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之美——佛颜

　　庄严之美——佛颜

　　佛 颜
　　◎陈奕恺∕文◎震旦文教基金会∕照片提供

　　佛教创始于印度，但并非立即而直接地传入中土，而是透过周边的佛教化地区，渐进式地间接传播到中土来，一般来说约有三种不同的路线：

　　第一、从古称犍陀罗（巴基斯坦、阿富汗北境）经由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西域（新疆），再经河西走廊、陇东丘陵，抵达中土地区，更远传至韩国和日本。这条传播路线曾以小乘的一切有部为主，后来大乘佛教体系蔚为主流发展，史称为“北传佛教”，也是古代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路线。

　　第二、从南印度经由海路，传至印尼、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等地，部份支派透过华南登陆，再进入中国南方发展，这条传播路径其实就是著名的海上丝路。所传播的教派是以较早期之部派佛教为主，又可称为南传佛教，或是大乘教系所称的小乘佛教。

　　第三、较晚时期出现的传播路线，是从东印度（含孟加拉及尼泊尔），越过喜玛拉雅山进入西藏，成为密宗佛教的主要传播途径。密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虽晚，七至八世纪曾藉由中国传至日本，也就是日本东密的由来，到了明、清之际更成为重要的发展。

　　由于中土佛教的发展，是受到多种源头传入的影响，因此有其多元和复杂的面貌。不过就早期主要的传播路线而言，仍是以北传佛教最为重要，下文即以该系传播脉络略做简述：

　　一、印 度

　　（一） 佛像起源

　　印度是佛教发展的起源地，然而早期的原始佛教发展中，并未出现以人为形象的佛像出现，虽然《增一阿含经》曾有佛陀上天为母说法，在世的优填王因想念释迦而命工匠造佛像的记载，但是目前尚无考古出土品的佐证。但另从现存约西元前一世纪的佛教遗迹中，却发现相当引人注意的表现方式，即几乎没有以人为形的佛像作品，反而是以“佛塔”与各种佛陀的象征物来暗示，例如藉由“佛足”、“白象”、“圣树”、“法轮”……等象征性图案，出现在原本应该是释迦佛所在的位置中，换言之是以佛陀象征物做为暗示的手法，提供为信徒仪式供养的对象体。这种隐喻式、象征性的方式，可能是基于释迦成佛之后所具有的崇高神格性，叹觉无法以具体的人身形像来表现，因此略以各种佛传故事相关的图案来暗示，这种表现手法的时代，被学者称之为“无像时期”。直到西元一、二世纪左右，贵霜王朝的帝国建立，以及大乘佛教的崛起，遂在信仰与艺术的兴革之下，兴起了佛像造像表现。

　　（二） 贵霜王朝

　　目前所知最早的佛像表现，约当西元一、二世纪的印度贵霜王朝，此时正逢大乘佛教的兴起，大乘佛教不仅不忌讳佛像的制作，更在经书中提倡造像供养的功德。贵霜王朝是继孔雀王朝之后的盛世，结束西北印度与中印度的战乱局面，并建立庞大的帝国。当时的二大艺术中心，分别是在西北部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西北、阿富汗东部﹞，和印度中部恒河中上游地区的秣菟罗。

　　犍陀罗地处中亚的交通要衢，曾被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远征军所统治，与希腊罗马文化的渊源颇深。故其造像风格，略带西方雕塑所强调的写实性，以及高鼻、卷发、蓄胡和通肩式大衣的造型。至于秣菟罗，是古印度的艺术文化中心，也是释迦时代的大国摩揭陀国。其造像风格承继了传统印度的薄衣贴体、宽肩厚胸、螺发丰颊等造型特征，蕴含著印度本土艺术的典型。不论是犍陀罗或秣菟罗的地区性艺术特色，透过传法僧人与商旅队为媒介，间接地藉由陆路或海路传入中土，影响了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发展。

　　（三） 笈多王朝

　　贵霜王朝衰落之后，印度又回到崩分离析的局面，到了西元四、五世纪的笈多王朝，重新统一中北印度大部分的地区，也是印度有史以来政治经济与佛教艺术的黄金时期。笈多时期的佛教艺术中心，转移到秣菟罗和南方的鹿野苑一地，犍陀罗地区则已经没落。其中又以秣菟罗的艺术风格，可作为笈多时期的典型表现。

　　过去以来犍陀罗、秣菟罗的差异特质，到此时开始发展成南北交流、本土与外来融合的新风格，并将西方的写实与造型，融入在传统印度特有的古典表现中，这种融合性的风格又称为“笈多样式”。笈多样式的艺术特质，随著政经势力的扩张，逐渐影响到中亚及西域等地，后来也透过佛教的东传，间接进入中土及其他各地，因此在中亚、西域广为盛行笈多样式，对于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二、西 域

