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解严后佛学院所崛起原因初探

　　内容提要：台湾解严后佛学院所崛起原因:光复以来台湾佛教育未曾中断，佛教界对佛教教育的关注和重视，积极召开各种类型的佛教教育研讨会，创办者有长远的规划和明确的目标，佛学院所在经济上有充分保障，现任院所长、教务长等都有较高学历和从事教育的经验，学生在院所学习时各种费用全免并有奖学金，毕业后多面的出路。
　　关键词：台湾解严　佛学院所　崛起　原因
　　作者何绵山，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从1948年慈航法师于中坜圆光寺开办台湾第一所佛学教育机构——台湾佛学院至今，台湾已开设了八、九十所佛学院所，[1]今天有影响的仍有三十余所。台湾当代佛教的兴盛与台湾佛学院所关密切，当代台湾佛学院所的崛起，提升了台湾僧人的素质，培养了台湾大批住持佛教人才，促进了台湾宗教师资的养成，开拓了台湾佛教徒的视野，对台湾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湾佛学院所在解严后迅速崛起、规模日益扩大、影响力日增，其原困是多方面的。
　　一、 佛教界对佛教教育的长期投入与关注
　　光复以来台湾佛教育未曾中断，为解严后的佛学院所兴盛打下了一定基础。光复以来台湾不同程度地办过各种佛学院校，后或因经济原因、或因政治原因、或因出家人自身原因，断断续续，有的时间较短，有的长些，只有少数能坚持下去，但一直未曾中断，此起彼伏。其陆续创办的佛学院校如：1953年新竹狮头山元光寺主持会性法师创办佛学院，1957年新竹一同寺住持玄深尼师创办女众佛学院，1957年高雄佛教莲社道宣法师创办华严学院，1957年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创办男众佛学院，1958年台中灵山寺创办灵山佛学院，1958年台中佛教会馆住持妙然尼师创办佛学研究社，1958年玄妙法师于台北圆觉寺创办佛学专修班，1961年新竹青草湖福严精舍正式改称福严学舍，为收容高级班学僧的僧伽教育机构，1961年台中宝觉寺所办台中佛学书院第二届毕业，1962年台南竹溪寺创办竹溪佛学院，1963院年屏东东山寺住持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1963年临济寺贤顿法师创办戒光佛学院，1963年台中南普陀佛学院国强法师招收寄听学生，1964年台中慈明寺圣印法师创办慈明佛学院，1965年高雄寿山寺住持星去法师创办寿山佛学院，1965年台北县树林镇海明寺创立海明佛学院，1965年台湾第一座佛学研究所于阳明山中国文化学院成立，1965年基隆月眉山正觉佛院成立，1967年台北慧日讲堂及北投法藏寺联合创办太虚佛学院，1967年高雄阿莲光德国寺净心法师创办净觉佛学院，1967年新竹莲华寺创办菩提女众佛学院，佛光山宗务委员创办佛教丛林学院，1974年彰化县大城乡古严寺白云法师创办大智佛学院，1975年台北华严莲社创办华严专宗学院，1976年三重市慈云寺创办中国内学院，1976年高雄寿山法兴寺创办寿山内学书院，1979年屏东东山寺创办东山佛学院，1979年台中南普陀寺创办佛学院。解戒前的台湾佛学院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光复后至六十年代中期，其存在问题，正如圣严法师于1967年7月在《今日台湾佛教及其面临的问题》中指出当时佛学院现状：“一般师资水平都很低，有的学老师及学生连国语都不会，而用台语授课，有的学院录取学生的标准，仅能写出自己的姓名就可。所以，大多数于三年毕业之时，无任何优异成绩可现。”圣严法师还具体指出：“在台湾的佛学院，为什么办不长久？为什么造就不出较多的人才？原因实在很多。一、办学宗旨问题：为造就人才而办学，这在所有的学院都是相同的。为谁造就人才就有点问题了，一般寺院办学的目的，是为增加人众，以办学之名，可以吸收外来的青年，毕业时可以吸收外来的青年，毕业时至少有部份便会成为此一寺院的一分子，同时也可避免寺内青年的外流。……二、教材的问题：‘一处毕业，处处毕业’。这是对二十年前大陆时代办佛教教育的讥评，但是这顶帽子，仍可合乎今日台湾佛教教育的头寸。许多的学院与学院之间，所谓你是低级我是高级，乃是在学生的平均水准，却不在于学院授课的本身。因为从台湾北部到台湾南部，能够授课学课的法师和居士，就是这么几位，他们所能教授的科目，也不这么几门。”[2]②由于经济困难、生源不足、教材缺乏、师资难聘，这一时期僧教育困难重重。