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南佛教与汉传佛教、印度佛教的关系

论云南佛教与汉传佛教、印度佛教的关系
　　作者：邱宣充
　　云南佛教与汉传佛教、印度佛教关系密切。现从汉传佛教与印度佛教传入云南的历史的角度来进行论述，这里所说的云南佛教是指大乘佛教，而非南传上座部佛教。
　　一、汉传佛教的传入
　　佛教何时传入云南，传入云南的佛教又属何种派别，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于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1“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这里所说自西传入，显然是指印度。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从地理位置上看云南与印度仅有缅甸相隔，历史上就有“蜀一身毒”道相通；从四川至印度，云南是必经之地。而所言“密教”，则是指“密宗阿吒力教”。
　　而方国瑜则认为：“佛法传至云南之事迹不获得考，惟据片断之记载，则自中土、印度两路并存传播佛法于云南之说，似并可信，然主流则自中土来。”○2以上两位大师所述，均为二十世纪中叶的论著。经过近五十年来学术界同仁的努力从目前所知的史料看，似以方国瑜的推断更符合历史实际。应当说，佛教传入云南，约开始于公元七世纪，其传入的路线是从中土而来，主要是从四川来；传入的教派为中原的大乘显教教派，其史实如次：
　　1、位于安宁市呜矣河乡小石庄村葱蒙卧山上的王仁求墓，有碑立于唐圣历三年（公元698年），碑高3.2米，宽1.6米，碑额圆首，额题正书“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额上雕刻双龙并佛像一龛，佛龛内雕有二尊坐佛，为释迦、多宝像。这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刻造像。碑文为初唐成都著名文人闾丘均撰文，共1540字，记王仁求生平事迹。王仁求（630-674）曾任唐“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任职期间平定了蒙敛的侵乱，颇有政绩。其墓于1989年3月因当地水土流失而进行抢救发掘，为方形砖室墓○3。王仁求碑额所刻佛教造像，与唐初怀仁圣教序、皇泽寺造像，道因法师碑额等“一体相承”○4，是佛教初传云南的重要物证。
　　2、佛教初传云南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明代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蒙化府仙释亦载：“张彦成（据考张建成，张彦成为同一人）蒙川人，南诏蒙晟罗遣彦成使于唐，礼待甚厚，赐以浮屠像而归，南中佛事自兹始。”
　　位于今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以南约60千米的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是历史上南诏国的发祥地。当时六诏之一的蒙舍诏主细奴罗称南诏王之后，历逻盛、盛罗皮、皮罗阁数代，南诏的统治中心均在巍山县境内。及至阁罗凤时统一六诏（752年），才迁都太和城。目前已发现蒙舍诏故城二处。其一在巍山庙街乡古城村东，城址在一缓坡上，平面呈不规则园形，周长约660米。其中近北墙中部有一夯筑土台，地面碎砖瓦较多，从中发现有“口方广佛”字样的有字瓦。我们知道，《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汉地佛教华严宗的主要经典；经名印在当地出土的瓦上，表明此经已在云南广泛传播。这是八世纪初佛教已传入云南的又一证据○5。其二，另一蒙舍诏遗址位于庙街乡垅圩村北的垅圩图山上，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100米，1958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试掘，见一南诏时期的建筑基址。而在遗址东南相距约500米的石场岭，1990年当地农民采石时发现红砂石质的石刻造像一批。当年组织清理，得石刻佛、菩萨像约180余件（指未修复前的碎片数）。