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市近代佛教信仰考察

解放前敦煌有140多座寺院，有56个州县，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巡查边陲到古沙州，见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宜于垦荒，于是就奏请清政府在这里移民团垦，以备军需，这个上奏得到获准以后，就派汉兴副道由汶来沙州督田。从那时起，就由甘肃的五十六个州县开始移民到敦煌来进行屯垦，于是民众多了起来。
　　当时规定每县要有两座寺院，比如青海的西宁就有上西宁、下西宁、大和州、小和州，在甘肃武威就有上武威、下武威，宿州有旧宿州、新宿州，高台迁来的就有东高台、西高台等等地名。解放前许多地名都还在，庙大部分也在。
　　解放后许多地名消失了，寺庙也就消失了。解放前这一百多个庙几乎都没有出家人，由民众管理。因为这些庙大都是各地方的神庙，各地方带来供奉在里面的神像特别杂，佛像少的很。祁家坡那个地方有佛像，城里有城隍庙、火神庙、白老爷庙、马王庙，这几个庙都很大。还有五神宫供奉马王、牛王、三皇五帝，所以神庙多，佛寺少的很。大佛寺比较大，地藏寺不大，只有三间大殿，西边有五、六间房子，东边有三、四间房子，还有山门。道观也不多，解放前月牙泉的道士比较多。
　　解放前，敦煌从大年三十晚上开始，一般都不窜门，一直要持续三到五天。井里打水的时候都要往井里扔一个馒头才能开始打。比如你家有井，要打你家的水都不能空着手来，大小都要往井里扔一个馒头才能开始打水，表示先添后取。
　　这段时间火不能点、东西也不能借。过去的生活困难，过三天年，饭吃不上的人还有很多，这几天里饿着也都不能借，就如老前辈所讲的“有钱常是节，无钱节是常”，有钱人天天过节，没钱人就跟平常一样，没有过节的条件就没有过节的气氛，所以平时过日子是一样的，在这段日子里许多人都觉得很烦恼。
　　在旧社会人们少吃、少穿，鞋子连后跟都没有，很多人是把别人扔掉的鞋子拣回来，把鞋面子补在自己的鞋上，现在的人真是想都不敢想。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下，敦煌的佛教自然也是比较衰微，几乎没有正式的出家人弘扬佛法，也没有正式的法师来这里讲经典。
　　大约民国二十年时，心道法师到敦煌来。当时住在贵庚堂，贵庚堂就是现在敦煌宾馆，当时是一个园子。敦煌的外道多，当时有三百多人，其他教会都是一、二十个人，还有很多是二、三十个人，因为贵庚堂势力最大，所以心道法师也住到贵庚堂。
　　后来人家不让他住，老法师就给他们讲经说法，大约讲了半个多月，很多人获得了理解，他们逐渐逐渐转邪归正，把贵庚堂改为敦煌后来的佛教居士林，贵庚堂的成员全部都皈依了三宝，成为佛教居士。后来心道老法师在佛教居士林讲经，有一次讲了几个小时的《金刚经》。
　　当时正在闹“哈萨”，南山的蒙古人都在乡里住着许多，他们听见也都跑来听经，都说心道法师是真正的佛爷。敦煌的巫师们也都来听，也都说讲得很好，当时沙滩树园子里听经的人少说也有几千，没有话筒，但老法师的声音很洪亮，讲完经之后就在那里传授三皈依，当时参加皈依的人最少有一千多，而且给每个人都取了法名。
　　心道法师到敦煌来讲经是由融照法师请来的，融照法师十六岁出家修行，但不是佛教的出家。他在贵庚堂开始修行出家，到云南呆了两年回来,走到重庆准备坐车的时候，当时国民党正在盘查路人，结果把他外道的东西查出来了，跟他同行的一贯道的老师一个人就从人群空隙中跑掉了，把融照法师和同行的两个青年人甩掉给扣押了。
　　国民党把他们关到重庆的水牢里，大约关了八、九个月，后来了解他们都是学生，让他们取个保人就可以出去了。融照法师是安西的，他的姐夫在碧口，他到邮政局给他的姐夫写了封信，他姐夫把他保释出去。他在碧口跑了一年的邮差，有一次听到有人拿着佛经来念，他看到佛经这么好就逐渐逐渐开始学习佛法，并且与心道法师联系。
　　这时的心道法师正在修陕西大兴善寺，于是融照法师就用大辊轮车把心道法师接到了武威，然后辗转到张掖，两人在张掖商量着传授三坛大戒，现在不少老和尚的手里还有在张掖传授三坛大戒的《同戒录》。心道法师到敦煌弘法一段时间之后，就向西进发，不辞劳苦的来到哈密市，准备在哈密市组织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