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台湾佛教的荣景与隐忧（下）

　　当代台湾佛教的荣景与隐忧（下）

　　十、另类经验之二：九○年代以后的社会运动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很多苦难的发生，并非慈善救济就能解决的，因为许多苦难源自于政策或是法律的不周全乃至错误，这时必须要有社会运动团体，成立NGO（非政府组织），用NGO的力量来监督议会问政与官僚施政，看他们是否会因「金权挂勾」而图利特定财团或个人，并且要求他们变更不当的法律与政策。
　　在这方面，由于佛教徒当惯了「顺民」，一听到「政治」就害怕，唯恐惹祸上身，于是上焉者忙不迭地标榜「中立」与「超然」，下焉者则是攀附权贵，引以为荣。这种行径，怎能换得台湾社会的尊敬呢？有些佛教慈善团体，虽然不愿碰触与政治相关的任何议题，但他们救渡苦难众生的正面建树绩效卓着，而且每　一个团体还是难免有其局限，我们也就不忍多作苛求了。
　　可是广大社会对佛教的要求不祇如此，台湾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台湾的弱势群众与苦难动物，剧苦方殷，如果这些苦难源自于错误的法律与政策，或即使苦难不源自于此，却因错误的法律与政策而致令苦难无法疏解或甚至加剧加深，那么，以佛教的慈悲精神，难道不应在法律与政策面对它施以关切？台湾依然有些沦丧人权、动物权与环境权的阴暗角落，当社会良心人士抱持着悲天悯人的态度，组成各种NGO团体，挺身挑战阴暗，为苦难众生带来一线光明希望之时，如果佛教对这些老是「碰都不敢碰」，那??礡A佛教将永远被定格为一群「既得利益者」，甚至被边缘化为政治上「没有声音的人」。于是佛教徒即使人数再多，政治人物订定法律与政策时，都根本不必考虑佛教徒的感受，因为，反正「不吭声的人」，在民主社会中，就像空气一样，宛若「不存在的实体」。
　　台湾人民难免有人谴责佛教，认为他们都是「在他人种植的树荫下乘凉」的人。他们质疑：当你们标榜「建设人间净土」的此刻，如果连眼前的净土都因恶劣的政策而变为秽土了，你们还连吭都不敢吭一声，试问如何「建设」？
　　笔者个人是从事社会运动的。笔者从不认为，社会运动可以替换慈善救济，这是两股不同的力量，也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向。慈善工作是救济苦难的，社会运动却经常是因为理解苦难来自于罪恶，故进而要求将罪恶消弭于无形的。当罪恶能消弭于无形，许多苦难就会因此而削减力量。我们总不能等到苦难发生时再施行救济，或是等到遭逢苦难者往生之时，再给他念阿弥陀佛送上西方吧！为什么不釜底抽薪，让苦难在源头上就减除它发生的机率呢？但这难免就牵涉到佛教团体对「政教关系」的不同看法了。
　　在笔者个人社运经验的摸索过程中，笔者从未改变自己的主张：「政教分离」。宗教可以基于教义的反省，而关怀弱势群体与苦难众生，进而要求改善不良的政策与法律，但这纯属政策面与法律面的诉求，而不介入「权力分赃」的游戏。因此，笔者并不赞同佛教徒另组政党，也不赞同佛教团体拉抬特定政党。政党是一种夺权的工具。佛教不应一面倒地介入权力分配的游戏。但是话说回来，佛教也不宜完全将自己置身于公民社会之外，拒绝所有法定的民主运作。就佛教徒之为公民一员而言，这是权利，也是义务。然则如何「离此二边而行中道」？关键在于让佛教徒的选票流向，有益于促进那些「仁悯众生」的法案，并能有效抵制金权结构下容易生成的恶法与恶政。
　　基督宗教早就这么做了，在西方长期政教关系的抗衡中，教会早已摸索出一套与政治势力的对应之道，而把基督宗教中「公义」与「爱」的理念，巧妙地推展到世俗法律的层面，或是形成政策。可是佛教在这方面却没有历史的传承，而且早已受到「政治挂帅」文化的驯化，听到政治就害怕，看到官员就比看到高僧还得意洋洋，凡是庆典场合，一定请政治人物先行致辞，「请坐请上坐，泡茶泡好茶」，许多长老法师，不但私人「入党」，担任高级党工，而且「党意高于教旨」，忠党高过爱教，这种政教易位、本末倒置的现象，显然透出了「没有佛教主体性意识」的隐忧。