1991-1993年，云南省博物馆组织清理发掘，清理出一佛寺基址，一厅堂建筑基址和一方形佛塔塔基；出土一批石刻佛像残片、有字瓦、滴水、方砖等○6。垅圩图山出土的石刻佛像，均红砂石质，目前分藏云南省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及巍山县文物管理所。1993年我陪同台湾故宫博物院李玉珉及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何恩之（Howard A.F）等人在巍山考察了这批佛像，一致认为是属于唐代的造像。而这批造像未见有密宗造像的因素。
　　巍山的发现，对研究佛教初传云南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证明在九世纪初密宗阿吒力教传入云南之前，在八世纪中汉传佛教已传入南诏国的发祥地；同时也证明了在南诏王盛罗皮时，张建成入朝带回浮屠、佛书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3、大理崇圣寺三塔，始建于公元九世纪初○7。1976-1979年进行了加固维修。在清理千寻塔塔顶塔刹中心柱基座时，发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文物567件，塔基底部墙洞内出土文物104件，为迄今发现南诏、大理时期文物中最丰富，最重要的一批。其中塔基墙洞内的文物，大多是用泥烧制的“小泥塔”。据《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所载，它们是祭塔时的供物。而其中南璧墙洞出土一件用印模压印成的拱形佛龛，内有一佛二菩萨像○8。其中佛像结跏跌坐，头饰螺形发髻，二手手心向上置腹前，当为阿弥陀佛像。此像从造型风格看应属汉传佛教唐代造像无疑。而塔刹中心柱中发现的造像，因发现后理国时高贞寿，高量成等修塔的发愿文○9，可以判断大多数文物属大理国时的作品。其中也夹有唐代的文物。李玉珉在《南诏大理佛教雕刻初探》中，对比了崇圣寺三塔出土的观音立像（标本号TD中：11）与美国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观音菩萨立像后指出：“此尊观音的造型和风格特征，甚至璎珞的式样和佩戴方式，皆和七世纪至八世纪的唐代造像相同”，推断此像“可能是一件受中土风格影响的南诏作品，它的制作年代约在西元八世纪左右。”○10
　　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塔藏文物，显然是有唐代中期从中土而来的佛教显宗和唐代晚期密宗阿吒力教的双重内容，但佛教显宗的造像时代上要早于后期密阿吒力的造像。
　　4、剑川石钟山石窟，是云南南诏、大理国时期著名的石窟。早在1939年，李霖灿踏勘了石钟山，是当代学者所做的第一次考察。1951年南京博物院宋伯胤又对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和研讨。1999年，云南大学与北京大学联合申请云南省院校教育合作项目《云南剑川石窟的调查与研究》，开始了对石窟进行系统的考古学调查，调查简报○11指出：
　　“剑川三区石窟的造像题材和造像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沙登箐区流行弥勒佛和阿弥陀佛题材。造像面相方圆，身著双领下垂式袈裟，造像特点显示年代上应较早。”
　　“沙登箐区1号窟，多为组合不规范的小型窟龛，雕造手法略显示稚拙，可能是小型佛教社团或民间信徒捐资开凿。造像题材比较单纯，主要是弥勒佛和阿弥陀佛。第1号下层1-7龛内造像题记“国王天启十一年”中的“天启”，是南诏第十世王劝丰佑的年号。天启十一年即公元850年，该题记是剑川石窟中现存最早的纪年造像题记。题记所在龛像较上列1-1至1-5龛造像年代要晚。”也就是说，沙登箐1号窟中1-1至1-5号龛所刻阿弥陀佛及弥勒佛像，其年代最早，同样可以明显示看出从中土而来的汉传佛教造像风格的影响。
　　从以上介绍的昆明王仁求碑碑额造像、巍山垅圩图山寺院遗址出土石刻造像、大理崇圣寺三塔藏佛教造像、以及剑川沙登箐1号窟佛教造像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大乘佛教显宗即由中土传入云南，其时代要早于九世纪初传入云南的密宗阿吒力教。
