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和丝绸之路的关系

洛阳和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历史文献和关键人物
　　1.大量文献记载东汉丝路起点在洛阳
　　东汉以洛阳为都城长达196年，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丝绸之路”西行的出发点，也是沿“丝绸之路”东来的终点。公元64年，汉明帝派遣使者沿“丝绸之路”赴西域拜佛取法，在洛阳创建“中国第一古刹”白马寺；公元73年，班超奉命由洛阳出使西域；公元97年，班超的属员甘英沿“丝绸之路”一直到达波斯湾边；班超之子班勇，曾任西域长史，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西域记》。与此同时，当时西域各国、各地的使者、僧人、商人来华，也都是以国都洛阳为目的地，大量古代文献都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早在东汉时期，人们在计算丝绸之路上西域各国里程时，就是以洛阳为起点的。《后汉书.西域传》列专条介绍的西域诸国共二十三国，其中有明确里程记载的十三国，其起点都是以洛阳开始计算的。其实不仅《后汉书》作者范晔据班勇《西域记》，有承认计算西域里程以洛阳为起点的认识，而且较《后汉书》成书早50余年的《后汉纪》也持这种观点。袁宏在《后汉纪》中写道，“西域之远者安息国也，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大月氏国治蓝氏城，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
　　汉与西域之间贡献贸易，或由商人冒充使者的商人，带着西域诸国的土特产到洛阳“奉献”，在得到汉政府的金帛赏赐之后，再运回西域，运往中亚、西欧出售。汉的使节或冒充使者的商人，带着丝绸金钱，前往西域换回西域诸国的奇珍异宝，如珊瑚、琉璃、琥珀、香料等物，再运回洛阳。
　　2.班超自洛阳出使西域
　　除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外，有一个关键人物，最能说明丝绸之路与洛阳的密切联系，那就是班超。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大将军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在他手下担任代理司马立下战功。窦固为了抵抗匈奴，想采用汉武帝的办法，派人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他赏识班超的才干，派班超担任使者到西域去。
　　班超带着36个随从到了鄯善（今新疆）进行游说活动，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英雄气概，设计纵火，杀掉匈奴使者，鄯善王表示归汉，班超回到洛阳，汉明帝提拔班超做军司马，又派他到于阗（今新疆和田）去。班超仍带其部众30余人到达于阗，斩杀阻挠与汉通好的于阗国大巫师，收服于阗，又收服龟兹、疏勒（今新疆疏勒）等西域诸国，至此，西域与汉断绝关系半个多世纪后，再次开通。
　　此后，班超留在西域30年，成为汉帝国驻西域地方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西域都护），认真维护西域与洛阳之间丝绸之路的畅通，推动了西域的经济文化发展。
　　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上书朝廷，愿返归洛阳，由于朝中无人能代替班超，和帝犹豫不决。其妹班昭又上书和帝，道其兄多病，愿叶落归根，和帝感其言，乃召班超还朝。当年八月，班超至洛阳，一个月后，在洛阳去世，葬于北邙山。今孟津张阳村有班超墓。
　　班超离任后，继任者举措失当，西域诸国与汉帝国的矛盾激化。至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西域诸国皆背叛汉帝国，朝廷决定用班超的少子班勇前往西域，将汉帝国的西域文武官吏及戍卒撤回洛阳。原因是班勇在西域长大，熟悉边事，有勇有谋，班勇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汉帝国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班勇率五百名士卒到达西域。次年五月，收服楼兰、鄯善、龟兹。
　　（二）考古发现和出土遗物
　　东汉之后，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皆以洛阳为都，故长期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并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遗物，如背驮行囊的骆驼、头发卷曲的昆仑俑；众多唐三彩骆驼，背驮丝卷、绸布；有一件胡商俑，身背货包，手提水壶，迈步行进，描绘了西域商人沿“丝绸之路”来洛贸易的生动形象；涧西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安菩墓出土的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也是通过“丝绸之路”带到洛阳的；唐时中亚吐火罗僧人宝隆在龙门东山开凿的佛龛，一直保存到今天。
　　（三）文物遗迹和佛教东传
　　汉魏故城，始建于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沿用，至唐初废弃，前后达1500年之久，其中光是作为都城时间就达600年。该遗址现存有内城、宫城、金墉城、外郭城、永宁寺、太学、辟雍、明堂、灵台等重要文物遗迹。城内外有佛寺多达1367座，永宁寺是其中之一。
　　当时有三个大型集贸市场：金市、马市、南市，市场有市门、市楼，有负责市场管理的官员市长，吸引了大批的西域胡人前来洛阳经商贸易、传经弘法。“ 蛮夷邸”和“胡桃宫”为款待和安置西域人寓居的地方。西域商人把西亚、中亚的商品源源不断地带到国都洛阳，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这些物品也受到中国上层统治者的喜爱。汉灵帝更是“好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引得洛阳城里一片尚胡之风。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隋、唐两代的都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这一文献记载说明了东都洛阳城的规模和布局，以后又经多次增修，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自隋炀帝迁都至此，该城作隋都15年，唐都60余年到五代、北宋仍作都城或陪都，先后称之为洛阳宫、东京、东都、神都；后被金人所毁，其沿用时间前后达500余年之久。