但始终能坚持办下来的原因，除了法师的努力外，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当时出家青年大多来自中下级农村，此时台湾因经济原因，教育尚未普及，因此他们大多未受过较好教育，求知心切。能有地方安心读书，衣食无忧，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当时教育水平虽然不高，却也因符合当时学生实际而得以时续时断地维持下来。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戒严前，是台湾佛学院发展的第二时期。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信徒们有更充裕的钱财捐舍寺院，人们教育水平也有提高，这时佛学院校在质量上开始提高，并注意顺应时而进行改革，如1976年创办的寿山内学书院，开始教授大学程度课程，招收高中毕业生。1975年佛光山将佛光山丛林大学改办中国佛教研究院，1974年台中慈明佛学院扩充改称台中中华佛教学院，1979年基隆灵泉寺的正觉佛学院改制为华文佛教学院。教师队伍也得到充实，校舍图书等硬体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些都为解戒后佛学院所的兴盛打下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与台湾僧教育一直未曾中断同时，佛教界长期一直关注佛教教育，在理论上做了有益探讨，在舆论上进行了有力的呼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至今，台湾有关刊物发表了百余篇研讨、呼吁僧教育文章，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佛教教育研究与应用。有代表性的如：柳絮《佛学与佛教教育》（《菩提树》第349期），王冬珍《佛性、佛法、佛曲与佛教教育》（《海潮音》65卷8期），朱际镒《从佛家教义和时代背景谈佛教教育》（《海潮音》65卷8期），晓云《佛学之基本原理与施教方便》（《哲学年刊》3期），林珈汶《佛陀有言及无言的教育》（《华梵佛学年刊》3期），慧广《我对佛教教育的看法》（《中国佛教》33卷7期），陈长春《佛教教育思想》（《中国佛教》28卷9期），陈松柏《佛教思想及其教育理论》（上下）（《慧炬》292——293期），陈仁春《佛教教育与人文思想的教育精神》（《华梵佛学年刊》5期），张廷荣《熏习十义——佛教精深的教育心理（复兴佛教教育之二）》（《海潮音》58卷11期——59卷1期），修慈《修习“觉观自在”——以调摄身为佛教心理教育之重心》（《海潮音》65卷7期），陈娟珠《唯识熏习在教育上之启导》（《华梵佛学年刊》6期），郑石岩《佛学教育心理学》（《慧炬》306期），晓云《般若禅转识教育论》（《华梵佛学年刊》1期），彭震球《<维摩诘经>群性教育》（《海潮音》69卷5期），NarainA?K《人文思想的佛教观在现代科技教育所占的角色》（《华梵佛学年刊》6期）；（二）僧教育与佛学教学。有代表性的如：无家《没有完善的僧教育佛教如何能好起来》（《菩提树》347期），宽静《论太虚大师办僧教育之理想》（《菩提树》374——375期），宏印《从因缘谈僧教育》（《菩提树》380期），宏印《僧教育刍言》（《菩提树》385期），如悟《从僧伽教育的历史回顾谈佛教教团培育后继人才的理论与实践》（《狮子吼》26卷3期），慈悟《论佛教僧教育》（《海音潮》70卷11期），昭慧《从太虚对僧教育之改革评现代中国僧教育之发展趋向》（《狮子吼》29卷1期），能融《早期佛教僧众教育略谈》（《中华佛学研究》4期），宏印《谈僧教育》（《菩提树》315期），成一《佛教教育的学制与课程内容之探讨》（《海音潮》65卷7期），李孟翰《现代佛教学院课程之嫠订与师资培养刍议》（《海音潮》65卷8期），姚荣龄《振兴佛教与大学教育》（《菩提树》27卷7期），黄运喜《理想中的佛学系、佛学研究所教育》（《中国佛教》31卷1期），江灿腾《为台湾佛教高等教育把脉》（《当代》37期），李孟翰《点灯与传灯者——试论佛教理想中的大学与教师》（《华梵佛学年刊》6期），陈西臣《谈佛教教育的内容及方法》（《海潮音》65卷7期），吴丽玉《传统丛林教育的衰微一现代佛学教育的革新》（《菩提树》469期）；（三）佛教教育与现代社会。