　　在台湾，笔者个人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笔者绝对介入某一些笔者所关切的政策与法律，但笔者不以「救世主」自居，所以无法关切所有的法律与政策。在台湾，有很多NGO团体与社会精英，从各个层面关心各个不同的诉求，如劳工的诉求、人权的诉求、幼儿的诉求、妇女的诉求、原住民的诉求等等，他们都各自组成了不同属性的NGO。在这些诉求中，笔者发现，必须加倍关心那一群没有选票的动物，因为在民主社会里，它们不能透过「发声」乃至集会结社等法定行为，来让社会注意到他们的悲苦。笔者愿意为牠们代言，也愿意为那些同样「没有声音」却惨遭破坏的生态环境代言，偶有其他人权团体的个案议题，寻求笔者的声援，笔者也愿意随份随力共襄胜举。
　　但笔者的基本立场是，第一、绝不添加任何一个政党，也不会创建一个政党，第二、绝不参加公职选举。前者已如上述种种分析；就参选公职而言，就算笔者当上了立法委员，但自己的宗教本门该怎么把持？因为这样一来，称职立委势必须专注衡量各个法案的利弊得失，这是一门博大的学问。难道笔者要把佛学专业弃置一旁而专研其他法案所触及的各种专业吗？
　　除此之外，若笔者也得像其他立委一般应酬选民，试问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进德修业？再者，笔者一向不以「救世主」自居，只是就着自己有限的因缘尽力行护生事，因此原先最关切的，也只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个法案，一旦笔者厕入政治领域，与其他候选人分食权力大饼，那么，他们就会把笔者当作竞争对手，但如果笔者不介入夺权游戏，他们反而乐意把「社会清流」的建议纳为他们的政见或政策诉求，因为这会增加他们的社会清望与选票资源。我们彼此之间原是可以相得益彰的－－我不夺你的权，可是你也要买我的帐，而「买我的帐」不是指给我个人什么利益，而是指善意回应我「争取佛教尊严」或是「维护众生」的诉求。
　　也因为公私领域的界限判然，所以笔者从不邀请政治人物在笔者主事的庆典之中出现，因为三宝自有三宝的无限恩光，不需要他们来让「蓬壁生辉」。部分政治人物，如现任客家委员会主委叶菊兰女士，与笔者之间，即使有一份友谊，那是纯粹是创建在对公共议题有所共识，以及她晚近学佛而彼此切磋之基础上的。笔者深深感受：中立超然，并不是指完全不敢碰触与政治相关的议题，有时，为了维持佛教主体性意识，不计个人利衰毁誉地表达个人的政治立场，反而显得更加中立（于诸党派）、超然（于己利益）。
　　可惜的是，由于社会运动面对的往往是罪恶，包括政策的罪恶、法律的罪恶、人性的罪恶、政商微妙勾结的罪恶，以及意识形态的罪恶，而佛弟子期待的又是和谐而非充满张力的生活。不祇是佛教徒，普世的宗教信徒，大都希望在宗教中获得心灵的和谐平稳，不愿意接受种种人事的张力。所以即使是慈悲为怀，他们也宁愿面对苦难，因为那比较没有争议，而且厕身于救难行列，让他们会有较大的成就感。但是一旦面对罪恶（而且是他人或集团的罪恶），经常可能要面对被报复、被反扑、被惩戒的后果，最起码他们会身心劳苦。因此，在台湾佛教界，社会运动迄今犹非主流，主要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个屈指可数的佛教团体在推动它。虽然我们的力量不大，但无形中也弥补了佛教在这方面的缺憾，而让台湾社会减低了对佛教的谴责声浪，也让台湾佛教徒在几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不至于完全「缺席」。但有时想想，还真感受惭愧，佛教徒人口如此庞大，可是真正愿意添加「声张正义」的行列，为此而参加社会运动的，又有几个人呢？