　　从新疆往阿富汗、中亚诸国方向延伸之广大的区域，就是我国历史所载的西域，广义的西域所含括之区域相当大，狭义的西域则是仅指葱岭以东的新疆，具体位置是在天山南北两麓，有许多文明古国曾在此大放异彩。不论如何，西域自古以来即是欧亚大陆的交通孔道，也是古代历史文明的十字路口，其中绵亘千里的古丝路旧道，更扮演著佛教艺术文化传播的命脉。西域一地自从两汉经略以来，与中原文化的传承发展，具有相当密切的影响关系，其中佛教与佛教艺术的东传，对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最为重要。

　　由于早期佛教是透过西域丝路的东传，然而丝路沿线存在著沙漠峻岭等无数的天险阻隔，在交通不便的困难条件之下，便以渐进式的方式逐步向东传播，当西域继印度成为周边的重要佛教文化圈之后，便开始对中土地区发挥影响力。根据古代传法史《高僧传》的记载，有些西行求法僧或佛典的出经来源，大多与西域具有密切的关系，甚至东进的传法高僧本身就是西域人，因此早期传入中土的佛教与艺术文化，略带有强烈的西域当地色彩。

　　佛教艺术从犍陀罗出发，迈向东传旅程的第一个中继站，便是著名的梵衍那石窟，也是当今留存最大的石窟群遗址。梵衍那石窟位于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脉之中，共计全长一千三百多公尺、七百余座窟室，目前尚存两座最高的石窟大佛立像，其中西大佛高达五十五公尺而居冠。除了梵衍那石窟之外，阿富汗境内也有历史上重要的佛教圣地，例如哈打和氾堵基斯坦，并且在文明古城的白夏瓦﹝古称富楼沙国﹞和喀布尔﹝古称高附国﹞一带，发掘出许多佛寺的考古遗址。由于古代阿富汗地区，与犍陀罗的核心巴基斯坦之地缘关系，因此整体的艺术表现多少具有犍陀罗的遗风。

　　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以后，进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再沿著天山南麓、塔克拉马干沙漠北缘的丝路古道，便可来到著名的古国龟兹国﹝新疆库车县﹞，克孜尔石窟则是当地重要的文化遗址。这里曾经是西域佛学与艺术的重镇，十六国晚期对中土佛教最具贡献的高僧鸠摩罗什，即是来自龟兹国。从此东往吐鲁蕃的方向，也是西域重要的文化圈，举凡史传知名的楼兰国、鄯善国和高昌国，如今都经由考古出土而重见于世，并且发掘出许多古石窟寺院遗址，例如克孜尔朵哈、库木吐拉、玛札伯哈、森姆赛姆、温巴什、台台尔和阿斯坦那等石窟，均座落于丝路古道的周边幅射带，同时也是佛教艺术与文化在此东传的最佳见证。

　　三、河西陇东

　　甘肃西境、祈连山下的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狭长走道，也是佛教继丝路再进入中原的主要孔道。

　　（一） 河　西

　　西汉武帝为利于经略西域，曾在河西设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到西元四一二年沮渠氏的北凉政权建立，更让佛教与艺术文化推向高峰，其中位于走廊西口名闻遐迩的敦煌莫高窟，不仅被列为人类文明的文化瑰宝，更是古代中、西文化交会的重要窗口。除了敦煌石窟之外，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以及武威的天梯山石窟等，都是河西走廊佛教的重要文化遗址。西元四五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后，几乎将北凉佛教全盘迁到平城，后来在平城执掌佛教事务与造像艺术工程者，几乎是从北凉旧属所迁徙而来，换言之对于中土佛教艺术的影响相当重要。

　　（二） 陇 东

　　西秦和北凉先后在此建立政权，对于佛教推展不遗余力，因此陇东也是佛教石窟艺术的重镇，与河西的石窟群同享齐名，此区要以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永靖炳灵寺最具代表。北魏太武帝西进关中灭姚秦之后，亦逐步向陇东地区歼并，并将该地的佛教文化移植到平城，对于日后北魏佛教艺术的发展，与河西地区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关系。

　　四、中 土

　　佛教约于东汉时期初传至中国，开始盛行于魏晋和十六国时期，当时中国仍是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的中间为主，是以“中土”来称呼可能较为适切。因此探讨中国佛教艺术的东传，毋宁就称之为“中土佛教艺术”。综观十六国、南北朝前后政治重心的转移，曾出现许多区域性的佛教文化圈，或以佛教组织的汇聚而称之为“教团”，北朝部分依据传播路线的次第，除了前述的河西和陇东，分别还有关中、平城、洛阳、河北和山东等教团；另外则还有南朝的建康教团，对于后期佛教艺术汉化的表现，亦具有重要的影响关系。

　　（一） 关 中

　　关中到了西晋结束三国分据、定都长安之后，便成为华北新兴的佛教与艺术中心。

　　北魏太武帝灭姚秦以后，长安曾经一度衰颓；直到北魏末年王朝分裂，西魏以及北周和隋在此相继立国，使得佛教事业和造像艺术的活动，又重新恢复往日的盛况，更进一步延续到七、八世纪的大唐盛世。