有代表性的如：张廷荣《严师王典型——复兴佛教教育十论之二》（《海潮音》58卷10期）、《佛教教育扎下三个根基——复兴佛教教育之四》（《海潮音》59卷2期）、《主要外语及时代新知如何加强教学法——复兴佛教教育十论之五》（《海潮音》59卷4期），晓云《禅林现代化对现代教育之启示（上、下）》（《狮子吼》17卷10——11期），李志夫《论现代教育应对佛教教育之新反省》（《海潮音》65卷7期），李载昌《现代社会之佛教教育》（《海潮音》65卷7期），彭震球《现代教育与唯识学》（《海潮音》65卷7期），智益《如何发现现代佛学教育与科学佛法（上、中、下）》（《慧炬》250——252期），宏一《觉性教育于现时代之启示》（《华梵佛学年刊》5期），Bechert Heinz《佛教教育两个目标》（《华梵佛学年刊》6期），邱敏捷《开放社会中佛化子女教育的调适》（《狮子吼》31卷4期），邱建成《当前社会现象与佛教育的考察（1——5）》（《狮子吼》31卷8期——32卷1期）。这些文章中有的从历史或理论上探讨佛教教育，有的提出了佛教教育中的各方面问题，不仅在佛教界引起共鸣和关注，也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形成一定阵势，为台湾佛教教育做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
　　积极召开各种类型的佛教教育研讨会，为佛教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就多次召开佛教教育研讨会，积极探讨发展佛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1983年9月，华梵佛学研究所主办了第三届国际佛教教育研讨会，来自美、比、日、韩、菲等国的六十多位人士参加大会。1988年7月，佛梵佛学研究所主办了第六届国际佛教教育研讨会，来自美、英、西德、法、比、意、印、泰等国学者参加了会议。1988年8月，圆光佛学院举办了第一届全台湾佛学院院务研习会，与会代表三十五人，分别来自福严、佛光山、净律、宝华、海明、香光、开元、中华等十三所佛学院校，代表皆为从事多年佛教教育工作的院长、教务长、训导人员等。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佛学教育界注意与祖国大陆的佛学教育界沟通，如1991年2月，“大陆佛学院参访团”赴大陆进行15天的交流参访活动，这是台湾佛学院首度联合到大陆访问交流。从此，大陆与台湾在佛教教育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两岸联合召开佛教教育研讨会也日见频繁，如仅慈光禅学研究所至2001年就召开过四届两岸僧伽教育交流会。现以由中华佛学研究所于2001年11月召开的“两岸佛学教育研究现状与发展研讨会”为例，会议有十个台湾代表、九个大陆代表参加，代表们就两岸佛学研究、研究现况与前瞻、从宗教观点看两岸文化的异同、两岸佛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未来之发展与交流等进行了研讨。这类研讨会为台湾佛学院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佛教教育注入了活力。
　　二、创办者素质的提高和经济上的充分保障
　　创办者有长远的规划，有明确的目标，使佛教院所能一步步按既定方针走下去。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佛学院，因受各种条件限制，无法长远规划，只能办一天算一天，因此停停办办、断断续续者不少，前功尽弃者亦不少。解戒以来充满活力的佛学院所，由于主事者视野开阔，往往根据台湾社会实际和本院的特点，定有长远规划和明确目标，这就为佛学院所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进入良性发展阶段。对于未来展望和规划，各佛学院所都有自己的既定目标。佛光山丛林学院对未来的展望，如接引全球五大洲的当地学佛青年，培养具正知正见的佛教徒，所有佛教团体寺院的负责人都由经过佛学院训练毕业的学生担任。法云佛学院规划在续办第六届佛学院时，配合时代资讯潮流及现有乡村布教所之佛学课程，造就多方面弘法人才。法鼓山僧伽大学佛学院规划今后将依照相关教育法规，申请改制成为“宗教研修院”大学部课程，向世界性综合大学发展，并设汉传、藏传、南传以及世界佛教整合性学院，开放大陆、藏传及南传的佛教僧侣进校，使学校成为世界研究佛学重镇。