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佛教研究的典范之作——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读后

云南佛教研究的典范之作——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读后
　　杨净麟
　　作为研究云南佛教质量精到又最有影响的学术名著，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下文简称《佛教考》）不仅开启了云南佛教研究的先河，也为中国宗教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陈垣先生曾说：“论文之难，在最好因人所已知，告其所未知。若人人皆知，则无须再说；若人人不知，则又太偏僻太专门，人看之无味也。前者之失在显，后者之失在隐，必须隐而显或显而隐乃成佳作。又凡论文必须有新发见，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①《佛教考》正是这样一部隐而显又有新发现的佳作。
　　搜罗广博 材料丰富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竭泽而渔”是陈垣先生在讲课中常提到的名言②，也是他作历史考证的方法。所谓竭泽而渔，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研究一个问题搜集材料时，应在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搜集完备，详尽地占有资料。只有在充分搜集材料的情况下，考虑问题的方面才会多，看问题的深度才能有保证，得出的结论也才能扎实可靠。因此，重视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与占有，一直是陈垣先生治学的一贯原则。当然，陈垣先生的占有资料并不是指专门挖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尽量广泛地搜集了解有关某一问题各个方面的材料并加以考察，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所以陈垣先生撰写《佛教考》，主要是利用了三部分资料，即有关明季之书、滇黔之书和佛教之书。尽管是易见的材料，但陈寅恪先生却在序中称“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③，盛赞《佛教考》搜罗广博，材料丰富。
　　事实上，滇黔佛教史料的搜集并不是件容易事。正如《佛教考》所言，因“僧史缺略，文献无征”，所以“崇祯间汰如明河撰《补续高僧传》，号称‘踏破铁鞋，残碑断碣，搜采殆遍’。惟因未至西南，所著录滇黔名德仅四人，曰无照、古庭、镜中、广能，附录二人，曰净伦、何清。初曾约滇僧苍雪读彻分任，苍雪序亦曾举盘龙、古庭、念庵、再光、定堂诸人为例，‘誓与毕命搜罗，了此公案。’然结果苍雪所举五人，仅古庭一人有传，则史料搜集之不易可想也。”④ 因此，陈垣先生称“惜予固陋，所据多习见之书，诸语录搜集稍难，亦皆刊布之本，并无珍奇秘籍”⑤。
　　但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会称未见陈垣先生所引大部分资料呢？
　　陈垣先生所引资料，哪些是陈寅恪先生未见的资料，不得而知。从《佛教考》所附《征引书目略》来看，陈寅恪先生未见者，既可能是有关明季之书，也可能是有关滇黔之书，还可能是关于佛教之书。有关明季之书和滇黔之书大都为习见刊本，而有关佛教之书有出自《嘉兴藏》和《续藏经》者，也有“许多藏经未收的散本、写本语录”⑥。陈寅恪先生博学多识是众所周知的，惟因对滇黔方面的资料未曾加以注意，故未见此书所引大部分资料也是正常的。不过当我们知道陈垣先生３０年代为查阅收录有大量语录的《嘉兴藏》时，尽管贮藏的地方阴暗，多年无人进去，尘土积封，蚊虫特多，他却不畏难难，不怕吃苦，每次都先服了防疟蚊的奎宁后才去阅藏⑦，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陈垣先生说“诸语录搜集稍难”，就不会奇怪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会说他“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
　　材料如何才能搜罗广博？材料如何才能丰富？陈垣先生查阅《嘉兴藏》搜集材料的不怕苦精神，虽不是专为撰《佛教考》而为，却给我们树立了搜集材料的典范。
　　考证精到 议论警人
　　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⑧《佛教考》“六卷，十八篇，附一篇，凡十五万余言，专论明季滇黔佛教之盛。”⑨ 所论时间主要“只明季自万历至永历一段”⑩。
　　万历至永历一段时间虽短，却是中原丧乱，滇黔“值艰危扰攘之际”{11}。陈垣先生认为专题容易精深，所以他选择了这一段时期来作专题考证。尽管他作专题考证不愿人云亦云，而是喜欢于“细微处或人未注意处注意”，{12} 但在研究方法上，并不拒绝借鉴前人的优秀写法。1943年，陈垣先生曾在一封写给方豪先生的信中说到：“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崐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13} 对其治史方式的改变作了说明。而《佛教考》正是他改变治史方式，“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继承全祖望等人写作方法的第一部著作。
　　全祖望是清代康、乾之时研究晚明史的学者，对明末东南一带反清斗争历史有较深的研究。所著《鲒埼亭集》详尽地记述了明季抗清事迹。当然，他对晚明史的研究是带感情的研究，与一般客观的叙述有所不同，所使用的方法也较独特，如他在编反映明末浙江一带抗清斗争历史的诗选《续甬上耆旧诗》一书时，收某个人的诗，就给他写小传，讲他的历史。这种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得陈垣先生的喜爱，故他撰写《佛教考》也像全祖望一样采用写小传的方式，一改以往实实在在写史实史事，少发议论的作文风格，在考证的同时夹带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针砭时蔽，{14} 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
　　《佛教考》尽管在一些地方有作者的一些感情在里边，但全书以解释明季滇黔佛教兴盛的原因为总纲，前三卷论万历以后，佛门宗风复振，东南为盛，西南被其波动，为原因之一；第四卷论僧徒长于开辟，有功于滇黔拓殖，为原因之二；后二卷论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成为避地之所，为原因之三。通篇边叙述边考证，夹叙夹议，其考证精当，论述有力，较之此前的四大古教考{15}，有过之而无不及。即就细处言之，《佛教考》虽以明季为重点，却于说明滇黔佛教明以前事势之时，对《佛严寺无照玄鉴禅师行业碑》作了辨伪，并称“滇南之有禅宗，自玄鉴始”，较之云南学界数十年均称元僧雄辩所传为禅宗，以雄辩为元代云南传禅第一人{16}，实在让人不得不称精当。
　　至于全书议论，也多精彩之处。如卷一《概论》之后，开篇即言：“盘龙崇照、古庭善坚，滇人所艳称也。昆池■漫数百里，盘龙肉身峙于南，古庭肉身峙于北，方志载之详矣。惟筇竹寺雄辩、玄坚两法师，方志不载。盖凭灵迹者奇，奇则易入；恃人事者淡，淡则易忘，雄辩、玄坚固不以奇迹著者也。”{17} 卷五《遗民之逃禅第十四》末：“明季之遗民多逃禅，示不仕决心也。永历之时，滇黔实为畿辅，各省人文荟萃，滇黔不得而私。兹篇所举，特遗民之关系滇黔者耳，非尽滇黔人也，若推而求之滇黔以外，所得更不止此。范蔚宗谓‘汉世百余年间，乱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然则明之亡而终不亡，岂非诸君子心力之为乎！”{18} 卷五《遗民之禅侣第十五》末：“昔孔子论逸民有三等，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此忠义传人物也。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此隐逸传人物也。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此方外传人物也。薙发可谓降志辱身矣，然苟不仕，君子犹以为逸也。”{19} 卷六《附弘光出家之谣》末：“虽然，是否为弘光，固不可知，是否为查显仁，亦传说而已。僧鲜称姓，是可疑也。观其饭僧之众，乃至千人，犹可见当日沙门之盛，虽流离琐尾，禅诵不衰。又观其羽翼之成，及所以覆亡者，皆出于个人权位之私，非真有爱国忠君之意，卒至同归于尽，以是知明之亡，亡于内讧耳，非清人之力足以亡明也。”{20} 读之醒人。
