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文帝下落三说考述

明建文帝下落三说考述
　　张一鸣
　　引 言
　　建文帝（皈依佛门后被尊为“应文大师”，自称“文和尚”）逊国后的下落，是中国历史之谜，时隔600多年，至今仍未完全破解，从而得出为史学界一致公认的定论。归结起来，目前共有三说：一是“自 已焚燃说”，二是“出亡穹窿山”的“新说”，三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之孙。因其父懿文太子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早逝，这时朱元璋已65岁，为了避免众子（共26子）争夺皇位，求得江山稳定，乃立10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根据遗诏，朱允炆即帝位，改年号“建文”。拥兵自重的诸王（均为朱允炆叔父）不断出现谋反迹象。当时朱元璋的二子秦王、三子晋王都已死去，最年长的，也是实力最雄厚、对朝廷威胁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于是朱允炆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先剪除其余诸王，再向燕王开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剥夺了周、湘、齐、代、岷5个藩王的实权，废为庶人。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朱棣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约3年的征战，1402年燕兵攻陷京都（南京），皇宫中大火熊熊，建文帝不知下落，成了历史悬案。《明史·恭闵帝》叙述中相当混乱，既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似乎说下落不明；可是又有一句：“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似乎又承认“自已焚 燃说”；下面还有一句：“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似乎又倾向为僧后“流亡西南说”了。
　　本文对以上三说作些考述，重点放在阐释第三说上。
　　“自已焚燃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代官修的《明实录·太宗实录》，云：（在燕兵攻陷京师后，建文帝）“遂阖宫自已焚燃。上（按：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亮而遽此乎！”
　　此说很难成立，原因是：第一，朱棣派出使者四处寻访朱允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否定了“自已焚燃说”。朱棣夺位初期，为了稳定政局，绝天下人望，瓦解勤王队伍，也确曾一度宣扬过“自己焚燃说”，例如他命令已被捕下狱的方孝孺起草诏书，“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 自己焚燃死’”①。朱棣登位后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上亦曰：“不期建文为权奸逼胁，阖宫自己焚燃。”② 实际上他并不相信“自己焚燃说”，“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③。郑和七下西洋的一项任务，就是查找建文帝下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按：公元1405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④。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又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访仙人张邋遢（即张三丰）为名，偏行天下州郡乡邑，隐查建文帝安在⑤。所以明代大思想家李贽（卓吾）说：“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⑥，也就是说直到朱棣病殁前一年，对朱允炆的寻访和追捕工作始终没有放松。
　　朱棣下令停止搜捕朱允炆，是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听了胡濙的报告后，“（胡）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寢，闻濙至，急起召入。滢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⑦。唯“濙悉以所闻对”一语过于简略，胡濙究竟向朱棣报告了些什么内容？对此，康熙三十年（公元1671年）由云贵总督范承勋主持修纂的《云南通志》（问世早于《明史》48年）卷30“建文帝”一节，根据当时掌握的史料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太宗（按：即朱棣）夜召入殿问状，（胡）濙对曰：‘某（按：指建文帝）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无能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圣德，在彼获终余年。’太宗颔之，遂罢四出之使者。”