　　最早传入云南的汉传佛教主要是什么派别，传入过程又有哪些高僧起了重要作用？现在从巍山蒙舍诏出土的“大方广佛”有字瓦，三塔塔藏法藏所译“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情况看○12，唐代的华严宗显然在云南有所传播，然而主导云南的汉地佛教仍然是禅宗。这从著名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简称《张胜温画卷》下同）可以得到证明。《张胜温画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卷纸本，全长1635.5厘米，宽30.4厘米，为大理国盛德五年描工张胜温所绘。《画卷》在绘画艺术上及绘画内容上是无与伦比的佛教艺术精品；而且从研究宗教史的角度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张胜温画卷》自明初发现后，屡次更改装祯，因而图序很乱。现参照清代经章嘉活佛整理修订、丁观鹏重绘的摹本“法界源流图”加以校刊，发现摹本删去了原图第51-58幅，即和尚张惟忠，贤者买口嵯、纯陀大师、法光和尚、摩诃罗嵯、赞陀崛多、沙门口口及梵僧观世音菩萨等八大本土祖师的内容。在原图中，这八大祖师像列于第42-50幅所绘禅宗八祖之后○13。而这八大云南本土祖师，却却是佛教传入云南最有影响的人物。经台北故宫博物院李玉珉考订○14，云南的八大祖师，既有汉传佛教禅宗的祖师，如和尚张惟忠，贤者买顺等，也有密阿吒力教的祖师赞陀崛多，梵僧观世音等。然而排在前面的则为佛教禅宗的传承人。
　　据李玉珉考证，画卷第50幅所绘神会大师，是禅宗荷泽派的人。荷泽派的弟子尊神会为中原禅宗的第七祖。而和尚张惟忠，系湖北荆州人，在成都圣寿寺传法，并在圣寿寺圆寂，故有人称他为“益州南印”。他是神会大师的再传弟子。而在大理创建崇圣寺三塔的贤者买顺大师，则可能是南诏国送往成都学习的质子。由于唐节度使韦皋（745-805）是一位禅宗信徒，且与神会的弟子有接触，质子之一的李贤者买顺成了和尚张惟忠的禅宗传人。
　　方国瑜1978年发表《大理崇圣寺塔考说》一文，考订了定立三塔的李贤者，即为买顺禅师○15。据清代圆鼎《滇释纪》：“买顺游方谒天皇（道）悟和尚（禅宗南祖二世）、参百丈（怀海禅师）、南泉（普愿禅师）”，此三人在中唐时均为南岳一世马祖道一弟子，因而方先生认为：“李贤者买顺，传授禅宗于大理，兴寺、建塔，南诏成王（丰佑）时也。”由此可见南诏国所建全国最大的寺院大理崇圣寺，最初是汉传佛教禅宗的寺院。
　　南诏国劝丰佑（824-859）时期，是佛教在云南广为传布的最主要时期，几乎与汉传佛教禅宗在大理传布的同时，以梵僧赞陀崛多为首的密宗阿吒力教也在大理得到了发展。赞陀崛多本人亦被尊为国师。由于密宗阿吒力教的传承方式简易和戒律方面的松弛，更易为当时云南当地民族民众所接受。因而在整个南诏、大理国的统治范围内，自公元九世纪中叶起，至十三世纪中，密宗阿吒力教在云南后来居上，其地位竟然超过了汉传佛教。然而，自1095年后理国起，由于大理国权臣高氏倡导佛法，汉传佛教禅宗在大理得到了中兴。其时，经道悟，玄凝等大理崇圣寺主持僧的倡导，以及中原地区大量佛教典籍的流入，为禅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当时崇圣寺仍为密宗阿吒力教所控制，高氏便将禅宗的中心转移至祥云的水目寺。被誉为水目寺开山祖的普济，是崇圣寺主道悟的弟子。曾任大理国相国的高寿昌（法号“净妙”）、大理国相国高量成之子高成宗（法号“皎渊”）则是崇圣寺玄凝大师的弟子，他们被尊为水目二祖、三祖。据清代圆鼎《清释纪》称，净妙曾“游中州叩黄龙慧南禅师”。黄龙山位于江西修水，宋时临济宗八世慧南，为禅宗临济正宗黄龙派的创始人。因而净妙也就成为云南禅宗临济宗的第一人。至于皎渊的生平事迹，有著名的《渊公碑》传世○16。其中有一段皇叔利贞皇帝段智兴对皎渊的谈话：“达摩西来之说，祖祖相传，灯灯起焰，自汉暨于南国，代不失人，”其达摩西来之说，正如前述与张胜温画卷图载的佛教禅宗荷泽派的内容相吻合。这也说明为什么“画卷”绘有禅宗传入云南经过的原因。
　　二、印度密教的传入
　　密教的创立，在印度始于公元七世纪左右。那时印度大乘佛教分为中观，瑜伽两派，同以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为中心；后来因受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影响而创立密宗。故从教理来讲，密教与显示教无殊，唯密宗行法广取天神，此当受印度教神祗的影响。中观、瑜伽两派延续为密宗的金刚、胎藏两部。
