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圣僧和一位明君

读钱文忠著《玄奘西游记》一书，更加信服所谓“名师高徒”的话，因为著者是季羡林先生的学生。这本书本来是钱文忠根据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讲述的整理而出。在此以前已有名家用这种方式出过书，很有影响，也很有争议。赞之者说，普及了学术；讥之者说，硬伤太多，或曰浅薄，是“心灵鸡汤”。但是我还没有听说对钱著有过这样的讥讽、嘲笑。至少对钱著，我看这种反应是客观的、公正的。我看了这本书，我这个普通读者以为，这书可称“深入浅出”，它有趣，易读，又随处给读者许多知识，纠正许多偏见。我还以为，这本书真是可以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人们屡屡引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的这段话，此书里也引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最后的那种人里，就有玄奘，这位大佛学家、大翻译家、大旅游家、大爱国主义者。这本书里这样说，钱氏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也这样说。此书以学理服人，以事实动人；言必有据，不卖“鸡汤”：偶作考证，极见真学问。这也都是季羡林先生著作的一贯风格。

　　我想说一点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事。这就是“唐僧”这一位伟大的高僧，与唐太宗这一位不多见的英明君主遇到一起，趣也感人。我们以前知道的唐僧玄奘，都从《西游记》中来，那里的唐僧窝囊得可怜可笑。这样的人要去西天（即印度），能行吗？真的玄奘并非如此，他是少有的干练之人，绝顶的聪明之人。此书直叙玄奘一生，略有剪裁，不虚构，不夸张。所据的资料主要出于玄奘口述的《大唐西域记》和后人写的《大慈恩寺大藏法师传》。书后附的《参考书目》也并不以弘富惊人。但是，一入叙事，就随处显示出著者的博识。玄奘的主要功绩是留学印度十九年，历尽艰苦。他带回来各种经书和语言学的书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各种舍利一百五十粒。他回国后，又生活了十九年，夜以继日地译佛经，共译了四十七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而且他还把《老子》等经典从中文译成梵文。他的译文质量很高，还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法相宗，也就是唯识宗，这种思想后来曾影响到章太炎和梁启超，远至朝鲜和日本。玄奘西天取经，主要是取《瑜伽师地论》这部经，取到了，而且译出了。但是，这是一部什么书？著者没介绍，只说他“没胆量来做这件事”。这有点令人遗憾。简明谈谈何妨？玄奘生活的时期，大体就是唐王朝初建之时，因此要与唐太宗有所交往。这些事极有趣味，但是以前少有人说到。原来玄奘开始远去西域时，正在唐太宗贞观元年，那时立国伊始，紧守国门，不许人出境。玄奘是费尽苦心，孤身偷越国境走出去的，现在叫“偷渡”。到贞观十九年，玄奘归来，已经是名僧，真正地是功成名就，名满天下。唐太宗以盛大隆重的仪式迎接他。杰出的皇上与这位“偷渡客”会见，这时，两人怎么说起当年那事儿呢？不说又绕不过去。此书也不漏过这一点，而且细心发掘并讲述。玄奘先提，“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西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这里的“再三表奏”，就是多次申请，不被批准。谁不准？也可能当年太宗不知，但也可能就是太宗不准。不说了，只说自己“诚愿微浅”，“私行”不对，“深表惭惧”。唐太宗说得也好：“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至佳焉，亦不烦为愧。”这就是说，“与俗殊隔”，不能与一般俗人同等而论。太宗又说“山川阻远”，难得能成功。玄奘说，“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这简直是两位政治家、外交家的对话。后来两人成为好友，太宗还两次劝玄奘还俗，助他理国，这大约是看中了玄奘在这方面的才能；但被玄奘婉拒。再后来呢，经常与太宗谈论佛学。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十五日，谈论时太宗急病。数日后，太宗死，一代英主死时只有五十三岁，那时玄奘也在他的身边。唐太宗对玄奘很好，很尊重，很尊敬。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玄奘这位高僧就做了不合道德的事。此书著者并不隐讳。这就是同时的印度僧人乌伐邪带到中国五百多夹经卷，那是了不起的。但被玄奘夺归己有，而且给这僧人以迫害，很惨。这是玄奘利用自己的治政影响、势力，而为不义之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