　　政治宗教 互为表里
　　在为《佛教考》作序时，陈寅恪先生说：“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21} 陈寅恪先生所言，正是《佛教考》写作的出发点。一般来说，宗教信仰与乱世成比例，越是乱世，信奉宗教的人越多。正如《佛教考》所说：“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皈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六朝五代，号称极乱，然译经莫盛于六朝，五宗即昌于五季，足见世乱与宗教不尽相妨，有时且可扩张其势力。”{22} 但一言宗教，一谈及宗教兴盛的根由，又不能不涉及政治。如作者所说：“此书（指《佛教考》）作于抗日战争时，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23} 也如中华书局出版时在《内容提要》中所说：“《明季滇黔佛教考》与作者另一著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姐妹篇，皆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内容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发展情况，及明末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精神。作者……在纷杂的材料中，钩稽出明末清初滇黔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因此，《佛教考》虽名为宗教史，但所写的很多典型人物，不论是和尚还是和尚的朋友，都与政治有关，《佛教考》确实可以作为明季滇黔政治史来读。
　　《佛教考》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宗教与政治虽属不同的研究范畴，但研究宗教而对政治无所了解，要取得大的成绩是难以想象的。
　　显幽表微 治学爱国
　　古人云：文如其人。陈垣先生撰《佛教考》，表面上谈宗教史，谈考据，实际上是在表彰“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的同时，表明自己的内心思想感情。
　　1937年北京（当时称北平）沦陷后，陈垣先生没有离开，而是继续在北京担任辅仁大学校长。表面上，每天除到学校著书教书外，他杜门谢客，不问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北京组织汉奸政府，找他出去做事，他拒不见客；要他出任当时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他坚决拒绝。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亲身遭受异族统治”{24} 的中国人，一个正直的学者，他无时不关心着整个国家的命运。看到“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而他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25}，他对古人身处亡国之际的思想感情有了深刻的体悟，于是，他“用史学作为抗日斗争的武器”{26}，借助《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及《通鉴胡注表微》等书，表达了他自己的爱国、外夷狄、斥降臣、表遗民的思想{27}，讴歌古代爱国人士不屈外敌的民族气节，以期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
　　正如上引1943年致方豪先生的信所言，陈垣先生自述其史学思想的变化过程是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学，到抗日战争时期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最后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佛教考》就是陈垣先生继承全祖望写作方法所著的第一部书。他在一封家书中说：“本文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28}表明了他对所用方法的态度，也表明了他对用这种方法撰写《佛教考》后的良好感受。事实上，也正是从撰写《佛教考》开始，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步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论学问，陈垣先生可谓中国近代屈指可数的史学大师，但是，他不因为治学而忘了做人。学问与爱国、与做人，在陈垣先生是三位一体，不可分离的。所以在抗战期间，陈垣先生不仅不卑躬曲膝，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反而不惧威胁和危险，通过著书立说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以为报国之道”。{29}《佛教考》正是通过改变治史方式，通过表彰“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以抒发己意，给了我们一个做学问与做人的启示。
　　佛史楷模 泽被后学
　　除《佛教考》外，民国时期研究云南佛教的论述有袁嘉谷《滇南释教论》、方国瑜《唐宋间云南佛教》、夏尧嗣《滇南佛法源流纪要》、方国瑜《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徐家瑞《南诏后期宗教考》等著述。在诸多滇人著述中，方国瑜先生所撰《宗教考》取得的成就最大。
　　应该说，方国瑜先生《宗教考》所以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主要原因不是资料丰富，而是在于依《佛教考》的体例撰写并摘录了“既博且精”{30} 的《佛教考》的部分内容。关于这一点，方国瑜先生在《云南佛教之阿吒力派二、三事·附记》中作过明确的说明：
　　“公元一九三九年夏，陈援庵（垣）先生以书寄昆明，嘱瑜提供云南佛教史资料，知先生编撰《明季滇黔佛教考》，附目录及征引书目。时瑜在云南通志馆编写《金石考》，即取新得元碑数通，略作考说先覆之，将复收录明碑续寄……后数月得先生书，知《明季滇黔佛教考》即付排印，瑜所收录亦未续寄也。后瑜为《云南通志》分纂《宗教考》，仿陈先生所寄目录体例，编撰明季以前部分。一九四一年，闻陈乐素兄至贵州，以此书排印本（收为《辅仁大学丛书》第六种）附陈玉书（述）转寄，瑜始获读之。乃编《明季以前云南佛教》为五卷，摘录陈先生书补二卷。此稿收于《新纂云南通志》之《佛教考》（卷一百一至一百七），已有排印之本。”{31}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不仅柴德赓先生称“《明季滇黔佛教考》不仅解决了佛教史上过去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而且也解决了云贵两省历史上一直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最近云南修通志，差不多把此书所考证的东西全部收进去了”{32}，刘乃和先生也说“这部书，在学术上解决了云贵两省的某些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活动的许多疑难问题，学术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后来云南修地方志时，把这本书的很多章节和内容都收在其内”{33}。