　　第二，自己焚燃而死的不是朱允炆而是马皇后。明人陈建《皇明通纪》记述：“（建文）帝知事去，遂纵火焚宫，死者甚众，皇后马氏赴于火而死。后燕王清宫，诘帝所在，宫人指后尸以应。王遽出之灰烬中，伏而哭曰：‘吾之来意，欲为周公辅成王耳！小子无知，乃至此乎！’”
　　第三，明以来对“自己焚燃说”持怀疑态度的不乏其人。如崇祯时乐安李焕章在为赵士喆《建文年谱》所作序言中即称：“壬午之变，让皇（按指朱允炆）果 自己焚燃于宫中，天下臣民之望已绝，文皇（按指朱棣）之祚可永，文皇之心安矣！曷湖湘之使、西洋之遣、两广之搜、玉玺之索、三丰之访，至末年而未已，岂非重耳在外，而惠、怀终有戒心欤！”近代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在《万季野明史稿辨诬》一文中也认为：“其谓建文必已焚死，二百年来原为成祖托词以绝人望，而建文实未死也。”
　　当然，清初也有学者相信“自己焚燃说”。如康熙年间《明史稿》总裁王鸿绪在《史例议》中，即花了大量篇幅专门论述建文帝必定焚死，还指斥建文在位时“虐杀宗藩，自遭众弃，势穷力竭，而后一死了之。”主笔万斯同（季野）也认为“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鬼门亦无其地……所谓中使者，乃成祖之内监也，安肯以后尸诳其主？而清宫之日，中涓嫔御为建文所属逐一刑讯，苟无 自己焚燃实据，岂肯不行大索令耶？”并断言建文帝系“逼迫自殒，即使出亡，亦是势穷力尽，谓之逊国可乎？”但孟森认为：王说“持论既偏，意有所蔽”，万说“词意甚悖，”曾著专文“辨诬”。
　　“出亡穹窿山”的“新说”
　　1986年上海学者徐作生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新证》，翌年又发表了《明惠帝出亡穹窿山补证》（以下简称“徐文”）⑧。1991年1月16日，新华社从上海发出了一则题为《明建文帝下落有“新说”》的专电，在扼要介绍了徐文主要论点后称：“史学界不少著名史学家对这一结论予以认可”，“这一发现，对明史和‘靖难之役’、‘郑和下西洋’等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评价甚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云南日报》都摘要或全文予以转载。
　　“新说”的主要内容是：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亡至江苏吴县（明代隶属苏州府）穹窿山。在名僧姚广孝（法名“道衍”）的秘密保护下，隐藏在该山皇驾庵内，长达20多年，直至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病殁于此。殁后朱棣授意寻访建文帝的胡濙，在皇驾巷后的小山坡上，为他建了一座皇陵，徐先生曾在此找到了“惠帝陵”的遗迹。
　　笔者认真研究了徐文并查找了有关史料后，认为“新说”论据不足，漏洞甚多，难以成立，曾于1992年2月写了一篇《明建文帝下落“新说”质疑》⑨ 与徐先生商榷。拙文主要论点是：
　　一、从当时政治环境和吴县地理位置看，朱允炆不可能长时期隐藏于穹窿山。
　　朱棣以武力夺取帝位初期，自感人心难附，地位不稳，他的军事力量又主要分布在从北京至南京的交通沿线，广大地区仍为朱允炆势力掌握。为了防止有朝一日这位逊帝又卷土重来，所以他一方面扩大军事占领，另一方面加强镇压活动。恢复了锦衣卫职能，以后又建立东厂特务组织，强化恐怖统治。对于仍然忠于朱允炆而不愿归附自己的旧臣，均视为“奸臣”，不仅以炮烙、凌迟等酷刑虐杀，还大搞“诛十族”、“瓜蔓抄”，甚至“转相攀染，村里为墟”，全村人都被杀光⑩。两次公布“奸臣”黑名单50余人（其中即有随同建文出亡的监察御史叶希贤），悬高赏格缉拿{11}。对于“头号政敌”，当时仍具有较大影响和号召力的朱允炆，更视为心腹大患，派出侦骑四处追寻，远至海外，必欲抓获才安心。对朱允炆来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极其险恶的。
　　再说，从洪武元年（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直至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前的54年，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京都。迁都后仍以南京为留都，设五府六部官，并“命中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诸卫所”{12} 以加强控制。南京实际上仍是当时全国第二政治中心。而吴县穹窿山离南京不远，连朱允炆也感到这一地带很不安全。早于《明史》81年问世，史学界公认为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曾有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春八月，朱允炆至吴江（与吴县相邻，同属苏州府）史仲彬家，史留朱暂居数月，朱曰：“彼（按：指朱棣）方急图我”，“此近宫阙，不便”，三日后即离去。
　　朱棣并非昏聩之辈，追捕“头号政敌”岂能舍诸近而求诸远！因此，朱允炆隐匿在朱棣眼皮下的穹窿山长达20多年，直至病殁未被发现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
　　二、姚广孝不可能成为朱允炆的“神秘保护人”。