　　密教传入我国中土，约始于八世纪。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人经广州于唐开元二年（714年）来到西安，译密宗典籍，开真言宗，谓之“中密”。其后，中密向东发展，到达日本，又称为“东密”，或“日密”，至今密宗在日本有很大影响。据赵迁《不空行状》注：“昔者婆伽梵毗卢遮那以金刚顶瑜伽秘密教之真言法印付，属金刚手菩萨，垂近千载，传龙猛（即龙树）菩萨数百年，后龙猛传龙智阿遮利，龙智传金刚智遮利，金刚传之今之大师。”其中龙树为中观派教主，故不空等所传密宗当属金刚部系统。《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其主要经典。
　　但密宗阿吒力教传入云南的历史，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曰：“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其传入的路线显然与不空来华的路线不同。相传最早将密宗阿吒力教传入云南的，是一位印度僧人赞陀崛多。在《张胜温画卷》第56页有其画像，也属于前述被清代章嘉国师删去的云南八大祖师之一。据清代圆鼎《滇释纪》曰：“赞陀崛多尊者又云室利达多，西域人，自摩伽陀国来，又号摩迦陀，游化诸国至鹤庆，又于腾越州，住宝峰山长山洞，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明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曰：“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其时当为公元840年。
　　这里，赞陀崛多来滇的路线，是直接通过印度至云南的陆路古道来滇，不同于不空所传的路线。而赞陀崛多“阐瑜伽法，传阿吒力教”，所传当为密宗的胎藏部教义，即为“瑜伽密宗”，也不同于传入中原的金刚部密宗。而传入的时间仅比不空传密宗于中土的时间稍晚。
　　至于印度密宗传入西藏，与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相结合，形成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大约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公元643-797年）。而从九世纪中叶赞普朗达玛灭佛止，前弘藏密的传布时间很短。只是到了公元10世纪 之后的“后弘期”，藏密才得到发展。因此，尽管其后云南的密宗也与中土的密宗及西藏的密宗有所交流，但最初传入云南的密宗教派仍然不失为密宗中最为古老的一支。唐宋时期，云南大理实际上是传入我国境内的大乘佛教瑜伽密宗的中心。
　　印度僧人进入云南传教，经历了极为艰苦的过程。来云南的梵僧，“一犬、一杖、一钵盂随身，深入民间，长于拓植”○17。他们首先是与当地土著居民长期信仰的原始宗教——巫教作斗争。洱海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观音斗罗刹，就是这种斗争的典型故事。其中，观音代表梵僧，而罗刹则代表民间巫教。大理苍山莲华峰麓的上阳溪谷口，现存一罗刹阁，建于一突兀的崖石上，阁内塑奉一白须白眉的观音像。巨崖下有一宽大的裂缝，相传为囚禁妖魔罗刹的地方。最终，佛教战胜了巫教。
　　传世文物中记录梵僧观世音事迹最为详尽的，当推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的《南诏图传》及文字卷。此图传系南诏舜化贞中兴二年（899年）由“南诏主掌内书金券赞理昌忍爽王奉宗”所画，原亦藏于清宫，后流散至国外。全图由“铁柱记”、“巍山起因”、“西洱河记”等三部分组成，其中“巍山起因”，即以连环画的形式描述了梵僧携阿嵯耶观音像来云南大理传教的经过。汪宁生逐一对照“巍山起因”绘画的内容与万历《云南通志》卷十所载“观音七化”条的记载，可见绘画内容与“观音七化”的记载完全吻合○18。观音幻化的故事，同时见于云南地方史藉《说古滇说》、《棘古通记》、《南诏野史》及清代著作《洱海丛读》、《滇释纪》等。