　　社会运动带来了广慈博爱与公平正义的社会前景，佛教若要有尊严地在台湾社会中存活，那么就不能够光只注意着「宗教法规」对佛教是否有利，「火烧到自己的眉毛才喊痛」，这样人家是会瞧不起佛教的。二○○一年上半年，许多出家人嚷嚷说：宗教团体法如果依于内政部版本，将对佛教不利，于是呼吁「海内外佛教徒」走上街头，笔者闻言全身冒起冷汗，很怕他们「丢人现眼」。台湾社会难道不会质疑：当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他们千辛万苦走上街头，为民主、自由与人权而奋斗，当其时，佛教安在哉？现在佛教已坐享民主之果实，可以「上街头」了，这实已是在前人所种的树荫下乘凉，结果一出马就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公众利益。这样走上街头，你觉得人家会瞧得起你吗？
　　台湾佛教在政治层面，显得既可怜又可憎。可怜的是，亲近权贵，这不能说全都是来自于虚荣心与攀附心。第一、如前所言，佛教在异教徒巧妙运用政治力量的时代里，吃过不少闷亏，遭受过微妙的打压。其次，相关法律多如牛毛且未近情理，迫使许多寺院不得不冒险违法建筑殿堂，这无形中就像被掐着脖子一样，哪敢不乖顺政权呢？为了建寺安僧，他们往往是正门走不通，只好走后门，可是一旦走了后门，他们就与特权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政治人物当然乐意释放一点特权，让宗教人士与他们形成「共犯」。这样，一来便于控管，二来也让宗教人士成为他们的死忠「桩脚」，教会形同特定政党的尾巴团体。
　　过去台湾佛教大都是忠于国民党政府的，这等于是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时笔者已经看到了这个危机，笔者担心的是，万一有一天政权移转，那么，一厢情愿拥抱特定政党的佛教，岂不全都灰头土脸了吗？这对佛教来说，是潜藏重大危机的。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佛教已经不再是任何政权所可迫害的了，但是如果佛教自己做不好，是会被人民唾弃的。最起码在过往的岁月里，佛教的法师大德已经尽了心力，在政权的夹缝中保护了佛教，我们无法苛求他们在那个时代，能有这样宽阔的政教视野，但是台湾社会的佛教，已不能再依然故我地运用这种方式来面对政治了。「佛教主体性意识」的政治关怀，需要的不是为特定政党摇旗吶喊，也不是超然的旁观，而是超然的议题性介入。
　　看到台湾佛教「一面倒」以倾向当权派的形势，这使得笔者不得不站在「在野」的这边，宁愿与在野的社运中人为友，共同为一些寻求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议题而奋斗。如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已成为当朝权贵，可是笔者还是与他们保持距离，而避免任何周旋其间的场合。因为笔者坚信：佛弟子应该以良心人士自居，作一个永远的「在野」，作在朝者永远的「诤友」。笔者不是要与他们为敌，但不愿分享他们的荣耀，这样，必要的时候，如果当朝权贵犯了错误，笔者依然可以大声说话。
　　例如：笔者坚决反对赌博合法化，并且口诛笔伐不遗余力。这样努力下来，当权者当然多少得尊重一点笔者的声音，不得不买一点帐，总不好意思换了个位置就变了一张脸，所以笔者多少还能影响某些决策。但笔者仍然认为：自己「介入」的立场，是极为中立而超然的。佛教徒在台湾，应该要有这样的政教视野，与介入公共领域的道德自觉，摆脱「政权臣妾」或被边缘化的阴影。
　　撇开「爱护佛教」的心肠不说，即使是基于佛陀的慈悲精神，难道不应该介入某些政治事务吗？关怀生命协会曾经制作过一部录影带，叫做「生命的吶喊」，把台湾经济动物从生到死的种种苦难，一幕幕呈现了出来，叫人看了忍不住要涕泪交流。有一位佛弟子观看之后表示：「何必放这种片子呢？这会破坏我们与业者之间的和谐关系。」这话传到笔者耳里，让笔者不觉讶异。如果佛弟子所谓的「和谐」，是创建在眼睛不看、耳朵不听的基础上，那又岂是真正的和谐？可能是麻木不仁吧！倘若有一天火烧到了眉毛，倒要看看他们内心如何保持这片和谐？难道只期求后世与他方的乌托邦，就能获得和谐吗？以最自私的观点来说，这种佛弟子如果占大多数，佛教又当如何尊严存活于汉民族社会？别忘了，汉民族毕竟还是很重视现实事功的，他们对不事生产的隐士，即使容忍，也还是有其限度的。