　　姚广孝是朱棣的主要谋士和帮助朱夺取帝位的得力助手、头号功臣，深得朱的信任和重用。在朱就帝位后，论功行赏，对姚加官晋爵，“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姚病危，朱棣以九五之尊，亲往探视，“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当姚提出释放因替朱允炆削发坐冤狱已十多年的囚僧溥洽时，“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可谓言听计从，有求必应。
　　在姚死后，“帝震悼，缀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真是生荣死哀，泽被后世{13}。但相较之下，姚广孝与朱允炆，并无任何特殊关系，姚随朱棣赴北平时，朱允炆尚未就帝位。姚深受朱棣厚恩，又深知朱镇压政敌心毒手狠，株连无辜毫不留情，怎么可能心怀弍志，“以身试法”，冒着生命危险去秘密保护其恩主朱棣的“头号政敌”朱允炆呢？再说，由于姚积极协助朱棣以血腥手段镇压异己，残杀大批无辜者，搞得声名狼藉，众叛亲离（他回乡探亲时，连胞姐和旧友都拒绝会见他，还不断责骂他），树敌甚多。如果他敢于暗中保护朱允炆，难道不担心被政敌和受害者亲友告发？
　　三、朱棣及其子孙根本不可能为流亡中病殁的朱允炆建“皇陵”。
　　请看史实{14}：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朱棣夺取帝位后，立即下令革除建文年号，以是年为洪武三十五年（按“洪武”实际只有三十一年），翌年为永乐元年。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大学士杨士奇奏请修《建文实录》，称：“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不果。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给事中杨天民疏请复建文年号，从之。奉圣旨，建文事迹着附太祖高皇帝实录之末，仍书其年号。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工商郎中李若愚请复建文帝庙谥，录死节诸臣，上命礼部集议见奏，然终未及行。十七年（公元166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亡。
　　另据《明史》卷四“恭闵帝”称：“正德、万历、崇祯间，诸臣请续封帝后及其庙谥，皆下部议，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按：公元1736年）诏廷臣集议，追谥曰：恭闵惠皇帝。”
　　从上述史实可知：恢复“建文”年号，是在朱允炆逊位后193年的万历二十三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他已被废为“庶人”）；而追谥其为“惠帝”，则是在他逊位后334年的清代乾隆年间。从朱棣夺位以后的明代诸帝，根本不承认流亡的朱允炆是继承洪武法统的合法皇帝，怎么可能为他建“皇陵”呢？如果真要像徐文所言由朱棣授意胡濙建了“惠帝陵”，那就等于直接肯定了朱允炆继承朱元璋帝位的合法性，也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朱棣以武力夺位的非法性，这对朱棣来说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至于徐文中声称在穹窿山发现的所谓“惠帝陵”，除了有雕龙柱础、御池桥、神道、宝顶（半圆形坟丘）、方台（巨方石）等外，石雕制品上竟没有镌刻片语只字，附近也没有任何碑记足资证实，怎么能贸然认定为“惠帝陵”呢？何况“惠帝”的称谓是清代乾隆年间才出现，明代人怎么可能建“惠帝陵”呢？
　　这篇商榷文章成稿后，曾送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审阅，有两位明史专家给笔者来信说“您在文章中所述观点，我们是比较同意的。徐文亦曾拜读，对新说不敢苟同，此乃外行之作，对史一知半解之处颇多”，“他的观点，没有什么根据”。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新说”持赞同态度，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晁中辰在其《明成祖传》一书中，就认为“新说”是“近人在考察建文帝下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赞同”。应该说，这是在没有认真研究“新说”的情况下所作的溢美之词（笔者曾将拙文寄晁先生参考）。
　　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此说见于明清两代的多种著述，主要内容是：在燕兵攻下金川门后，建文帝本欲自尽殉国，翰林院编修程济劝说他逃出南京以待日后。此时宫中少监王钺跪陈：“高皇帝（按：指太祖朱元璋）临终时留下一支铁箱，并嘱咐大难临头时始可打开。”砸开铁箱后，发现有三张和尚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能、应贤三个名字，三套僧衣、僧帽，还有剃刀一把、文书一纸及白金十锭。文书上用朱笔写道：“应文从鬼门（按：皇城太平门内的一扇小门，仅容一人通过）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于是建文帝和吴王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分别自认度牒上“应文”、“应能”、“应贤”三人名号，由僧官溥洽削发为僧后逃出。有神乐观住持王升受高皇帝托梦，驾小船接应。逃出后流亡至西南。