　　《南诏图传》所绘观音幻化故事共六段，每段代表一化，与万历《云南通志》记载第一至六化大体相当。第七化所载内容则见诸于图传的文字卷，其文曰：“保和二年乙巳岁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至我京都，云吾西域莲华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于今何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梵僧的姓名、身份及时间，为南诏国保和二年，即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梵僧菩立陀诃因携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来华传教，并为当地民众所接受，因而被誉为“梵僧观世音”。《张胜温画卷》第57开紧接赞陀崛多像之后，就有“梵僧观音”的图像。在剑川石钟山石窟狮子关窟区有刻于大理国盛德四年（1179年）的“梵僧”观音像。在沙登箐窟区，近年又发现有一处尚未完工的梵僧线刻像。以上资料均反映了弘传云南的密宗阿吒力教直接来源于印度。
　　密宗阿吒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为九世纪初，比汉传佛教传入的时间要晚。然而从南诏王劝丰佑时期开始（824-859），至大理国灭亡（1253）的数百年间，一直为南诏、大理国统治者所推崇。其传布方式是一种“杂密成分甚浓，且强调祭仪的信仰”；“这种被认为是密教的阿吒力教信仰，是仍在杂密阶段的“法术”式信仰”；“阿吒力教重视的是灌顶、息灾、祈福、度亡等现世信仰的实践方式”，易为当地土著民众所接受，因而成为唐、宋时期以云南大理地区为中心的盛极一时的宗教信仰○19。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南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来自内地的佛教经藉不断传入，密宗阿吒力教所传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一，汉传佛教密宗的主要经典之一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心经》在大理地区广为流传，以至曾将大理僧人抄录的《金刚经》作为贡品输入内地。其二，显密相容，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华严宗、净土宗等显教宗派也开始在云南广为传播。
　　云南密宗直接来自印度，最重要的物证，应该是1978年在维修大理崇圣寺三塔时发现的一批塔藏文物。其中包括佛教造像、写经、符咒、法器、金银饰品等共600余件。○20
　　现将明显是直接由印度传入的部分介绍如下：
　　1、阿嵯耶观音
　　在大理的佛教中，阿嵯耶观音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其造像特征是：细腰宽肩、上身袒露、双臂均戴臂钊，下著裙裳，紧贴于身。她被称颂为“大理圣源上方开化之始基，人民进化之本源”。此像造型见于《南诏画传》的“巍山起因”，亦即梵僧所携来南诏的观音像；亦见诸于《张胜温画卷》和剑川石钟山石窟。另有一批传世铜像，后来流传至国外。早在1944年，美国的海伦?查频（H.Chapin）即著文把这种观音像命为“云南观世音”○21。
　　1978年在崇圣寺三塔主塔塔顶发现的阿嵯耶观音像共计三尊：其一为纯金像，像高28厘米，重1135克，后有银质镂空火焰纹背光。其二为一漆龛藏金质阿嵯耶观音像；漆龛通高10.8厘米，底边长5.3厘米，宽2.7厘米，龛呈紫红色，龛顶饰莲花宝珠，龛内置阿嵯耶观音金像，足下置束腰莲花座，后有金质火焰镂空背光。足下置莲花座，正是阿嵯耶观音被尊为“莲花部尊”的明证。其三为一仅高8厘米的木雕像，其雕刻极其精致细腻；该像正面朱书“易长真身”四字，背书“弟子杨圣秀”字样。
　　据海伦?查频研究：“大理观音像的风格实源于印度东北帕拉王朝（pala Dynasty，约为公元750-1197年）的雕刻，它的作品经由尼泊尔和爪哇传至大理”。李玉珉进一步做出解释：“帕拉王国的帝王笃依佛教，在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之下，佛教在印度东北的比哈尔邦（Bihar）和孟加拉邦（Bengal）盛行一时，为印度佛教史写下最后的光辉一页。比哈尔邦境内的那烂陀（Aalanda）也顿然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来自各地的求法者甚众○22。李玉珉还为，“大理观音的远源有二，一是帕拉美术，另一则是巴拉伐美术。”上述阿嵯耶观音的源流，正与我国文献记载的梵僧赞陀崛多“自摩迦陀国（Magadha）来”不谋而合。而这种造像的风格，在内地、西藏和日本都是没有见到的。