圆光佛学研究所订有中长程计划，在教学、研究、服务方面都有详尽的目标，如在研究方面将成立圆光佛学研究中心，并设北传佛教、汉译经典、台湾与近代中国佛教研究室，各研究室聘请一位研究员，及研究助理若干名。中华佛学研究所未来规划更是宏伟，如要开设博士班课程；有的班用英语授课；将现有中国、西藏、印度及佛学资讯四个组扩大为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佛学院所在经济上的充分保障，使学生得以潜心问学。佛学院所依靠的寺院大多在各方面都有较好的条件，使佛学院所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如千佛山女子佛学院所依寺院为千佛山菩提寺，“佛学院的经济，完全由千佛山菩提寺常住负担，无论食住医药教材文献等，均予以最有力的支持；务期帮助学生们安心修学、清静办道，于各各不同班次所规定之年限中，圆满品学兼优的目标，达到修养庄严的境地。”[3]中华佛教学院由万佛寺聚资兴学，佛光山丛林学院所有费用皆由佛光山寺提供，佛教力行学院、佛教解脱道研修所所依靠的为力行禅寺，法云佛学院所有费用由法云禅寺负责，华文佛教学院由灵泉寺创办，华严专宗学院佛学研究所由华严莲社创办，开元禅学院由开元禅寺创办，寿峰山光量学佛院由光量寺创办，护国清凉寺“净土专宗佛学院”由护国清凉寺护持。由于这些创办的寺院财力雄厚，所以所创办的佛学院所的学生可以衣食无忧地学习，有的全年不参加任何法会活动（如台南女众佛学院），以确保学生能专心用功。有的寺不仅举全寺之力，还广泛接纳其他寺及各种基金费的支持。如香光尼众佛学院除了有香光寺护持外，还得到高雄县紫竹林精舍、财团法人伽耶山基金会（含台北印仪学苑、台中养慧学苑）、财团法人香光尼僧团伽耶山文教基金会（含苗栗定慧学苑）、财团法人嘉义市安慧学苑文教基金会（含嘉义安慧学苑）等团体的支持。有的院所虽没有依托的寺院，却有基金会的支持，如佛教弘誓学院创有弘誓文教基金会，并得到许多传统道场的支持。如与学院素无渊源的土城承天禅寺住持传悔法师曾一次支助学院五千万元新台币建造教学楼。有的由社会企业家捐赠，如华梵佛学研究所即由福住营造公司简德曜董事长捐建。
　　现任院所长、教务长等都有较高学历和从事教育的经验，学术视野开阔。除了开山创业的法师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外，现任的佛学院所长及教务长、训导长等与之前佛学院校相比，普遍年青、学历高、甚至还多有外出留学的经历，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视野开阔，具有国际背景，因此能将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佛学院难以比肩的优势。如佛光山丛林学院现任院长慈惠法师，1934年生，1969年赴日本佛教大学、大谷大学研读，以第一名优势成绩获硕士学位，为台湾首位留学海外获硕士学位的比丘尼；男众学部主任慧兴法师，1970年生，美国加州人，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女众学部主任永本法师，1954年生，1991年毕业于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佛教力行学院、佛教解脱研修所创办人暨现任院、所长长慧门法师，1942年生，中兴大学硕士，曾任中兴大学副教授。佛教弘誓学院创办人暨现任院长性广法师，1962年生，2000年获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宗教研究所硕士，2002年进入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班。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现任所长萧金松，1943年生，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硕士，曾任政治大学副教授。法云佛学院现任院长达碧法师，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法云佛学院，1981年赴日本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研读，1989年返台。