　　最早肯定此说的是明代嘉靖年间郑晓的《今言》，此书“一百六十六”有一所记述：“正统（按，明英宗年号，“正统元年”为公元1436年）初，建文帝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濙名访张邋遢，为我也。’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帝尝赋诗云‘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15} 或云‘帝顶颅偏颇，高帝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撄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云。”按：郑晓生于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501年），距建文逊位仅99年；此书问世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距建文逊位也只164年。郑曾任南京（留都）吏部尚书、北京（京都）刑部尚书，熟知明代掌故，此书记述真实可信。
　　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明神宗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云：“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16} 之句。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以上两则史料充分证实，明代不论私人著作还是官方记载，都肯定了建文为僧后“流亡西南说”。大体上万历以前，朝野人士因惧遭文字狱，有关建文下落的著作极少（笔者仅见到郑晓的《今言》和《吾学编》两书），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诏复建文年号后，文网渐弛，此类著作才逐步增多，特别是明末清初更大量出现（有的涉及建文，有的专述建文）。例如李贽《续藏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陈继儒《建文史诗》、赵士喆《建文年谱》、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释永惺《大明高僧传》、徐嘉言《建文纪》、查继祖《罪惟录》、谈迁《国榷》、邵远平《建文帝后纪》等。贵池刘廷銮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还逐年、逐月记述了建文帝流亡各地的情况。丰润谷应泰撰，成书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的《明史纪事本末》则专列了“建文逊国”一章，记述甚详。以上各书，对于建文帝流亡的具体路线、行止地点、时间虽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对为僧后“流亡西南说”都持肯定态度{17}。
　　建文流亡西南期间，曾到过贵州、四川、广西的一些名山、佛寺，但仍以在云南的时间最长，大体是“以滇南为堂奥，以黔蜀为门庭。”在云南期间，曾先后驻锡昆明、武定、禄劝、永昌（今保山）、浪穹（今洱源）、鹤庆等地，所以云南有“两多”，一是记述建文帝在滇的著作多，二是和建文帝有关的遗事、遗迹、遗物多。
　　主要著作有：明代刘文征的《滇志》（天启志）、谢肇淛《滇略》、清代冯甦的《滇考》、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张若骕的《滇云纪略》、师范的《滇系》、释园鼎的《滇释记》以及康熙年间编篡的《云南通志》、《云南府志》、《武定府志》、《永昌府志》、《鹤庆府志》、《续修浪穹县志》等。
　　建文帝在云南的遗事、遗迹、遗物很多，一般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有些也可能是后人附会）。例如昆明五华寺（亦称悯忠寺，旧址在五华山）有相传建文曾坐过的“狮子座”，西山太华寺大殿前有相传为建文帝手植的“松子鳞”山茶树一株（《徐霞客游记·游太华山记》中曾记述：“抵太华寺，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南一株尤巨异”，即指此树。惜上世纪60年代初，因花工施肥过量被烧死，仅存残根）。寺门前还有一株参天的银杏树，至今仍郁郁葱葱，相传亦系建文手植。建文路过富民县时住于城西灵芝寺，用蒲团在草地上打坐，以后“其草感而成形，如蒲团状，人称蒲团草，虽值隆冬，其色不变。”经过嵩明州邵甸一村时，饿甚，觅食无门，幸遇一好心农夫施以米饭，建文欢呼一声“得食矣！”后来当地士绅获知这位行脚僧就是建文帝时，就将该村易名为“得食村”，并在施食处立“建文经食处”碑刻。武定文庙泮池前原有一跃龙亭，据志书载“建文帝僧服跋涉，信宿此地，蝼蝈哄鸣，帝意恶之，遂至今绝响。万历间，知府王懋武因建亭于此，今废”。狮子山上有建文曾栖息过的“龙隐庵”及观星斗的“礼斗台”遗址，正续寺内有相传为建文手植的孔雀杉及山茶，还有后人建的“惠帝祠”，内有建文披袈裟塑像及从亡诸臣牌位。有一联甚佳“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永昌府保山县白龙山（即今阿邑山），“山上旧有寺，建文至永时居于此，当事者惧及祸，俟其出，潜焚其寺，建文遂去，寺废”。太保山麓法明寺，“永之古刹也，其三字匾为建文帝所书，永郡传以为宝，后毁于兵燹，至今人犹惜之。”浪穹（洱源）县有建文曾居住过的“潜龙庵”，从亡的叶希贤、杨应能两臣不幸病逝，帝赋诗哭之，并亲题“两忠之墓”，葬于庵东{18}。鹤庆观音山有建文路过时曾息足和宿夜的山洞，后人称为“眠龙洞”。以上均见于有关府、州、县地方志。
