代大觉寺内僧人圆寂之后灵骨安葬之所。上个世纪70年代塔院遭到破坏，目前遗址尚存。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应在此处。
　　另据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十八年（1929）刊印的《宗鉴法林》由河南大学胡改庵教授撰写的序言中，提到为其亡夫人发愿补刻大觉寺寺藏《宗鉴法林版的过程中，他曾到“寺右”徐各庄村性音塔处祭拜。“寺右”者，今大觉寺之南也。由此可知，性音确葬于大觉寺外西南1.5公里的南塔院。
　　另据大觉寺藏清代木刻经版，也可作为南塔院迦陵塔存在的旁证。《佛泉禅师语录》卷五记载：“先老和尚讣至上供拈香云……两周年塔前上供举肃宗问忠国师‘百年后所需何物？’忠曰‘与老僧造个无缝塔’……三周年塔前上供……” 佛泉禅师是迦陵禅师的弟子，是继迦陵之后大觉寺第二任住持。雍正四年秋迦陵圆寂于庐山归宗寺，所以这里有“先老和尚讣至”的记载，两年后的雍正六年十月，奉皇命将迦陵灵骨迁至京西大觉寺，所以这里有“两周年塔前上供”以及后面的“三周年塔前上供”等记载。迦陵圆寂一周年之时，其灵塔尚不在大觉寺，所以这里看不到“一周年塔前上供”的记载，而只是从两周年在大觉寺建塔之后开始。《月天宽禅师语录》卷上记载：“师翁塔前上供拈香云……先师塔前上供拈香云……”月天宽禅师是佛泉禅师的徒子、迦陵禅师的徒孙，是继佛泉之后大觉寺第三任住持。月天宽同时祭拜迦陵塔和佛泉塔，印证了他们的灵塔应在一处，即大觉寺塔院内。
　　然而迦陵禅师的舍利塔并不是想当然的建造于此的，其间还经历了一些曲折。据《庐山归宗寺志·迦陵国师传》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应命入主大觉寺，雍正元年春，“谢院事，飘然南下，从此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雍正四年秋，“复还归宗之吹馀静室，九月二十二日示微疾，候安者皆作悲戚状，因举疏山造塔公案，逐段拈颂，内有‘此处埋老僧不得羊肠鸟道自庚辛’之语，此虽最后垂范，而实似预示迁塔京都西山之大觉也……二十九日酉时泊然而逝。”雍正六年十月，奉皇帝命将迦陵禅师遗骨迁至京西大觉寺。“真身既迁京都，门人实、法子大觉等与督修何懿复为师衣钵塔，以当胜迹。”由此可知，雍正四年迦陵禅师圆寂后曾被葬于江西庐山归宗寺，后奉雍正之命于雍正六年十月将其灵骨迁移至京西大觉寺，塔铭曰“国师圆通妙智大觉禅师传临济正宗三十四世迦陵音和尚塔”。在灵骨被迁之后，庐山归宗寺弟子们又为迦陵禅师建造衣钵塔以当胜迹，并于同年十二月，得到雍正皇帝褒赐的碑文，追赠迦陵性音和尚为“国师谥圆通妙觉大智禅师”，并于迦陵衣钵塔旁立碑石以示恩宠绵延。《庐山归宗寺志》对此有专门记载：“国师塔在寺右里许，即古灵溪观地，塔惟衣钵，真身迁北京西山大觉寺矣，塔左有御碑亭。”所以，江西庐山归宗寺国师塔实为迦陵禅师衣钵塔，而迦陵禅师真身舍利塔应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塔院内。
　　综上所述，大觉寺白塔实为一座佛塔，而非迦陵禅师舍利塔。迦陵禅师塔应有两座：一座在江西庐山归宗寺，是为衣钵塔；另一座在京西大觉寺南塔院，是为真身舍利塔。所以，通常所说的迦陵禅师舍利塔，实应为大觉寺南塔院内迦陵和尚塔。我们在亲往踏查后发现，两座塔如今都已不存于世，虽遗址尚存，但终无法再亲瞻胜迹。好在流芳于世的《庐山归宗寺志》、《理安寺志》、“大觉寺藏清刻禅宗典籍八种”和“大觉寺藏迦陵禅师画像”等珍贵的史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迦陵禅师的方便之门，使我们尚有机会得以在衣钵塔和舍利塔的遗址上哀思凭吊。在了解了史实后，我们就更不应该再将“大觉寺内白塔为迦陵禅师舍利塔”这个观点一再地误传下去了吧！
　　①（明）释德清；（清）周宗建著：《庐山归宗寺志》，87-93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
　　②（清）高宗弘历撰文，庄有恭正书：《御制重修大觉寺碑》，刻于清代乾隆十二年，碑石立于大觉寺南碑亭内。
　　③（清）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第六册），176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清）周家楣等编纂：《光绪顺天府志》（第二册），568－5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⑤（清）麟庆著文、汪春泉等绘图：《鸿雪因缘图记》之《大觉卧游》篇，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⑥陈诜撰：《西郊游记》之《从温泉到大觉寺》篇，21页，民国23年版。
　　⑦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旧都文物略》之《大觉寺》篇，24页，北平市政府秘书处，民国24年版。
　　⑧李慎言撰：《燕都名山游记》之《大觉寺》篇，123页，北京燕都学社，民国25年版。
　　⑨马芷摩撰：《北京旅行指南》之《大觉寺》篇，218页，北京新华书局，民国30年版。
　　⑩罗哲文撰：《大觉寺》，《北京日报》，1953年7月25日版。孙秉友撰：《游大觉寺》，《北京日报》，1980年12月14日版。《旅游参考》之《大觉寺》篇，8页，1981年78期。安仲皇撰：《旅游》之《狮子滚绣球 一佛二菩萨——记大觉寺》篇，1982年4期。《西山大觉寺住持僧真觉禀报文札》，大觉寺藏，清道光八年版。（清）《性音和尚塔记》拓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清）释性音编《宗鉴法林》，序言，胡改庵撰写，民国18年版。（清）释际宽等编：《佛泉禅师语录》卷五，1-2页，板存大觉寺，清乾隆三年版。（清）释了睿等编：《月天宽禅师语录》卷上，3页，板存大觉寺，清乾隆年间版。（明）释德清；（清）周宗建著：《庐山归宗寺志》，29页，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