　　邙山陵墓群，北邙皇陵区，东起偃师首阳山，西至洛阳火车站，东西长近5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这里分布着四朝皇陵，即东汉皇陵、曹魏皇陵、西晋皇陵、北魏皇陵。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北魏孝文帝元宏、北魏宣武帝元恪等百余皇帝或皇室成员葬在这里。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这里两山对峙，伊水中流，远望犹如天然门阙，故也称“伊阙”，始凿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现存大小佛龛2300余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石刻佛塔50多座，造像题记2700多处。
　　白马寺，东汉时期，在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明帝的“永平求法”。明帝派使臣从洛阳出发，经丝绸之路去大月氏抄写《二十四章经》，回来在洛阳雍关西建立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取名“白马”是为了纪念白马驮经；“寺”则源于鸿胪寺之寺。从此，洛阳就成了传播佛学，翻译佛经的基地。
　　《高僧传》和《魏书.释老志》载：经由丝绸之路随着“永平求法”的使者蔡某来到洛阳有西域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住在白马寺译经，最后死在洛阳。洛阳是西域佛学东来译经的集中地，也是汉人向西方取经的出发点，从而也证明丝绸之路是联结汉与中亚、西欧的一条文化纽带。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通常被人们称做“永平求法”。永平，是汉明帝的年号；求法，是指赴西域拜求佛法。这些古籍的记载，或详或略，不尽相同，有一些还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其大致意思如下：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汉明帝夜寐南宫，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身长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里飞绕。第二天早晨，汉明帝召集大臣，告其所梦，大臣傅毅启奏道，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汉明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便派遣大臣郎中蔡忄音、博子弟子秦景等十八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永平八年（公元65年），蔡、秦等东汉使者告别帝都，踏上了“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他们越过旷无人烟、寸草不生的八百里流沙，攀上寒风驱雁、飞雪千里的茫茫葱岭，继续前行，来到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刚好遇到正在那里宣教的印度高僧、佛学大师摄摩腾、竺法兰，看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像。东汉使者便邀腾、兰二高僧东赴中国弘法传教。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使梵僧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予接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但也有记载说，当时东汉使者仅与摄摩腾一人同来，竺法兰乃不久后踵至。第二年汉明帝便诏令修建了白马寺。
　　相传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曾经带来了佛经原本——梵文《贝叶经》。梵文，古印度的语言文字；《贝叶经》，用梵文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入华后，他们又很快学会了汉语。自白马寺建成后，他们便禅居于白马寺内奉佛译经。首先他们在寺内清凉台上共同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汉明帝极为珍视，敕令将它藏于兰台石室（皇家图书馆）第十四间。在摄摩腾去世后，竺法兰又一个人单独译出了《十地断结经》四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佛本行经》五卷等，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佛学著作，对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关系极大。摄摩腾、竺法兰为中国佛教的两位开山鼻祖，故后世佛门弟子皆认为白马寺为中国佛教发源地，尊为“祖庭”和“释源”。
　　整个东汉一代的佛经，绝大多数是在洛阳翻译出来的。 和安世高、支娄迦谶两位译师大体同时在洛阳译经的还有：天竺的竺佛朔（或称竺朔佛）、安息的安玄、月氏的支曜、康居的康孟祥、康巨等。当时汉人参与译经者，有亲自受教于安世高的严佛调以及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十多人。时人称严佛调善译，他可能擅长梵语，是我国最早参与译经的重要助手。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这一百五十四年间，译经者计有十二人，共译出佛经二百九十二部合三百九五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