　　“新说”的首倡者徐作生为了否定传统的“流亡西南说”，曾提出了一个疑问：“岂能设想，处于这种重兵竣法的包围之下，惠帝（朱允炆）及其从亡诸臣竟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自由往来于西南以至中原各地。”笔者经过查考史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批朝野人士（包括从亡诸臣）的公开保护和暗中掩护。在这些人士中，有三个人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个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次子，西平侯沐晟（永乐三年封黔国公）。沐家与朱家关系极为密切，沐英少孤，朱元璋“抚为子，从朱姓”{19}。朱对沐英的几个儿子都很喜爱，其长子沐春，“群臣请试职，帝曰：‘儿，我家人，勿试也，’遂予实授”{20}；其次子沐晟，“少凝重，寡言笑，喜读书，太祖爱之，历官后军左都督”{21}。朱允炆与沐晟，不仅是君臣，也是义兄弟。朱在位时，在政治上曾支持沐对付其为非作歹的皇叔珉王朱楩，“初，珉王封云南，不法，为建文帝所囚”{22}。可是朱棣上台后，就采取了偏袒朱楩的态度，“成祖即位，遣归藩，益骄恣，晟稍持之。王怒，谮晟，帝以王故，诏诫晟”{23}。相较之下，沐晟肯定对朱允炆的感情更深。
　　沐晟是怎么暗中保护朱允炆呢？成书于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的冯甦《滇考》“建文遁迹”中有一段记述：“父老又言：（建文）初至滇，寓城中（按：即昆明）五华寺，自言与沐将军有旧，寺僧报沐（晟），沐至寺密语，移时，使人送至武定府。语虽无据，然以永乐时法网之密，而帝得保全于滇，不可谓无默护者也。沐黔宁（按：指沐晟之父、黔宁王沐英）本传言，懿文太子（按：指朱允炆之父朱标）卒，王哭泣过度，卒陨其生，似以讳赐死事。然黔宁本高帝（按：指明太祖朱元璋）养子，于懿文谊同昆弟，死而哀恸，亦情理之可信者。故建文万里奔赴，（沐）春与（沐）晟既不挟之以开衅，亦不卖之以邀宠，慎密庇祐，以全其生，于凝脂束湿之世，洵非长者不能也。”（按：沐春已于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逝世，继掌滇政者为其弟沐晟。）所以朱允炆能长时期隐藏在云南，看来和沐晟的“慎密庇祐”，也即暗中保护有很大关系。虽然朱棣对此也略有所闻，“建文之 自己焚燃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诇察，无状，乃已。”{24} 所谓“无状，乃已”，也就是说由于沐保护有方，查不出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一个是朱棣派出隐查朱允炆下落的胡濙。胡是建文二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原系朱允炆旧臣。朱棣即位后，迁户科都给事中，奉派隐查朱允炆下落达十余年。他怎么明为察访，暗中掩护呢？李贽曾有一段重要议论：“胡忠安（按：胡濙谥“忠安”）之忠大矣，当永乐在位之二十一年也，犹未放心于建文之逃去，而所托腹心之臣惟忠安一人。孰知忠安一日在湖湘，则建文一日之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耶！留一建文，固无损于事永乐之忠，而反是以结文皇之宠，完君父叔侄之伦。今观公之告文皇，直言其足虑而已！呜呼，诚哉！其无足虑也，公岂欺文皇者哉！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吾固以谓胡忠安之忠大矣！”{25}
　　看来胡濙暗中掩护朱允炆，主要有二：一是转移察访目标，明知朱在滇可能性大而又不赴滇，“时又传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26}。以使建文“得安稳于滇粤诸山寺”；二是他最后报告朱棣“无足虑”的那番话，使“上疑始释，建文无恙。”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朱允炆的作用。
　　再一个就是从亡11臣中的编修程济。据《明史》卷143“程济” 称，此人“有道术”，建文即位初期，即上书预言某年某月某日燕王将起兵。以后追随建文出亡，“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27}，是朱允炆的一位得力的忠实保卫者。所以李贽盛赞他：“若程者，判以其身从君逃难至满数十戴，其忘家忘亲忘身之忠又如此，固人臣之大忠也。”{28}
　　为什么有一批人甘愿冒着性命危险来保护一位逊帝呢？除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忠君思想外，主要是他们认为朱允炆是一位“仁君”、“有德之君”，值得为其作出牺牲。因为朱即位后，“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诏告天下，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赈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亩”{29}，推行了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仁政”措施。朱本人仁厚大度，从谏如流，其祖朱元璋在遗诏中称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明史》赞曰：“惠帝天资仁厚，践祚之初，亲贤好学，召用方孝孺等。