　　2、大黑天神像
　　印度密宗继承了大乘佛教的主体思想，以《大日经》与《金刚经》为主要经典，并吸收了当地婆罗门教的神秘思想，增加了六大（地、水、火、风、空、识）、四曼（四种曼茶罗）、三密（身、口、意）等内容，形成了密宗○23。印度密宗的造像，佛部造像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加上四方佛而成五方佛，不同于汉传佛教的三世佛。此外莲花部、金刚部造像，均受婆罗门教的许多影响。从印度鹿野苑出土的造像看，有五方佛、金刚萨埵、六字观音、乌刍沙摩、文殊、多罗、持世、摩利支王等内容。○24 而大理三塔塔藏的佛教造像，其总体内涵与此相同。
　　在金刚部造像中，云南盛行大黑天神像。大黑天原是婆罗门教湿婆神（Siva，大自在天）的化身，对其信仰始于笈多王朝（4-6世纪）。七世纪婆罗门教的经典提及：“大黑天神圆目凸腹，怒面獠牙，鼻翼宽阔，身佩骷髅或人头顶环，以蛇为缨珞”，印度在十一世纪帕拉王朝时，大黑天神在佛教中的地位显著提升，现存大黑天像大多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四臂像居多。大理崇圣寺三塔塔藏文物中有大黑天神像多尊，其基本特征为：现忿怒护法相，身躯粗壮、顶戴骷髅冠，身佩戴骷髅或人头顶环，以蛇为缨珞，亦以四臂像为主，也有八臂像，造型与印度大黑天像相近，而鲜为中原密宗所见。○25
　　3、曼荼罗图像
　　大乘佛教密宗系统，均有曼荼罗图像。“曼荼罗”为梵语Mandala的音译，汉译为“道场”、“坛城”。曼荼罗图像标明各佛与菩萨，护法神尊在大千世界中的位置，最早形成于公元四世纪的印度。在我国内地，约于八世纪开始出现，有主要依据《大日经》而绘制的“大悲胎藏界曼荼罗”和主要依据《金刚顶经》而绘制的“金刚界曼荼罗”○26。
　　大理三塔发现一件绘于棉布上的曼荼罗图像，与另二件墨书写经同藏于一鎏金铜质经函中，推断为大理国后期修塔时所藏。图像呈方形，宽125厘米，长123厘米。中心部分以双线画出正方形坛城外廊，边长64厘米，而坛城内又画出一井字形，形成九个小方格。方格内梵文佛名，其外四门及外廊皆书梵文护法神名。坛城顶部绘一宝盖，两侧有日月图案，坛城四周绘金刚杵图案，东侧绘一青色八辩莲花。此曼荼罗图像对照两界曼荼罗，应属胎藏界曼荼罗。图像正中所设诸佛，中台为大日如下，四方现四佛，即东方阿 如来、南方宝生如来、西方阿弥陀如来、北方释迦如来。四维为四菩萨：即东南普贤菩萨、西南文殊菩萨、西北大势主菩萨、东北观世音菩萨。从此图像所反映的内容看，与文献所载梵僧赞陀崛多所传佛教属密宗胎藏部是一致的。
　　4、各种密宗法器
　　大理三塔塔藏文物中，各类法器反映与印度密宗有关的资料很多。如一件鎏金镶珠金翅鸟，造型非常精美。此件文物密藏于千寻塔塔刹基座内一木质相轮幢中，重125克，张翅昂首，栖息于莲花座上，鸟首饰羽冠，颈及尾羽张作火焰状。金翅鸟，梵名迦楼罗，又名妙翅鸟，顶瘿鸟，八部天众之一，翅翮金色故名。迦楼罗原为印度神话中太阳的神格化，相传两翅三万六十里，住须弥山下，常取龙为食。云南佛塔塔顶四角常置此鸟（俗名金鸡），寓意可以镇龙治水。这件文物从创意到工艺均为我国内地所罕见，应是云南直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的另一重要证据。
　　金刚杵，是梵文“跋折罗”（Vajra）的意译，俗名“降魔杵”，原系印度的一种兵器，常为密宗造像各护法天神所持，亦为阿吒力僧人日常诵经时手持之物。○27 在大理三塔塔藏文物中，金刚杵达213件。其中包括单面独股杵，双面独股杵，双面三股杵，双面五股杵等不同式样。独股杵中有许多把作明王头像，或现菩萨像。而五股杵中，很多指环饰有蛇纹。蛇，梵名“萨波”（savpa），为婆罗门教、印度教中的崇拜物之一，后为佛教密宗所假借，多见于金刚部造橡。大蟒神（摩睺罗，即Mahorg）属八部天众之一，胎藏部第三院之一尊，或谓释迦如来之眷属。