　　证诸个人在观音像事件、佛诞放假运动、动物保护、反赛马、反赌博合法化运动……等所获得之极大效应，笔者深信：这是一条走得下去的道路！也许它在常规佛教的标准来看，是「另类」了一些。然而，就如同曾经为了「废除八敬法」（废弃佛门男女不平等条约），而让笔者承受到常规佛教势力的反扑一般，当其时，笔者虽声称要「告别常规」[4]，但是打自内心，笔者就不认为自己「非正统」。同样的，佛教社会运动这一条路，纵使在这个时代的台湾佛教还在起步，但笔者深信：历史将会证明：笔者的眼光与做法，不会错到哪里去。
　　十一、前景与隐忧，入世与出世
　　从上所述，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一幅台湾佛教的图象，那就是：在慈善、教育、文化事业的各方面，佛教都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以教育事业为例：过去台湾没有佛教所设立的大学，反之，只占台湾人口百分之三点五的基督宗教，却拥有辅仁、静宜、文澡、东海、东吴、中原、长荣、真理等八所大学。但近十年来，佛教陆续成立了华梵、慈济、南华、玄奘、佛光五所大学，还有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正在筹备之中。当然，每所大学的设立，起步时都是非常艰难的，早先各佛教大学筹备阶段，佛教界的许多法师居士也都呼吁：「能不能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办好一所大学？因为佛教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是，不知不觉间，各大学主事者各凭本事，佛教竟然也就出现了五所大学。兴建五所大学，并不像盖五间寺院那么容易，花费数以亿计，但台湾佛教徒竟撑起了五所大学的硬件建筑与教学设备之重担，由此可知，台湾佛教的信徒也已经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认同佛教法师们发心建设大学，而不祇是争相建造金碧辉煌的殿堂，塑造亚洲最高大的佛像，经营世界最庞大的寺院。
　　信徒的素质为什么能提高？这岂不是与出家人的素质提高有关吗？有几流的僧尼，就会出现几流的信徒，所以出家人绝对没有资格告诉他人说：因为信徒素质低，所以我不得不将就他们；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谁叫自己要沦落到「人在江湖」的光景呢？经过数十年台湾佛教有前瞻性眼光的大德惨澹经营之后，信徒的水平提高了，卓越的思想家如印顺导师，以其思想学说摄受了菁英份子，典范型的领袖人物则摄受了广大群众。慈航法师当初来到台湾，有感而发地说：佛教有三个「救生圈」（可见佛教当时积弱不振到何种程度，需要有「救生圈」来救命）：慈善、文化与教育事业。而这三者，台湾佛教都不辱使命，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很多山林隐修僧自命清高，认为修证才是本务，对于佛教的慈善、文化、教育事业，不但无法随喜赞叹，简直是嗤之以鼻，认为这些都是致令佛教「俗化、浅化」的罪源。但是试问：在这些事业都还没起步之前的佛教，镇日以经忏与迷妄为伍，让社会极度轻藐，当其时，这些隐修僧又何尝拿出过「修证」的成绩单，来改变那俗不可耐的佛教现状，或改变世人对佛教的鄙夷目光？我们无心轻慢「自了汉」，因为如果一个行菩萨的人，不能容忍解脱道的存在，那么这也就不叫做「行菩萨道」，而只是「霸道」了。一位菩萨道行者，应该能够接纳所有宗教，这当然也包括了佛教内部的各宗派与隐修僧。佛教的兴盛，来自前述菩萨行者勤勤恳恳的牺牲奉献，而不是来自于炫耀修证的成绩单，因为修证是个人的事，也是修道人的本份事，且牵涉自由心证的事，特别容易让人拿来炒作自己的「神圣」行情。
　　在台湾中部有一个佛教大山头，名为中台山，主事者惟觉法师，过去曾在山林潜修一段时日，出来后说修说证，以「神通」炫奇惑异，短短十余年，竟然经营了数十万信徒，分别院不知凡几，业务蒸蒸日上，在九二一地震的灾区创建起了全亚洲最大的寺院，金碧辉煌，壮观气派，这让社会人士相当侧目。这样一位标榜修证的人，要建设的也是标榜「修证」的道场，但受到佛教与社会的诟病也最多、最大。