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尝因病晏朝，尹昌隆进谏，即深自引咎，宣其疏于中外。又除军卫单丁，减苏、松重赋，皆惠民之大者。”{30}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的仁厚大度。一是“建文元年秋七月壬申，靖难兵起，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劝帝让位于燕王，御史金焦、侍书史仲彬面劾请诛之，弗许，曰：‘昌隆素有敢言之风，其勿以为罪。’”{31} 二是朱允炆派大将军耿秉文率兵30万北伐出师前，告诫诸将士不能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父名”{32}。这和夺取帝位后镇压异己，残杀无辜的朱棣，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朱允炆的仁德，明人多有评述。李贽称：“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方）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33}《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称：“天之所废，必若桀纣，未有有德之君而遽亡者。独建文帝以孝慈、恭默、崇古、右文者而亡其天下，千古扼腕，以为天道不可知。”{34}
　　为《建文年谱》撰序的钱谦益则称：“读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酲不能解免。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35}
　　以上三说中，“自己焚燃说”应予否定，“新说”疑点尚多，看来能够成立的仍然是为僧后“流亡西南说”。
　　（张一鸣，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研究员、佛教文史研究者）
　　注　释
　　①《明史》卷141“方孝孺”。
　　②《明实录·太宗实录》。
　　③《明史》卷169“胡濙”。
　　④《明史》卷192“郑和”。
　　⑤《明史》卷169“胡濙”。
　　⑥ 李贽《续藏书》，卷八。
　　⑦《明史》卷169“胡濙”。
　　⑧ 此二文分别发表于河南《史学月刊》1986年第6期和1987年第4期。
　　⑨ 此文成稿后，曾分送《史学月刊》和云南省的几种主要社科刊物，均被拒登（可能和新华社那则已定了调子的“专电”有关），后来在一位老同学帮助下，发表于1993年《曲靖师专学报》。
　　⑩《明史》卷141：“景清传”。
　　{11}《明史纪事本末》卷之十六：“先是，出赏格，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绑缚奸臣，为首者升官三级，为从者升二级；绑缚官吏，为首者升二级，为从者升一级，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获得官者甚众，乘机报私仇，劫掠财物者纷纷，虽禁不能止也。”
　　{12}《明史》卷76“职官五”。
　　{13}《明史》卷145“姚广孝”。
　　{14} 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通鉴》、《建文年谱》等。
　　{15}{16} 建文帝此诗，由于辗转传抄和口授（《建文年谱》作者赵士喆即称，此诗“盖伯祖中丞公所口授也”，各种记述不尽相同，文字互有歧异。例如首句，郑晓和张居正所述即不同。笔者在《关于建文诗碑》一文（载1991年8月24日《春城晚报》）中，即列举了4种不同著作的记述。武定狮子山正续寺惠帝祠前“建文诗碑”所刻此诗，大体上以《明史纪事本末》当蓝本，惟“乾元阁”应为“朝元阁”，末句“野老吞声哭未休”（按：杜甫乐府《哀江头》中有“杜陵野老吞声哭”之句），“吞声”误刻为“吞身”。
　　{17} 关于记述建文帝流亡的著作，还有曾追随建文从亡的史仲彬的《致身录》和程济的《从亡随笔》（一作《从亡日记》）。但对此二书的真伪，明代即有争议。《建文后纪》的作者邵远平认为“实有其书”，“量非好事者凿空而臆说者明甚。”《建文逊国之际月表》的作者刘延銮也持肯定态度，宣称他写此书“凡记载以《（明）实录》为本，以《吾学编》、《从亡随笔》、《致身录》为宗”。《建文年谱》的作者赵士喆则认为此二书有真有伪，有可信也有不可信之处，“二子（按：指史，程二人）之所记原不尽合，其合者不得不信，其不合者未可尽信，未可尽疑。”《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则认为此二书系“伪撰”，“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曾先后写了《“致身录”考》和《书“致身录”考后》两文，力辩二书均为“伪作”。《明史》卷143“程济”亦称《致身录》“附会不足信。”
　　{18} 康熙《鹤庆府志》载，该府西南观音山之龙门舍兰若寺下，也有“建文从亡二臣墓，应贤、应能葬于此。”
　　{19}{20}{21}{22}{23}《明史》卷126“沐英附沐春、沐晟”。
　　{24} 李贽《续藏书》卷三。
　　{25}{26}《续藏书》卷八。
　　{27}{28}《续藏书》卷五。
　　{29}{30}《明史》卷四“恭闵帝”。
　　{31} 赵士喆《建文年谱》。
　　{32}《明史纪事本末》。
　　{33}《续藏书》卷五。
　　{34} 赵士喆《建文年谱》。
　　{35}《建文年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