　　陀罗尼咒是用梵文记录佛陀的语句，有汉文译文。广泛使用陀罗尼咒是区别显宗与密宗的一个重要内容。大理三塔发现的各种陀罗尼咒，有写在绢上的，有模印在砖上的，还有印在火漆上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陀罗尼咒，是印在火漆上的。印面圆形，直径5厘米，印面正中有梵文四行，其下有菩提树、双鹿和法轮等图案，更直接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内涵。○28
　　密宗阿吒力教在云南前后约七百年（公元九世纪至十五世纪），当时在大理一带传播广泛。由于阿吒力僧一般是有室僧，又能育咒制龙、辟邪，易为当时的当地群众所接受。在丧葬习俗方面，密宗阿吒力教无论僧侣还是其他信徒，死后均实行火葬。大凡从南诏晚期至明代，云南普遍发现的火葬墓群，大多与阿吒力教的传布有关。
　　在佛塔建筑方面，现存的年代最早的密宗阿吒力教佛塔，是建于唐代的大姚白塔。昆明官渡妙湛寺金刚塔亦属此类，它始建于明天顺二年（1458年）。为全国年代早最的金刚宝座塔之一，造型典雅秀丽，在我国密宗佛塔中独具一格。
　　由于唐宋以来与中原佛教交流的加强，云南密宗亦引进了中原汉传密宗的许多经典。《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等中原密宗经典，曾在云南广为流传。大理三塔塔藏文物中，就发现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残卷。 ○29 而1957年在大理风仪北汤天村法藏寺中发现的大理国保天八年（1052年）所抄的《护国司南抄》，即为《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疏》的注释。○30 从大理国高氏弘扬佛法起，云南大乘佛教进入瑜珈密宗与中土密宗、密宗与显宗兼容并蓄的局面。除三塔塔藏文物外，最明显的是反映在《张胜温画卷》及剑川石钟山石窟石钟寺窟区的佛教绘画及雕刻上。从现有资料看，两者同是大理国盛德年间（1176-1180年）的作品。
　　在石窟艺术方面，密宗阿吒力教盛行将大黑天神与多闻天王像雕刻在一起；可见于剑川石钟山石窟沙登箐窟区有刻于南诏晚期的甲子寺二天王像，以及剑川县金华山石刻、禄劝县密达拉村的三台山石刻，等等。位于昆明市博物馆内的地藏寺经幢，亦属大理国晚期的石雕作品，造像属密宗题材。幢身刻汉、梵两种文字经咒。据“造幢记”，幢受大理国议事布燮袁豆光为追荐亡都鄯阐候高明生而建。
　　与密宗阿吒力教相关的文物，分布最广的莫过于在火葬墓群中：此类火葬墓群在地面留有墓幢与墓碑；幢多数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墓碑则刻有梵文或梵、汉文对照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其中著名有腾冲县小西乡下汉村的李观音庆墓、云龙县白石乡顺荡村的大慈寺墓群等。在大理及云南全省各地发现的大量梵文碑记都是大理佛教与印度佛教关系密切的直接证据。
　　三、结论
　　根据以上对云南佛教与中土佛教、印度佛教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佛教传入云南约始于公元7世纪，最早传入的当为中土汉传佛教。而密宗阿吒力教的传入则与印度僧人沿着蜀一身毒道的游方活动有关，至大理被南诏国统治者所推崇，其时约为公元9世纪初。其后在长达700年左右的时段里，在云南佛教中占位统地位，并以大理为中心扩展至周边地区。但与此同时，中土汉传佛教依然在全省继续得到弘扬，两派之间处于一种兼容的状态。大理国时在大理国相高氏的提倡下，公元12世纪初祥云水目山成为滇西汉传佛教禅宗的传抪中心。○31 自公元14世纪起，在元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汉传佛教禅宗中心则由滇西转移至昆明，逐步成为云南佛教的主流派。明代滇西则以宾川鸡足山为中心汉传佛教进入繁荣时期，密宗阿吒力教则日趋衰落。
　　2007年于昆明寓所
　　注释：
　　注1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店 1962年版
　　注2 见《新纂云南通志》卷102宗教考2
　　注3 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发据简报见《文物》杂志1993年第6期
　　注4 见叶昌炽《语石》卷三，转引自昆明市宗教事务局、昆明市佛教协会