　　事实上，《佛教考》对云南佛教研究的影响并不仅此。《佛教考》卷四“僧传开山神话第十二”，“独言神话”，得出“然则滇黔之开辟，有赖于僧侣可知也”{34} 的结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云南佛教的论文有相当大的影响{35}。《佛教考》中云南佛教“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36} 的提法，在云南学术界也有较大的影响{37}。而一些论文的撰写，几乎全部以《佛教考》所述为纲要{38}。这些，都说明了《佛教考》作为治滇史的模范，给云南佛教研究影响甚大。
　　（杨净麟，玉溪师范学院社科系讲师，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博士）
　　注　释
　　① 陈垣：《家书》，载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第6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② 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载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116页，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③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④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2页，中华书局1962年7月新1版。本文所引均据此版本。
　　⑤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目录》。
　　⑥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内容提要》。
　　⑦ 参见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137页；陈智超：《史料的搜集、考证与运用——介绍陈垣的治学经验》，载乔默、江溶编《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第12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6月版。
　　⑧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⑨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目录》。
　　⑩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1页。
　　{11}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12} 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载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116~117页。
　　{13} 陈垣：《致方豪》，载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第624页。
　　{14} 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载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44~45页。
　　{15} 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祅教入中国考》和《摩尼教入中国考》。
　　{16} 雄辩所传不是禅宗而是大乘宝积部佛教理论，此点直到1996年才由侯冲先生在《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中作了辨别。
　　{17}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3~4页。
　　{18}《明季滇黔佛教考》第238页。
　　{19}《明季滇黔佛教考》第262页。
　　{20}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316页。
　　{21}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22}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285页。
　　{23}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
　　{24} 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载《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25} 转引自蔡尚思《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载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15页，三联书店1982年6月版。
　　{26} 陈智超：《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27} 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载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112~132页。
　　{28} 陈垣：《家书》，载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第629页。
　　{29} 陈垣：《致启駉思》，转引自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第2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
　　{30}《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六。
　　{31} 方国瑜：《滇史论丛》第一辑第232~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
　　{32} 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载白寿彝等《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第48页。
　　{33} 刘乃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第231页。
　　{34}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178页。
　　{35} 参见李家瑞：《南诏以来来云南的天竺僧人》，载（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吴棠：《云南佛教源流及影响》，载《大理文化》1982年第1期。
　　{36}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第2页。
　　{37}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邱宣充执笔）：《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实测和清理》，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汪宁生：《大理白族历史与佛教文化》，载蓝吉富等《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佛光出版社民国80年7月初版。
　　{38} 张福：《论徐霞客对云南佛教文化的独特贡献》，载范祖锜、王树五主编《94中国云南徐霞客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