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现任所长李志夫，1929年生，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毕业，印度大学宗教哲研所硕士，曾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法鼓山僧伽大学佛学院创办人暨现任院长圣严法师，1930年生，1975年获日本东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文化大学及东吴大学教授，为汉传佛教在国际间最具代表性的法师之一；副院长惠敏法师，1954年生，台北医学院药学系毕业，1986年赴日本专攻印度学，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教授及教务长；副院长果光法师，1959年生，1991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博士学位。香光尼众佛学院创办人暨现任院长悟因法师，1940年生，1976年获文化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华文佛教学院创办人暨第三任院长晴虚法师，1931年生，曾留学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文学部四年，后入台湾佛教学院修学三年。华严专宗学院佛学研究所现任所长贤度法师，毕业于华严专宗学院佛学研究所，曾任智光高级商工职校教师。开元禅学院创办人悟慈法师，1925年生，曾于日本东京驹泽、立正大学获文学硕士，后至京都大谷大学修毕博士课程。美国加州东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慈光禅学研究所所长惠空法师，1957年生，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又就学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三年。寿峰山光量学佛院创办人暨教务主任理光法师，1946年生，高雄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台北士林莲学佛园毕业、华梵佛学研究所肄业。福严佛学院现任院长厚观法师，1956年生，淡江大学毕业，中华佛学研究所结业，日本京都大学修毕印度佛教学博士课程。台南女众佛学院创办人暨院长常音法师，1957年生，曾赴日本就读大正大学部及研究所，获硕士学位。莲华学佛园现任园长修慈法师，1942年生，毕业于莲华学佛园，又就读于莲园专科班、华梵研究所先修班，毕业于佛梵佛学研究所。华梵佛学研究所创办人暨现任所长晓云法师，1913年生，1933年深造于香港艺术学院研究所，1946年赴日本泰戈尔大学研究印度艺术，返台后主持文化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指导硕士、博士。由以上可看出，所列21个主要佛学院所现任领导人中，基本都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毕业于研究所或在硕士学位的有13人，已学完博士课程或有博士学位的有6人，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有12人。还有多人有在普通大学任教的经历，由这样一支队伍把管佛学院所，有利于各院所的软、硬件建设，也有利于海外沟通联系，从整体上提升院所各方面的品质提高知名度。
　　学生在院所学习时各种费用全免，并发给奖学金，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台湾佛学院所一般学费全免，并提供膳宿费和书籍费，一般衣服、被具、制式用具等由自己负责，关键的是还发给数量不一的奖助学金，有的超过公立学校。其奖学金申请方法有多种，（一）定期发给。但有一定差距，如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每月定期发给奖助金五千元，而法鼓山僧伽大学佛学院则每月定期发给奖助金五百元。南华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每月定期发给佛光山文教基金奖助金五千元；净律学佛院每月定期发给沙弥、比丘每人二千元，居士每人一千元；开元禅学院每月发给正科班、预科班学生每人二千元，专修班每人三千元；圆光佛学研究所每月发给每人两千至三千元；元亨研究所每月发给研究生四千元；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每月发给研究生每人五千元；福严佛学院每学期发给本台湾学生每人一万元，海外学生每人一万五千元；华梵佛学研究所每学期发给研究生每人一万五千元。