　　编《昆明佛教史》第4页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注5 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第244页“蒙舍诏故城”条 云南科技出报社2001年版
　　注6 简报见《云南文物》总第36期1993年版
　　注7 崇圣寺三塔的始建年代有唐贞观说、开元说及开成说等3种说法，经方国瑜研究及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的实测清理，倾向于开成说。见方国瑜：《大理崇圣寺塔考说》载《思想战线》1978年第6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实测和清理》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二期。
　　注8 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实测与清理》图版贰叁1,S1:2
　　注9 同注8 第255页。
　　注10 文见《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台湾佛光丛书1991年版
　　注11 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云南大学历史系剑川石窟考古研究课题组：《剑川石窟1999年考古调查简报》、《文物》2000年第7期71-84页。
　　注12 同注8，第256页，图版贰拾壹。
　　注13 邱宣充《张胜温画卷及其摹本的研究》见《南诏大理文物》第175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注14 李玉珉《梵像卷释迦佛会、罗汉及祖师像之研究》，《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 1992年版
　　注15 同注7
　　注16 碑全名为“大理国渊公塔铭并序”，大理国天开十六年（1220年）楚州赵佑撰，苏难陀智书。原碑已损毁，只存残段。见《新纂云南通志》卷90、金石考10，邱宣充主编《水目山志》刊残段照片及全文。云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
　　注17 李家瑞《南诏以来来云南的天竺僧人》，《学术研究》（云南）1962年第一期。
　　注18 汪宁生：《南诏图志考释》、《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2年第2期
　　注19 兰吉富：《阿吒力教与密教一依现存之大理古代文物所作的考察》，《云南大理佛教论文集》第149-170页，台湾佛光丛书1991年出版。
　　注20 姜怀英、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第64-124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
　　注21 Helen B Chapin：《yunanese Lmages of Avaloviesvara》亚洲研究季刊第8卷2号1944年，美国纽约出版。
　　注22 李玉珉，《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第15卷，第232页，1986年版。
　　注23 吕徵：《佛教研究法》第三篇第一章：印度佛教史。
　　注24 山本智教：《密教美术之源流》在京国立博物馆《弘法大师の 密教美术》第14-16页，1984年版。
　　注25 同注20图版151、153、154、155、《南诏大理文物》图版07，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注26 滨田隆《两界曼荼罗四相承のちっ》《弘法大师の密教美术》第18-24页。
　　注27 同注20，图版275。
　　注28 同注20，图版172。
　　注29 同注20，第81页。
　　注30 侯冲《大理国写经护国司南抄及其艺术价值》、《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注31 邱宣充《祥云水目山与滇西佛教》民族出版社《南诏大理历史文化国际艺术讨论会论文集》第433页，2006年11月出版。