　　（二） 平 城

　　北魏太武帝统一华北之后，为了充实首都平城的局面，强势将关中、陇东、河西各地的府库、僧团、佛教文物搬迁到平城来，顿时平城汇集了华北各地佛教文化发展的精华。虽然太武帝晚年下诏灭佛，造成佛教事业与造像艺术的空前浩劫，后来文成帝即位后迅速复佛，并听沙门统北凉高僧昙曜之议，于武州塞开凿钜型石窟，也就是云冈石窟创建的由来，因此为五世纪下半华北石窟艺术开启新页，更使平城地区成为当时佛教艺术文化的重镇。

　　（三） 洛 阳

　　北魏孝文帝毅然从平城迁都到洛阳之举，令洛阳地区的教团势力又重新复苏，并同时开凿龙门石窟及巩县石窟，尤其是汉化影响下对于造像艺术本土化的新作风，更带给日佛教艺术发展诸多的启示，亦使得洛阳取代平城成为六世纪初新兴的艺术重镇。

　　（四） 河 北

　　自从六世纪中叶北魏分裂之后，其中往东迁移的东魏政权，将京城迁徙到河北的邺都，带动了河北地区成为新兴政权的核心地带，也带动这个区域的教团势力发展，更为后来的北齐佛教艺术高度发展奠基，其中又以定州地区颇负盛名。过去与中原洛阳相较的地方风格，如今蔚为东魏、北齐的主流风尚，并且相继开凿南、北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和安阳石窟，可以见得河北佛教艺术事业的盛况。

　　（五） 山 东

　　山东在十六国末期曾被南朝刘宋收复，直至北魏献文帝时复归北朝统属，在五十多年间受容于南、北文化的交融，对于后期造像发展种下变因。北魏末年分裂成东、西两魏，由于东魏、北齐政权的东迁，促进河北、山东地区性的佛教艺术抬头，成为主流艺术风格的展现，在山东地区能与河北定州齐名者，即是青州地区的造像艺术，同时周边亦随之诞生了云门山石窟和驼山石窟。

　　（六） 建 康

　　建康即是名都南京，具有龙蟠虎踞的优越地理条件，故是东晋、南朝各代的政治核心地区，也是南方佛教与艺术文化的中心，南朝虽然历经许刘宋、萧齐、萧梁和南陈等朝代的更迭，但是建康一直都是京邑的所在地，所以长久保持著南方佛教发展的卓越地位。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南、北朝两大政权的对峙，但是佛教学术的研究，以及佛教艺术文化的交流，却从未因此而中断过，尤其六世纪前后的佛教艺术发展，正兴起南北艺术交流与融合的新作风，因此在南北朝的后期，南方文化对中土佛教艺术发挥相当程度的影响力。

　　自体发展

　　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成熟，即是展现在自体风格与本土特色的抬头。佛教艺术的初传，尚保留著外域传入的风格，甚或可见犍陀罗蓄胡、卷发和通肩袈裟的表现，其后才开始有本土特色的融入。到了南北朝时期，进入佛教艺术史上第一个高峰，不仅有大型石窟工程的陆续开凿，并在北魏汉化政策的推动之下，带入南方汉式的表现作风，加速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变格，尤其到了北魏末年分裂成东西两魏之后，地区性的艺术风格顺势抬头，并促使北朝新式作风的成形。从此佛教艺术已在中国奠下深基，亦造就了隋唐佛教艺术的成熟表现，历经五代、宋元时期的转型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今天所见自体性强烈的造像面貌。

　　就北齐的《佛头像》为例，由于经过北魏晚期汉化政策的风格变易影响，加上出自于当时盛名的青州地区，因此已经很难再看到西域或印度的原型。该件圆石造佛头像，从颈下虽缺损不明，幸好佛像的神情清晰可辨，至于佛首的肉髻低平，发饰结成点状小螺旋形，而非印度早期的波浪发型。其次脸圆丰颊，五官上以汉人的神态，取代了外域特征强烈的深目高鼻，再仔细观察则可得弯弧眉线、柳叶细眼，只不过其眼神俯视、双唇紧闭，更一改北魏晚期的慈目含笑，神情上也要比较为端正严肃，似乎则侧重于自我观照的沉思，探索于如禅定哲思般的境界。

　　以此佛像的神态，再扩而充之可及于另一件《佛立像》，此尊圆雕的石造佛立像，其肃穆入定的神情与前者相仿，不过更可见其躯体优美而流畅。佛像双手的印相完整，就右手外伸高举、左手放掌垂下，正好是做无畏印和与愿印的搭配。此像另一特色在于圆领迦裟的衣褶，几无流畅的纹饰的表现，目前所见是前世贴金上彩后的遗渍，但随顺著身的高低而起伏，呈颢出身躯体态的质感，所以甚有薄衣贴体的视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