　　原来修证是本份事，僧尼也不可完全不务修证，但若特别标榜并强调个人修证的神妙效验，经常引来的就是群众的盲目崇拜。这种人只是因为穿上袈裟，似乎有了「名门正派」的护身符，所以没有被一棒子打成「神棍」，但是正因为这样，他对佛教所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大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间，中台山引发震惊全台的剃度风波。他们??b未经家长同意下，剃了百余位大专佛学夏令营学生，弄到家长反目，经媒体连日大幅报导后，举国哗然。从中台剃度风波发生以来，佛教界似乎流年不利，接二连三地，有比丘或比丘尼因被控诉「诱拐出家」、涉及财务纠纷、违建或占用国有土地而被舆论交相指责，卷起轩然大波，有的甚至被侦办或起诉。影响所及，全体佛教皆严重受伤。例如：中台剃度风波发生之时，许多出家法师告诉笔者，他们走在路上，到市场购物，或是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都面对着许多民众敌意的眼光，有的民众甚至施以骂詈或吐唾的羞辱。此外，许多道场的主事者告诉笔者：例行性法会参加者锐减三分之一以上，夏令营活动往年报名者众，晚报名者甚有向隅之憾，九七年后的各种佛学夏令营，却普遍面临「报名人数大量减少」的困境，有的甚至「门可罗雀」，索性临时取消。诚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此，笔者撰写过几篇文字予以公议，试图降低社会对佛教的敌意。另外，笔者也曾写过一篇文章：〈惟觉法师应该向全体佛教道歉〉，这并不是因为笔者个人对他有什么恶感，而是站在全体佛教的立场，不忍见到他的行径让佛教受到质疑乃至社会反扑。
　　事件主角的中台山，不但因此事件而受到强烈指责，而且嗣后，其方丈惟觉法师与四名弟子竟然还因涉嫌窃占国土、违反山坡地保育条例及国家公园法，而被台北士林地检署张熙怀检查官提起公诉。起诉书并声明宣告没收万里灵泉寺所有建物，包括寺宇主体、道路、驳坎等建物，都难逃拆除命运。[5]
　　这类僧侣本来标榜的是修证，为什么会搞到这般田地？原因是：倘若没有正见正志，也不重视正语、正业、正命的戒增上学，对于戒律规定的「不得说过人法」与剃度规范等等不予理睬，这等于是在戒德、慧力都不具足的情况下，独修禅定。久而久之，修行有了一点体验，又时不时露一手，这就容易聚来一堆偶像崇拜的信徒。自己没办法遏阻贪婪，又因事缘太多，定力也慢慢地在消退之中。于是，明明已退失了定力或通力，却依然借助鬼神之力来维持其神秘灵通，并且讲求包装、行销，透过广大的媒体，透过与党政要员的特殊关系，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是佛教的兴盛气象吗？怕是「癌细胞扩散」型的旺盛气息吧！
　　这样的现象存在于台湾佛教界，因为台湾是宗教自由的，既能容忍酒肉活佛卢胜彦、有分身并会放光的宋七力、有第三眼并会施术的妙天，当然也就能容忍这类装神弄鬼的僧侣。可是卢胜彦、宋七力、妙天还不可怕，穿着袈裟的僧侣如此恶搞就更可怕，因为他们具有「佛教」符号的正当性，更容易让人对他们生成信赖感。而佛教界大都乡愿，面对这些现象，虽极不以为然，却也不愿给予舆论压力。
　　十二、制衡力量的检讨
　　台湾佛教如果还有隐忧，这个隐忧已不再是来自政权的打压与迫害，在民主化的社会里，政权已经没有能力迫害佛教了，政治人物甚至已经从早年高傲地看待本土宗教的姿态，一转而变得极力讨好佛教，甚至对佛教或是附佛新兴宗教某些首脑恶劣的行为，睁一眼闭一眼，极尽纵容之能事。只要这些佛教团体（或新兴宗教团体）领导人的口袋里有着大量信徒的选票，政治人物就必然要忙着跑去「拜码头」，至于这些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既无力过问，也不想过问。