（二）根据需要提供奖助金。如佛教力行学院、佛教解脱研究所就视个人实际需要发给奖助金。（三）根据成绩品行申请奖助金。为使申请规范、有章可循，不少佛学院所都制订了申请奖助学金的章程，如香光尼众佛学院规定申请奖助学金的条件是：1、五门（指解、行、生活、执事、弘护）成绩总平均88分以上，且生活门成绩85分以上者；2、五门成绩总平均80分以上，生活门成绩80分以上，且经济上需要资助者。而华文佛教学院申请奖助学金的条件是：1、在一学年中学业成绩总平均80分以上者；2、在一学年中操行甲等者；3、清寒之学生，亦须勤勉学习，而学业成绩年总平均70分以上者。由上可看出，申请奖助金，一是看成绩；二是看品行；三是适当照顾贫寒学生。（四）设专项奖助金。如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设有专项留学奖学金，其条件是：1、正在海外大学攻读佛学硕士、博士的留学生；2、已取得入学许可证的佛学硕士；其金额：博士生三千美元，硕士生二千美元；最多博士可获三次、硕士可获二次奖助。十二年来受奖人数计99人次，累计发给奖学金382100美元。福严佛学院设有专项毕业生进修奖助金，具体如：1、就读海外公私立研究所者，每年一人四十万元新台币；2、就读本岛公私立研究所者，每年一人二十万元新台币；3、就读海外公私立大学者，每人一年二十万新台币；4、就读本岛公私立大学者，每人一年十五万元新台币。（五）申请各种基金会的奖助金及有关人士的奖项和隐名氏护持金。如中华佛教学院学生每年可申请信澈、文殊、华严莲社、慈济、慧炬等各处基金会设立的奖助金；法云佛学院学生可申请台湾省内各种奖助金；佛光山丛林学院学生可申请性悟法师、马廖雪月、陈剑城、赖义明等设立的六十七项奖助金；福严佛学院可申请隐名氏护持的奖助金。这些不同类型的奖助金，不仅大大减缓了学生们在经济上的压力，也为他们研究（如私人购书、购买学习用具等）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三、毕业后的多方面出路
　　毕业后多方面的出路使佛学院所充满活力。虽然现在各佛教院所毕业生的出路与一般社会普通大学毕业生相比还有差距，但与以往毕业后就要回去常住、就要投入道场忙碌的经忏法会中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用武之地大大增加了。以佛光山丛林学院1990年至1999年这十年各级学部毕业生各年服务单位具体数字、便可看出：
　　佛光山丛林学院各级学部毕业生各年度服务单位④[4]

　　注：1、分别院：台北道场社教中心、法宝寺图书馆、福利监院室、信众监室等。
　　2、文化单位：佛光出版社、普门杂志社、觉世旬刊社、人间福报等。
　　3、教育单位：女众学部教务、北海学部教务、英文佛学班教务、日文研习班等。
　　4、事业单位：资讯中心、电视佛学院、佛光卫视、人间文教基金会、国际佛教促进会、社会教化处等。
　　5、海外单位：日本东京别院、佛香讲堂、伦敦佛光寺、温哥华禅净中心等。 再如香光尼众佛学院的毕业生少部份赴美国、日本、英国及新西兰攻读学位、及在台湾研究机构（如佛学研究所、宗教学研究所、成人教育研究所）进修深造外，更多毕业生从事以下七种工作： 香光尼众佛学院校友职业分布[5]

　　寿峰山光量学佛院毕业生出路有三：1、留任学院，担任教师；2、留任学院，或回各人常住担任执事；3、由学院提供静修环境，在解、行门二门中，继续深究。
　　华严专宗学院佛学研究所学生毕业后一般作以下安排：1、参与研究员专题写作、教材编辑、教学、行政等工作；2、提供研究和奖助学金出国深造；3、安排至其他国内外分支道场，作教学、弘法等工作。
　　各院所大都在毕业后千选送海外深造方面不遗余力，仅如法光佛学院就有多人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并有毕业生分别获日本东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博士学位。毕业生的出路主要与台湾佛教兴盛而需要大量人才有关，但也与各佛学院所的积极关心、规划、引导、推荐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