　　政治人物大都有现实的政治利益之考量，纵使知道某个宗教领袖私德不好，或是作风怪异，但看在选票的份上，逢到该山头的重大庆典，应邀到场，政治人物还是会欣然赴会的。而这些宗教人物，有些也是「请坐，请上坐；泡茶，泡好茶」之类的势利之徒，只要到来官员、民代、部长、院长或总统，就俨然「蓬壁生辉」，洋洋得意。
　　话说回来，政治力不介入宗教，长远而言总是好的；政治力介入宗教的正当性一旦成立，受害的也未必是恶形恶状的教棍，而往往会让拥有政权的人用来诛除宗教思想上的「异己」。
　　照理说，传播媒体应该扮演监督和批判的角色。但是媒体往往也不太敢开罪大山头，而大山头也越来越晓得如何打进媒体：例如：砸银子做广告，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广告客户；尽量吸收媒体高阶主管，让他们成为自己的皈依弟子；以大量的「读者投书」来形成报社压力，制造舆论假象。所以偶有「记者虽已报导，但报方却因顾忌而不愿刊载」的情形，让这类恶质现况，轻易地逃离了社会大众共同监督的「法眼」。
　　另一种监督与批判的角色是学者。由于学者早年对佛教高姿态的批判受到佛教人士的反弹，并也由于僧伽佛教本身在质与量方面都已有所提升，于是，学者与佛教间的交互，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
　　人类学家早已有过这样的转变。早年他们到了某一个部落，对于这一部落中的一切，往往采取一种西方文化主流的观点来品评物议，动辄为他们贴上「野蛮、未开发、不文明」的标签，但是后来西方人类学者改变了这种高姿态，他们倾向于同情地聆听，忠实地记录，不加任何价值判断。在宗教研究圈里，我们也可看到同样的转变：过去研究宗教的人，往往基于特定宗教或文化偏见的立场，对其他宗教做出严厉批判，到后来转变心态：聆听、「悬搁」、忠实纪录，将诸家宗教的资料并陈，小心奕奕地不作价值判断。
　　汉传佛教早年面对一些有特定意识形态（反宗教、非宗教或异宗教）的学者，对佛教的批判，经常逾越份际。他们不祇是批判某些佛教内部不好的现象，而是连佛教或僧伽的「本质」与「功能」都全盘抹煞。例如，硬说佛教兴盛，必导致国族衰亡，而无视于阿育王与隋唐佛教黄金时代，国族之同步兴隆。又如：硬是抹煞出家角色的所有功能，指称他们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虫；或老是把僧尼与情色、暴力作不当之连结。影响所及，连民间戏曲小说都对僧尼有极负面的角色刻划－－要不就是武功高强的巨奸大恶，要不就是怀春尼师与光头淫棍。
　　以儒家为主流的知识份子，不尽然都对佛教有如此的敌意，但有敌意而又拥有发言权的儒者，也并不在少数。他们对于佛教的批判确实是未见公允的，但是，孟子说得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佛教受到儒者严格的监督与批判，也就促使佛教的有心之士生成危机意识，无法坐视佛教一味沉沦、堕落下去。儒者对于佛教的批判，容或失之过苛且不如实，但最起码这会促使佛教反省、节制并修正自己的行事作风。
　　遥想当年，印顺导师为何提倡「人间佛教」？他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提及：抗战期间，他在四川北碚汉藏教理学院，遇到弃佛入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告诉他，其所以弃佛入儒，理由是「此时、此地、此人」。这使印顺导师痛切反省，为复兴佛教而矢志在「思想」的源头上厘清佛陀本怀，倡导大乘的「人菩萨行」。这些，以宏观的角度来看，无非是因为儒家所创建起来的强大社会监督系统，促使「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佛教僧侣，不得不奋发图强，汰泊存精，让佛教更能契应于佛陀的护生本怀；并且修正隐遁独善的路线，符应「兼善天下」的中国人文精神。
　　印顺导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俨然成为台湾佛教思想的主流，即使那些挂着「人间佛教」旗帜的佛教团体，其思想未必与导师全然相同，但无论如何，他们也还是非常尊崇印顺导师，而「佛教必须走向人间，拥抱苦难众生」，也已经成为主流佛教的共识。可以说，这股「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而奋发图强以走入人间的力量，造就了几位光芒万丈的典范人物，印顺导师是如此，星云大师、圣严法师与证严法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觉得，太过保护佛教不是好事。佛教被迫害当然不成，但是若能被适度地监督与批判，这永远会是一股让佛教维持清新的力量。在台湾，学者价值中立而审慎地自我节制本是好事，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对佛教总保持着一份客气，或是与佛教某些特定团体有深厚的利益牵扯，那就很难以善意与公正的态度，对佛教提出适切的鼓励与诤言。
　　另一股监督系统来自友教。证严法师曾提及她做慈善事业的最初动机说：一九六六年，花莲海星中学有三位天主教修女，来向法师传教，他们谈到彼此的教主、教旨、教义，把天主的博爱与佛陀的慈悲提出来研究讨论。修女在临离去前，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今天终于了解：佛陀的慈悲是普及蠢动含灵一切的生命，确实很伟大，但是，虽然天主的博爱只是为全人类，我们在社会上建教堂、盖医院、办养老院，而你们佛教有吗？」法师心情顿时沉重起来。[6]修女的话触动了他的心灵，也加强了他的信念，他决定把佛弟子的慈悲力量组织起来，从救人做起，并提倡「由善门入佛门」。
　　但是近时在「宗教对话」代替「宗教对抗」的友好气氛之下，来自异教的恶意攻讦固然大量减少了，相对地，连来自友教的逆耳诤言，也就在彼此融洽的气氛下，自动消音了。
　　政治人物对佛教大大礼遇，媒体很难避免受到牵制的困境，而学界对佛教又保持客气，纵使爱深责切，也只流于个人私下的言谈，而不太愿意公诸笔墨，连其他宗教都选择缄默。这样看似让佛教「太平无事」，其实反而失去了制衡的力量。现今台湾佛教有许多光怪陆离的乱象，特别是穿着袈裟的人如果品行不端，炫异惑众，极容易危害佛教。如果这些人是清海、妙天、宋七力，笔者尚不会有焦虑感，但穿着如来法衣而行非法非律之事的那些人，并非佛教社会底层的经忏僧，而是高高在上被拱为圣僧，一旦他们发生任何重大过失与财色方面的丑闻，佛教自难逃池鱼之殃。但是由于佛教界乡愿成习，不但没有公正的批判力量，反而以「若要佛法兴，除非僧赞僧」来粉饰太平。
　　好在台湾在解严之后，报禁删除，数量极多的媒体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不易全数被人收编。所以纵使有人透过金钱或人脉的力量，要求某个媒体不要报导他的丑闻，可是在各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其他媒体还是有可能基于市场需求而揭发出来的。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媒体对宗教的监督力量是有其必要的。短暂而言，当然是佛教之痛。但是长远来说，让佛教中的不肖份子知所收敛，或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这都有其正面价值。更何况，教内人士倘不积极自我反省，也不自我监督、批判，待到教外人士监督、批判的时候，佛教就不可能要求他「下手要恰到好处」了。这些主编与记者对佛教未必有同理心，因此可能下手很重，用词失了分寸；甚至可能「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扩大地造成了佛教界的全面伤害。这也因此而形成了另一重隐忧，亦即：由于这种弊端被揭露到媒体上，往往不祇是形成当事人或其所属山头的伤害，更形成了其他无辜佛教寺院的伤害，受到这种教训之后，佛教中人容易变得更加讳疾忌医。
　　最怕的就是「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把它扣在山门里，成为「茶壶里的风暴」，让受害人在黑夜之中哭泣，让其他受害人因无媒体之预警，而前仆后继，不知不觉地踏进陷阱。但是由于佛教界在几次佛门负面事件中受到池鱼之殃，难免就更印证了他们乡愿的想法，认为负面事件披露出来对佛教伤害太大。所以虽然他们未必见得看得惯许多佛门乱象，但往往只将之付诸彼此的口耳相传，而不愿意公诸媒体，让恶人受到社会的监督与法律的制裁，这是佛教无法「去腐生肌」的重大隐忧。
　　以上所述，只是针对佛门的负面现象，而谈监督系统的问题；在正面的部份，台湾佛教无论在慈善、文化、教育事业，还是社会运动方面的表现，还都是极有突破性，深具本土特色，有的（如慈济的全球赈灾）更具足了「天下一家」的格局与胸怀。
　　十三、结语
　　台湾佛教，就在广大民间神佛不分的观音信仰基础之上，本土的僧伽佛教揉合1949年后来台的大陆佛教，并带动着知识份子与大专学生的学佛潮流，再加上典范人物无远弗届的摄受力，而形成了具足本土特色的汉传佛教。
　　而南传与藏传佛教在台湾不但自由传播，而且各擅胜场，欧、美、日、韩……等各国佛教也常与台湾佛教作友好的交流。凡此种种，都促成了台湾佛教多元而丰富的开展。这样的佛教，拿来与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大陆之汉传佛教相互映照，立刻可发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政府对宗教已渐趋善意，但迄未全面松绑，所以一元化领导的中国佛教协会，依然掌控着整个大陆佛教的进展。而对内一元化领导的教会系统，对外当然也就容易成为政权的「白手套」，因此中国佛教协会的运作，与台湾过去的中国佛教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而1949年以后的大陆佛教，历经两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十年文革内乱，佛教元气大伤，人才断层，晚近改革开放之后，寺院建筑虽逐渐回复旧观，但人才的培养，仍非一蹴可几。这就形成了两地佛教风貌的不同。
　　还有，自太虚大师过世至今，大陆迄未出现以思想之卓越与完整而见长的高僧（如印顺法师这样），能以其德学的权威，经绵密的学理辩证与教史研考，惩前毖后，提供一套「复兴中国佛教」的宏观策略，所以大陆各寺院大都延袭旧惯，不是隐遁山林，就是香火经忏。少数寺院所办的佛学院，业已积极培育僧材，但院生依然要面对「理想与现实差距」的问题。
　　再者，大陆佛教迄未出现类同星云、圣严、证严法师等这样具有群众魅力的典范人物，加上其运用传媒以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主、客观条件也还不及台湾，所以短期间尚无法看到如同慈济、佛光或法鼓等大规模而有组织的团体，会在中国佛教社会之中出现的可能性。这样当然是有利有弊，但无论如何，逢遇巨大灾变的场合，庞大佛教团体所展现的动员力与救援力，实非寻常「散户」所能望其项背。
　　台湾佛教的表现，虽有其本土化、多元化与全球性特色，但这并不表示台湾佛教的发展都是非常正面的。更且在过往台湾民主运动的时代，佛教当权者与执政当局紧密结合，依附权贵的色彩过于浓厚；面对种种攸关土地、人民与苦难众生的社会运动，佛教也几乎无动于衷，甚且敬而远之。作为一个人口比例占大多数的主流宗教，未能实时参与改革事业，共同兴利除弊，反而在无形之中，给予保守力量以负隅顽抗的空间，卒遭致「在前人树荫下乘凉」之讥。
　　即使笔者生年也晚，只参与到后面那一段风云际会的年代，提倡佛教社会运动，依然被保守派敌视诋毁，而且显得非常「另类」。这一方面，较之基督长老教会矢志扮演「社会先知」的角色，不惜风险而与民主斗士共同打拚，佛教似乎柔软有余，却少了大雄大力、大无畏的精神，这点是殊为可惜的。
　　2003年2月5日删订完稿于尊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